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迁移意愿分析——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意愿论文,城镇化论文,发达地区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正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到20111年底，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27％，比1978年提高33.3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高达75％的城市化水平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不足，还有占全国人口48.73％的约6.57亿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滞后于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非农就业水平。同时还应注意到，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体制转轨的进一步推进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二元经济社会特征逐渐消失的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30多年来浙江省城市化快速发展，全省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4％提高到2011年的62.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03个百分点，每年城市化水平增加1.46个百分点，总体城市化水平居全国第6位。浙江省作为经济比较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较快，微观主体迁移过程中的矛盾能够较为充分的展示，为揭示其中一般规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是重要的微观基础。农民是否愿意迁移，是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能否加快推进的关键。农民是理性的，其做出迁移决策时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和愿望。1997年我们对浙江省海宁市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迁移意愿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农民向城镇迁移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家庭主业、家庭收入；社会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这些都是影响农民迁移决策的比较重要的因素。目前，浙江省二元经济社会特征逐渐消失，农村地区的居民还愿意迁移吗？哪些人愿意迁移？在什么条件下愿意迁移？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跟踪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快浙江省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国家制定农村人口迁移政策进而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回顾与述评
农村地区人口的迁移是城镇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流动的原因、规律，藉此探讨城镇的成长机制。其中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包括以拉文斯坦(Ravenstein)、赫伯拉(Herberla)、米切尔(Mitchell)、E·S·李(E·S.Lee)、唐纳德·博格(Bogue)为代表的推拉理论，以刘易斯(A.Lewis)、费景汉—拉尼斯(Ranis-Fei)和托达罗(Todaro)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以舒尔茨(Schultz)为代表的成本效益理论，以斯塔克(Stark)为代表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
英国学者拉文斯坦(Ravenstein)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他的观点被认为是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渊源。赫伯拉(Herberla)在1938年、米切尔(Mitchell)在1946年分别正式提出了推拉理论，他们指出人口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在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Bogue)进一步发展了推拉理论，他较全面又简明概括地排列出了12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6个方面的拉力因素。但以上对推拉理论的研究主要强调了外部因素在迁移中的作用，却忽视了个人因素，即当面临相同推力和拉力时，为什么有的人选择迁移而有的人选择不迁移？针对这个问题，E·S·李(E·S.Lee)在其《人口迁移理论》中把位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两地中间的障碍因素及个人因素引入解释框架内，认为迁入地因素、迁出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迁移者介入因素这四者引起和影响人口迁移，并指出迁出地和迁入地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在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中，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W.Petty)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比较利益差异被看成是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刘易斯(Lewis)采用劳动力与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决策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强调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景汉一拉尼斯劳动力流动模型。乔根森(Jorgenson)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论述了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理论，提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的乔根森模型。托达罗(Todaro)认为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和城镇中就业概率，并以此构建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托达罗模型。舒尔茨等人的投资与收益理论则把人口流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从而用投入与收益的比较来做出判断。斯塔克(Stark)等人认为农村人口迁移与否，不仅决定于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的相对差距，并由此提出了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
