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货膨胀与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抑制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货膨胀是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这些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必须看到，在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因素，其中第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升幅度较大而且长期在高位上运行。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改革、开放和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很重视这个问题。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1995年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压力大”。在第一条方针中提到“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抑制通货膨胀。”还指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目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下来。”因此，现在讨论抑制通货膨胀问题十分重要，不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如何理解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按过去一般理解，是指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超过了货币流通的必要量，因而导致货币贬值、社会物价总水平全面地、持续地上涨。国际上一般把通货膨胀分为低度通胀（3%）、中度通胀（5%）和高度通胀（两位数以上）三种类型。
通货膨胀与物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货膨胀是一种病态的经济过程，物价持续上涨是其主要标志。但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区别主要在于：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上升，而个别、局部商品或劳务价格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物价全面、持续上升的过程，而季节性、临时性、结构性的物价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速度也有关系。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宏观现象，其产生、形成、运行与发展往往和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休戚相关；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传递又与经济增长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会带来通货膨胀。从世界各国看，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关系也有三种类型：（1）经济高速增长的高通胀型， 其特点是既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高度的通货膨胀。本世纪60年代日本就是这种经济高速增长、高通胀类型；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韩国也是如此，通胀率均在两位数以上。（2）经济低速增长的低通胀型。 特征是经济低速增长、通胀率也较低。如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3）滞胀型。特征是经济的低速增长、不增长或负增长， 而通胀率又很高。这是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顽疾。从6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益论”流传到发展中国家，其所鼓吹的通货膨胀可利用闲置资金与加速积累的观点与政策吸引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再加上结构主义通货膨胀论者关于在一定发展阶段上“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论”的风行，于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经常地执行扩张性的通货膨胀政策，试图以此刺激经济的增长。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通胀政策的实践并没有带来他们如愿的正效应，反而逐步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于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与高度（甚至恶化）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就是明显的例子。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保持中度增长，但高通胀率也给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带来了不少和危害。这些严酷的事实已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学者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这一关系条件下所产生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可行程度进行了认真思考与探索，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反对通货膨胀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广泛运用。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国建国40多年来通货膨胀的历史。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极短的时期内迅速抑制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严重通货膨胀；而后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内，由于实行物价管制，除1958年因“大跃进”引起的通货膨胀外，基本上保持了物价的稳定。1953—1978年的26年中GNP增长率平均为6.2%，一般在5—10%波动， 经济发展平稳，因而这段时期基本上没有通货膨胀现象。
第二阶段。1979—1994年的15年中，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在此基础上，传统的计划经济也逐步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把我国经济推向一个与过去那种平稳发展截然不同的快速增长时期，因而在短短的15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逐渐在我国出现，成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首先是 1979 —1980年出现了通货膨胀，其次是1984年第四季度起发生了持续的通货膨胀。1985年通胀率还是一位数，到1988年就超过了两位数，出现第一次高潮。由于国家及时采取调整与整顿的措施，即实施了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到1989年底通货膨胀终于及时得到了控制。
新一轮的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始于1993年3月，直到现在。 从1993年3月起，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当月上涨10.2%， 随后价格基本上保持了逐月攀升的势头；到1994年2月突破一位数，进入二位数， 一跃达到20.6%。到1994年底达到21.7%。上述可见，1978—1994年16年间通货膨胀共发生四次：（1）1980年第一次价格上涨6%；（2）1985 年第二次价格上涨8.8%；（3）1988、1989年分别上涨18.5%、17.8%；（4）1993年第四次开始上涨13.2%，1994年突破20%，达到21.7%。 经过四次上涨，价格水平已为1978年的310.2%，年均上涨7.33%。
