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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作为企业组织的基本形态之一，在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家族企业作为对象的理论研究亦不断深入，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家族企业理论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家族企业一直是古代经济发展和文明进化的基础，同时在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希腊的经济活动就主要是由家庭控制或在家庭基础上进行的。在罗马帝国和随后的中世纪以及新大陆发现时期，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工业化时代的早期，家族企业又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进程，即使在当代，家族企业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Khouri(1999)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占据了美国500强40%的席位，创造了德国2/3的GDP，解决了英国一半的劳动就业问题，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家族经济也在私人经济中占绝大多数。尽管家族企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受到了极大的忽视，19世纪80年代之前，“家族企业”一词只是偶然地出现在文献中，直到1988年研究家族企业的专业性期刊《家族企业评论》(Family Business Review)的出版发行，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随着《家族企业评论》逐渐成为学者们探索、争鸣的舞台，针对家族企业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质量有了戏剧性的提高(Bird et al.,2002)。
早期研究中，家族企业先是落入了社会学的范畴，随后又落入小企业管理学的范畴，都不能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家族企业研究使用的是“借来的”概念而不是自己所有的，限制了研究的进行，以至于关于家族企业的文献远远少于其他管理文献，理论不够完善。在研究方法上也主要是案例研究，通过与家族企业创始人和继承者面对面的交流，记录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仅此而已，甚至这些案例的相关资料也仅仅被收放在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档案室里，并不与外界交流共享(Bird et al.,2002)。直到后来，学者们才开始利用统计方法对有关资料加以处理和提炼。针对早期的家族企业研究状况，Handler和Wortman均曾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过批评，Handler认为基于调研和会谈的案例研究过多，呼吁引入其他研究方法。Wortman则进一步指出，样本规模过小甚至不足以支撑简单的统计分析，更影响了统计分析的深入进行，家族企业研究在科学的计量方面需要加强。
最近几年尤其是1997年以来，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明显增多，除《家族企业评论》以外，其他的理论杂志也开始关注家族企业，几个年度性会议（如Academy of Management,Babson Research Conference,USASBE,ICSB）为家族企业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旨在收集家族企业新知识的书籍也出现了(Bird et al.,2002)。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展开，家族企业逐渐满足了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重要特征，包括：(1)发展了自己的专业性组织——家族企业协会(Family Firm Institute)——以支持本领域的内部交流；(2)产生了相关的职业职位——尽管并没有相关的学位授予和资质认证，而且相关职业看起来也与一般企业没有明显不同，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希望能够在家族企业的专业性研究、咨询或者教育中寻找就业机会；(3)开辟了自己的宣传阵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并建立了一定的文献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家族企业的管理实践和经营战略、家族企业特征、代际传承、家族内部冲突和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同时还出现了几篇针对家族企业研究方法的文章，如Weathead和Cowling发表了《家族企业研究：需要重新考虑方法问题》(1998)。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大量的样本数据开始由私人研究组织搜集和提供，如：Mass Mutual,Arthur Andersen.和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onsortium(ERC)，实证研究开始大量出现，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多变量统计分析被应用到对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中。
随着家族企业研究的日趋规范和系统化，家族企业理论研究面临两个发展战略的抉择：要么在主流学科之外建立自己的小生存环境，鼓励相关研究人员参与家族企业专业性组织和重视从专业期刊FBR中获取相关知识，谋求学科的独立发展；要么向主流学科渗透和融合，鼓励对本领域研究发展方向具有导向性的学者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前者，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大的开创性，但对那些希望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看，后者应该是长期战略，可能更有利于家族企业理论研究的发展(Bird et al.,2002)。
二、家族企业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
