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北区第47窟新出唐《贷钱折粮还纳帐》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高窟论文,北区论文,新出论文,性质论文,贷钱折粮还纳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 （2001）04－0099－06
在唐景龙二年（708）□文楚陪戎校尉告身四个断片的背面， 均写有许多文字，从内容判断似乎为一帐历。□文楚陪戎校尉告身残存的四个断片，经本文研究，其前后顺序是：
B47：8－1（b）→B47：42（b）→B47：17（b）→B47：8－2（b）
根据告身文书的特点，上列四个断片的这一顺序是不会错的，而这个顺序又有助于对其背面内容的理解，因为告身就是在这件帐历废弃后，利用此帐历纸的背面书写的。如此，告身四个断片的顺序倒过来，就是本“贷钱折粮帐”四断片的顺序，即：
B47：8－2（a）→B47：17（a）→B47：42（a）→B47：8－1（a）
按照这个顺序，下面将诸片文字，逐一转录于下：
（一）B47：8－2（a）：［1］［P136－1，P145￣146］
（前缺）
仅见张万春、令狐保住、汜智成三人名上有勾了的墨迹，从张万春名旁的五字小注判断，张万春的1100多文钱，是有个名叫“少元”的人代为交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在张万春名上划下墨勾，表示此笔帐已了。同样，令狐保住、汜智成二人名上的墨勾，也应该是纳毕欠帐后的记号。对比之下，那些没有勾了的人名，如成万青、张定方、唐大俊等，应是尚未交纳钱粮的人。而唐大俊，在第1 行的人名中已经出现过一次，表明此帐第一部分列的是欠钱者姓名，第二部分则列出每人欠钱按估价折粮的明细欠帐。如已还纳，便在其帐上勾了。在萌家嗣名旁注有人名徐大生，在智成名旁注有二人名王崇福、李大青，推测这些旁注的人有可能是债务的共同承担人。可以断定，本件四片文书连为一体，实为《贷钱折粮还纳帐》。
在《贷钱折粮还纳帐》中，每人名下列钱数后，均注有“估同前”。所谓“估”者，乃言物价（注：《唐律疏议》卷4 名例律“诺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条，对“上绢估”疏议云：“上绢之价”，并引唐令云：“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又云：“纵有卖买贵贱，与估不同，亦依估价为定。”由此知唐人所云之估，即是物价。），在这里就是指钱折合粮的价格标准，“同前”，应是指前面已列的同一个粮价标准。然而，实际上每人的折估粮价并不相同，现列算如下：
以上所列最后两起的粮食尾数缺，1.8（？）石和2.5（？）石是估计数。从上列的七起折估看，每一起的估价都不同，这种折估上的差异，可能是因借钱时间长短不一、计利多少不同而出现的，客观的折估标准还应是一个，大体每石价在700文与750文之间（注：唐令规定：凡物品，“每月，旬别三等估”，所谓三等估，即上、中、下三等价。对此，《唐六典》卷20京都诸市署令丞职掌条“以三贾均市”下注云：“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贾者，价也。此处文书上的粮“估”价，即使按上、中、下三等估价计算，也不出700文与750文之间。），换言之，斗估在70文与75文之间。这个粮估标准，在唐代前期已是少见的高价位。
敦煌所出《唐天宝四载（745 ）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帐》（P.3348b）所载的各类粮食斗估价，十分具体，现将天宝三、四载敦煌各种粮估价归纳转引如下：
小麦 每斗估 32文，37文
粟每斗估 27文，32文
每斗估 27文，32文
青麦 每斗估 30文，35文
豌豆 每斗估 29文，34文（注：P.3348b号文书， 可参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463￣466页，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26￣434 页转载。）
上列粮估价，比《贷钱折粮还纳帐》文书中的折估价要低一半，这表明《还纳帐》并非天宝三、四载的文书。那么究竟是何时的折粮还纳帐？从利用此帐书写景龙二年□文楚陪戎校尉告身分析，告身应是在景龙二年以后若干年□文楚去世后入葬时抄写的，这个时间，恐怕只能在开元年间。
