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影响与跨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跨世纪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伴随格局转换和力量重组，冷战时期处于潜伏和生成状态的许多因素开始跃居国际政治的前沿，使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呈现出日趋多维化的特点，而文化在政治中作用的抬升则构成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典型特征之一。
一、文化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表现
（一）文化是影响国际政治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全球化作为始自于近代，以世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为表征，推动世界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孤立静止走向依存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其步伐在冷战后不断加快，而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特定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因具有交流、吸纳、扩散、涵化和融合等功能而通过文化的世界化构成全球化的动力和内容；另一方面根源于文化民族性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矛盾乃至对立和冲突又构成解构和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冷战后文化对全球化进程的助推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冷战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蕃篱的拆除，使不同文化交流、磨合、融通的步伐不断加快，文化世界化趋势的加深构成了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第二，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文化传播的迅速发展使文化的交流面和交流量不断扩大，并使人们对人类共需的文化进行取舍和选择，而这势必通过文化认同及其对世界的文化整合推动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第三，伴随经济的国际化，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与融通，使不依地理环境、社会体制、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全球文明的生成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偏于一隅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认同将为脱胎于各种文明体系的全球文明所取代，并日益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尺度和调节机制[1]；第四， 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加剧，使人类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进而推动不同文化体系的融通与认同，并孕育出具有人类共识色彩的行为规则、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全球问题的不断加剧呼唤着关注人类命运的全球意识及国际协调机制的形成，而这无疑将以文化的认同和融通为基础。文化对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诚如我国一学者所言：“对国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一条线索是，人类以许多小的文明地区逐渐融合交流，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地区文明，到了20世纪，实际上非走上一条人类共同的文化途径不可了，这里并非是说取消了文化的地方特征，而是指人类文明在越来越多领域找到了共同点和运用了共同的价值标准。”[2]
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与文化世界性并生的另一世界走向是文化的民族性倍受重视，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以及文化认同相对于经济合作和政治认同的滞后性构成了解构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许多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中，文化“寻根意识”和“复归情结”作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回应，在国际舞台上时时闪耀出耀眼的光芒，文化保守主义不仅表现于观念和情感，甚至以民族主义作用于当代国际政治，当民族文化的归属指向蜕变成民族偏执、民族岐视、民族沙文主义等极端形式，并对异域文化充满仇视时，处于静态的文化差异便在碰撞中衍生出文化冲突，甚至直接卷入国际冲突之中，并解构和阻碍全球化进程。再言之，由于国际政治中存在已久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的刺激效应，落后的民族及国家面对西方主势文化的侵蚀，诉诸于传统回归和文化寻根同西方的文化扩张抗争便构成了转型国家的一种历史共相。
（二）文化是影响冷战后国际冲突的重要变量
首先，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诱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因素。但冷战制衡机制的散落更为文化参与国际冲突提供了历史契机。冷战后的前南斯拉夫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以及其他以民族冲突、种族仇杀和宗教纷争为表现形式的“冷战综合后遗症”的频频发作，均给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涂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
其次，文化的保守性、民族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强化了国际冲突政治解决的难度系数。国际冲突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的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人文标准对国际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及目标寻求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文化界说，从而使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升华和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被纳入文化范式的行为和目标因具有了文化传统的合法性而在现实的冲突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任何让步都会因诋毁传统和亵渎文化而痛苦万状并招致民众的抵制和抗议，进而使冲突绵亘不绝，令冲突双方在文化灵光的役使下争斗不止，难于退让，极大地增加了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国际冲突的难度系数。
（三）文化成为架构冷战后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
首先，同源文化的历史认同与血缘亲和功能构成催生冷战后国际合作和区域性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媒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国家的聚散离合以及文化的自身扩散，许多同一文化体系经过历史变迁形成跨民族、跨国家的特点，使一种文化分布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及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沧桑世事使世界发生了物是人非的变化，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仍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并以文化的历史认同功能和血缘亲和功能成为构筑国际联盟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纽带。冷战后，同源文化再度显示出其政治感召力，基于共同文化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精神信仰、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归属，构成了架构和催生国际合作、构筑国际联盟的文化纽带。苏联解体后，中亚至国际伊斯兰教的复兴为新的伊斯兰共同体或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伊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都在密切注视中亚穆斯林国家的发展动向，不断加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伊郎提出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土耳其的“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的“伊郎兰新月区”都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种种情况表明，中亚国与其毗邻的伊斯兰国家很可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政治经济共同体，而伊斯兰文化则将成为新的伊斯兰联盟或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又如：冷战后伊斯兰国家对波黑问题的共同关注，西方国家不断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行协调，西太平洋地区儒家文化圈国际合作的加强均表现了同源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此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同样植根于共同的欧洲文明及近代以来产生并持续发展的欧洲统一观念；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成熟也同样伴随着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形影相随的文化汇合过程。
