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挺郎”与“批郎”看和谐社会的学术争鸣——简评《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简评论文,和谐社会论文,学术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5）03-0011-05
新年伊始，看到《经济经纬》第1期发表了伍装同志的《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一文，就我国当前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深受启示。但对其中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因此利用春节假期，草成此文，以就正于作者和经济学界的同仁们。
一、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学界的学派划分问题
我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学界并未形成什么新的学派。因为要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派，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新的学术观点、理论和论著，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有一批真正的信奉者。
试问：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对马克思经济学是如何“综合创新”的？创新了什么观点和理论？代表性的论著是什么？到底有多少人信奉这些观点和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又“新”在何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有什么区别？其基本的观点是什么？是否违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哪些地方违背了？是否形成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到底是谁？仅仅是一个“张维迎”吗？是否其支持者不到10％？（因为某些“挺郎”人士说他们的支持者在90％以上，但是“挺郎”派也不一定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信徒，连郎咸平教授也不敢说他的观点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从他的学术经历和观点来说，他基本上是属于“西方经济学派”，其中当然也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观点）。
根据以上我对“学派”划分的理解，我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学界并未形成什么新的学派，更未形成什么“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及其对立。但必须补充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我说我国经济学界没有形成什么新的学派，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导地位，也不是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旗帜。因为这不是一个学派问题，而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问题，是一个最高最广最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一个学派的话，那么它的对立面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还包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甚至还可能涉及“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
第二，我说我国经济学界没有形成什么新的学派，并不是否定我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创新。如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基本经济制度与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等。这些新的理论和体制，大多数是由我国经济学界首先提出并进行讨论和论证，最后被党和国家文献中吸收和采用的。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证明，这些改革和创新应当首先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经济学界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如于光远、卓炯、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王珏、何伟等学者），当然也包括绝大多数由“计划派”逐渐转向“市场派”的学者。其中就有伍文中所划分的两个“新的经济学派”的大多数学者。
第三，关于“市场派”与“计划派”的划分问题。我这里所说的“学派”，与上面所说的“学派”不同，是指在某个具体经济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例如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古典学派和庸俗学派之争，20世纪30年代后又出现过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之争。二战以后还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之争，以及产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金融创新学派、新经济学派、信息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但是从这些学派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它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范围。
而在我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学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我国经济学界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国有制的地位作用与改革、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等，进行了一些讨论和论证，纠正了一些过去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曲解的观点，结合我国近2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论证了一些新观点，同时吸取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新流派的观点，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说，这种构建尚未完成，还谈不上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更谈不上形成什么“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
第四，关于“海派经济学”问题。这是程恩富同志首倡并创建起来的，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我本人也不例外。但是仔细推敲起来，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海派”一词是从京剧中的“海派”一词引用来的，其原意是要改革旧京剧中的一些表演程式和方法，把它用到经济学中来是什么含义呢？其次，“海派”的内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如果仅表现为程式和方法的改革，把“海派”作为一个经济学派显得不伦不类；如果仅指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就叫“市场派”好了，何必这样转弯抹角、令人费解呢？同时这种解释也有“惟我独革”的意思，那么把那些不参加你派的人置于何地？最后，把海派经济学派改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也显得很勉强，因为这两者的内容不属于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二、关于价值判断与目标选择
这是伍文将我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经济学派划分成为两大学派的主要原因。这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了。但是，仔细读了伍文的论述后，就感到问题不少，疑点很多。现择其要者提出三点：
第一，伍文首先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不仅是自然演进过程，而且是人类理性构建过程，是这两者统一的过程。这种论述当然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问题在于：何者为主，何者为次，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陷于二元论的困境，马克思说得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1]，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诚哉斯言。
第二，价值判断中的“价值”是指什么？显然不应当是指哲学上的价值，也不是指政治上的价值，而应当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恩格斯明确指出：“经济学所知道的惟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2]“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3]。按照孙冶方的解释：价值规律的实质是要求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目的，也是商品市场经济价值判断的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不例外。
第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这是我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焦点问题，由此而出现计划经济派与市场经济派的对立。前者固守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当然姓“资”；后者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方式和资源配置体制，不属于基本经济制度，因而没有姓“资”姓“社”之别。党的十四大采纳了“市场派”的意见，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范畴。其含义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有姓“资”姓“社”之别，而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其价值判断与目标选择不是由市场体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可见，伍文把对方说成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把自己说成是“坚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与党的十四大精神不符的。
三、“市场经济学派”视野下的改革目标和方式
伍文中用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我这里改用“市场经济学派”，因为前者是别人强加的，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后者则是为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所证实了的，希望争论双方都能尊重事实。
第一，“实行私有化”，这是20多年来反对“市场经济学派”的第一根大棒。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是反对所有制私有化，而90年代以来是反对产权私有化。想当年，董辅礽教授提出改革国有制，厉以宁教授提出实行股份制和“新公有制”，晓亮同志提出发展民营经济，王珏老师提出的“共有制”，我提出非国有化和所有制结构的“飞机模式”等，都曾被戴上“私有化”的帽子而受到批判。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这种批判的调门逐渐降低了，想不到现在又换上“产权私有化”这根“洋棍子”来打人了。何谓“产权”？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经典式的定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中没有明确的产权概念，连当代西方经济中的产权学派的创始人和宣扬者的论著中，也没有给产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所谓产权的私有化和公有化也就无从谈起了。
