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阶级：建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综合性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有关阶级方面的文章，当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是两种有着根本性差异甚至水火不容的不同研究范式。当时的理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与主流社会科学根本对立的认识论前提和方法论。期间，笔者数度对自己在分析阶级问题上的内在逻辑做了重新思考和审视。①尽管笔者的研究范式依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传统，不过，笔者已不再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内在不相容的一种综合性范式。②
笔者之前已论述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一般性地超越于其社会学领域的主要竞争理论(尤其是韦伯主义社会学方法和主流的社会分层研究方法)之处，而本文，则拟论证如下一种观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的各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不平等现象，不同的阶级分析方法，均可通过研溯不平等的因果过程而有助于形成对阶级更为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想体系，因为它成功地找到了关系到诸多重要问题的真实机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垄断了对这些机制的所有揭示能力。因此，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学研究，应将马克思所确立的独特机制和其他所有与所需解释的问题相关的因果过程结合起来进行。③这也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已取代了“范式之争”。
为简而论之，下文将集中探讨与阶级分析相关的三类因果过程，其中每一类因果过程均联系着一个社会学分支理论。第一类方法基于个人属性和物质生活条件来划分阶级。第二类方法关注的是社会地位以何种方式使得某些人控制经济资源而将其他人排斥在外，即基于“机会囤积”(opportunity hoarding)来划分阶级。第三类方法根据支配和剥削的机制来划分阶级，在这种机制下，经济地位赋予了某些人支配他人生活和行为的权力。第一类方法为社会分层研究中所采纳的方法，第二类方法是韦伯主义的观点，第三类则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联系。
属性和条件
无论是在社会学家之间，还是在普通人当中，阶级主要是以个人属性和物质生活条件为依据来划分。诸如性别、年龄、种族、宗教、智力、教育、地理位置等的各种个人属性，对于我们可能希望解释的很多事情(如健康、投票行为和儿童抚养行为等)是非常重要的。其中的某些属性是先天赋予的，另外一些则是在生活过程中后天习得的；有些很稳定，而其他一些则依赖于一个人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可能随时间相应发生改变。在社会分层方法下，人们可通过所处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来分类，如：肮脏的公寓、舒适的郊外住宅和配有警卫的社区豪宅，赤贫、丰裕和奢侈，等等。因此，“阶级”刻画的是一些重要的经济特征，这些特征形成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选择，从而形成各自的物质条件。阶级既不应简单地以其个人属性来划分，也不应以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划分；相反，应关注两者的内在联系。
根据这种方法，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至为关键的个人属性是教育，但有些社会学家也加入了更多不易把握的特点，如文化资源、社会联系，甚至是个人动机。④当这些不同方面的属性和生活条件泛泛地类聚在一起时，所形成的这些类聚就称为“阶级”。这里，“中产阶级”是指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着足够的教育和金钱去过那种被模糊界定的“主流”生活方式(譬如，这可能包括特定的消费方式)。“上层阶级”则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高收入和社会关系，可使自己远远超离“普通”大众的生活；“下层阶级”是指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文化资源，只能稳定地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一类人。最后，“底层阶级”则是指那些生活在赤贫状态，并由于缺乏稳定就业所必需的教育和技能而被社会主流边缘化的人。
在基于个人属性的阶级分析方法中，社会学家们关注的中心是揭示个人如何获得那种规定着其阶级归属的特定属性。如果对于社会学家所在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获取经济地位和报酬的主要途径都是通过有偿工作的就业，那么，在这个传统下的研究重心，应是个人获得其文化、激励和教育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由于儿童时代的生活条件对于这个过程显然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因此，这种方法对先前所谓的“阶级背景”也就是获得这些个人属性的家庭环境，给予了非常的重视。图1以流程图的形式阐明了此类阶级过程的因果逻辑(如下所示)。
图1：阶级和不平等问题的个人属性分析方法