国内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影响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因素，总结不同时期我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和规律。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角度：第一是从经济角度研究经济收入因素对农村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第二是从个人特征角度研究迁移者的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对其迁移决策的影响；第三是从制度角度研究宏观政策(如户籍制度、计生政策等)的变化对农村人口转移决策的影响；第四是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农村人口迁移的动因和障碍。这些视角的研究表明了中国人口迁移既受宏观经济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又和转移者的个人特征和社会文化相关，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和阶段性。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推进城镇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由于中国社会结构不同、农民基数大、城乡就业压力大和不同的文化等特殊性，使得很难照搬西方模式。国内学者在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上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如何在不同时期中加速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需要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逐渐走出村落，其迁移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较大的收益，不管这种收益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根据舒尔茨的思想，应用成本一收益对比的思路设定农村居民迁移决策的数学表达式为：
D(R)=P｛E－C＞R｝
其中：E为农村居民对迁移后的预期收益，C为迁移费用，R为农村居民当前的所有收益(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D(R)为农村居民迁移决策函数，此处用一个概率分布函数表示。该模型表明农村居民做出迁移决策是一个随机过程，其决定因素取决于预期收益、迁移成本及农民当前的收益。该式表明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迁移成本后的净收益仍大于目前收益时，农村居民才会做出迁移的决定。
该模型中农民的迁移费用和当前收益都是较稳定的变量，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会受到农民个体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
为外界因素作用于农民所产生的合力，
为城镇化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中所提到的“推—拉”模型中涉及的各因素。动力机制中各因素对农民迁移决策产生正向拉力，约束机制中各因素产生反向拉力，即推力。N为农民自身内在因素，I为社会对农民内在因素的认同，此处N≥i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素质的最低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农民的内在因素是一系列独立于外部因素同时又依赖于外部因素来实现的价值体系，它是随外部因素变化、需要外部因素接受、认可并确认。该模型表明，农民追求最大化收益取决于农民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他本身具备的内在素质的共同作用。
(二)研究假设
基于国内外已有相关理论成果、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成果以及实地调研数据，本文将影响农民迁移意愿的因素分为四类，即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社区环境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民个人特征变量对其迁移有影响。(1)年龄。一般而言，年轻人迁移意愿比较强烈，老年人迁移意愿较弱；(2)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的意愿越强烈；(3)职业。一般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迁移倾向明显；(4)打工年限。在外打工时间越长，表示在外打工收入相对稳定，并且也感受到城市文明，更有迁移的愿望。
假设2：农民家庭特征变量对其迁移有影响。(1)家庭规模。一般而言，家庭规模越大，迁移的成本越高，迁移的阻力越大；(2)在读学生数。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其迁移意愿就强，然而在读学生越多时，城里教育成本增大，迁移的可能性反而小；(3)家庭主业。以农业为主的家庭，迁移倾向小，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家庭，迁移倾向大；(4)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迁移可能性就越大；(5)家庭农业年纯收入。家庭农业年纯收入越高，迁移可能性越小；(6)家庭在城镇里社会关系。关系越多，其有关迁移信息越多，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
假设3：社会制度特征变量对其迁移有影响。(1)计生政策。农村的计生政策对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的迁移；(2)户籍制度。经济发达地区城乡观念逐渐淡泊，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也是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在土地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很多农村居民对土地还有很强的依赖感，进而也对其迁移产生了阻碍；(3)平等受教育机会。政府是否实施平等受教育的政策对农民迁移有很大促进作用，如果进城农民的子女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其迁移的意愿就小；(4)工作政策。即如果政府在迁移农民的工作方面措施得力，其迁移愿望强烈；(5)住房政策。即政府能够给予进城农民住房政策优惠和保障，则农民的迁移意愿就强；(6)医疗、养老等社保政策。政府为进城农民提供社会保障能够明显地增强他们防范风险的能力，降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风险。
假设4：社区环境特征变量对其迁移有影响。(1)城里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较少并且单一，所以向往城镇文化生活的农民迁移倾向明显；(2)城里发展机会好。对于在农村没有多少值得留恋事物的农民和青年农民，城里发展机会好是其做出迁移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3)农村生活稳定。这对于农民迁移决策行为有阻碍作用；(4)农村人事关系熟悉。担心城里邻里关系不好处理的农民迁移意愿弱；(5)被城里人冷落歧视。农民担心在城里被人歧视，这种担心对于农民迁移意愿有负面影响。
四、样本情况、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于课题组对浙江省农村未迁移农民的实地入户调查和跟踪调研。调查根据非随机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先确定瑞安市(隶属温州市的县级市)、东阳市(隶属京华市的县级市)、余杭区(隶属杭州市一个区)，然后随机抽样调查与访谈。在每市(区)随机选取3个镇，在每个镇随机选取3～4个行政村，每村调查20～25户。先后发放问卷698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643份，有效率达92.1％。表1为农民迁移意愿选择总体情况。
(二)实证模型
Logistic模型是适用于因变量为两分变量的回归分析，在人口估计和预测中被广泛应用。本例中因变量为农村居民的转移意愿，若农民预期迁移纯收益大于在农村的收益，则会做出迁移决策，此时因变量取值为1；反之，农民预期迁移纯收益小于或基本等同于在农村的收益，则不会做出迁移决策，此时因变量取值为0。则假设迁移的净收益可以用以下方程模拟：
(三)变量设定