二、“通货膨胀有益”与“通货膨胀有害”争论的余波与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是凯恩斯为挽救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提出并风行了40年的一种经济政策。不可否认，它促进了战后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政治等各项工作开始进入一个转轨和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均需要大量资金，资金供求矛盾十分尖锐。于是有人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用打财政赤字、多发票子的办法来弥补资金的严重不足。“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发展”、“赤字无害”、“通货膨胀有益”等论调也应运而生了，再加上1979年后我国出现经济发展快速、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现实，同时经常伴随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并存的现状，似乎为“通货膨胀有益论”者提供了现实依据。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并存，究竟是祸还是福？人们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带动了经济的起飞，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物价上涨是改革过程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通货膨胀有害论”者认为，财政赤字是人为地、凭空创造的需求，打赤字预算搞建设只能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而不会创造出新的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更难以带动经济起飞。通货膨胀会掠夺人民财产，而且严重地破坏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有机联系以及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破坏社会生产力。还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调整社会利益的分配，而通货膨胀只会干扰或抵消各项改革的效果，是社会政治局面动荡的祸根。
前几年有的同志认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严重资金不足的条件下，搞一点“赤字预算”、多安排一些财政支出，不仅“无害”，反而“有益”。比如，扩大基建投资可多安排就业、增加工资支出，可以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赤字无害论”。这种论调也就是“通货膨胀有益论”。这一论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通货膨胀“难免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与增长过程中必须伴随着通货膨胀，我国也不例外。二是通货膨胀“可行论”，认为既然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在，就应当发挥货币对经济的刺激力和推动力。如果强制地紧缩货币，就会造成经济的萎缩。同时，还会使基础性投资不足，造成经济缺乏后劲。为此，他们认为应利用通货膨胀积累资金的功能。三是通货膨胀“适度论”。认为适量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即主张实行不超过大多数老百姓承受能力的通货膨胀。在过去这场争论中，我们对上述三种论调一一作过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一时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确是难以避免的。但一旦发现，必须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而在一定时期出现的人民能承受得了的适度的通货膨胀，也是许可的，但不能让它长久发展下去，造成恶果。我们坚决反对“可行论”，即对通货膨胀“可行论”一直持否定态度，也就是反对“赤字有害论”和“通货膨胀有益论”；认为通货膨胀不是我们既定的政策，而是经济工作失误造成的或迫不得已的产物，是一种暂时的经济现象，而不应理解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现在通货膨胀“可行论”已很少有人提它了；但对“难免论”还缺乏足够认识，而“适度论”则甚为流行，仍荡漾着通货膨胀“有益”、“有害”之争的余波。我们对此作些探讨。试问：“适度论”中的“适度”，究竟多少才算合适？而且中外通货膨胀的历史都表明，“适度”与“过度”之间并没有人们能够绝对控制的界限。不得已出现的适度的通货膨胀并不可怕，但也不能听任发展，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治理。否则由于通货膨胀固有的“惯性”和复杂性，“适度”通货膨胀恰恰是严重通货膨胀的前奏，那种既要搞点通货膨胀，又想使之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内的“适度”或“温和”的通货膨胀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必须指出，在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能免则免，能低则低，尽量降到最低点。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往下我们分析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这次始于1992年的通货膨胀，是由众多综合复杂的原因形成的。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从思想认识方面分析。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通货膨胀是有“理论”支撑的，当前主要是“适度论”。如果不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认清“适度论”的迷惑性与危害，那么通货膨胀就会一直占据中国的市场，并会愈演愈烈，甚至从“适度”走向恶化。其次，有人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认为百业待兴，不顾客观可能地多投资、进行高速度、高指标的经济建设，其动机是好的。但光讲高速度，而效益却不高，其结果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和损失。如有三、四年出现的开发热、房地产热、层层攀比之风等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很大危害。因此，我们要全面理解小平同志的思想，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更新经济增长方式，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使生产上一个新台阶。同时，要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消耗、少产出、低效益”的路子，进行内涵扩大再生产，实现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走出一条既有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第二，从经济运行方面分析。
