江永與戴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永论文,戴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永與戴震的關係問題是清代學術公案之一。本案時以“婺源老儒”、“戴震諱師”、“戴震背師”等名，它最早由道光間張穆、魏源在校勘《水經注》時，發現戴震有抄襲趙一清、全祖望的嫌疑，遂至指責戴震諱師、背師。①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對於戴震學術的關注，戴校《水經注》及“背師”公案再次被王國維和孟森提及，胡適則一直以來努力爲戴震翻案，不僅說戴校《水經注》絕無抄襲，而且“證明”戴震對江永始終敬禮，二人是“最可羨慕的師弟關係”。他同時指出，張、魏、王、孟指責戴震背師，其根源在於戴震的反理學思想。② 本文不擬具體討論戴校《水經注》公案，而是聚焦江、戴交誼細節和學術傳承問題。筆者以爲，儘管對於戴震背師的指責與《水經注》案，及其反理學思想緊密聯繫，但如果僅將這一指責簡單歸咎於批評者對戴震反理學思想的厭惡，則會陷入辯護論的嫌疑，不利於江、戴關係問題的討論。戴震背師的前提在於江、戴二人存在師生關係，但江、戴關係存在争論，或謂戴震爲江氏及門弟子，或謂二人“誼在師友之間，原未嘗著籍稱弟子”。筆者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梳理此案，他人已述，本篇從略。 一、江戴首晤 無論戴震是否爲江氏及門弟子，戴震從學江永則無疑問。但江、戴首晤的時間，卻争論不斷。戴震所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以江氏學行爲主，缺乏雙方交往細節。汪世重、江錦波編撰之《江慎修先生年譜》，僅於乾隆十八年條下附載，“休寧鄭牧、戴震，歙汪肇龍、程瑤田，前己拜門下問業”，但具體面晤、拜師時間不得而知。在戴震一方的記載中，洪榜所作《戴先生行狀》，將戴震二十歲自邵武歸來至三十歲學問日進的經歷混作一團，段玉裁晚年所撰《戴東原先生年譜》，則係江、戴首晤於爲乾隆七年（1742），這就是江、戴壬戌首晤說。 反對此說的人，如魏建功據程瑤田《河西寓公叙略》及洪榜《戴先生行狀》，推測江、戴乾隆十五年（1750）首晤。③許承堯又據汪梧鳳《送劉大櫆序》“余生二十五歲從游淳安方樸山先生，後三年從游星源江慎齋先生”，考察汪梧鳳生於雍正丙午（1726），其從方楘如年二十五，正在庚午；而後三年從江慎修，則在癸酉。這樣，江、戴“自庚午相見至乙亥，不過五年，誼在師友之間，原未嘗著籍稱弟子”。④這便是江、戴庚午首晤說。余英時亦讚成許承堯的考證，認爲段玉裁《年譜》爲維護戴震的學術形象，删減了洪榜《行狀》有關戴震學習時文的部份，且段玉裁作《年譜》時年事已高，對青年戴震的瞭解没有洪榜詳細。⑤ 不過，楊應芹亦據汪梧鳳《送劉大櫆序》，推算江、戴首晤於乾隆十八年（1753），此時江永講論經義於懷古堂。⑥楊、許的區別在於對汪《序》“後三年”的理解，許氏以爲“後三年”指乾隆十五年後的三年，楊應芹堅持“後三年”爲乾隆十五年後第三年，即乾隆十八年，這便是江、戴癸酉首晤說。⑦ 楊氏考證並不確切。洪榜《行狀》記載“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的情景被江氏《年譜》繫於乾隆十八年，時年江永七十三歲，“館歙邑西溪，歙門人方矩、金榜、汪梧鳳、吳紹澤從學”，且明言“休寧鄭牧、戴震，歙汪肇龍、程瑤田，前己拜門下問業”。據此我們知道，乾隆十八年時戴震已拜江永門下問業，只是不知具體拜師時間。 乾隆十五年，江永辭謝經學舉薦，曾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⑧又該年江永七十大壽，戴震撰《壽序》謂：“少知向慕，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於吾邑之斗山（應爲“山斗”——筆者注），所讀諸經往來問難，承口講指畫，然後確然見經學之本末。”⑨則至遲乾隆十五年前，江、戴已經面晤。 江、戴首晤具體是哪一年呢？蔡錦芳認爲段玉裁的記載可信，洪榜對戴震年輕時的經歷知之甚少，可能有誤載的情況，而段玉裁是在諮詢了程瑤田等人的意見後，對洪榜《行狀》作了修正。⑩她推測說：“乾隆七年這一年，方苞告老還江寧，北京三《禮》館隨即散館，程恂回歸故里，江永從情理上來講很有可能從婺源趕來休寧看望老朋友，而且江永家中清貧，亦需出來藉助老友尋找謀生之計。”(11) 筆者同意蔡錦芳的考證結論，認爲江、戴壬戌（乾隆七年）首晤。這從新發現的江、戴交往材料可以得到佐證。其一是蔡氏所舉江氏《壽序》，其一是黄山博物館新發現的江永畫像。該畫像上有戴震題識，筆迹經鑒定確爲戴震所書，其落款時間爲“皇清乾隆壬戌仲秋月既望日”(12)，時年戴震二十歲。江永此年舉歲貢，因有此畫像，像贊爲戴震手迹，這表明乾隆七年戴震初見江永，其說法可信。但蔡氏推測有可商榷之處。