本文初步确定的各类影响因素如下：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打工年限；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数、在读学生数、家庭主业、家庭年总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因素包括政府计生政策、户籍制度、教育政策、社保政策、工作政策、住房政策、土地政策；社区环境因素包括城里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城里发展机会好、农村生活稳定、农村人事关系熟悉、怕被城里人冷落歧视。模型变量以及统计性描述见表2。
五、运行结果与讨论
(一)运行结果
对数据的具体分析采用SPSS17.0版本中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选择5％的统计显著水平。表3对模型中是否所有变量偏回归系数全为0进行似然比检验，显著性结果为0.00＜0.05，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偏回归系数不为0，即所建立的模型是有效的。
表4回归结果表明，户主的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社会制度特征变量、社区环境特征变量都对农民迁移有影响。
1.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对其是否愿意迁移的影响。从本次调查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迁移有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获取工作机会和较高工资收入的可能性越大，因而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迁移的可能性越小。
2.农民家庭特征变量对其是否愿意迁移的影响。(1)家庭人数与农民“不愿意迁移”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非常一致，家庭规模越大，迁移费用越高，此时农民家庭迁移的可能就越小；(2)在读学生数与农民迁移意愿成负相关，即家庭在读学生数越多，迁移成本越高，迁移倾向越小；(3)家庭主业对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即从事非农产业的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大；(4)家庭全年总收入对农民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其支付迁移的成本能力越强，其迁移倾向就越明显；(5)家庭农业年纯收入对农民迁移决策有负面作用，家庭农业收入越高，表明家庭对农业的依赖越强，也表明家庭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能够通过农业收入养活自己，所以迁移意愿越小。
3.社会制度特征变量对其是否愿意迁移的影响。(1)政府教育政策对农民迁移意愿有极强的正面影响，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希望通过迁移到城镇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此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2)政府针对进城农民的工作政策对农民迁移倾向有很强的正面作用，说明农民希望进城后能有稳定的工作；(3)目前政府的住房政策与农民“不愿意迁移”呈正相关，住房成本极大增加了农民迁移经济成本，农民非常担心进城后“住无所居”，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农民对政府目前的住房政策不满意，这点也导致了很多农民不愿做出迁移决策。
4.社区环境特征变量对其是否愿意迁移的影响。(1)“城里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在农民迁移决策中起着很强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农民在内心里非常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2)“城里发展机会好”与农民“不愿意迁移”呈负相关，这从反面说明了农民主观认为城里发展机会要好于农村，目前在农村境况不好的农民持有这种观点更甚；(3)“农村生活稳定”对农民迁移倾向有阻碍作用，这也与假设一致，农民在农村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有家有地，而在城市没有稳定的收入和居住条件，因而很多农民可能选择不迁移进城；(4)对于生活在传统农村社区的农民来说，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网络而形成的初始社会资本非常重要，而一旦迁移到城镇，这些初始社会资本很难发挥作用，“农村人际关系熟悉”反而成了农民进城的重要阻碍因素；(5)“怕被城里人冷落歧视”这种担心对于农民迁移决策行为有反向作用。在调查中，很多农民认为城里人在各方面对待新迁移者都有歧视，让他们在做迁移决策时很有顾虑，这说明了农民迁移不仅仅考虑迁移的经济成本，还非常在乎城里人对他们的态度，重视迁移的心理成本。
此外，年龄、职业、打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计生政策、户籍政策、社保政策等因素在模型中的检验系数均没有达到设定的显著性水平，所以从实证模型中予以剔除。计生政策、户籍政策对农民迁移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这与一般性统计结果非常一致(见表5)。表明在二元经济社会特征逐渐消失的经济较发达地区，计生政策、户籍政策对农民迁移影响不大，这与本文原先假设不一致。其他因素与农民迁移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构建了浙江省农民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以浙江省农民为调研对象，得出了影响农民迁移决策的诸多因素，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在读学生数、家庭主业、家庭全年总收入、家庭农业年纯收入、政府的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工作政策、城里文化活动、怕受城里人冷落歧视、农村生活稳定、农村人际关系熟悉。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尊重迁移主体对更高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的追求，创新一系列涉及农民迁移的相关体制，营造和谐的城镇社区环境。结合前面所做的理论分析以及实地调查结果，在具体政策选择上，以下几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1.创造城镇就业机会，提高迁移农民就业能力，构建平等就业制度环境。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加大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瞄准迁移农民或潜在迁移农民的根本需求，提供合适的职业技术培训途径，保障迁移农民能够得到真实、有效的工作机会，促进迁移农民与劳务市场、用工企业的合理有效对接。同时，由于我国城市和农村在较长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针对于农民工的歧视现象依然严重，因而构建一个城乡统一、平等就业的制度环境迫在眉睫。
2.消除户籍制度阻碍，促进社会保障均等化，加快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强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宽进城迁移农民落户条件。给予迁移农民市民化待遇，消除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迁移农民在城镇中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让迁移农民在城镇有稳定生活、就业环境。
3.加强和谐社区环境建设，减小农民进城心理成本。很多未迁移农民认为城里人不够热情，邻里关系冷淡，会受歧视冷落。这说明农民进城心理成本很大，对农民迁移决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果。因此，一方面加强宣传，改变农民对城市人际关系根深蒂固的观念；另一方面，加强以社区理念与邻里文化相统一的和谐社区建设，增强社区感情联络，增进社区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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