社会总供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由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与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商品性劳务总量之和。社会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在有支付能力的范围内使用和消费的商品总量和劳务总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还应考虑进出口因素。进口商品或劳务会增加国内市场的总供给；出口是外国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购买，会增加国内的总需求〔1〕。 社会总供求平衡是指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包括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平衡。前者不是指两者在数量上绝对相等。而是指两者在数量上的比例适当。结构上的平衡是指总供求内部结构变化的比例、层次和速度相协调。总供给，就其最终用途而言，可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总需求则包括消费性需求、积累性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总供求在结构上的平衡，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与生产资料和生产性劳务相适应、消费需求与消费资料及非生产性劳务相适应。
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过旺导致财政扩大赤字、银行增发货币和扩大信贷规模从而形成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其中投资膨胀、特别是固定资产过高投入是通货膨胀的主因。又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过旺增长，促使生产价格上升，从而又带动成本上升，进而导致消费价格上升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994年的汇率并轨、增加外汇储备以及新税制（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制和所得税制）的实行和工资调整等，都从成本方面推动了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
第三，从经济结构方面分析。
通货膨胀还有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即经济结构不合理。从大的方面看，一、二、三产业结构失衡。农业滞后，粮食、副食品不足；工业内部，一是由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真正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比例很小，国有工业结构不优化，工业中的基础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加工工业的生产结构又跟不上消费的变化；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关系上，现在是消费资料跟不上；而在消费资料内部，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与其他消费资料对比显得紧张、不平衡；第三产业超前发展，缺乏一、二产业的支撑。特别要指出，由于农业发展滞后，国内农产品供应长期紧张，一旦农产品价格放开，不可避免地出现价格上涨。1993年底的物价上涨就是粮食与副食品价格上涨带动起来的。另外，由于基础工业长期落后，工业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涨。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由于运力缺口太大，严重地阻碍着各地物资流通，导致各地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波动。可见，经济结构失衡是长期以来影响我国物价稳定的深层次的重要因素。
第四，从资金供应渠道方面分析。
在我国有两大资金供应部门，即财政和银行。我们知道，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表现为大量的资金运动，财政资金供应若出现支大于收即发生财政赤字，就会增加货币发行，导致没有物资保障的通货膨胀。银行是整个社会资金流通的总枢纽，人民银行是人民币的发行机关，各专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的存贷活动若出现贷款余额大于存款余额，贷出去的资金往往因企业不景气，贷款收不回，逆差越来越大，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总之，财政赤字和信贷逆差（信用膨胀）这两股超社会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即没有物资保障的超分配，最终都会导致通货膨胀。从1979—1993年，我国财政赤字超过1500亿元，而且这些都是通过银行挂帐或透支解决的；由于企业对银行贷款大量拖欠等原因，使得在1993年全国两万多亿元的金融资产中，至少有4000亿形成呆滞和呆帐。这些因素，必然成为货币超量发行，进而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之一。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财政补贴及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软贷款，到头来都要靠通货膨胀来偿还。所以说，当前的通货膨胀也和财政、银行这两个总闸门没控制好货币流通量很有关系。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允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银行给企业贷款发工资，也会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一定限度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第五，从体制转轨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分析。
除上述几点外，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还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新旧制度的转轨分不开。首先，价格改革的放权、放开价格使计划价格体制下长期积累下来的隐形通胀得以释放，物价纷纷上扬。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展开，税制、金融、汇率、工资等项改革措施同时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价上涨的趋势。
三、抑制通货膨胀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是一种对国民收入的超分配，是对人民财富的剥夺、对生产的破坏，它扰乱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误导作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与政局安定。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通货膨胀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采取必要的、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和措施，对症下药、综合治理。
（一）要提高对通货膨胀危害性的认识
首先要克服“无害论”、“适度论”等的错误认识，清除其影响，从理论、思想上认清通货膨胀政策是一种“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一个铺满鲜花的陷阱。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体制转轨、客观调控失误、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然而决不能把它政策化，更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这是国内外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其次，克服单纯追求高速度、认为“没有通胀，速度就上不去”的错误观念，统一对我国经济发展方针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克服盲目追求高速度、增长数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倾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行集约型、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依靠科技进步取得速度和效益，这样一般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二）什么是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财政、银行各自应如何贯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必须配套运用，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威力和优势，共同把住“闸门”，控制通货膨胀。