首先，乾隆七年春，方苞因年邁和疾痛乞解書局得允，但禮館並未隨即解散，至乾隆十年冬官修《三禮義疏》竣稿，其修纂任務方告完成。所以，程恂此年歸里，並非禮館解散，而是有他故。其次，江永乾隆六年八月自都歸里，因有訪學的榮光，一時請講不斷，經濟暫不成問題，所以江永拜訪程恂主要是叙舊，而並非有所求。 關於江、戴首晤的具體時間，筆者推測是壬戌中秋，即乾隆七年八月十五。根據江氏年譜的記載，他該年十月份受到江西學政的“閱卷”邀請，翌年五月纔從江西歸里。(13)所以，江、戴的首見一定在乾隆七年十月之前。同時，江氏《年譜》記載他與程恂乾隆五年八月入都，翌年八月江氏自都歸里，但未提及程恂是否同行。筆者以爲程恂爲三禮館編修，定有編撰任務，所以直到乾隆七年他纔回到休寧。江永因爲程恂的提携，得到訪學京師的機會，儘管他這次訪學難言成功，但此事顯著地改善了江氏境遇，使他得到了紫陽書院的講請和去江西閱卷的機會。因此，江永往休寧探望程恂，於理當然。而戴震此年從邵武歸來，正在學習時文，準備拜師素重獎掖後進的程恂。(14)但他們之前素未謀面，所以在拜訪時間的選擇上，按照傳統，節日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這樣，江、戴、程三人剛好有一起面見的機會，時間是壬戌（乾隆七年）中秋，地點在山斗程恂家中。戴震有機會就平日所學就正於江永，翌日又爲江氏像贊題識，亦可相證。 二、戴震拜師 由於江、戴傳記缺少二人交往細節，戴震又未在其著述中正式提及與江永的關係，所以戴震是否爲江氏及門弟子，一直存在疑問。同時，由於戴震在其著述中對於江氏的稱呼前恭后倨，且稱“吾郡老儒”，因獲諱師、背師之譏。那麽，真實情況又如何呢？ 前述黄山博物館藏江永像贊爲戴震手迹，其落款爲“受業東原戴震題”，即戴震首晤江永後即拜其爲師，歸門下受業。但戴震面晤江永即拜師的說法，顯與《壽序》謂“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於吾邑之斗山”的記載相矛盾。筆者以爲，戴震首晤江永即拜師的情況概無可能。從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七年條的記載來看，當時戴震不過“一見傾心，取平日所學就正焉”，並未提及拜師之事。從段玉裁拜師的經歷來看，他乾隆四十一年便與汪元亮、胡士震等從學戴震，直到三年後纔書札請業，自稱弟子。(15)拜師需對對方學術足够了解，而戴震的像贊題詞爲恭維應酬之詞，談不上對江氏學術的深入理解，且戴氏此行是拜師程恂，學習時文應試。因爲程恂是雍正年間的進士，又是乾隆時的禮館編修，在鄉邦擁有很高威望，素有獎掖後進之名。出於尊重，戴震不可能在拜師程恂的同時拜師江永。既然如此，如何解釋戴震自稱“受業”的題辭呢？筆者以爲這是年輕戴震的謙辭，此年江永被薦爲歲貢生，容像即江永穿戴官禮服的畫像，此等莊重場合，加之戴震見面即以平日所學就正於江氏，所以他題名“受業”，不過出於對江氏的尊敬，有附驥之嫌，但並未真正拜師。 關於戴震拜師的時間，蔡錦芳據江氏《答戴生東原書》和《答甥汪開歧書》二書，推測在乾隆十年（1745）或者十一年（1746）。因爲在這兩封信中，江永談到了他對於戴震《六書樞言》的批評。《六書樞言》是戴震《六書論》的初名，而據《戴震文集》的記載，此篇成於乾隆十年孟冬。(16)筆者以爲，戴震乾隆十年拜師江永較爲可信。一方面，該年在時間節點上，符合戴震《壽序》“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的記載。另一方面，戴震拜師程恂，常往山斗拜望，於理當然。但程恂因有校書和編撰任務，如他乾隆八年與李清植同勘《儀禮》，乾隆十一、二年又在京師校刻《十三經》及修纂《大清通禮》(17)，與戴震的交流較少。而隨著戴震對江永由“少知向慕”、面見請益，到對江氏學術的深入了解，他有拜師以求學業進步的需要。而江永乾隆十年館於山斗程恂處，戴震有機會拜其爲師，這也符合《壽序》拜師地點的記載(18)，因爲到了十一年三月，江氏便被請講紫陽書院，戴震無緣隨行。筆者更進一步推測，此時江永受到訪學京師時與吳紱的質疑問難，正在潜心研究《周禮》，戴震正是欽佩江永的禮學研究，纔拜江永爲師。這由拜師江永的次年（即乾隆十一年），戴震即撰成《考工記圖》可證。(19) 《考工記圖》是戴震的成名作，該書初稿作於乾隆十一年（1746），但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纔由紀昀資助刊行。戴震原稿只有器物圖像和部份研究心得，在刊行前根據紀昀的建議，增加了先後鄭注，並部份作了補注，申明自己的意見，同時引用友朋研究，其中包括江永的研究成果。刊本《考工記圖》受到江永學術的影響毫無疑問，其稿本亦多引自江氏研究心得。如紀昀《考工記圖序》所言，則刊本《考工記圖》中的圖及部份圖下注釋爲稿本原貌，而戴震在“戟”圖下附注，注中全引江氏之說： 江先生曰：“戈戟皆有曲胡而异用。以《春秋傳》考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刜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擊之刜也。