就目前家族企业理论研究的发展动向来看，部分学者开始运用主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观点来分析家族企业问题，得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一）代理理论向家族企业领域的延伸
代理理论由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一个基本的代理关系的存在。在这种代理关系下，代理人不一定会采取最有利于委托人的决策,但通过建立能够一体化双方利益关系的有效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
由于嵌入了家庭关系，家族企业的代理关系与一般企业有很大不同,依据Jensen和Meckling的模型及其假定，部分学者推断家族企业经营模式有利于简化代理关系，降低代理成本。理由有三：(1)家族企业一般实行所有者管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利益上是统一的，这种一致性可以减少针对避免机会主义、提倡节俭的代理人激励，从而降低代理成本；(2)私有产权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有助于遏制经理人通过附加消费和低效率配置企业资源剥夺所有者财富；(3)家族管理对降低代理成本有利。在家族企业里，从事不同管理事宜的代理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在相互监督和促进自律方面具有优势(Schulze et al.,2001)。据此，这些学者（如Daily et al.,1992；Kang,2000）认为家族企业代表了一种低成本（或高效率）组织形式，所有者管理是一个对一般企业（非所有者管理企业）的高成本管理机制的有效率替代。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在家族企业里，利他主义和自控行为明显增加了代理问题的复杂性。在这类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父母是委托方，子女是代理方，家族雇员的利他主义行为和父母的自控行为被引入分析过程。
利他主义的重要性在家族企业里不容忽视。许多学者认为，利他主义使得家族企业里的代理关系不同于其他组织，并影响所有者的经营行为。利他主义鼓励父母照应子女、家庭成员相互体谅，并对家庭、企业忠诚和勇于承担义务，体现了对代理关系影响的积极一面；但利他主义也会导致父母的身份意识和价值取向限制他们对管理决策的选择，进而造成家族企业里的逆向选择问题（如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传承多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远近而不是对个人能力的考核，与非家族企业的市场化选择机制相比，可能会导致一个次优选择）、家庭成员的逃避责任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过度依赖意识(Ling,2002)，以及其他“短视的利他主义”作风，有悖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另外，在子女（水平代理关系）之间以及子女与父母（垂直代理关系）之间，利他主义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性——通常表现为父母单方面的利他主义行为，随着垂直代理关系中利他主义不均衡的加剧，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增强，导致利他主义的父母渴望以慷慨和公正的方式分配资源变得更加困难。结果就可能引起子女之间的猜忌，引发关系整个家族的道德风险(Schulze et al.,2002)。
从文化根源上说，利他主义受利己主义的驱动和强化，因为利他主义行为允许个人在利他偏好和利己偏好两方面同时达到满足(Lunati,1997)。不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Lunati,1997)，社会生物学(Nowak et al.,1992)，社会学(Piliavin et al.,1990)也都认为利他主义行为必然涉及一定程度的利己思想。家族企业里的父母行为同样遵从这一规律，他们对子女们表现得异常大方不仅仅是出于对孩子的关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不这样做将会损害他们作为利他主义者的福利(Becker,1981)。Schulze et al.(2003)认为，由于利他主义行为至少部分源自父母增加自身福利的渴望，父母虽然有动机对子女慷慨大方，但是这种大度可能会导致子女的搭便车行为（如留下家务活让父母来完成，浪费父母的钱财），并过多依赖父母。这样父母就会将面临一个Buchanan意义上的“撒玛利亚人困境(Samaritan's dilemma)”——父母的行为激励令利他主义下的受益人采取最终损害自身福利的行为和决策。
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撒玛利亚人困境也是由于不能依据原则进行自我控制而导致代理问题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所有者很难控制自己渴望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所有要求的倾向，他们很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控制(Lubatkin,2003)，当缺乏自我控制的行为损害到团体或者已达成的协议时，代理问题就产生了(Schulze,2003)。父母意识到撒玛利亚人困境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自律、教育、契约等方式加以解决。例如，通过实施约束性转移(Tide-tranfer)契约引入代理威胁——将家族代理人的一部分薪酬同能够有效监控和客观计量的产出（如企业业绩）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激励薪酬类似于父母对完成一定家务劳动的孩子给予的一部分偶然性补贴。这样，就可以保证在不增加损害子女福利风险的前提下，满足父母的利他主义需求，进而缓解自我控制问题(Becker,1981；Bergstrom,1989)。但是，Bergstrom(1989)以及其他经济学者(Bernheim et 81.,1988；Bruce et al.,1991)认为，这种约束性转移有效的前提是：父母能够在家族范围内以一种最大化家族福利的方式分配资源。Bergstrom(1989)的研究发现，父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即父母必须完全掌握每一个子女对不同商品偏好的完全信息和了解子女真实消费模式的详细情况，并且约束性转移协议能够被一贯严格执行。然而，这种情况是很难达到的。首先，父母不可能获得有关子女偏好的完全信息，即使一个品质优良的孩子也可能就自己的思想提供某些虚假信息，如出于对父母的尊敬，孩子可能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其次，由于子女可以通过少工作多消费来操纵纵容他们的父母，使得父母试图缓解的代理问题经常出现。这种操纵不断加强信息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不对称性，使父母难以设计出与子女的偏好需求相匹配的激励机制；最后，子女能够确定，利他主义会使父母难以执行他们的计划。这是以子女的经验判断为前提的，即他们能够说服父母放松有关标准以及环境的改变将迫使父母单方面改变甚至放弃已有的协议。