所谓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指由于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大于社会需要量而采取的一种适当增税、削减公共支出、减少公共投资、消除赤字和提高银行利率、鼓励储蓄、抑制消费等、从而使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和需要量大体平衡的财政、货币政策。这种“紧”不能绝对的紧，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又要把社会上过多的货币收回，将过高的通货膨胀压下来。总之，所谓“适度从紧”就是要做到“紧中有松”，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两方面考虑。为此，财政和银行双方的共同任务是：必须控制财政收支、控制信贷规模、货币发行量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得社会供求大体平衡。在此基础上，优化结构，改善管理取得好效益。下面分别就财政和银行各自应办的事加以讨论：
在财政方面：
要振兴国家财政，强化财政职能，理顺分配关系，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努力做好如下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1）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规模。我们从来反对过多财政赤字。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反对硬赤字，认为经常预算不能搞赤字。现在实行复式预算，出现软赤字，而且把发行国债作为弥补“软赤字”的手段，把它投入社会再生产，这叫做“赤字债务化”。对此，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进行分析。如果“赤字债务化”能符合如下三个条件：即第一，把国库券筹得的资金列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用于社会再生产；第二，投资项目必须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第三，必须建立偿债基金。否则，也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国债规模不能超过其依存度；也不是债务越多越好，必须控制债务规模。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曾非常严重，但克林顿上台以来大幅度压缩了赤字，他主要是通过压缩政府机构、削减政府开支达到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现在提出坚决压缩财政赤字是应该的。
（2）要完善税制， 加强税收征管。 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实现新旧税制的平稳过渡，也使税收收入大量增加；然而，由于新税制存在税制先进性与现实滞后性，认识与实践和征纳双方的矛盾，还有许多问题必须研究解决；而且税收征管制度与监督稽查还有待于加强。因而当前存在着大量的偷、漏、骗、抗税和任意欠税等问题。这不仅严重影响财政收入，而且直接妨碍各类企业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因此，当前必须清理整顿减免税政策，清理税收拖欠、建立严格的“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制度，防止偷、漏、逃、骗、抗税。
（3）控制支出，优化和改善支出结构。 目前我国行政机构庞大、浪费严重，必须精兵简政，进一步压缩不必要的行政经费开支，严控社会集团购买力，特别要狠杀公款吃喝、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同时也要控制工资性支出，使工资增幅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企业工资总额增长小于其实现的税利的增长。
（4）强化预算约束，加强财政管理， 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在银行方面：
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与作用，依法维持金融秩序，用好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是通过紧缩银根而降低社会总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从各国的经验看，在通货膨胀较严重的时期，一般采取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如美国80年代初，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为了迅速遏制住高通货膨胀的继续蔓延，联邦储备银行实行了极严厉的高利率和逐步压缩货币增幅的政策。1979—1981年联邦贴现率始终维持在12—13%的高水平，1979—1982年M[,2]供应量平均增长控制在9%〔2〕以内。政府支持了联储以紧缩性金融政策为主要目标的新方针，即使因利率过高而触发经济衰退也没有手软，从而抑制了当时的严重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从1981 年的10.3 %降到1982年的6.2%，并在以后各年基本保持在3—4%之间。〔3〕
我们应借鉴外国经验，少走弯路，尽快制定出迅速遏止通胀的货币政策。为此，银行方面宜做到以下几点：
（1）控制货币发行和货币信用总量。 这些年来我国几乎年年进行超经济发行货币，致使市场货币供应大大超过商品流通和劳务需要量。今后，要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严格控制信贷逆差，逐步做到货币流通量与市场货币需要量基本适应，改变货币过量发行的状态。
（2）千方百计扩大存款，安排一些特种存款和金融债券， 吸收社会闲散资金。
（3）控制贷款，加大调整信贷结构的力度。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产业政策的需要，该支持的大力支持，该控制的坚决从紧控制。新增贷款确保农副产品收购、农业发展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国家银行新增贷款的10%用于农业，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挂钩，多存多贷，支援农业。与此同时，对高新技术、高创汇、效益好的企业优先贷款，对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豪华宾馆、高档房地产、办公楼、住宅建设严格从紧控制，不符合信贷政策的分文不贷。
（4）加快国家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 规范商业银行行为，维持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提高资金使用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水平。稳步发展城市合作银行，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对银行、信托、保险、证券实行分业经营，依法管理。维护合法经营，纠正违章经营，取缔非法经营。
（5）发展证券市场，增加金融品种，增强国民投资、 融资意识，把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投资，减轻市场压力。
（三）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支持社会总供求达到基本平衡。