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柏’，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潁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儗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本（四庫本作“木”）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鈎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閑甚狹，何能鈎人出於井？葢鈎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鈎者也。鈎欒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鈎之，鈎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其戟之用，而後可以知戈戟之形。”(20) 對照《周禮疑義舉要》，江永僅在“用援用胡皆可云殺（之）”下增加“惟鈎之用未見於傳，而記言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自是言鈎人不便利之病”。餘皆少許字形差异，如《春秋傳》僅稱傳，“富父終甥”之“甥”作“生”，“駒柏”作“駒伯”，“鈎”作“句”等。(21)據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譜》記載，江氏《周禮疑義舉要》完成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但該書初稿在乾隆十年便已完成，至遲乾隆十五年（1750），戴震已經讀閱題名《周禮舉要》的江氏稿本。(22)戴震《考工記圖》在其入都後一年內刊出，則可證他在入都之前所鈔録的江氏《舉要》筆記，幾與定本無异。 關於具體的拜師日期，蔡錦芳據《民國歙縣志》對斗山書院的介紹，“每歲臘月二十四闔郡紳士諸生設祭行禮”，因此推測是這一天。但她的考證忽視了“斗山”和“山斗”的區別。戴震《壽序》所謂“吾邑之斗山”實爲“山斗”之誤。(23)因爲斗山書院在歙縣，山斗在休寧。戴震是休寧人，吾邑應爲休寧而非歙縣，《壽序》所謂“拜先生於吾邑之斗山”，應爲休寧山斗程恂處。據江氏《年譜》，乾隆九年（1745），六十四歲的江永被程恂復請館於休寧五城，至乾隆十二年，江氏除短暫講學於紫陽書院外，一直館於山斗程恂處。江氏《年譜》連江永乾隆七、八年間被請講紫陽書院，但有故未赴的情況都行諸記載，更何況在郡邑書院講學的榮耀，《年譜》斷然不會漏記。事實上，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六十六歲的江永赴郡紫陽書院講書，纔第一次到歙縣講學。“山斗”訛誤成“斗山”，這種情形不僅在鈔本中時有發生，在刊本中亦經常出現，如段刻經韻樓本《戴東原集》，其中《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記載：“荆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禮儀》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24)其中，《禮儀》應爲《儀禮》一書，考諸王昶《湖海文傳》及錢大昕《江先生傳》均作《儀禮》可知。但是限於具體資料的闕失，我們無法考證出戴震拜師的確切時間。 三、江戴交誼 在確定江、戴首晤時間和戴震拜師江永，爲江氏及門弟子的關係後，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江、戴交誼的階段和內容。以乾隆十九年（1754）冬戴震入都爲界(25)，江戴交誼可略分成戴震從學和播揚江學前後兩階段，而戴震從學江永亦可細分爲拜師前後，及共學不疏園三個階段，下面分述之。(26) 前述乾隆七年中秋江、戴首晤，此時戴震虛歲二十，正值盛年，戴氏就平日所學就正於江永，翌日又在江氏畫像題簽“受業”，但並未真正拜師。戴震的熱情自有原因。康熙六十年（1721），四十一歲的江永克竟朱子之志，完成《禮書綱目》一書，雍正末又成書《四書典林》，傳譽士林，其中《禮書綱目》在乾隆初被禮館徵集，江永因此名聲大噪。江氏著述的廣泛流傳和被徵集的榮耀，讓年輕的戴震對此向慕。(27)同時，戴震自小在學術上表現出的天分，他難師所表現出的懷疑精神，以及堅持“由詞通道”的學術路徑，還有《籌算》等著述的撰寫(28)，爲他面見江永的學術討論和拜師提供了基礎和條件。 從乾隆七年江、戴晤面開始，戴震有機會請益於江永，但他此時的重心還在科舉，因此先拜師程恂，後又前往江寧同族戴瀚處受學時文。