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密切相关，弄清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模糊问题，也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围绕“社会”确立的，弄清“社会”一词的原意对我们全面理解“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涵有重要意义要弄清“空想社会主义”一词的内涵，就必须将这个词进行分解。首先我们看“空想社会主义”的中心词“社会”的内涵。“社会”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socius，意思是同志、同伙、同伴等，看来，从辞源学上来说，“社会”一词是指人的非孤独性和相互联系性，他有自己的同伙、同伴，直至同志、同盟。很简单，社会一词所对应的反意应该是单个的人、孤立的人。到近代这个拉丁词汇演变为英文和法文的social，意为“社会的”。“空想”和“主义”两个词都是“社会”这一中心词的辅助词，是对“社会”一词的限定和补充。“主义”是指一种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其中的关键是思想和主张的系统性，零散的、个别的思想和主张不称其为主义。在英文中，名词后面加上后缀ism，即表示比较系统的思想，“社会主义”在英文中就是socialism。这样，从源头上说，“社会主义”也就是围绕社会的系统的思想和主张。“空想”一词最容易理解，顾名思义，“空想”也就是凭空想象，即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可行的实施方案。“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是围绕社会凭空想象出来的比较系统的思想和主张。
据有关专家考证，早在18世纪中叶欧洲就有人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但那时只是偶尔出现。这个词的真正流行是到19世纪30年代，1832年2月13日，法国人戎西埃雷在圣西门派办的《环球》杂志上首先使用了这个词，并比较严谨地表达了这个词的含义，他把人与人之间有组织的联系称为“社会主义”[1]；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谈论社会主义的，他们把人类有机相连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可见，人们在开始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时，就是将它作为原来的“同伙”、“同伴”含义的延伸。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样也是延伸了“社会”一词的最初含义，戊戌维新失败后逃到日本的有识之士甚至直接将从欧洲传到日本的“社会主义”一词翻译为“人群主义”，或者进一步引申为“民生主义”、“安民新学”。可见，无论我们现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都不能忘记它最初的“同伙”、“同伴”的含义。
“空想社会主义”一词的使用比“社会主义”一词要晚，它是由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提出的，1839年，他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首先使用这个词，用它来概括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所代表的三个派别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此之后，这个词被广泛接受并流传开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也接受并使用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样的词汇。不过，我们在理解“空想社会主义”一词时，且不可只从“空想”的字面上去理解。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是和“乌托邦”一词意义相同的，“乌托邦”一词则来源于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著作，而莫尔在著作中暗示，他的所谓的“乌托邦”不仅仅是“乌有之乡”，而且是“福祉之乡”，他特意自造了一个希腊语词汇“eutopia”，赋予“乌托邦”（utopia）以“福祉之乡”的含义。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就不能只是看到它流于空想的消极的一面，而且要特别重视其中所包含的人类的美好理想，要看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某些合理性，吸收某些能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有所启示的思想因素。
在对“空想社会主义”一词的来源和内涵进行考察后，至少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二、当我们今天思考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时，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尤其是不能忽视古代哲人们给我们留下的思想智慧
一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近代早期，但是，当我们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进行思考时，就会发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决不是近代的事。现在传统的观点是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时间定于16世纪，它的最初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其实，按照我们考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应该说远在古代社会既已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古代圣哲们设计的是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社会，这一点最符合“社会”的原意；其次，古代圣哲们设计的是一种美好的未来社会，是“福祉”的社会；第三，古代圣哲的思考也有许多是系统的，是对理想社会的一整套的设计，所以完全称得上是“主义”；第四，当然，古代圣哲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那时候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设计自然是一种空想，既无法设想到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更设想不出社会主义所依靠的阶级力量。基于以上几点理由，应该说古代圣哲们也是可以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也应该追溯到古代社会。
古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典型代表应属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对理想社会的思考是系统的同时也是空想的。“16—18世纪的共产主义者把柏拉图看作自己的导师不是没有理由的。柏拉图的名字是不会从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抹去的。”[2]但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垄断，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世俗化思考中断了，这使得人们似乎忘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贡献。并且，像柏拉图这样的古代思想家实在是太少了，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十分有限。所以，人们总是忽略柏拉图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存在，在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阶段划分时，一般也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显然，这是一种对历史的遗忘，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阶段划分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一历史因素。
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基督教的思想垄断虽然中断了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世俗化思考，但是，不应忘记基督教出现时曾是穷人的宗教，在它的宗教教义中，包含有扶危济困、互帮互助、消除贫富分化等思想内容。后来，基督教虽然演化成了“麻醉人民的鸦片”，可它保留了宗教教义中这些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内容。即便是在中世纪神学家的神学思想体系中，也不乏这些思想内容。此外，在11世纪以后，逐渐出现了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它们往往表现为宗教异端，可它们的世俗化倾向已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即便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空想社会主义也并没有完全绝迹。这也是我们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时应充分考虑的一个问题。
此外，东方古代社会也存在对美好社会的思考，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和道家的“至德境界”，但它们并不能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思想的不系统性，未能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且它们的这些思考主要针对的是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社会制度层面的思考设计十分少见。所以，只能说东方古代社会存在空想社会主义的若干思想因素，并不存在真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三、不能将空想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思想体系，其实，它并不是为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生的，它远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既已存在了，并且它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
通常，人们在归纳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时，都是着眼于它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面，尤其是特别强调它的公有制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将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古代既已出现的思想体系时，我们就应该明确，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现时，资本主义还远未出现，那时，自然也就谈不上空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空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开始于近代社会的早期，而只有在资本主义获得快速的发展时，即从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才激烈起来，那时，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社会的极度贫富分化现象十分忧虑，这就自然地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并强调用社会主义重视人群、团体、社会利益的特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由于对这一点的特别强调，就使人们产生了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资本主义而生的印象，从而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悠久历史。明白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时，就应该更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不能仅仅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因为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又能谈得到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呢？
虽然许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设计了理想社会的公有制特征，但它们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性，而不是公有制；公有制是从人与人相互联系性中派生出来的特征。此外，他们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还有许多特征，而这些特征的核心内容都是加强人与人的联系，或者说是由这一核心特征派生出来的。
还应该看到，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之时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对社会利益的重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应该成为人类永恒的价值目标。这一点为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所吸收，成为它们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还应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是在对封建主义的泯灭个性和桎梏自由的反抗中产生的，所以它特别强调个人价值和个性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就一味地排斥社会利益，它也要努力保持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日益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也是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因素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将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它们也是具有共融和共通之处的。
四、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空想社会主义中的许多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批判地吸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同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许多理想成为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出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空想”的转化
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限于思想的活动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空想则是将思想落实到实践活动之中。这里所谓“社会主义空想”，是指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按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或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设计，将其中的某些原则转化为现实政策。社会主义空想先是体现在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后来又典型体现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就社会经济基础来说，这种社会主义空想与空想社会主义并无本质不同，都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3]，因为在进入20世纪时，虽然人类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它还远未达到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说的“高度发达”的阶段，更何况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又都是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列宁等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才意识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急迫性，但是，当他们以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来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并试图以此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社会主义空想”。其结果，如果不能及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话，势必造成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事实上，这种对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典型地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停滞”局面上，此前苏联农业发展的长期落后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关系障碍的结果。可见，如果不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观条件，而是仅凭空想办事，尽管这种空想是美好的，所搭建起来的社会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避免不了最终倒塌。总之，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空想也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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