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五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亚太论文,五国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月2日至4日，以“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中的作用”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次国际研讨会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大地区委员会的要求并在该委员会资助下组织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也非常关心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张学忠秘书长和王肖苹女士亲自到会，张学忠秘书长并致了贺词。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承担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闵维方任会议主席并作了主题发言，何芳川副校长代表北京大学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本次研讨会有三个议题：1.以“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中的作用”为题进行研讨；2.宣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项目正式启动；3.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学会的成立做准备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项目专家王一兵先生和来自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五国的代表围绕“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中的作用”这个主题作了发言。本文拟对会议研讨的内容作一综述。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状况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以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社会，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造和传播中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都倍受瞩目，高等教育研究也因此而处于突出地位。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政府领导、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重视，并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高等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从与会代表的发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压力与挑战不仅仅涉及高等教育体系本身，也涉及到一个国家乃至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由于这些方面本身的复杂性，也使高等教育研究变得非常复杂。
在探讨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时，日本东京大学的金子元久教授提出高等教育研究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高等教育研究最初从经验研究开始，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包括一系列的经验分析；高等教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并与不同的领域相结合。其次，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之间是一种对话的形式，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政策对话更多的是以批评现行的教育实践和政策，并为其提出新的实践和政策建议来体现的。批评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指责，而是从更宽阔的视野和以更积极的态度努力检验现行的教育政策和实践。第三个方面是高等教育政策的改进与创新。虽然这种做法不一定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在现实中，许多研究确实是以这一形式而出现的。因此，专业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高等教育的管理人员和广大公众都可能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参与者。
从参与研究的人员构成来看，高等教育研究似乎没有一个明显的学科领域界限。但是在分析了日本战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过程之后，金子元久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是“研究范式”。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研究者从学术兴趣出发，其研究成果与现实问题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纯学术研究。另一种情况是许多批评和改革建议与教育的政策和实践有直接的联系，但却缺乏直接的理论依据。随着学术研究的扩展，纯学术研究和批评与改革建议围绕着某个特定的主题而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研究者总是希望把两种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指导现实的意义。因此形成了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式。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式在这里起到了独特作用，它不仅系统地连接了政策问题和个体研究的关系，此范式一旦建立，也会帮助研究者发现研究中被忽略的或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出于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这一特点，高等教育研究便从其他许多学科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当然，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研究与其它研究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大学联盟的鲍沃(Power)教授在发言中提出高等教育研究首先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和教育的本身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为，高等教育研究总会密切关注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和组织形式，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管理、学术探讨和教学实践。其次，高等教育研究也受着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的目的和目标的制约；高等教育的经费、可用资源、国际高等教育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国外教育体系的网络关系的建立都可能成为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的因素，因此鲍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体现形式可能包括：1.检查现行教育体系的效率，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2.为未来的教育体系设计新的模式；3.创造和建立新的教育体系。鲍沃教授的观点仅强调了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咨询功能。高等教育研究也可以分为短期研究和长期研究。澳大利亚的麦克尼思教授(Mclnnls)认为短期研究经常是针对教育中某个具体问题而进行的，长期研究能够从大量的文献和短期的经验总结中对改革和创新进行独立的评估。对应于高等教育研究的这些特点和功能，有人也提出高等教育研究应该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理论应用研究，是跨学科研究还是多学科研究，是合同式研究还是自愿研究等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回答，不过我们可以确切地说高等教育研究带有很强的学科包容性和综合性。
二、亚太地区五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基本情况
为了探讨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中的作用，我们首先看一下亚太地区五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情况。从五国代表的发言中，我们了解到五国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在时间上有所不同，高等教育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也有差异。五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中所起的作用都有所不同。