而江永由於京城訪學的光環，一時請將不斷，直到乾隆九年被程恂請館於休寧五城，翌年館於山斗，江、戴雙方始有更多接觸。隨著江、戴接觸機會的增多，戴震對江氏學術的了解逐漸深入，於是拜師江永於山斗，從此受到江氏嚴格的學術指導。在乾隆十五年以前，戴震已經通讀過江氏著述，包括其稿本，如《壽序》所舉之《禮書綱目》、《周禮舉要》、《禮記擇言》、《律呂新義》、《深衣考誤》、《近思録集注》及《古韻標準》、《切韻表》、《推步發解》、《翼梅》等。從學江氏，使得戴震學問大進，到乾隆十五年（1750），戴震先後完成了《籌算》、《六書論》、《考工記圖》、《轉語》、《爾雅文字考》等著述，涉及律呂、曆法、音韻、制度名物諸領域。他與江永的書信討論也由學術漸及人生，如《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記載，江永辭謝經學舉薦，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29) 江、戴更進一步的交往在乾隆十八年（1753）。先是乾隆十七年秋，戴震經程瑤田姊夫汪松岑的介紹，前往不疏園教課汪梧鳳子，翌年戴震亦介紹江永來此講學，於是江、戴二人均館於歙縣汪梧鳳不疏園。(30)江氏《年譜》記載是年“歙門人方矩、金榜、汪梧鳳、吳紹澤從學。休寧鄭牧、戴震，歙汪肇龍、程瑤田，前己拜門下問業。是年殷勤問難，必候口講指畫，數日而後去”。(31)戴震則在不疏園完成了《屈原賦注》和《詩補傳》，同時抄掇了大量江氏及同門弟子的著述草稿和研究心得。乾隆十九年（1754），三十一歲的戴震由於祖墳被侵佔而捲入官司，被迫“脫身携策入都”(32)，江永也輾轉授徒，二人從此天各一方，但他們之間書信不輟。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永完成《古韻標準》一書，其《例言》說：“既爲《四書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於同志戴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33)可見他們之間仍有書信往來。江氏稱戴震爲“同志”，很容易讓人誤以爲他們爲友朋關係，但這不過是江氏的謙辭，同時也證明著戴震的學術進步，但這並不能否認雙方的師生關係。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八十二歲高齡的江永去世，戴震立即趕赴江家整理江氏遺著，並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狀次其治經要略、著書卷數。戴震所作江氏行狀，也成爲江永研究最原始和最重要的學術資料。 據江、戴交誼，戴震學術受到受到江永影響，殆無争議，争議只在於影響的限度。一直以來，由於戴震後期著述，尤其是《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諸作，集矢於批評程朱，表面上背離了江永的“尊朱”傳統，於是有戴震背師之譏。錢穆將戴震後期學術的轉變歸因於受惠棟漢學的影響(34)，但他並未深入閱讀江氏著述。事實上，江永對於朱熹學術的態度令人疑惑。他一方面是羽翼朱熹的功臣，完成許多朱子未竟之緒，如賡續朱子禮書之《禮書綱目》，又集朱子之語，間加按語注釋《近思録》。但另一方面，江氏對朱熹著述的具體觀點又多所批評，不僅《綱目》、《近思録集注》二書如此，而且江氏其他著述，如其《深衣考誤》直接指陳出朱子《家禮》的錯誤，其《昏禮從宜》一書亦與朱子《家禮》針鋒相對(35)，其《河洛精蘊》一書更是將朱子卦變說批得體無完膚。(36)因此，有關戴震學術思想轉變源自惠棟漢學的說法值得商榷，江永學尊程朱但並不墨守的創新精神，及其對於戴震的影響亦須考慮。 四、播揚江學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戴震脫身挾策入都，寄居歙縣會館。但不同於江氏此前在京城的遭遇，由於時勢變遷和個人際遇，本來饘粥不繼的戴震，卻享譽京城。(37)這其中的關鍵人物是錢大昕，據錢氏爲戴震殁後所作傳記： （震）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携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嘆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38) 由於錢大昕的推薦，加上戴震自身的學術才華，他很快“聲重京師，名公卿争相交焉”。(39)這樣，從乾隆十九年戴震入都，到二十二年（1757）前往揚州盧見曾署拜會惠棟，他寓京近四個春秋。在京期間，戴震的學術天才得到了總爆發。他被秦蕙田聘任編撰《五禮通考》，其《考工記圖》又見賞於紀昀，紀氏建議戴震增訂該書，並贊襄刊刻。