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民族论文,冯玉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奋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并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
关键词 冯玉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贡献
冯玉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将军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促进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冯玉祥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不是偶然的，是他爱国救民思想的新发展。冯玉祥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生长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年代。他11岁时，就入淮军补兵缺，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愤慨不已，心想今后“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师要打日本，尺寸土地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1〕。 遂立志为爱国军人，以御外侮而雪国耻。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目击八国联军烧杀抢奸无恶不作的暴行，爱国救民思想日益强烈。这种思想对他后来的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都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2〕
冯玉祥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帮助和开导的结果。早在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就和中共人士有所接触和来往，得到过共产党人的帮助。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隐居于汾阳的峪道河，开始探索新的道路。这期间，他学习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在认识上有一个抽象的轮廓，对中国共产党也颇有好感。他说：“抚今追昔，我终于醒悟到：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惨。这个沉痛的教训，我是至死不会忘记的。”〔3〕痛定思痛，促使他从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分裂出来，认识到要寻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坚持到底。1931年11月，他邀共产党员肖明（冯的老部下）等到山西他的住所，商谈救民大事。肖明向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全面而精辟，又和他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深入细致、切中要害，使冯佩服不已。他说：“肖先生谈各事，颇有教训。”〔4〕冯在肖明等中共党人的影响下逐渐明白， 中国革命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在上海，他也和中国共产党进行频繁的接触，深受中共党人思想的熏陶。他在1932年1月11 日的日记中写道：“同宣侠父（冯的老部下）谈话后，使我对于拜金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虚伪奸滑者，寡廉鲜耻者，更进一步获得深刻的认识。”〔5〕此时，冯已认识到“民众的抗日情绪”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帮助冯玉祥，曾先后派了王梓木、苗沛然等经常与冯联系，并派不少共产党员如赖亚力、陈定民、王倬如、梁霭然、王冶秋，以及汾阳军校毕业的赵力钧、李善初等在冯处帮助组织学习和工作。根据赵力钧回忆，当时主要是对冯进行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政策的宣传解释。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反面给予冯玉祥以深刻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全国各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冯玉祥的思想也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逐渐转到国民党左派立场上来。当日寇占领我东三省后，他到处奔走，发表爱国演讲。他说：“东三省丢了，我们要抗日，谁不赞成抗日，谁就是卖国贼。”〔6〕1931年9月23日，他发出梗电，谴责蒋介石媚外卖国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他在复熊希龄的宥电中指出，“介石之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之工具”。10月21日，他发出马电，提出了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经济社会”，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国外的是帝国主义，国内的便是媚外辱国及压迫民众的独裁政府”；“帝国主义中最凶顽而公然以武力侵略”我国的，首先“是日本”，而“惟恐得罪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断送国家的，便是蒋家政府”。 〔7〕1932年爆发了淞沪抗战，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振奋。然而，蒋汪合谋破坏十九路军抗战，阻止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抗日活动，这使冯玉祥对蒋汪彻底失望，决心不再与蒋汪为伍。此时他已开始懂得军阀革军阀的命不成，官僚革官僚的命不成，认识到国民党的统治腐败不堪，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朝气蓬勃。
二
在1933年以前，冯玉祥的抗日主张无法实现。1932年9 月间南京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冯玉祥便决定到地处抗战前线的察哈尔，以实现自己的抗日主张。在我党的建议下，冯玉祥到张家口，积极准备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爱国活动，得到我党的支持和协助。肖明专程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再次晤面，商议筹组抗日同盟军大计。同时，我党又派宣侠父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冯见到宣后，再次表示愿意接受中共的主张，团结民众，共同抗日。宣肯定了冯思想上的重大进步，鼓励他肩负起民族重任，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斗争中当民族英雄。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阔胸襟，使冯深受感动。冯玉祥决心抗日并且向共产党正式提出要求，派干部和他一起筹划组织抗日队伍。于是，一些做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中共干部到了张家口。1933年春，在山西汾阳军校的地下党员赵力钧等也陆续调到冯玉祥周围开展工作。中共北方局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向党中央请示后，来到张家口，决定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经过我党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多次协商，终于在1933年5月，由冯玉祥通电全国， 正式宣布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和中共合作的产物，是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中共党员宣侠父和许权中分别担任了5师和18 师的师长。中共专门成立了前线委员会，领导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并调派300余名党员干部作为这支抗日武装的骨干， 分别深入各部队和社会团体开展工作，鼓舞部队的士气和人民的抗日热潮。
