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新变化论文,当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五十年来，我们的国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风采，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无比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在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发展势头，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新世纪的严峻考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怎样客观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握其本质，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剖析，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此明确我们前进的方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一
二次大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步入了一个较长的稳定和发展时期。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思想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就其现象而言，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相悖。但深入分析这些变化不难看出，它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科学性。
（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更充分的物质准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出现的股份制、垄断组织等，是对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扬弃，是向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注：《资本论》第3卷，第494页。）列宁也曾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31页。）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而且还表现在出现了许多与高度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资本占有形式，如国有经济、股份制等。据有关资料统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经济的发展使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得到很大提高。从1984年到1993年的十年间，国家在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为：美国15.6%，日本23.8%，德国11.6%，法国17.2%，意大利16.2%。从国家对国民财富的直接分配看，1992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为：法国47.9%， 德国46.6%，英国37%，日本32.9%，意大利43.7%，加拿大43.7%，美国30.6%。从其财政支出占GNP的比重看：法国51.8%，德国49%， 英国43.2%，日本32.2%，意大利53.2%，加拿大49.9%，美国35.1%。七国合计为39.9%。由此可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国家直接支配。 （注：《社会主义研究》（人大复印刊）1998年第五期《再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一文。）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股份制也得到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股权社会化以及职工持股，而且还表现在它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股份制，虽然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但它毕竟是对资本主义私人财产的一种形式上的扬弃或直接的、公开的否定，它已具有某种公有属性，它必将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充分的物质准备。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将使社会主义充满希望和曙光。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新事物的萌芽都是在其母体中出现。否则新事物必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社会主义的产生同样如此。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公有制为基础，而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其实，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的，并且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的社会因素，就是那些没有资本家的、由劳动者集体所有的、自己管理的生产组织，如合作工厂、合作社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就曾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时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旧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这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断增长。其一，合作社有了较快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意大利、法国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7.4%、8.1%、 50%。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大，如丹麦合作经济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为24%，法国和荷兰都超过了10%左右。（注：《社会主义研究》（人大复印刊）1998年第五期《再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一文。）其二，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也有一定数量的增长。其三，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遍建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局部调节，在“收入公平”方面有明显的作用。其四，社区服务机构建立和发展。本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批都市中心向四郊分散，出现了一批批连接城乡的社区新地带。在这些社区地带中，由居民自己组建，自己管理，为自己服务的公共事务机构相应而生。这些机构包括医疗、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治安等。它们不以赢利为目的，提供低费用甚至免费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机构，一方面带有某种社会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或消灭了城乡差别。以上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但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曙光，它将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继续增长。
（三）当代资本主义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将为社会主义社会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阶级队伍。
二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两次大变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大变革，出现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结构的变革更加清楚地表明，人类的生产活动已进一步脱离了自然资源的局限，而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即依靠人的智慧和知识。与此相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白领工人，特别是知识型劳动者的需求日益增大，对一般产业工人的知识水平要求也更加严格。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和职工终生教育的培训。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文部省于1995发表的《教育白皮书》，要求学校要实行以社会成员为对象的特别选拔制度，专门设置晚上讲课的夜间研究生院。课程设置、入学资格、修业年限、教学方法都谋求“弹性化”。法国早就通过了实行继续教育的法律。法律规定：“企业主有参与继续职业培训的财务义务”，而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有享受带薪培训假期的权利。（注：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及重视教育的措施，不仅使工人阶级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而且使工人阶级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量知识分子参与生产过程，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队伍的素质因此进一步提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对企业管理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如重视塑造企业文化，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增加企业管理、决策的透明度等等。这些措施虽然直接服务于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使工人对民主的要求更加迫切，更加广泛。面对日益强大的工人队伍，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做出有限度的让步。尽管这种让步不足以触动私有制，但它扩大了人民的民主，在形式上造成了对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否定，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阶级队伍。
（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力量的日渐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将给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思想准备。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很大冲击。然而经过短暂的动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又很快从困境中振作起来。经过近几年的调整改革，顶住了内外压力，坚持了共产党的名称，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进行新的探索。目前，西欧有十多个共产党，党员人数近70万，有的党已经在国内政治格局中占居了重要位置。苏东剧变后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仅恢复和加强了自己的影响，而且适应新形势的变化，结合苏东教训，开始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进行深刻反思，掀起了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术热潮。1995年9月， 在巴黎召开的由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与会者上千人。大会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及前景进行了探讨。大会盛况之空前，在西方世界近30年来实为罕见。去年国际范围内召开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更是盛况盖世。 如此等等的学术活动，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且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与各国人民群众民主运动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了思想准备。
二
以上几方面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展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认识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定了我们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相对稳定，恰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相继失误和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对此，国际社会有人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资本主义胜利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幽灵”已经从欧洲消失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也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了困惑和悲观情绪。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用了，失败了，那有这么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恰恰表明了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越是为它自身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条件，正如大机器工业摧垮了封建主义一样。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更高发展也必然使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严重挫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人类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波浪式轨迹中的一个波谷，它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必胜的趋势。何况目前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已重新回到欧洲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近年来，东欧左翼力量重返政坛，俄罗斯共产党重新崛起。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继续坚守社会主义阵地。越南、古巴经过调整政策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形势日趋好转。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苏东剧变后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切都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它预示着21世纪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世纪。
（二）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科学认识。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首先诞生在落后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在相当长时间内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这就造成了“一球两制”长期并存的局面。那么，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这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合二而一。我们要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重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有相互联系的一面。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制度，它只有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优秀文化成果，并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才能求得发展，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场所，大批高新技术和商品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加之拥有大量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这一切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缺少的。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当前，我们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批判的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成果，才能振兴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综合国力，才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三）启发我们正确把握社会变革的方式。
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一大飞跃。如何实现这一飞跃，以什么方式实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曾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8页。）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多次提到，无产阶级政党历来不排除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首先开创了暴力革命的范例。列宁通过总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教训，赋予暴力革命以普遍意义。二战后，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证明了暴力革命的普遍性。然而，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难以想象的变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技革命优势，对生产方式、统治手段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新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政治与社会管理逐步趋向民主化，劳资矛盾和其他阶级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这一切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近期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变得极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但对社会转变方式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固守在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转变的唯一方式的思维定式中。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在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中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方式。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在革命或变革的实践中反复实验、反复总结，才能真正找到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变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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