其次，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基础上的吸纳认同构成了整合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随世界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几乎每一种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吸纳着异域文化的合理成份，不同文化在珍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也在扩大。
（四）文化成为冷战后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砝码
冷战后，文化作为与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等“硬权力”相对应的一种“软权力”，日益成为影响冷战后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砝码，国家利用文化达到政治扩张或保护主权的目的尤为明显。这种趋势突出表现为：首先，利用文化进行政治渗透的文化扩张主义，尤其表现为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文化相对优势规范和主宰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国际战略中不断加强运用文化力量制约、影响世界事务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美国的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迫切履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可靠战略方式。”[3] 文化扩张主义也并非西方的专利，它同样体现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战略之中，诸如伊朗和苏丹等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以弘扬伊斯兰文化为旗帜，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战略，并力图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土耳其的“泛土耳其主义”、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泛斯拉夫主义、中亚的泛哈萨克主义也同样具有文化扩张主义的色彩。其次是利用文化捍卫国家主权的文化主权意识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强化。多数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俯视，都“把对本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作为维护自己民族存在的武器，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对自己的文化加以保护，视之为自己生存的象征。”[4]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几乎都奉行文化保守主义，并以文化抗争回应西方文化的压力和挑战，而且日益将作为国际政治软权力的文化升华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产生了捍卫文化即捍卫主权的强烈文化主权意识。
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作用抬升的原因
（一）冷战后两极制衡机制的散落使民族、宗教矛盾凸出，从而为文化跃升到国际政治的表层提供了历史契机
冷战结束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的高压作用减弱，长期以来为两极体制抑制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突出，而民族主义和宗教文化的复兴必然导致文化复归和寻根情结的凸现。因为“民族主义的精髓是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5]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于文化与民族的一致性， 文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亦为民族的命运，因而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扩张化无疑抬升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此外，苏东国家的剧变，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型以及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导致了精神信仰的坍塌和价值认同的失范，使得宗教文化对重建精神归宿和价值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文化复兴使文化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日益表层化。
（二）冷战后国际关系主导因素的易位尤其是国际政治变量的多维化使文化作为国际政治“软权力”的作用不断抬升
冷战时期，政治和军事雄踞国际政治的中央，而冷战后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趋强化，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深化也使政治和军事高压的合法性倍受挑战，而文化恰恰具有增强权力扩张合法性、道义性的作用。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已无法单纯依靠政治、军事等“硬权力”来实现，从而使文化在国家权力斗争中的作用不断强化甚至以放大的方式加重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文化色度。冷战后以和平竞争和协调共存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使国际政治斗争采取了更为迂回隐蔽、曲折复杂的斗争方式，文化领域的扩张、争夺和渗透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全球化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失败刺激了文化寻根和文化复归情结的强化
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并交织着强权扩张的痛苦历程。冷战后，以工业化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媒体的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将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挟裹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经济上的巨大鸿沟、科技上的巨大落差、政治上的强权高压、文化殖民的扩张再度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并使他们诉诸于民族主义，以民族文化反击西方文化的侵蚀。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除少数成功之外，多数国家出现偏差甚至陷于失败，历史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失范严重刺激了民族情绪，社会民众将民族和国家的落后归咎于外来文化的侵蚀，从而萌生具有文化寻根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并反弹和作用于国际政治。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信息媒体迅速发展使得不同文化体系谋面的机会增多，文化碰撞冲突的广度、烈度均呈前所未有之势，也是刺激文化跃居国际政治表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迎接挑战，构建跨世纪中国国际文化战略
（一）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建构具有民族性、开放性的文化系统
全球化作为难以抗拒的世界走势对原有的民族文化板块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中国传统文化自近代陷于危机后就一直面临着如何实现文化重建的挑战。在文化世界化成为全球化重要内容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强化，都使得中国更广泛、更深刻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这势必使中国文化在文化世界化的过程中面临新的选择与重构，建立具有开放性、民族性兼具的文化系统无疑是跨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任务。中国文化系统的开放性应体现在双向度和深层次意义上的开放：首先，应将中国文化置于人类文化的大系统中，通过文化的交流、吸纳和选择，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惰性保守因素。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没有成熟到足以充当人类文化大同基础的程度，中国文化同样是良莠并存的文化，这要求中国文化到异质文化系统中摘择有利于优长互补的营养成份，任何民族文化都无法脱离世界文化而存在已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走势之一。其次，要挖掘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以中国文化的合理因素去完善世界文化，使华夏文化的合理成分服务于人类的共生、进步和繁荣。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使今天持文化虚无主义态度的仍大有人在，他们过份强调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博采，而忽视甚至放弃对中国文化合理成份的挖掘。“如果我们不以虚幻的希望代替切实的行动，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振兴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出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它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加深和加速本民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件事对中国来说，特别紧迫、特别重要。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走全球主义道路，振兴中国经济和文化，必然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6]