无疑，技能、教育和激励是决定个人经济发展前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过，这种研究阶级的方法所缺失的是，对个人地位的不平等或个人地位的关系本质的严肃考虑。教育决定个人所获得的工作类型，但为什么有些工作要“好于”其他工作？为什么有些工作能赋予极大的权力，而其他工作不能？某些人享有权力和财富，与某些人权力和财富的匮乏，二者是否有联系？与这一方法单纯关注个体地位归类的过程有所不同，其他两类阶级分析的方法则从考察地位自身的本质开始。
机会囤积
第二类方法关注的是“机会囤积”，这个概念与马克斯·韦伯的工作密切相关。在这一方法下，阶级是根据获得和失去某种经济机会来定义的⑤，就某些工作而言，要赋予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特殊的优越性，则对于那些任职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想方设法排斥其他人对这一岗位的觊觎。有时，这也被称为一种形成圈层化的社会封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作的获取受到限制。要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设置一种让他人难以企及的任职资格限制。学历往往具有如下特征：高学历带来高收入，部分原因就在于高学历人群的供应有重要的限制。录取程序、学费成本以及低收入人群对于高额贷款的风险规避等，这些因素均阻碍着人们对高学历的获取，从而阻碍他们从要求这种任职资格的工作中获益。如果提高较低学历者的教育水平不需付出巨大努力，那么，它将降低较高学历者的教育价值，因为，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稀缺性。机会囤积机制如图2所示。
图2：阶级和不平等的机会囤积分析方法
也许有人不认可学历的这种特征。譬如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教育创造“人力资本”，它带来更高的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雇主愿意给他们支付更高报酬的原因。尽管高学历带来的某些高收入的确反映了生产力的差异，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而同样重要的是，各种机制阻断了很多人获取教育的机会，从而限制了这些工作的劳动力供应。只需简单设想一下，就可知情形是这样：假设美国放开边界，让世界上所有具有医生、工程师或计算机科学学历的人都来美国开业。具有这些学历资格的人急遽猛增的结果，将弱化美国持此类学历者的获利能力，尽管他们真实的知识和技能并不会减弱。公民权是一种特殊、有力的“许可”形式，有助于劳动者在特定的市场出售其劳动力。
鉴定和许可对于机会囤积是特别重要的一种机制，但不同时间和地点，在保护特定集团的特权和优势时有很多其他的制度机制，如：种族隔绝政策使得美国的很多工作机会均将少数民族排斥在外，尤其是在(但不仅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婚姻限制和性别排斥使得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难以获得某些类型的工作，一直持续到进入20世纪为止；宗教、文化标准、习惯、口音等，也都可构成隔绝的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隔绝机制当属生产资料中的私人产权。私人产权是社会封闭的核心形式，它决定了何者能够成为老板。若工人们想要接管工厂并自己经营，则必须面对被排斥于生产资料管理之外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企业主获利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抵制这种排斥的能力。资本家和工人，这一核心的阶级划分，构成了社会学的韦伯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共同之处，而从韦伯主义观点看，它可以理解为是产权之法律规则所形成的某种特定形式的机会囤积。
在机会囤积方法下，形成阶级结构的排斥性机制并非仅仅在最显贵的阶层之中通行有效。工会也同样会因为保护任职者免受外部竞争而成为排斥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会从总体上来看推动了社会不公，因为，它们在政治上也有益于减缓社会不公，并有效地消除其他排斥机制所造成的社会不公问题，尤其是那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相关的社会不公。而且，工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造成了某些工作所处行业的进入壁垒，造成了有益于内部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封闭。
采用机会囤积方法分析阶级问题的社会学家们，通常将美国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资本家，定义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私人财产权利的占有者；中产阶级，定义为是排斥机制中具有知识和技能者；工人阶级，定义为是排斥机制中不占有较高学历和资本者。受工会保护的那部分工人阶级，有时可视为是工人阶级中享有特权的阶层，或中产阶级的一个部分。
作为形成阶级的两种基本机制，机会囤积机制和个人属性机制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在前一个机制下，经济优势源自显贵的阶级地位，而那些被排斥在这一地位之外者则处于劣势地位，这种一方的优势与另一方的劣势两者间有着因果关系。而个人属性机制中，这种优劣势则只是个体自身不同条件导致的结果：富者之所以富，因为他们拥有一些有利的个人属性；而贫者之所以贫，则是因为他们缺乏这些有利的个人属性；并且二者在这些事实上不存在系统性的因果联系。通过改善贫者的相关个人属性，如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本等来消除贫困，不会伤害到富者。在机会囤积机制中，富者之所以为富，部分是因为贫者为贫，富者为了保有他们的财富而做的事，导致了贫者的劣势。此时，通过消除排斥机制来消除贫困的举措，可能会削弱富者的优势。
剥削和支配