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灵活调节，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即财政信贷资金积极投资于农业、能源、原材料及交通运输等薄弱的产业，通过税收、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信贷投放支持优先发展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这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可以采取税收、信贷优惠等措施来提高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引导人力、财力、物力流向这些部门或地区；反之，对于国家需要限制的部门、行业或地区，可以采取税收、信贷等措施来降低其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从而调节社会总供求最终实现基本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与信贷投放本身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信贷资金在各部门、行业或地区间的倾斜投资或优化支出结构本身就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
（四）财政、银行要加大农业投入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
财政银行都应扩大对农业的投入，民以食为天，要加强各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各级财政、银行部门都要重视产业，确保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并稳定在16.5亿亩左右，加强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基本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灾能力，推进农村适度规模和企业化经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积极扶持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所以，财政、银行部门应把农产品、特别是把粮食作为硬产品来抓，并且要用硬措施来给予保证，绝不能停留在“口号农业”上。必须在政策和资金上采取硬措施，实打实地支援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才能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也才能从根本上把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降下来。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成份中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资料，1993年乡及乡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占53%，固定资产净值占75%，实现税利占66%，在整个工业中负担了城镇就业人数的68%，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体制等原因，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存在很多问题：（1）企业效益低下；（2）亏损严重，明亏的占1/3，暗亏占2/3；（3）负债率高，全国将近70%左右的国有企业均负债，据报道，1995年初，国家银行3万亿贷款中20%形成呆帐，相当于6000 亿资产收不回；（4）资金严重不足，不但流动资金不足，企业技改资金也不足，企业互相拖欠，“三角债”严重。由于以上问题，使得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资金维持这些企业，因而通货膨胀率也很难降低。为解决这一矛盾，唯有深化企业制度改革，特别要尽快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和企业利益的代表长期“缺位”，正是造成国有财产大量流失、职工工资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从而引发工资成本提高和消费需求膨胀的主因。改革的方向在于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准确地按照“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塑造微观基础，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产权关系，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开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分开（通过中介组织），有步骤地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激发企业家进行创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来降低成本，从而为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打下基础。对于企业的债务，我们的意见：由于政策原因造成的债务可冲掉，若由于流动资金不足造成的经营亏损而出现债务，可视情况，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或补充资本金逐步转化为国家股或必要银行参股以减轻企业债务负担。
（五）继续深化改革、完善体制。
虽然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原因较复杂，然而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结构矛盾突出和体制转轨不到位形成的，所以必须在处理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物价稳定的关系上下功夫。
首先要完善投资体制。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所以严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乃是维持经济稳定的前提。我们知道，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投资的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就慢，但规模过大的过滥的投资会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及其内部的改革。特别要处理好财政与银行两家之间的关系，加强协作，合理分工，共同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要看到我国的税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不规范，也没有很好兑现，造成地区差别扩大；在增值税上要加强对专用发票的管理。同时要注意财政与价格、外汇、投资等体制的配套改革，理顺各种体制之间的关系，以便发挥分工协作，配套改革，以利抑制通货膨胀。
总之，抑制通货膨胀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物价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如果通货膨胀控制不住，那么改革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没有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因此，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合理调整宏观调控力度，在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把通货膨胀控制住。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大局出发，通力协作，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抑制通货膨胀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实现“九五”及2010年宏伟目标而奋斗。
注释：
〔1〕见邓子基主编《财政与宏观调控》，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年9月版。
〔2〕〔3〕参见《财贸经济》1995年第6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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