同時，戴震旅京期間所作《與姚孝廉姬傳書》、《王內翰鳳喈書》二書，進一步闡述其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戴震學術地位正式確立。 戴震學術地位的確立，使他開始有條件播揚江氏學術。在秦氏幕府，戴震向秦蕙田介紹了江永曆算著述和《禮書綱目》一書，以致秦氏遺憾未見江氏禮書。(40)同時，在秦氏味經軒，戴震向桂馥介紹了江永學術，桂馥《上阮學使書》記載說：“及見東原，爲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熟讀經傳，故其學有根據。”(41)後來秦氏建議朝廷編輯韻書，其中徵集江永《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等韻書，亦當出於戴氏之請。(42)戴震還積極播揚江永曆算之學，據錢大昕所記，由於戴震在紀昀寓所極力推崇江永推步之學，而爲錢氏致書質疑。(43)而江永去世之後，戴震立即趕附江家整理江氏遺著，共計整理江氏遺書二十多種，爲朝廷後來輯修韻書和四庫館徵集江氏著述提供了條件。此外，戴震還積極地在京師找人爲江永作墓志銘，直到十多年後，纔找到王昶，並以自爲狀及汪世重等《年譜》助力王氏。而錢大昕爲江永寫傳，羅有高爲江永的《古韻標準》寫序，蓋亦出自戴震之請。戴震進入四庫館後，江氏著述提要的撰寫工作蓋亦由戴震完成。四庫館一共收録江永著述十三部，主以禮學、曆算、音韻爲主。戴震熟稔江氏學術，也使得《四庫總目》對江氏著述的評價能够鞭辟近裏。(44) 對於江永學術的播揚，戴震與有功焉。余龍光比較汪紱、江永二人學術，以爲江氏其學及身而顯世，其原因不僅在於“彼時士大夫競尚考據”，而且得其高弟子戴震“揄揚師說”。(45)江永一生老於鄉間，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他的著述無法刊刻，只在極小的範圍內以鈔本的形式流傳，甚至同邑汪紱對江氏《禮書綱目》的名稱也以訛傳訛，誤作《三禮合參》。在這種情況下，戴震對於江氏學術的播揚作出了貢獻。錢穆說：“東原既爲時賢所知，而江先生之名，亦隨東原而顯。”(46)但要强調的是，江永《禮書綱目》在乾隆元年（1736）被禮館徵集和參閱，他又隨程恂在乾隆五、六年間訪學京師，在京城學術圈已一定名氣，如前述錢大昕便閱讀過江氏曆算著述。但總的來說，江氏此前的影響有限，正是戴震入都後對其學術的大力播揚，江氏的學術影響纔次第擴散開來。 五、戴震諱師 據戴震所作《壽序》，則他爲江永及門弟子，金榜《群經補義序》稱“同門戴震”，亦爲旁證。但自晚清以來，戴震背師說塵囂其上，這主要與他諱言其師，且稱江氏“婺源老儒”有關。事實上，戴震入都後，隨著其學術地位的升遷，他一方面大力播揚江氏學術，同時又諱言及門弟子，形成一種極爲矛盾的狀況。 乾隆十九年，戴震入都，先後結交錢大昕、秦蕙田、王鳴盛、王念孫、王昶、姚鼐、紀昀等人，相與論學。但遺憾地是，戴震入都交往的學者，如錢大昕、王鳴盛、朱筠、紀昀等人的文集、傳記中，極少提及江、戴師生關係。江永去世後，錢大昕應戴震之請爲其作傳，但傳中對江、戴二人以“忘年交”目之。後來，錢氏爲戴震所作傳中，亦僅稱戴震“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而不言戴爲江之弟子。唯一的例外是王昶，王昶先應戴震之請爲江永作墓誌銘，但不言江戴弟子關係。戴震死後，王昶又應戴震兒子請求爲其作傳，則稱戴氏爲江氏弟子。王惠榮考證王昶關於江戴的師友關係應該從金榜處得來。而且，對戴震反理學不滿的章學誠、姚鼐、翁方綱等人並未以以其背師行爲攻擊他。尤其是章學誠，他批評戴震之處極多，但無一處提及江、戴師生關係。洪榜《戴先生行狀》亦未確指戴震爲江永之及門弟子，僅言“時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戴震並未與列。(47)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對於江、戴關係叙述模糊，極重師承的江藩《漢學師承記》亦不言江、戴師弟關係，並於江、戴之間插入金榜，且稱金榜爲“江慎修之高弟子”。一切迹象都表明，戴震入都之後，確有諱師之舉。(48) 戴震不僅諱言其爲江氏及門弟子，稱江永“吾郡老儒”，且借引江永學術研究的態度亦有可議之處。如戴震《考工記圖》一書，受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影響最大，但戴震似乎有意忽略江氏影響，且有攘據之嫌。 《考工記圖》是戴震的成名作，其初稿成於乾隆十一年（1746），後增訂刊行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戴震此作實應名爲《考工記圖注》，因爲他增補了先後鄭注，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又“爲圖翼贊鄭學”，成圖五十七幅，一百零一則補注，書名一仍其舊。