1.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是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700多个高等教育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大批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形成了包括普通教育在内的教育研究群体。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规模的扩大归功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使高等教育重新走向正规。1983年，我国成立了高等教育学会，在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80多个分会，拥有上千名研究人员，研究范围覆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高等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高等教育的管理与财政、高等教育的道德教育和比较高等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有用。为进一步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他在讲话中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经济规模的研究和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重组和体系改革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蓬勃生机，人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导致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80年代初就开始不断地扩展，如在1980年的招生人数是102万人，1990年增长到208万人。在1983－1985年间就新建立了300所大专院校。面对中国高等院校数量多、规模小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探讨规模小的院校产出与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学校的在校生数低于5000人时，成本就会大于产出。其主要表现是规模小的院校生师比低，学生的单位费用高。这一研究成果对高等教育政策中提高规模效益的决策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针对知识经济与大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它对改革大学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影响。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就注意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国际经济带来一场深刻革命。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产生知识和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而一个国家能够发明、积累、应用信息知识的能力就变得非常关键。因此，闵维方教授指出发展高等教育、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国家建立这一能力的“策略基础”。实际上，中国高等教育不仅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大量的急需人才，也为知识的转化作出了典范。他以北京大学方正集团公司在知识转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教学和培训等方面的作用为例介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直接参与知识转化的成功例子。上述两个事例生动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积极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与改革。
2.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
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早，但发展似乎相对较慢，东京大学的金子元久教授指出，日本二战前就有高等教育研究，但战前的日本高等教育研究主要还是一种借鉴西方式的经验研究。个体经验研究与政策话语之间很少相互作用，也很少直接与教育政策相联系。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在日本高等教育面临两次危机中发展起来的。第一次是战后的50-60年代，为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需要，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由50年代后期的10%提高到70年代初的30%。对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日本政府没有认真的规划，因而给日本高等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学术界和许多教育政策制订者因此产生了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了一批以社会教育学为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到高等教育研究的行列。
从方法论的角度，这一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是围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展开的，这一研究范式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描述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高等教育演变中的不同阶段理论，“精英—大众化—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其次，高等教育结构一功能分析理论的建立。为了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特定的结构特征，并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从科学分析的角度，“大众化”这一研究范式帮助阐述了为什么日本高等教育扩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金子元久教授指出：当我们最基本的信念、习惯、体系的结构安排和个体机构仍然是精英阶段的形式，仅仅数量上的扩张必然给高等教育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命题不仅为日本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强有力的研究范式，也为高等教育中的经验研究和政策对话之间提供了空间。
面对新的世纪，日本的高等教育出现了第二次危机。这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也体现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就这一问题，金子元久教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日本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第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出现：全球化给每一个国家的压力是提高生产力，不断发展新技术。同时，人们的经济活动也不断地依赖于高新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面对这些压力，人们越来越希望高等教育不仅在研究方面，而且在教育功能方面起主导作用。
第二，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形势：在日本政界，各党派之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政府则面对严重的财政问题。广大公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把所有的社会功能都交给政府官僚和一些与之有联系的专家手中，他们希望政府减少控制，并提高政府行为的可靠性。这些问题越来越迫使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过去的直接参与转为市场机制。同时，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只有经济的重新组合才能够引向经济的新增长。
第三，人口特征的变化：日本18岁的人口将从1991年的200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20万人。一方面这意味着青年人的入学机会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入学新生的学术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高等教育必须准备为成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
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在政策方面作出大的改变和革新。为此，政府部门成立了全国教育改革委员会解决教育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到高等教育问题。随后又在1987年设立了大学理事会作为制定政策的中心机构。在90年代初期，大学理事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高等教育的立法形式、政府规章制度和高等教育预算等，到90年代末高等教育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1998年提出的重新组合国立大学的建议，目前正引起全日本的热烈争论。2000年4月成立了国家大学质量评估机构。
基于上述背景，金子元久教授认为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必须从两个方面扩大它的研究范围。第一，高等教育研究不能再用固定模式对“大学”的内容和机构进行研究。第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变得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就必须多样化。研究高教育的体系也应该相应的进行调整，这包括四个研究层面。1.评估：随着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及其责任的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的评估变得越来越重要。2.相关性：指的是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和社会及专业生活相关。在全球化影响下，工业结构和工作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为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在全球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和工作的转移要求大学毕业生具有完全不同的能力和知识。那末，大学应该教什么、怎样教就出现了问题。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中，人们对劳动市场和大学的课程就要作大量的经验分析。3.监控和财政：它涉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监控和财政支持。过去，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被政府所垄断，目前在许多国家由于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高等教育已经逐渐由政府的直接监控向大学拥有更大自主权方向转变。4.大学的管理：市场机制的引入，大学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不仅要改革而且要更有效率。与此同时，对教育和研究需求的不断增长要求大学采取协调策略。比如在1999年，政府提出国立大学应成为一种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这对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与高等教育研究密切相关。