聚焦于剥削和支配机制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尽管有些受韦伯影响更大的社会学家在他们的阶级概念中也采用了这种机制。⑥不过，大多数的社会学家忽视了这种剥削和支配机制；有些甚至否认剥削和支配机制对阶级分析具有相关性。“支配”，尤其是“剥削”，是带有争议的用词，因为它们暗藏着某种道德判断，而非中性描述。很多社会学家就因为其充满规范意味而总是尽量避免使用此类用词。不过，笔者认为，它们非常重要，揭示了理解阶级问题的关键。“支配”是指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剥削”是指从被支配者的劳动中获取经济利益。因此，所有剥削均包括某种类型的支配，但并非所有支配都包括剥削。
关于剥削和支配二者的关系，并非是某个群体通过限制另一个群体获得某种资源或地位而获利这种简单的情形；此外，剥削/支配性群体能够为自身利益而控制另外一个群体的劳动。考虑下面经典的对比案例：第一种情形，大地主控制了肥沃的土地，阻止农民从中获利，并从独断控制土地自用中攫取经济利益；第二种情形，地主同样控制了肥沃土地并排斥了农民，但使部分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成为农业劳动力。在第二种情形中，地主不仅从控制土地使用权来获利(机会囤积)，而且支配农民并剥削其劳动力。较之于简单的排斥情形，这是一种更强的依附方式，因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不仅存在动态的条件关系，而且存在行为关系。剥削和支配是结构化不平等的形式，它需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持续主动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比总结三类方法中社会关系的作用。在分层方法中，无论是个人所生活的经济条件还是其行为，均不被认为直接反映社会关系，在三类方法中它也是最不强调社会关系的。韦伯主义方法则将个人经济条件视为通过排斥关系而形成，但并不认为经济可反映行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关注焦点指向剥削和支配对于经济条件和行为的结构化效应。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如图3所示。与韦伯传统一样，实施社会封闭的权力和法律规则，尤其是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制，在界定社会地位的基本结构方面非常重要。不过，机会囤积的关键效应是支配和剥削，不只是市场优势利益。
图3：阶级和不平等的剥削—支配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阶级划分为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被雇用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工人。在这个框架内，资本家剥削和支配工人。而这一阶级结构中的其他人，则分别通过其与这两个阶级的不同关系而获得其具体的阶级特征。例如，管理者行使很多支配权力，但还必须服从资本家。公司的执行总裁和最高层管理者，通常在公司中都有着自己重要的所有权利益，因此，更多的是像资本家。受过较高教育的专家和某些技术工人，对技能和知识(这是现代经济中的一项关键资源)有着充分的掌握，他们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工作中不被支配的自主性，极大地降低甚至达到消除被剥削的程度。
在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法中，权力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二者中，与阶级结构相关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通过实施权力，而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来维系。机会囤积所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使用权力来实施排斥；与剥削相联系的不平等要求权力来监督管理、监控劳动和实施惩罚。在这两种情况下，旨在挑战以上权力形式的社会斗争，均可能危及处于强权地位的阶级的特权。
综合三类机制
尽管社会学家通常试图只是将其研究基于三类机制中的某一类上，但并没有理由认为这三类机制是互斥的。将三者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是，将三者中的每一个均视为是一种形成阶级结构某方面特性的关键过程。
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类过程均存在。不同国家之间阶级结构存在的差异，是三类机制的不同作用方式造成的。理论性的任务在于，思考三者联系和组合的不同方式；实证性的任务则在于，找到一种研究每种机制以及机制与机制之间的联系的方法。
图4图解了一个可能的宏观—微观嵌套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赋予经济资源(生产资料、资金和人力资本)有效控制权的权力关系和法律规则，造成了社会封闭圈层的结构，以及与社会地位相联系的机会囤积。进而，机会囤积产生三类因果关系流：第一，形成微观层次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获得与阶级相关的属性；第二，形成市场关系(职位和工作)内部的位置结构，以及相关的分配性冲突；第三，形成生产内部的关系结构(尤其是支配和剥削关系)，以及该层面的相关冲突。其中第一类因果流，反过来引导着人员流动到市场和生产内部的阶级位置中。个人的阶级属性及其阶级地位，二者一起影响着个人经济福利的水平。
在这个包容广泛的综合模型中，需要最后一个要素。图4将权力关系和制度规则作为外生的结构，而它们本身实际上是阶级过程和阶级冲突所形成的。外生抑或内生，这很重要，因为不平等的结构是动态系统，个人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微观过程，或他们生活于其间的那种社会结构，而且取决于系统整体的运行轨道。将支持阶级地位特定结构的内在权力关系视为固定参数，是严重误解，它会造成一种错误看法，认为个人命运仅仅是个人属性和个人环境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递归、动态的宏观模型，在这个模型当中，社会斗争造成社会关系本身的轨道变化，如图5这个高度简化的图形所示。因此，一个完整周详的阶级分析，要将这种冲突和转变的宏观模型和阶级过程及个人生活的多层次宏观—微观模型结合起来。在这个模型中，可以将分层方法的关键洞见、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都结合起来。