(49)戴震研究集中於車制、兵器、曆算、樂律、宮室(50)，據紀昀閱微草堂刊本《考工記圖》，戴震明確引用江永研究共有三處，主要涉及“冶氏”和“桌氏”，另外得自江氏“爲規識景”圖一幅。 如“冶氏：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一則，戴震先引鄭玄注，然後節引賈疏，省略了《左傳·莊四年》的引文，最後引據江永研究： 江先生曰：分胡爲二，關處爲本。上半順看，倨之外畔在右爲裏。下半倒看，亦置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爲表。注中表裏字蓋取諸此。又曰：倨與句之背皆爲外，對刃之灣處爲內也。倨句之博處爲本，對銳處爲末也。(51) 對比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江氏原文更詳細，特別增加了說明：“援與內之廣，葢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増半寸。増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増使博，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已倨。”(52)江著晚出，蓋爲後來增訂。 另外，前述戴震在戈、戟二圖之後附引江永說明，但省略其中“殺之，惟鈎之用……自是言鈎人不便利之”一段。又論度量，其中涉及黄鍾之宮，戴震引江氏曰：“黄鍾生林鍾，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黄鍾之宮位乎清濁之閑……後世之此正伶倫以黄鍾之宮，爲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且附江永名字及著述。(53) 戴震明引江著處較少，但暗據處卻很多。如《車人》“徹廣六尺，扁長六尺”，戴震考訂“鬲在兩轅之間，鬲長車廣蓋等大。車轂長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寸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54)，肯定了江氏“六”當爲“八”的意見。(55)又如兵車之輪，對於鄭注“輪箄則車行不掉也”，江永指出：“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56)戴震則補充說：“固謂不傾掉也。輪不箄，必左右仡摇，故輻蚤用偏枘，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埶微注於內，兩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57)此外，戴震對“匡”字的解釋，以及對惠士奇《禮說》的引用，均與江氏同，但他並不提及江氏研究。 又，在《輿人》中，江永指出：“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參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事事推之，皆不合矣。”(58)江說甚精，且有推理，戴震則簡要表示：“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上三面周以式，則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爲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59)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江永《考工記》舉證多爲經注式說理，而戴震則力圖通過精密推算來證成其說。戴震在江永研究的基礎上，將注解與圖示結合，將《考工記》的研究推向深入。 但戴震似乎有意去除江永影響。他不僅將對江永著述的引用與方希原、鄭用牧並置，而且明確引用江氏研究的數量竟不及鄭牧。戴震引用鄭用牧的研究共計七條，而明引江氏僅三條。又，戴震本書先後有兩處對於“軓”、“軌”、“軹”、“軿”四字的辨析，如“轂末之軹，故書本作軿，讀如簪笄之笄，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自注：‘軿’字見《大馭》注，杜子春改爲‘軹’）軿、軹、軓、軌四字，經傳中往往訛溷，先儒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軿字矣”。(60)他又在《釋車》“式前謂之軓”條下並加申論(61)，同時在《文集》裏續行考證。(62)但戴震的這一發現並非原創。江永便曾指出：“軓、軌、軹三字轉寫易譌，軹又作軿，尤易訛爲軌……軌本軹字之譌。而鄭注云軌與軹同爲轊頭，是與轂末同名，誤矣。孔氏於《詩疏》謂《少儀》軌字誤當爲軹，是也。此疏不正其誤，而引《詩》又從毛氏作軌，則疏矣。”