根据我的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产权，相当于马恩著作中所说的占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这种权能的基础是所有制及其法律表现形式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所有权和占有权等可以互相分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其核心已是产权问题。如果我以上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产权私有化也不一定就是所有权私有化，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私有化了。
第二，所谓“公有制效率低于私有制效率”，这“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信念和理想的命题，它首先是一个实证分析的问题；相反，认为公有制的效率必然高于私有制的效率，倒是过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流行的信念和理想的命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渐了解到二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现实，人们对以上信念和理想产生了怀疑，甚至对公有制的优越性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分析和研究了二战后两大阵营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认识到这不是由于两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别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实行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造成的后果；因此提出要改革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共识，不管是这派那派都没有提出异议。至于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有人提出国有企业效率低、私有企业效率高，这也是一面之辞，不能说它完全错，但如果用它来论证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那就错了，我看伍文中所谓“新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谁也没有这样认为，否则他们早就被人“批倒批臭”了。
第三，关于国有制的性质、形式和作用问题，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直争论的焦点问题，最近这场争论也不例外。对这个问题，我在《正确认识和对待国有制和私有制》一文中曾指出：（1）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制仅仅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多种公有制形式；（3）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还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旦阶级消灭，国家也就逐渐走向消亡，国有制当然也要走向消亡；（4）因此，斯大林把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所有制，是最优越最高级的所有制形式，是与马克思的预想不符的[4]。
第四，关于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相应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这是引发本次争论的热点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和各种阶层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认识也是多种多样的，绝不像伍文所说的仅仅是两派的观点之争，更不是像伍文所说自己那一派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而另一派则是代表“现阶段中国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难道自己那一派就没有既得利益吗！
四、简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改革观
我认为，伍文的这一部分写得很简练，也比较实事求是，很好地概括了程恩富教授的思想观点。但问题在于：这并不完全是程教授的独创观点，而是他吸收了我国经济学界20多年来长期争论并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其中当然包括伍文所说的两派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观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因此，我认为，伍文所论的两派之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资产阶级学派之争，更不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争，而是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引下不同观点的讨论，属于“马家学派”内部之争。
（附）：简评“郎旋风”
本来文章到此为止，但看到伍文最后提出“新马学派”“支持郎咸平关于产权和国有经济的某些观点”。再加上程恩富教授在去年10月召开的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上的主题报告，也大肆推崇郎咸平的观点，为“郎旋风”推波助澜。因此，在此附上我对“郎旋风”的看法。所谓“郎旋风”，是指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教授郎咸平近半年来多次到大陆讲学和发表文章，对大陆几位“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激起了大陆经济学界的强烈反映。在8月28日这一天，在北京召开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所谓“非主流学派”大肆“挺郎”，其中有10位教授发表了“挺郎”声明；同时，在8月28日那天，召开了“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大陆“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回应了郎咸平的攻击。这场由郎咸平挑起和“主流派”的强烈回应，在我国经济学界刮起了一股旋风，被人们称之为“郎旋风”。
郎咸平何许人也？据说他从台湾的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宾州大学留学，1986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该校和密西根、芝加哥等大学任教，90年代到香港中文大学任金融学教授，香港回归后曾多次向特区政府献言献策，后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讲学教授。从这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国两制”国策的拥护者，是一位爱国人士，对大陆的改革寄予关心和期望，因此，他所提意见的动机是善良的。
但是，由于他过去受的是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之甚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实践未亲自经历过，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学界的几次大讨论也未参与过，因此他所提意见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例如：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他批判的对象都打成“新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这样的类比是不恰当的。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4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流行的一个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苏东解体后则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试问：被“郎旋风”所吹及的几位教授谁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谁又主张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
正是在“郎旋风”的影响下，大陆一些“挺郎派”，把对立面打成“右派”，而自命为“左派”，把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搬出来了，可见文革流毒之深，殊堪浩叹！至于有人把对立面说成是“主流派”，而“挺郎派”自称为“非主流派”，不知这样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按争论双方的实力划分，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如果按双方与政府的关系来划分，也很难说谁受重视谁不受重视，因为双方的某些建议和意见都被政府采纳过，双方的代表人物都进过中南海，我看政府对双方没有亲疏之分。
我认为，如果硬要分什么派的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存在过计划派和市场派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姓“资”姓“社”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市场经济只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了十几年，直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基本得到解决，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计划派与市场派了，双方都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迫切要求国有企业的改革与之相适应，于是我国经济学界的视线又转到这方面来了。面对国企改革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要不要改以及如何改的争论。主张市场化改革者一般认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缩小国有制比重，进行股份化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种主张已为党的14至16大文献所采纳，因此有人把这些学者称为“主流学派”也未尝不可。
但是也应当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却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厉以宁、吴敬琏、董辅礽、王珏、肖灼基、谷书堂、何伟等人经常被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这次辩论中又涉及董辅礽的国有制改革论、厉以宁的“新公有制论”、吴敬琏的市场化论等等。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为什么老是有人闭着眼睛说瞎话呢？！当然，这不是指郎咸平先生，而是指某些“挺郎”人士指桑骂槐的矛头所向。
至于对郎咸平先生的观点，前面我说过他的用意是好的，但是由于他对大陆经济学界近20多年来的讨论不够了解，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我国当前改革的现实，因此不可避免会失之偏颇。例如他把我国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声言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之。这本来是20世纪80年代“计划派”和“新权威主义者”对市场派批判的语言，竟然出现在新世纪一位来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和地区（香港）的经济学家，这不能不令人惊叹，也不能不感到遗憾！
最后还要简单谈一下郎先生对张维迎的批判问题，他把张作为国内“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来看待，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张，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有的“挺郎”人物把张的观点说成是“显学”、“官学”甚至“霸权”，这更是令人其名其妙了。当然，张维迎在说明实行MBO方式时的某些提法有些不妥，但是他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他认为在我国当前国企改革的困境下，实行MBO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这有什么可指责呢？！至于他在答辩中态度有些激动，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是因为郎先生你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看还是彼此谅解吧！双方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以国家利益为重，正确地开展百家争鸣，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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