图4：综合的阶级分析：宏观和微观的过程
图5：动态的宏观模型
美国的阶级
在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的限制程度上，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存在差别，并因此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划分的本质上存在差别。美国长期以来对资本家的财产采取的是最弱的公共规制。这表现为一些关键特征：非常低的最低工资水平，这允许了相对较高水平的剥削；对高收入者低征税，这让资产阶级中最富裕的阶层能够穷奢极欲；脆弱的工会和其他形式的工人组织，这难以平抑资本家在生产领域的支配。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可能是最为两极分化的国家。
下面，转而考察一下中产阶级及其如何通过机会囤积(尤其是教育相关的机会囤积)机制形成自身。历史地看，美国拥有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一个中产阶级群体。它是第一个大力拓展高等教育的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获得这种教育的机会非常开放，并且代价相对也不那么昂贵，这种机制使得资源贫乏的人也可以上大学。美国同时还拥有一个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社区大学、大专学校、文科大学、综合大学、公立和私立的研究机构等，这就让个人有机会在年纪较大时也能获得高等教育，获得学历并获取中产阶级的工作。这个大规模、多样性的教育体系，有助于创造大量的中产阶级工作。这种相对较强的工人流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减弱了美国核心经济体中那些不要求高学历的部门中的就业竞争。这使得这些位置上工会组织下的工人们，能够获得类似于高学历的中产阶级那样的收入和安全水平。
然而，与流行的说法正好相反，美国从来称不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美国的就业结构中，有很多工作所具有的优势并非基于排斥性的学历要求，组织起来参与劳工运动的非管理层工人从来没有超过35%。此外，在最近几十年中，至少某些中产阶级的排斥过程在消逝：自20世纪70年代起，劳动力向上流动突然停滞，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已经不再那么安全，通常与它们相联系的那些学历要求也没有再起到那么多的保障作用，当前的经济危机，更是加剧了很多依然自认为是中产阶级雇员的不稳定感。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尽管较高的教育，进而较高的研究水平，无疑依然为进入美国经济中大部分最好的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对于大量稳定的中产阶级而言，前景并不是那么清晰了然。⑦
最后，美国的阶级结构已打上了一个异常残酷的过程的深深印记，各种关系到个人命运的个人属性，正是经由这一过程而形成的。在美国教育体系的组织方式下，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所能获得的教育质量，通常劣于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儿童。这种为贫困家庭所提供的公共教育的缺失，又被贫困家庭因缺乏充足的安全网络和支持服务所导致的剥夺而进一步强化。美国经济的迅速去工业化，以及对因这种去工业化而被抛入失业大军的失业者的综合技能的培训之缺乏，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具备当前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其结果就形成了美国阶级结构的特点，相对于同类国家而言最高的贫困率和经济边缘化水平。
综合以上过程，得到下列关于21世纪初美国阶级结构的一般图景。
(1)在阶级结构的最顶层是最为富裕的资产阶级和公司管理阶层，他们的生活消费标准极高，实施经济权力所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弱。
(2)一个有着历史性规模且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他们主要固定在对任职资格有着较多要求的职位上，接受了所必需的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但他们的安全感和未来前景尚不明朗。
(3)工人阶级，他们曾经类似中产阶级那样，有着较高的工会化程度，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安全水平，但现在大部分缺乏这些保障。
(4)工人阶级中的贫困和不稳定阶层，其特点是工资低、工作相对缺乏保障并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无限制的竞争，接受国家最低标准的保障。
(5)被边缘化的赤贫阶层，缺乏工作所需的技能和教育，无法让自己生活在贫困线以上，而其生活条件也使得他非常难以获得这些技能。
(6)种族和阶级之间交互影响，贫困的劳动者和被边缘化的人群不成比例地由少数民族构成。
朝向一个综合性的阶级分析框架
