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雅颂篇目差异与西周礼乐形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制论文,篇目论文,礼乐论文,西周论文,风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经》305篇，由二南和风雅颂四部分构成，因《诗经》原曾为五经之首，所以《诗经》研究历来就是显学，涉及层面和细致程度更是超乎寻常。但是，《诗经》各部分篇目划分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数字不等，先儒不遑深究，今人亦鲜见介入讨论。其实《诗经》篇目的多寡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信息和学术价值，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诗经》是西周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按照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规矩，除殷颂出自殷商外，其余的主要出自西周，但是随着平王东迁，礼崩乐坏以后，原来《诗经》体制被破坏零落。虽然东周各国主要也还是参照礼制礼学的规范运作，但《诗经》的礼乐形式、内容逐步成为摆设。直到孔子，才进行搜集、整理、合乐，因此，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诗经》。由于是残存，所以不是原貌。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诗经》作品中的雅颂是以之什来划分的，但略有增损，而风诗没有，就是这个原因。具体如下面的篇目分布表。①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诗经》的雅颂是以之什为体制的，就是说十篇为一个单元，之什就是十，也就是章，后来把一首诗的分节也叫章，那是不同的称呼，与体制没有关系。风诗中虽然没有之什的区别，但是有五个风都是十篇。一般地说，这些风诗在体制上和周制相同，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二南都在十首以上，推测其为编订《诗经》时候的原因，不是本来的面目。雅诗中《小雅》鱼藻之什多四篇，《大雅》荡之什多一篇，《颂》诗中闵予小子之什多一篇，与之什编排顺序不合，另外还有六篇存目的作品。这就是所谓诗书缺的内容了。因此，我们肯定某某之什就是西周的朝廷礼乐体制的主要形式。
风诗是诸侯的礼乐，当代称其为民歌，或说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是出于想像。当时没有什么流行的歌曲，更不至于哪个诸侯国只有流行歌曲或者民歌，被孔子编入《诗经》。天子拥有礼乐的专门权利，礼乐之事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编写《诗经》的目的是为了王道和六艺，用后来人说过的话就是复辟，不是消遣娱乐。那么诸侯的礼乐自己不能制作，是从哪来的呢？考《礼记·乐记》说：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②
从《礼记》的记载看，诸侯的礼乐来自于天子的赏赐，赏赐中有奖赏，也有适时关爱。这条资料似乎不被人重视，其实很重要。一方面证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诸侯礼乐，也就是风诗的来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时还有乡乐，不过乡乐在三礼以及先秦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作为诸侯礼乐适用，有时候天子礼乐中根据需要也会出现乡乐。乡不是诸侯国。《国语·齐语》说：“（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无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③乡，大小不等，西周曾在王城郊内，设六乡，也有的称乡为遂。
又《礼记·乐记》说：“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④显然，雅颂之声是朝廷礼乐，风雅颂显然有严格的区分，王乐是王乐，但可以单独作为乐给不同层面的人在不同地点来听，政教一体。
但是，历史上的礼乐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所谓礼乐异代，究其原因，一是爱好，二是礼乐往往要敬祖，而统治者的祖宗不是一个人，三是情势不同，这样就形成了礼乐的承接和变化。这已经是常识，不用多说，但是就是一个帝王本身，他在制作礼乐以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周代的礼乐分为正乐和散乐两部分，朝廷和诸侯两个层次，正乐就是规定的礼乐，上面涉及到的例子都是这一类。而散乐是可以随意演奏歌唱的作品，也就是尽兴发挥的部分。所以散乐的数量更大，可以流传、演奏，相对自由，为新的礼乐制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选择方便。但是，礼乐制定有严格的程序，包括采诗，也不是随便可以成为礼乐的，要层层把关、修订。如前引《礼记》资料，在声文、节奏、律吕、道德上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要协调中和。郑玄称为正歌和无算乐，无算就是无数。郑玄关于正歌和无算乐的解释分别见于《仪礼》的《大射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仪礼·乡射礼》说：