（二）行为科学对家族企业内错综复杂关系的解释
行为科学早期被称作人际关系理论，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动机、生产中的人际关系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影响作用。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美国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创立了人际关系理论。梅奥、马斯洛、赫茨伯格以及麦格雷戈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相应产生了人际关系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和“X理论-Y理论”等。在解释家族企业雇员内部、家族雇员与非家族雇员之间关系以及雇员行为问题上，行为科学理论表现出极强的适用性。
在家族企业内部，最有代表性的一类关系是家族雇员内部的关系。与一般员工不同，家族雇员往往表现出：相互的信任、无私的利他思想、良好的沟通、以及对企业的高度忠诚和超常热爱，所有这些加强了家族企业的凝聚力，有利于集中决策和统一管理，为家族企业发展创造了竞争优势。Mikko et al.(2003)的研究表明，家庭和企业两位一体的独特结构使家族企业能够保持契约和关系双重治理，后者强化了家庭联系和凝聚力。同时，企业的家族化也容易引致一些不良问题而导致企业衰败，例如，家族雇员之间的非管理性（或称非经营性）潜在冲突可能损害企业行为，而且在家族企业里，流行的企业管理文化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例如，管理文化强调雇员业绩评价规范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评价规范在家族雇员身上往往难以奏效：要么这种评价不能开展，即使能开展，也很少能够对他们的业绩进行准确反映(Ward,1987)。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家族和企业在家族企业里的一体性存在，而管理文化则通常只能在比较单纯的企业体系中发挥作用。
家族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拘泥于对家族雇员的任用上，如何吸引非家族雇员参与企业和保持他们对企业的忠诚是任何一个家族企业所有者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Chua et al.,2001)。众多研究(Chrisman,1998；Ibrahim et al.,2003)证明，非家族雇员是家族企业里的一个重要群体，尤其在一些大企业里，非家族的职业经理人往往在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Chua et al.,2003)。他们可以就某些涉及家族情感的议题提供一些客观评价，包括控制权继承，而且他们的中间立场有利于化解家族雇员间的紧张关系(Ibrahim.,2001)。家族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所有者除了关注企业的经营问题外，还要关注家族问题，非家族雇员必须理解家族企业以家族身份对企业的额外要求，例如：为家族雇员提供就业机会、积累家庭财富、维护家族声誉等。一般说来，大部分非家族雇员不会一直站在家族成员的立场考虑问题，他们倾向于以经济目标为标准去评价家族企业，进而认为家族企业的很多行为是偏离企业理性的。而对家族雇员来说，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就会使得企业对重要的家族特权反映迟钝，进而使家族雇员对非家族决策者产生戒备心理(Sharma et al.,1996)。因此，家族企业必须合理地引导家族雇员和非家族雇员的期望水平并予以适当满足，否则，很容易造成两类员工间的关系瑕疵。Lubatkin(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非家族雇员认为一项决策只会对家族雇员的短期目标有利而不利于企业的长远价值，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这种感觉很可能导致非家族雇员的不满，进而降低非家族雇员争取高水平的业绩和长期服务的可能性。Mitchell(2003)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证实，与非家族企业的雇员相比，家族企业的非家族雇员需要在更宽范围内增加对复杂问题的认知能力，不仅认识到企业问题还要认识到家族问题，这就可以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不喜欢在家族企业工作。
另外，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也会引致与非家族雇员相联系的一系列问题。一般地，家族企业倾向于培植和提拔家族代理人，非家族代理人很少能获得与家族代理人同等的晋升机会，这常会给他们造成待遇不公的先验性认识。同时，由于在管理权限上处于从属地位，非家族代理人不得不附和所有者的一些自私行为。这种真实、可察觉的不平等刺激非家族代理人从事各类影响企业生产力的自利活动(Schulze et al.,2002)。
（三）企业资源理论与家族企业特性
企业资源论强调从企业自身的资源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成长与竞争能力。认为企业的成长取决于其自身拥有的资源，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决定了其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成长路径。企业资源理论对理解家族企业如何获得发展机遇和竞争优势提供了一个逻辑思路(Sirmon,2003)。
目前，企业资源理论已被用于家族企业独特资源的鉴定与管理研究，家族企业的多种异质资源是与这类企业的重要特征——家族性与企业性合一—一联系在一起的，Habbershon et al.(2000)将家族企业描述为一个源自家族和企业交互作用的独特资源束，认为由于家庭实体、企业实体和家族成员个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家族影响下的企业通常是复杂的、动态的，并富含多种无形的资源和能力，例如：特殊的组织程序、社会关系、领导能力以及战略管理能力。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家族企业异质性资源和能力的形成。一般地，多数学者认同隐含知识(Cabrera et al.,2001)、社会资本(Steier,2001)、经营热情(Carlsen et al.,2002)以及创新精神(Litz et al.,2001)可以形成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如Bradach et al.,1989;Steier,2001）认为信任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代表着一项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主要资源。