唐玄宗即位之初，恶钱泛滥，物估也随之抬高，先天元年（712 ）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上疏说：“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的，物价腾踊。”［2］开元六年（718）二月玄宗下令禁断恶钱，“敕出之后，百姓喧然，物价摇动，商人不敢交易。”［2］八年（720）六月诏中说：“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秤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2 ］可见在开元初期，货币由于恶钱泛滥而贬值，粮斗估70～75文，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这种钱轻货重的现象，直到开元十六年（728）丰年增产才有所缓和。这一年的十月二日敕令：
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以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籴易者，为收籴。
事须两和，不得限数。［3］［4］从“谷价至贱”一语看，此时的粮价绝不会再斗估70文左右了。天宝初年情况有了进一步地改变，史称：“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5］，米粟丰收，价格下降，这正是天宝三载、 四载粮估有了很大回落的缘因。从粮估的变动中，可以判断出莫高窟北区B47 窟所出的《贷钱折粮还纳帐》是唐开元前期， 而且很有可能是开元六年（718）至开元十六年（728）间的还纳帐。
折粮还纳帐第3行邓忠□名字的右侧，注有“宴司”二字。宴司， 可能是宴设司的简称，沙州官府或豆卢军军衙属下均有设置，州属称宴设司，或称州宴设，军衙属则称军宴设，专供客使往还饮食招待。邓忠□可能是宴设司的人，或者是由宴设司代理其交纳事，亦未可知。至少是与州宴设司有某种关系者，才有此注。由此很自然使人联想到与本帐同出的《军宴设公廨捉钱帐》（B47：2（a）），该帐残存文字8行，现将此片文字转录于下［1］［P133－1，P142］。
帐中第5行写有“军宴设本一白廿四千二白六十”， “白”即百字。此“军宴设”，当即前面论及的豆卢军军衙属下的宴设司。称“本”者，乃指在此军宴设内存放的公廨本钱。所谓公廨本钱，乃是官府为了补充办公费用而经营的一种高利贷本钱。早在隋代即有设置，唐承隋制，继续推行公廨本钱。《唐会要》卷91内外官料钱上条载：
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当司令史番官回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
这是为了补充京官料钱的不足让各司的令史、番官们拿一笔钱去经营生利，然后将利钱按官员数分给。《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条又载：
贞观元年，京师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这是说贞观元年设置的公廨田收入，实行不久就已不敷官员料钱开支，于是便在各个官府部门，包括京城的诸司和地方州县官府，普遍设立公廨本钱，用来解决官员的月料。由于谏议大夫褚遂良等疏奏公廨钱的弊端，在贞观十二（638）或十五年（641）至廿一（647）年间， 一度停罢了公廨钱。廿一年（647）二月，唐太宗又“令在京诸司， 依旧置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等，令回易取利，以充官人俸”［6］。
永徽元年（650）虽然宣布废止公廨本钱， 但是此后仍是时置时废，到开元初期仍在推行，敦煌所出《地志》就记载了沙州敦煌县和寿昌县的公廨本钱数［7］［P265～428］：
敦京二千七百六十，都
四 上 十二 下 一
下 沙 千六百九十，贡棋子。
敦煌
寿昌
根据《地志》以上所记，沙州设有公廨本钱八百八十千，敦煌县有本钱七百七十千。寿昌县有本钱一百六十五千。据马世长氏研究，地志所记大多是开元十二年至开元二十六年间的情况［7］［P319￣386］，因此上记州县公廨本钱数也应是开元年间的本钱数。不过此数并非是同一年的数据，从敦煌、寿昌两县公廨本钱数的和大于州本钱数就能作出这一判断。不论怎样，这一记载至少说明在开元年间的沙州存在着官府公廨本钱的事实。豆卢军虽然属于军事上的一套系统，同样也有公廨本钱的设置，上面见到的“军宴设本”，就是很好的证明。军宴设所置公廨本钱数额只有“一百廿四千二百六十”，不算太多，它比之于寿昌县置本“一百六十五千”，还要少一点。