(63) 前述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成書較晚，但至遲乾隆十五年，戴震已經讀閱題名《周禮舉要》《禮記擇言》的江氏稿本。戴震《考工記圖》在入都後一年內刊出，則可證其在入都之前所鈔録的江氏《舉要》筆記，幾與定本無异。這樣一來，戴震無法逃脫抄襲和攘據江著的嫌疑。戴震暗襲江著，同時又明示自己受到江氏學術影響，蓋因當時戴震初來京師，急於成名，他一方面需要表示自己學有師承，另一方面又須證明自己學爲原創。如果忝列江氏研究，可能破壞自己的原創特徵，加上江書此時並未刊刻，他暫時無虞攘據之憂。 戴震受到江氏學術影響不止於《考工記》，以禮學研究言，他的成果還有早年讀經時所寫的札記及收入《文集》的深衣考釋。戴震的深衣研究亦未提及江永《深衣考誤》的影響，但他關於衣料的分配，衣、裳、衽的裁剪，以及位置、功能，均與江氏一致。(64)據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引江永復汪紱書，謂所作《禮書綱目》“近又附入《深衣考誤》一卷、《律呂管見》二卷，總九十一卷”，則至遲乾隆三年（1738），江氏《深衣考誤》已成。戴震《壽序》又明確表示讀過江氏此書，如此則戴震深衣研究攘據江氏幾成定讞。 另外，戴震《與是仲明書》謂：“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65)而且在《經考》中對此“三難”詳加論述，不過其說法引自江永《古韻標準》。(66)戴震說“僕聞”，顯然非其原創，但他並不明說得自江永，還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67)錢穆據此以爲“背師之誚，又不俟他日‘婺源老儒’之稱矣”。(68)段玉裁將戴氏是書繫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客游揚州之時，錢穆以爲此書成於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或者十五年庚午（1750）是仲明游徽州時。戴震乾隆庚午所作江氏《壽序》稱其讀閱過《古韻標準》一書，所以無論段說，還是錢說，都可證戴震此語借自江氏，但卻久假不歸。 但是，戴震又承認其學術受自江氏影響，尤其是音韻之學。洪榜謂：“蓋先生律曆音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69)段玉裁亦記載“先生丙申與段玉裁論韻書云：‘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鰥二字，辨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采用之。’”(70)戴震《屈原賦注》完成於乾隆十七年（1752），其中引江氏之說凡四處(71)，如《音義下》“過失”條，直接吸收江永《古韻標準》的成果，注曰：“過失，《古韻標準》云：‘地’與‘失’去、入爲韻。或作‘失過’者，非。”(72)戴震承認自己學源江永，又不時竊引江氏研究，以示其原創性，這種矛盾情況給我們認識江戴關係增加了難度。 六、原因考釋 據現有資料的考釋，戴震年輕時從游江永，爲江氏及門弟子，但入都後卻諱言其師。他避諱江字“慎修”，廢去不用，以示尊師，但又稱江氏“吾郡老儒”。同時，戴震不遺餘力地播揚江氏學術，在其著述中不時承認江氏影響，然時又竊引江著。怎樣解釋戴震的矛盾行爲，迄今未有理想答案。 關於“吾郡老儒”的稱謂，余英時以爲這恐與戴震對後期學術“道”的新體認有關，他認爲：“此種心理上之微妙變化即在當事人亦未必明白覺察，故遠非傳統考證方法所能徹底解決。”(73)蔡錦芳以爲：戴震當時受到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使用“老儒”的影響，並舉了大量例子。(74)筆者考察了清代中期學者、文人對於“老儒”一詞的使用，發現雖有貶義的稱謂，如《閱微草堂筆記》對部份老學究的調侃，但褒揚的情況亦不少，如焦循稱讚江氏，稱“婺源老儒”，阮元爲《禮書綱目》作序，亦稱江永“婺源老儒”。(75)所以對“吾郡老儒”的稱呼要回到具體語境中，戴震對江永“吾郡老儒”的稱呼出自《六書音均表序》，胡適以爲戴震列舉了鄭庠、顧炎武、江永三個人的古韻分部，對前兩人直呼其名，而於江永稱“老儒”，相較來說還算尊敬。但這相比戴震在《壽序》和江氏行狀中對江永滿紙先生的稱謂，態度上明顯前恭後倨。 其實，戴震對江永態度的前後變化，與其性格和學術地位的升遷有關。史載戴震“十歲乃能言”，段玉裁謂其“蓋聰明蘊蓄者深矣”。(76)戴震一鳴驚人，問難先生，證明他並非語遲，而是胸有城府。從戴震同時代交游學者所遺留的資料來看，錢大昕說他“不譽於鄉曲”(77)，江藩載他“兀傲不群，好雌黄人物”(78)，都證明著他性格的缺陷。江藩還載他：“嘗爲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79)儘管余英時曲護戴震，以爲戴震是“用義理作爲判斷的標準”(80)，但這無法抹去戴震性格中的好勝特性。 