（二）迎接文化世俗化、商业化的挑战，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当今世界文化走势中出现了一股浊流即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的趋向，并日益瓦解和侵蚀着文化的人文主义价值，这已引起了中外思想家的反思和忧虑。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反思的内容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忧虑是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及其人文价值的沦落不仅无助于该文化的存续，也必将给世界带来无序与混乱。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认为美国难以成为21世纪的领导者，不仅在于其经济力量的式微，更在于其人文精神的失落，他痛陈美国文化商业化、庸俗化的弊端并据此指出：“一个基本上由缺少较深刻的人类价值观念的、为追求物质享受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总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特别是作为自由象征的吸引力。”[7] 尽管他的忧思建立在对美国文化难以一统世界的霸权心态之上，但他的忧思及其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对于世界和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都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也使文化面临着商业化、世俗化的挑战，拜金主义、崇商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大有泛滥之势。作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人文传统的中国要想在价值目标与人文精神方面对世界产生影响，人文精神的重建迫在眉睫。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舍已利他的群己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和为贵的人际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都迫待弘扬，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整合价值也正在于这种博大的精神情怀，时代呼唤着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重建。
（三）迎接“文明冲突论”的挑战，向世界昭示中国文化崇尚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理念，使中国文化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整合和重塑世界的精神力量
“文明冲突论”将文明间的矛盾冲突视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导因素，并视中国儒家文明为西方的威胁。这不仅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冷战后的发展和延伸，更是冷战思维模式阴魂难散的体现，也是“中国威胁论”的文化诠释。它不仅要求中国的文化学人在理论上对“文明冲突论”加以批驳，更需要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尚和谐”的哲学追求。中国文化作为在哲学上崇尚和谐、在伦理上崇尚正义、在价值观上注重群体的东方文化，不仅不会对西方更不会对世界形成威胁，而且对于整合未来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哲学崇尚“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助于消除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而形成和谐的生态观；以儒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崇尚人际关系的和谐，它所具有的“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道德理念，堪为人类价值观念整合的基点；中国文化崇尚身心内外的宁静和谐，对于拯救后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当有普遍价值；等等。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价值追求无疑可以作为21世纪人类的最高价值。[8] “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决不应是由‘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引起‘文明的冲突’，而应是由东西方文化互补而致的‘文化的协调发展’”。[9]
（四）迎接文化扩张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排战，光大中国文化的优秀民族特质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并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文化，一直以其独具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话语体尔和民风民俗著称世界。而伴随近代中国的衰落，中国文化便一直面临西方主势文化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和西方别有用心的文化渗透，使中国文化再度面临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的挑战。文化殖民和文化扩张旨在通过文化的渗透、同化和扭曲，实现其他民族文化的整体变型，往往能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逆流，严重损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应具有民族精神和开放意识的一致性，为应付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的挑战，中国的文化战略应着眼于：坚持警惕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坚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深化开放的一致性，尤其要弘扬中国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主流文化体系，以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亚文化的发展；坚持消除殖民文化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一致性，通过国民素质的优化抗衡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的挑战；坚持抵制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一致性，稳妥地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光大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2]冯绍雷《论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欧洲》1994年第2期第60页。
[3]转引自王晓德《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第49——50页。
[4]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1页。
[5]苏国勋《理性论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 ——84页。
[6] 丁一《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趋向——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访谈录》，《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0期第36页。
[7]（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8]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与对话》， 载《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20页。
[9]汤一介《世纪之交看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观念》， 前引书《大国方略》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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