对于州县地方的公廨本钱，到了开元十年（722）， 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其不便，遂罢天下公廨本钱”。过了十年， 即开元十八年（730），又“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6 ］总合以上情况的分析，可以认为《军宴设公廨捉钱帐》是开元十年以前的帐。
我们还注意到，《军宴设公廨捉钱帐》是利用官府文书背面书写的，其正面（B47：2（a））尚存3行文字，现转录于下［1］［P136－4，P146］：
此牒文的内容已经不存，第2行的年号上尚存“开”字的左半， 其下仅有一缺，当是“开元”二字，由此知《军宴设公廨捉钱帐》也是利用废弃的开元三年六月廿日牒文的背面重新使用书写的，这至少能说明：此帐写于开元三年（715）六月之后。至此，可以初步认定， 这件《军宴设公廨捉钱帐》是在开元三年（715）六月至开元十年（722）这个时段内写成的。
《军宴设公廨捉钱帐》的前4行写的都是人名， 在每个人名的右侧，大多标有一“沙”字，此沙字，疑是敦煌神沙乡的简称，这在其他文书中也曾有反映，日藏大谷2839b号《武周圣历二年（699）前后敦煌县各乡营麦豆亩数计会》中［8］［P325］，各乡名均简作一字， 如神沙乡作“神”、平康乡作“平”、莫高乡作“高”、龙勒乡作“勒”等是。捉钱帐上的这种标注，表示这些人名大多属神沙乡人。在前4行， 现可判明的有九起人名，其中六人名字上有墨笔勾了，可能是已经交纳完了的记录。有三人未勾，这三人是：索孝义、王玄□、索大方。在索大方名下还注写了一个“逃”字，表示此人已经逃走，当然也就无从交纳了。中一名“王玄□”也未交纳，惜此人名第三字缺损，使得我们不敢断定他是否就是前述《还纳帐》第14行中的“王玄智”，但也不排除是同一人的可能性，不过，两者书法上的一体性，人名上均无勾勒的特点，使人怀疑他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表明《军宴设公廨捉钱帐》与前述《贷钱折粮还纳帐》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恐怕正因为王玄智在《捉钱帐》中未勾，所以才又在《还纳帐》中继续榜上有名，且仍然未勾。
在“军晏设本”之后的三行人名中，其旁注和下注也是很有内容的，除张德意旁注为“品平”外，大多旁注为“平八”，还有两个旁注是“沙七”。平，应是指平康乡；沙，如前所论，应是指神沙乡。七是指七月，八是指八月。记录的是这两乡的人在七月和八月捉了军宴设的公廨本钱，其钱数则在每人名下作标注，从“一千”、“一千五”、“二千”到“三千五百”不等，这个数字从第8 行某人名下钱数残存的“五白文”三字得到证实是钱数。在“军宴设本”之后的6～8行中，可判定的人名有八人，其中三人名字上有墨笔勾了，推测这是他们在用粮折还后，捉钱主事者后加的勾画。可以肯定，这是一件军宴设公廨本钱的捉钱帐。
如果说《军宴设公廨捉钱帐》是豆卢军衙府宴设司发放高利贷的帐目，那么，前述《贷钱折粮还纳帐》则是此宴设司征收这种债务利息的帐历，公廨本钱的贷出是以一千、二千诸整数发放的，而回收的利息，则因时间的长短不一出现参差不齐，这就是我们在《还纳帐》中看到的数额不同的钱数，这应是公廨本钱出贷以后计算出的利钱数，故其尾数十分零散。捉钱者既然以粮还息，自然也就会有粮估价的出现，一如我们在前述《折粮还纳帐》中见到的那样。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军宴设公廨捉钱帐》在前，而《贷钱折粮还纳帐》应在其后。
我们还注意到，与前面诸文书同出的，还有一件开元六年（718 ）涉及到钱、团头的残牒文（B47：12），转录于下［1］［P129－2， P138］：
此件缺文太多，无从断定是否还宴设捉钱一类的版文，至少它提到了“钱”一类的事，而且似乎是由“团头”之类的人负责，其所记年代开元六年五月颇值得关注。它似乎给我们暗示着《贷钱折粮还纳帐》的书写有可能就在这一年。
如果以上的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利用《还纳帐》的背面抄写景龙二年（708）告身的时间，又会晚于开元六年（718）。当然，这些推论都有待于文书研究新进展来作进一步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