同時，戴震喜歡自矜其學，掠人之美。如他入都後拜訪錢大昕，得到錢氏賞識且爲其延譽，才名滿京城。但洪榜《行狀》、段玉裁《年譜》均不載戴震投訪錢大昕，受錢氏推薦的細節，顯然爲戴震故意隱瞞。又，《考工記圖》爲戴震代表作，戴震自負其書，紀昀《序》載：“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不可撼矣。’”(81)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入都過蘇州，作《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亦自揚其書，說見譽於沈彤，戴震云：“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惠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云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云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覯，益欣幸獲覯先生。”(82)他亦對段玉裁說：“《考工記圖》既成，後來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鐘，正與余說合。”(83)其實，戴震是書並非毫無缺點，姚鼐曾致書戴震，意主不必汲汲成書。戴震卻執意刊書，說“差可自決”，並對姚鼐拜師一事遜辭堅拒。(84)同時，戴震還暗示，他有功於江永的音韻學研究，段玉裁記載：“先生丙申與段玉裁論韻書云：‘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鰥二字，辨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采用之。’”(85) 戴震口舌求勝，憤争傷雅的事情不斷出現，這表現出其性格的複雜性。章學誠《書朱陸篇後》認爲戴震“心術未醇”，他說： 余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爲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辭，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爲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見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已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爲慌惚無據，玄之又玄，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後，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學向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爲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爲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爲知戴者也。(86) 由於戴震在不同人物面前所展現出的不同特點，因此在不同人眼中，戴震形象各有不同，這給我們對戴震的深入認識帶來了困難。 另外，戴震在入都前後學術地位的升遷，以及這種變遷所帶來的心理上的變化，加上戴震性格中的好勝特性，使得他諱言其師。余英時曾用英國人柏林的“狐狸”與“刺猬”理論來分析戴震的考據和義理事業，筆者以爲亦可用之來分析戴震的個性和學術地位變遷間的關係。戴震性格中本來具有“刺猬”的因素，但他在從學江永時卻僞裝成“狐狸”，但隨著其學術地位的升遷，他的“刺猬”性格再度跳踉，所以戴震一再捲入諱師、背師和學術版權的争端，這並非是偶然的情況。但戴震並非真心背師，他對江氏前恭後倨的態度不過是其好勝性格的注脚，不影響他對江永學術的推崇和播揚。我們的學術研究將學術與道德挂鈎的做法，影響了我們的判斷。戴震諱言其師，確屬品行心術問題，清代章學誠等已給予了大力批判。但戴震對於江永學術的播揚，同樣貢獻巨大。我們不能因爲戴震諱師而否定他對江永學術的播揚，也不能因戴震對江氏學術的播揚而否認他“諱言其师”的事实。學術研究須實事求是，不必爲尊者諱。 ①張穆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所作《方牧夫先生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