无算爵，使二人举觯，宾与大夫不兴。取奠觯，饮，卒觯不拜。执觯者受觯，遂实之宾觯，以之主人。大夫之觯长受，而错皆不拜，辩，卒受者兴，以旅在下者于西阶上。长受酬，酬者不拜，乃饮，卒觯以实之。受酬者不拜受，辩、旅皆不拜，执觯者皆与旅。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执觯者洗升实觯，反奠于宾与大夫。无算乐，宾兴，乐正命奏陔，宾降及阶，陔作，宾出。众宾皆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⑤
在《周礼》、《礼记》、《左传》、《尚书》等早期的经典中并没有无算乐的记载。最早征引《仪礼》之书的是《墨子》的《节葬》、《非儒》、《公孟》三篇，同时还有《孟子》和《荀子》，一般认为，本书最早也就是出现在战国中后期。又考《仪礼·燕礼》郑玄注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备亦成也”⑥，认为燕乐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此应该是用国乐之无算。又“升、歌、间、合无数也，取欢而已，其乐章亦然”、“算，数也。爵行无次无数，唯意所劝，醉而止”⑦、“升歌间合无次数，唯意所乐”，郑玄说算就是数，意思大致没错，因为行礼时饮酒是计数的确定的。算也就是射箭的算筹数，觥筹交错之际有明确的规定。他认为享乐是正歌，正规礼仪之后的礼乐无算，所以叫无算乐。
《礼记》和郑玄注释的根据是《诗经》。按《大雅·行苇》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⑧我们看出，在宴席上设爵，爵和算（筭）相适应，在祭祀、燕享之后旅酬，旅酬就是互相挨个敬酒，以后要畅饮而歌。这个歌没有规定，爵也没有规定，喝到醉为止，虽然周人一直吸取殷商教训禁酒，但这时候还是希望喝醉为满意，就是无算。在行礼时的笙歌是正乐，在嘉殽脾臄后面的或歌或咢叫散乐，就是无算，尽兴为止。理由如《大雅·既醉》说：“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⑨礼乐的目的就是立德，所以醉酒以后是既饱以德。
无算的也是礼乐作品，天子可以赐给诸侯，后来的天子也可以调整为正歌，即正乐。所以，在西周时代就是对这些有规定的本子也只能叫礼乐，而不是叫诗。从现存的资料中我们能够检索到上百首逸诗，有的是制体，在诸书中曾经作为礼乐适用过，但有的没有用过，说明只是成体，制体不存今本，说明已被淘汰出制。这种淘汰包括删诗编订时的取舍，如《肆夏》等作品，汉魏、隋唐还在流传，但今本《诗经》不取，不取的原因是由于《肆夏》是天子会诸侯的作品，而《诗经》编定时已经礼崩乐坏，没有天子会诸侯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编定的目的除了备六艺以外，可能还有应用的原因。
《诗经》题目相同的有《羔裘》3篇，分别在《郑风》、《唐风》、《桧风》；《黄鸟》2篇，在《秦风》、《小雅》；《谷风》2篇，在《邶风》、《小雅》；《柏舟》2篇，在《鄘风》、《邶风》；《扬之水》3篇，在《郑风》、《唐风》、《王风》；《甫田》2篇，在《齐风》、《小雅》；《杕杜》2篇，在《唐风》、《小雅》，另外，《唐风·有杕之杜》与《杕杜》2篇首句相同，但为什么题目有别呢？《郑风》之中有两篇《叔于田》、《大叔于田》，它们的句首是相同的，但题目为何有别？这应该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诗经》题目就是乐曲的名称，经过了成体和制体的转化，但颂、大雅是铁定的，风和小雅可以调整，这也正可以证明，所谓风诗或者邦诗进入雅诗说，实际上就是新的制体。二是删诗时候整理，那么，《诗经》有不同的本子，经过多次编定可以十分肯定，而现在的《诗经》不是西周礼乐性质的《诗经》。
例如，《唐风·杕杜》说：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表现的是孤独无助的心情，诗人见到杕杜，触景生情。一共两章，章九句。第五句是五个字，余为四言。唐风中还有一首《有杕之杜》说：“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来游？中心好之，曷饮食之？”表现的是内心的空虚和孤独。两首诗都以杕杜起兴，表达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苦闷、空虚和孤独。两首应该是一个曲子，可是为什么要夹字分题呢？原因是后一首是悲歌，抒发精神上的苦闷，以兮为标志。《诗经》中表现快乐的是用猗，如《伐檀》；表现痛苦悲愤的用兮。两种感情都有的就是传说中的南音，涂山氏的《候人歌》猗兮并用，表现兴奋痛苦，失望希望的心情。一首曲子因为在传唱中出现两种感情色彩，因此《诗经》编订者为了区别就分开了，但彼此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夹字分题外，《诗经》还有多种区别方式，如分大小等，没有一定规律。