虽然高等教育研究可以从上述四个层面入手，必须看到高等教育研究不一定能为上述问题提出正确答案。因此，金子元久教授提出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政策及改革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增强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大学管理人员和领域内从业人员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应该扩大他们的研究范围，不仅要注意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而且要多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开展研究，因此他希望加强国际同行间的合作。
3.印度的高等教育研究
印度的高等教育虽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自从独立以后就开始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发展的过程。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由1947年的591所上升到2000年的1000所。在校生由20万人上升到700万人。高等教育的教学人员有30万人。学生的88%在本科学位，女性占学生人口的35%。虽然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归功于国家独立后就采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其高等教育还远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目标。在校的700万学生仅占同龄人的6.7%。印度大学联盟的鲍沃(Powar)教授认为，印度的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现状非常复杂，因为印度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多种宗教、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经济地位的多元文化国家。在一个如此多元的国家却有着单一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本身就表明该国及该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富有弹性。
印度的高等教育研究分几个不同的层次。1.在大学中进行的研究。印度有106所大学提供教育学研究生学位，大学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教育学研究生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在过去的10年中，博士学位的研究范围可以总结为下列几个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入学平等环境、教和学的过程、学术重建与改革、政策制定、计划与管理、教育经济、教育心理研究等。2.国家教育计划和管理机构负责与计划和管理有关的研究工作。它的主要职责是为高等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提供有关的政策咨询和项目计划。3.印度大学联合会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学方面的研究。针对印度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国家教育计划和管理机构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为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
就高等教育研究而言，鲍沃教授的看法与别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不一定能给高等教育带来变革，他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常常是社会和政治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但他也同意高等教育研究能够反映出高等教育改革是否按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意图和需要进行。高等教育创新是为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思想、方法和方式，但是在印度，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却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障碍是学术界与学术管理人员不愿意改变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对高等教育发展有害的东西。鲍沃教授认为印度的学术界被“历史的恐惧和深深扎根其中的偏见所笼罩”，他们害怕改变，没有能力为一个“非正常的体系注入生机”，不能为社会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个支持的体系。因此，印度高等教育研究虽然进行了大量工作，高等教育并没有太大改革。面对未来，鲍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在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等教育研究应该在印度的高等教育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至于如何在印度进行高等教育研究，鲍沃教授引用了一句谚语，他说“从上面为禾苗浇水不如让禾苗根须部的水升到禾苗的根部更为有用”，其寓意是说印度的高等教育研究应该有广大从业人员的广泛参与。
4.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研究
澳大利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为了适应目前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在90年代才进入大规模的扩展。根据麦克尼思教授的报告，澳大利亚获得学位的人口比从1989年的5.8%上升到1998年的14.3%。高等教育的这一大规模扩展毫无疑问为高等教育研究带来了发展契机。不同种类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而一些研究人员也从不同领域加入到高等教育研究的行列。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队伍中，有来自各方面的人员。第一，非本专业研究人员。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以自己学科理论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高等教育的本专业研究人员。这些人被看成是高等教育的研究专家，他们的研究通常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第三，高等教育研究所或中心的学者。他们通常同第一类研究人员合作把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第四，项目研究人员。他们来自高等教育研究所或中心，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大学的机构研究。第五，独立咨询人员。他们充分利用系统知识和实践经验开展咨询工作。第六，高等教育领域的从业人员。他们包括高级管理人员、政治家和学者。澳大利亚过去10年中与政策有关的高等教育研究大多是教育部培训与青年事务委员会的调查评估项目资助的。这些项目大多集中在地区经济对大学的影响、质量保证与学位制度、大学中的教与学、扩大入学率、促进大学对国家改革的贡献、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等问题。从资助行为上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政府行为。虽然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政府寻求的研究目标与个体研究人员的兴趣不一定相吻合，但政府提供目标的宽度则涵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多数领域。
就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中的作用，麦克尼思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研究为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最近5年中，广大研究人员从下列5个方面作了广泛和研究。1.质量与机构调整；2.改变现行的课程和教学模式；3.增强入学率和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机会；4.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信息技术；5.高等教育财政、管理与策略等。这些研究为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提出了许多可行性措施。尤其是在教学地位的改变和高等教育的平等入学机会等方面的改革。比如，在评估和改进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的研究时，研究者们从高等教育课程的安排和学生经历中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入手，发现课程的发展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改变激发了大学课程的改革，为适应这一变化，许多学校为学生提供副学位机会。
虽然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为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面对目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经济环境，人们更加希望学术界能不断地为大学的发展目标作更多的工作。高等教育研究者们自己也发现他们需要从更广的范围进行研究并以专家的角色为大学提供建议。从负面的角度看，这可能为研究者们造成很多角色压力，从乐观的角度看，研究者们在创新和改革中，可以掌握改革的形式和方向。最后，麦克尼思教授总结说，面对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无论在任何方面，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府能够独立的把握政策方面的创新和改革研究进程，政府机构、大学、大学里的研究人员需要互相鼓励与支持并增强国家与国际间合作，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个人尤其需要如此。
5.泰国的高等教育研究
根据塞恩拉力特(Sinlarat)教授的发言，泰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4个阶段的改革。第一次是1943年—1958年，这一改革的结果是高等教育职业化。第二次是1959年—1972年，由于受到美国高等教育概念的影响，加强人文教育和采纳学分制等。第三次高等教育改革发生在1992年—1996年，这次改革与高等教育的拓展有关。泰国的高等教育大多集中在城市，而居住在边远省份的青年几乎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高等教育成为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引发了对大学是否有条件进行远距离高等教育的研究。第四次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是现在，其目标是改革大学的管理机构，使其成为董事会管理的独立实体并引入部分私有化机构。