同盟军成立后不到两个月，相继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勇气和信心。由于蒋介石与日军的联合进攻，民众抗日同盟军陷入极度困境而失败。
察哈尔抗战虽然为蒋日夹击而失败，但这次抗战使冯玉祥进一步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他一面苦苦攻读，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另一面密切注视国内政局的变化，加强与各地抗日力量的联系。在泰山，他成立了研究室，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课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诸科，不少知名的进步学者、教授和专家成为他的良师益友。这次系统学习，对他以后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中共的真挚朋友起了很大的作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工农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冯玉祥派代表前往参加。在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同志致书冯玉祥，赞扬冯抗日救亡的义举，提出“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8 〕西安事变中，冯玉祥捐弃个人前嫌，在致张学良的电中，恳切规劝张以“同挽国难”的大局为重，以自己愿为人质，请张“释回介公”。〔9 〕这在客观上支持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三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成为一切矛盾的依据。“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这个“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10〕。冯玉祥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再度与中共合作，并为促进国共合作作出了不朽的业绩。
冯玉祥出于他的抗日爱国和反对独裁的主张，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冒着危险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为我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1935年初，冯保护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刘思慕。1936年，中共派王梓木去找冯玉祥，请他设法营救在“一二九”运动中被捕的青年学生，他慷慨答应。经冯的努力，这批学生得到释放。11月，蒋介石下令逮捕全国救国会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入狱。 冯玉祥一面打电报、写信给蒋，说：“章等之热心国事，祥亦素有所闻，……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即无条件释放”。〔11〕一面派他的女儿弗伐持亲笔信送往何香凝再转宋庆龄，“信中建议：让宋庆龄先生以国母的身份，也要求与‘七君子’一同坐牢”〔12〕。与此同时，中共也积极设法营救“七君子”。在各方配合营救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蒋被迫释放了“七君子”。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受全国人民拥护。为促使蒋介石及其周围人员的醒悟， 团结抗日力量， 冯玉祥参加了1935年11月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向全会提出救亡大计案，要点如下：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大赦政治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精诚团结等。〔13〕以上这些提案均获得通过。1937年初，国民党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商讨对中共和对日政策。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这是中共首次公开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全会上，与李烈钧提议：主张联合对于中国有善意之各国以增加抗日力量；对抗日救国之统一战线采取宽容主义，并要求实行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14〕他还会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联合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案》，敦促蒋放弃不抵抗政策。提案说：过去国民党因确立三大政策“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程一日千里”；后来离开了三大政策“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近于眉睫”。“近半年来，迭接中共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15〕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间很久，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16〕。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17〕。冯玉祥自“九一八”事变后，以国难为前提，痛惜于内争分裂，致力于国共合作、民族团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行动。邓小平同志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好朋友。”〔18〕这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冯玉祥先生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作努力的纪念和敬意。
注释：
〔1〕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7页。
〔2〕周恩来：《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新华日报》1941 年11月14日。
〔3〕转引自丘权政：《从五原誓师到中原大战的冯玉祥》， 《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
〔4〕〔5〕〔7〕郭绪印：《爱国将军冯玉祥》，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53、243页。
〔6〕〔9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2～63页。
〔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10〕〔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53页。
〔11〕《冯玉祥致蒋介石密电》（1936年11月26日），《冯玉祥致蒋介石函》（1937年7月7日），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12〕于志恭：《冯玉祥将军》，《文物天地》1982年第3期。
〔13〕《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314页。
〔14〕〔15〕见1937年2月23日、1937年4月15日《救国时报》。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18〕冯洪达等：《亲切的勉励》，《党史通讯》1982年第3、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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