相对企业战略资源的鉴定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有效管理这些资源以形成竞争优势。Sirmon和Hitt(2003)的研究表明，由于无形资产构成复杂且难以模仿，最容易形成竞争优势，同时，由于家族外的重要人力资本在进入家族企业时往往面临众多限制，因此，在家族企业内部，人力资本应该作为最重要的企业资源加以管理。在资源管理过程中，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家族企业必须有效地评价、获得、处理和利用这些资源，不断建立自己的资源束，并善于利用他们获得竞争优势和增加财富。同其他企业一样，家族企业，特别是小型的、新兴的企业，很少能拥有自身发展所需的全部竞争性资源，他们必须通过其他路径获取必要资源以弥补这方面的欠缺。Sirmon和Hitt认为联盟是获得必要资源的一个有效办法，但要想达到知识的有效转移和补充性资源的有效集中，需要对合作和联盟关系进行有效和妥善管理。
（四）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与家族企业融资行为的偏离与吻合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以MM理论产生为标志的，该理论由美国的Modigliani和Miller（简称MM）于1958年提出，认为在满足市场有效，相关信息可以无偿取得，不存在税收和交易费用等条件的情况下，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1963年，MM对原资本成本模型进行修正，认为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利息可以抵税，公司价值会随着负债的增加而提高。啄食顺序理论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另一重要分支，该理论强调了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认为企业理想的融资模式遵从内源融资-负债融资-混合债券融资-普通股融资的序列。
由于资本结构内生性地决定着企业的控制权分布和风险变动，因此，家族企业较一般企业更为关注自己的资本结构。负债可以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家族企业一般都回避债务融资，根据Aithur等对美国家族企业1997年财务报告的调查，34.3%的企业没有除应付账款以外的债务融资，34.2%的企业有少量债务（债务权益比例在1%～25%之间），这与Romano等人(2000)的研究一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MM理论更适用于上市公司而不适用于家族企业。众多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融资行为与啄食顺序理论更为一致(Erikson,2003；Morck et al.,2003；Poutziouris,2002)，倾向于按照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的序列推进，这是因为，出于规避风险和保持控制权的考虑，家族企业具有明显的内源融资偏好，同时，信息的不对称也加大了家族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另外，Mishra和Mc-Conaughy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许多家族企业青睐无决策权股票融资，因为这种方式兼具保持控制权和规避风险两种好处。
另外，还有诸多经济管理理论（如系统论、制度经济学等）被引入家族企业的理论研究，甚至人类学、物理学的相关理论也开始被借用来研究家族企业问题。
Stewart在《帮助别人，利用别人：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2003)一文中，将人类学中的血缘关系理论运用到家族企业的研究，在该文以及Peredo(2003)对其评述文章中，他们均对传统意义上家族企业的概念进行了拓展，讨论了家族企业的三种类型——以血缘婚姻、精神信仰为纽带以及基于社区联系的家族企业。他们认为：在对以精神信仰为联系纽带的家族企业中，（宗教）礼仪成为维系关系的一种方式；在以社团为基础的家族企业中，巨大的结构性压力影响了更为复杂的血缘种群(kinship alliances)形式的复兴。另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包含成本和收益的框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场论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强调物理场中“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力”相关的物理事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类相互作用关系的连续性或连续过程。Diane和Michael(1993)将场论(Field theory)引入到家族企业的理论研究，通过相关资料证实场论为探索家族企业环境下所有者经理人(owner-manager)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其研究结论表明，如果管理方法片面强调家族企业的企业性质，就会忽略所有者经理人为达到私人家庭目标以非经济方式分配资源的能力。个人决策要在一个同时包含全部群的空间里进行，而且这些群具有相互依赖性。那些能够同时符合家庭和企业要求的计划和管理过程可能更有助于达到理想产出。
三、小结
不断借鉴主流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思想、方法与结论，家族企业理论研究正逐渐向主流理论靠拢。家族企业理论的外融性发展不仅在深度上趋势明显，在广度上，也不断与人类学、心理学甚至物理学等许多学科发生广泛联系。理论融合的优势在于不仅丰富了家族企业理论，同时也拓展了主流理论的适用边界，如Greenwood(2003)就认为将代理理论引入家族企业研究领域，成功地突破了代理理论边界，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但是，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的是，在这种融合趋势下，家族企业理论研究如何体现自己的研究特色？否则，它可能会失去理论研究的独立性，仅仅作为多种研究领域的一个交叉点，从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