相对与其他国家，泰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发展较晚。塞恩拉特教授认为泰国的第一和第二次高等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研究无缘，因为人们对高等教育研究没有太多的兴趣。即使作了一些研究，也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因为泰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更多是从高等教育本身的需要而展开的，同时缺乏系统性。直到1975年，Chulalongkom大学教育学院一批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起草了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教学课程，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才正式成立。而后，在1977年又成立了高等教育系。该系在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目前还有其它一些大学也相继开始培养高等教育的博士生。泰国的第四次高等教育改革推动了泰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针对大学的管理机构改革引发了对高等教育的广泛研究：其中包括未来大学的发展方向、新型的学术、人力和大学财政管理形式等。
目前，泰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教育委员会，从事高等教育的长期规划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问题研究，如高等教育政策分析、高等教育财政、毕业生和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等。第二是大学层次。在这一层次除了高等教育系和研究中心之外，还有大学教学计划研究机构。他们负责大学内部的政策制度和管理等运作方面的研究，如大学发展规划、教学质量和教学评估等。第三个层次是个体研究者。他们分别来自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用他们自己的领域知识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其中一些人也组织了类似教授协会、高等教育学会和私立高等教育协会等一类的组织机构进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研究。这些学会所关注的问题包括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入学考试、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等研究。
从这三个层次来看，泰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似乎分工非常明确，但塞恩拉力特教授认为，泰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没有形成体系，缺乏持续性。第二，个体高等教育研究者由于大多来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对高等教育研究缺乏长期性。第三，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更多的是从事理论研究，其研究成果很少应用价值。第四，能够指导泰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和方向的研究非常少。第五，对高等教育研究在资金、人员、设备上的支持严重不足。第六，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和地区水平上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交换信息或研究成果。
上面我们分析综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和亚太五国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发现代表们对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所起的作用看法不尽相同，但是面对各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与会者都感到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高等教育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高等教育研究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关于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项目专家王一兵先生的发言非常有代表性。
三、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在探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时，代表们首先探讨了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项目专家王一兵先生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认为目前高等教育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来自时代的改变和世界大环境的挑战。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和知识化的社会，其突出特点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两大要素—物质与资本—在知识经济社会将被信息知识和智慧所取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扩张，从运输、生产力、贸易和思想的传播等方面看“地球村”已经不再是梦想。这一世界大环境的变化迫使各国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进行调整。因此发达国家便将“终生教育”(Life-long leraning)和“学习化的社会learning society)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目标。但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即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的相对滞后，它们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将很难受益。因此，王一兵先生提出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的发明者和传播者必须站在世界发展的前沿，努力利用知识架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
第二，来自国家不同发展水平的挑战。面对世界的整体发展趋势，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应有所改变，认识到高等教育不应该成为一种奢侈品，它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高等教育应该在策略和结构上有所调整，积极采取不同的办学模式，如远程教育和开放式教学等。当然各国在高等教育的策略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比如，在发展中国家，教授工资待遇一直落后于其它部门，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允许教授们从事第二或第三职业，这样一来教授们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是否会出现问题。改善他们的待遇，吸引最有智慧的人从事教育工作则是当务之急。其次，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和质量保证上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质量保证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再者，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所造成的人才流失。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使人才回归，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实践或许可以借鉴。还有，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为了规模效益采取大学合并措施，但合并过程中及合并后的运行机制的调整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来自大学内部的挑战。首先，大学的领导方式(goverance)在整体经济的改变中，国家将会给大家更多的自主权，大学将会成为法人实体。但这一经济实体应如何运作？其复杂性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的研究。其次，大学内部管理，管理的质量标准是什么，管理应该是专业的还是教授们之间的轮换，谁来培训管理者？再者，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质量保证一直困扰着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培养专才还是通才，是以能力为基础还是以技术为基础？还有，高等教育的财政问题也影响大学发展，因此产业化问题浮出水面，高等教育是否能等同于工业企业？大学的企业是否应该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同时，针对新世纪的人的素质构成与素质教育，我们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模式应如何改变？在知识的传播中，现代技术的应用将改变教师的作用、教学方式和教学管理的模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等教育的虚拟化，网上教育正成为新的教育时尚。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为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会代表们认为虽然各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上述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针对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代表们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将越来越广阔，因此，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将会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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