又《小雅》中也有《杕杜》说：
有杕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
，四牡痯痯，征夫不远。
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①
《小雅》中的《杕杜》，以王事为关注对象，也就是表现了政府行为及其过程，重点是女子与家人的厌战情绪，而不是个体的感受，当然不适用诸侯。在句型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雅诗句式整齐，二是体制规模扩大，三是没有悲伤性质的语气词。其顺序显然是先有《杕杜》，后来出现《有杕之杜》，再后来出现雅诗《杕杜》。雅诗是天子礼乐，不能赏赐给诸侯。这样三首《杕杜》的变化顺序也就清楚了。其他的虽各有原因，但彼此大同小异。
关于礼乐废的时间，《汉书》这样记载：“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恰，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后十三世，世益衰，礼乐废。幽王无道，为犬戎所败，平王东徙洛邑。”⑩显然，《诗经》称为《诗》是幽王时代开始的，《诗经》成为定本也就是幽王时期或向后了。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后，用诗时有一定自由，与西周的禘祫等定制不同，往往部分实用，就是说，之什之外，在使用时也可以一首、三首、六首等。《周颂》中有《酌》、《武》、《般》、《赉》、《我将》、《桓》。王国维考证，它们是周成王时《大武》乐歌，其实《礼记》也有记载。这不是说是礼乐体制，而是使用方式。(11)十首是原则，但适用时可以截取，也就是断章取义，所谓章就是音加十，就是十首礼乐，取义时是取其中的一部分。略早季札观乐近三十年的晋国也有一个《诗经》的本子。检《左传》襄公四年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12)核之《国语》说：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弊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呜》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13)
从两条材料的对比中我们看到，春秋盛行断章取义适用礼乐风气，这是礼崩乐坏造成的结果。因为礼崩乐坏，所以无法实施礼乐，就只好取其义，那么在用诗上就出现了新的方式，断章使用而已。其余的用一首的用数首的不等，但彼此熟悉这些规矩，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就是对西周礼乐制度的简施。
《诗经》中的类型篇目不一，特别是风诗，雅诗中也有六首没有文字，所谓笙诗，就是白华之什五篇和《南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4)表明《诗经》时代诗书已经有一些缺失，从上述礼乐体制看出，《诗经》中缺的只是雅诗，由此反证，雅诗是西周的基本礼乐，也就是适用的礼乐。而颂诗，如殷颂是对传统的歌颂，鲁颂是对周公享受天子待遇的认可，但数目上有明确规定，应该与庙堂制度有关，只有特定的状态下使用。社会普遍使用的礼乐就是雅诗，所以，《国语》、《左传》在引用雅诗的时候都称为周诗，道理就在这里。既然诗书缺，但篇目还在，说明其整理的根据是乐舞，而不是文字，这与《史记》记录的孔子正乐的记载也完全一致。如果整理的是文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孔子正乐，就是正乐舞，而正乐舞就是正诗书，好多文章不清楚话语的时代特征，所以争论不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那就是天子赏赐时有的本来就不是以十为单位。
注释：
①此处据《诗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统计。
②④⑤⑥⑦⑧⑨(12)《诗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4、1534～1544、1008、1021、1023、534、535、1932页。
③《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页。
⑩《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3页。
(11)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载《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页。
(13)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
(1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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