在此，本文提出采用一个综合性的阶级分析框架，而这给那些采用马克思主义传统、分层方法和韦伯方法从事研究的学者们，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对于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主要的挑战在于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中最有力之处是其因果机制的特定排列理论，而不是其追求综合范式的努力。在过去，对于这些机制之恰当性的辩护，主要是通过修辞性的话语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不可比较性，并且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其对立的理论有着显著差别。这样的论断没有说服力。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传统，但这是因为它对一系列重要现象提供了影响深远的解释，而不是因为它使用了某种不同于其他理论现实的特殊方法。当然，未来努力地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综合的范式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就目前而言，更为有益的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研究范式，它关注一系列特定的问题和机制，以及解释性理论。
对于采纳分层传统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整合性的阶级分析所带来的挑战可能更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毕竟经常在实践中运用，包括在对某个经济结构中人员的个人属性和物质生活条件的讨论中，而机会囤积是社会生产关系概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分层理论家们完全忽视了剥削的问题，最多只是谈到“劣势”，这种方法甚至未谈及支配。承认剥削和支配是阶级分析的核心轴，就要承认社会地位的结构不同于填充该地位的人员的结构，这也与分层研究大相径庭。
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主义者需要面对的挑战则可能是最为轻松的。一方面，大多数韦伯主义社会学家并不试图构建一种综合的范式，他们满足于一种理论传统，这种传统对于解决特定的经验和历史问题，提供的是由一系列松散概念连接起来的丰富菜单。韦伯主义社会学最主要的魅力之一在于：它几乎允许从社会理论的其他分支中整合吸纳任何概念。另一方面，韦伯主义往往强调社会结构中权力的重要性，可毫无困难地区分人及其结构化的地位。尽管在韦伯主义者的阶级分析当中，剥削并未置于核心地位，但韦伯主义范畴的逻辑几乎可以毫无障碍地将其纳入进来。
最后，从上述评断当中，似乎可以说，我们都应自称为韦伯主义者。这是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对笔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30年前的研究工作所发起的一个抨击，他写道：“在每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内心深处，似乎都有一个韦伯主义在挣扎欲出。”⑧笔者不认为这源于本文所支持的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有自己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意识，有其所发展起来的规范性基础及独特的概念体系和机制，因此它依然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特传统。
注释：
①关于笔者对马克思主义和主流社会科学的早期观点，可参见1978年伦敦出版的《阶级、危机和国家》(Class，Crisis and the State)一书的导言。此后讨论以上问题的主要著作是1985年伦敦和纽约出版的《阶级》(Classes)、1989年伦敦和纽约出版的《关于阶级的论争》(The Debate on Classes)、1997年剑桥出版的《阶级价值：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和2005年剑桥出版的《阶级分析的方法》(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本论文的较早版本在2009年6月约翰内斯堡大学的“理解阶级”会议上提交过。
②笔者倾向于使用“马克思主义传统”一词，而非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后者暗示了更类似综合范式的一些内容。
③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并不是主张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分解为某种无组织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在围绕被其他理论传统所忽视或边缘化的一系列基本疑问或问题组织其研究体系，并辨识与该问题相关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果过程方面，马克思主义依然保持了其独特性。
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当代知名社会学家，他系统地将一系列文化因素引入，并拓展了与阶级相关的个人属性。
⑤在美国社会学家中，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最频繁地明确运用了“机会囤积”一词，在1999年伯克利出版的《持久的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一书中更是如此。布迪厄关于资本领域和形式的研究也是围绕机会囤积过程进行的。
⑥当然，韦伯对支配、权力和权威做了一个一般性的讨论，但主要是在分析组织和国家问题的背景下讨论，而不是在分析阶级概念时讨论。
⑦有关近几十年中关于工作两级分化的形式，参见Wright and Rachel Dwyer,"The Patterns of Job Expansions in the USA:a Comparison of the 1960s and 1990s",Socio-economic Review,vol.1,no.3,2003,pp.289-325。
⑧ Frank Park in,Marxism and Class Theory:A Bourgeois Critique,New York 1979,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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