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城乡论文,视角论文,中印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11-070907-0686
一、文献综述与评论
就中印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而言，目前就国别内部不平等问题进行独立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有关中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中，所运用的数据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另一类主要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先后进行的住户收入和财富调查。运用这些数据和资料，一些学者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收入差距（胡鞍钢、王绍光等，1995和2002年；魏后凯，2000等），以及省际收入不平等的问题（Xu和Zou，2000年）进行了研究，基本结论是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已经扩大；中国社科院等在住户资料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问题，他们的研究显示，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比较也显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赵人伟，李实和岳希明等，1999，2002）。另外一些国际机构（世界银行，2001）以及国际学者也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中国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Ravallion,1996; Ravi Kanbur,2003），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城乡差距的扩大是整体不平等的最大贡献者。这一结论与李实等（2002年）的调研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有关印度收入分配研究中，主要是运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出基尼系数，同时以此进一步分析各个邦内部的不平等，消费支出意义上的基尼系数显示不平等逐渐上升（Mishra和Parikh,1997）。Datt和Ravallion（1992）还研究了印度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困化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再分配对于贫困的影响，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具有积极作用。Jha（2000）进一步研究了不平等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运用分解分析方法显示，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尽管贫困人口下降，但是城乡内部不平等却在逐渐增长，尤其是在1991年开始改革以后，由于资本密集产业的迅速成长，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密集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收入分配出现从劳动工资向资本利润的倾斜，结果收入不平等明显上升，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同时，改革以后印度地区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Jha,2000）。
但是，直接进行中印两国收入分配比较研究的文献还不算多。世界银行颁布了世界各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及其比较（2006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世界银行，2006），许多学者都以此作为比较依据，认为中国基尼系数高于印度基尼系数，所以中国不平等程度高于印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比较中使用的中国和印度基尼系数的计算依据不同，中国是收入的基尼系数，而印度是支出的基尼系数，无疑按照消费支出计算的基尼系数一定低于按照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权衡，2006），以此进行中印不平等的比较可能会使问题简单化；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印不平等比较的目的并不是要指出谁的不平等程度大，这种“谁比谁好或者坏”的比较方法实际上并无实际意义，重要的是需要比较出两国收入不平等在结构上的差异性以及原因。
二、研究数据来源与方法
为使本文研究具有可比较性和有效性，本文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是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各省GDP等方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另外，还参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他们进行的住户收入和财富调查基础上的一些数据和结果。
印度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全国样本调查数据库（NSS），这个数据库包括非常详尽的居民支出、样本住户调查以及劳动市场统计数据。各邦的GDP数据运用了印度EPW研究基金会（EPWRF）出版的印度各邦内生产总值（1960-61到2000-01）统计，简称SDP，该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各个邦的生产和消费等详细数据。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采用了世界银行组有关收入不平等与全球贫困的数据库，如Deininger和Squire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Glob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Database（GPID）的数据，主要是便于与印度进行有效比较。
三、中国与印度城乡收入不平等：实证分析
收入分配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中国与印度收入分配结构性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收入增长不同。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990年的320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840美元，到2004年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1230美元，同期印度从199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390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05美元，到2004年人均国民收入为590美元，见表1。
显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不同，表明了两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以及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影响两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必将影响两国城乡收入分配结构。
1.中印农村内部不平等比较
中国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共同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背景。分析和比较中国和印度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对于理解大国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这里运用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作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比中国高，但是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后，中国农村内部不平等反而超过了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第二，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从70年代末开始逐渐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到1995年开始又出现上升，而中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以后逐渐上升，但是1996开始略有上升后又缓慢下降；第三，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变化从1990年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喇叭形”变化，即总体来看，中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继续上升，而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逐渐缓慢下降。
这一变动趋势最重要的信息说明，中国农村内部不平等正在上升，而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但是就中国和印度两国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目前的情况来看，笔者的判断是中国和印度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差不多。这主要考虑到如下理由：中国农村基尼系数在这里是根据家庭人均收入计算，而印度基尼系数是根据家庭人均消费计算，显然按照人均消费计算的基尼系数一般说来要低于按照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权衡，2006）。因此如果按照收入因素计算基尼系数，考虑到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在绝对意义上高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同时如果考虑到印度黑色经济（Black Economy）（Arun Kuma,1999和2006年）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占据比较高的份额，从而会恶化和影响收入分配因素等事实，那么印度的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实质上会略高于中国。但是如果从趋势分析来看，考虑到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继续保持上升态势，而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逐渐下降，两国的农村不平等程度则基本上差不多。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整体收入不平等差不多的情况下，中印两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在地区结构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一判断也与Borooah等人（2005）对于中印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的比较结论是一致的，即1995年印度东部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41）低于同期中国东部农村基尼系数（0.44），而印度中部和西部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2和0.49）则高于同期中国中部和西部农村基尼系数（分别为0.33和0.44）（Borooah,Gustafsson和李实，2005）。
2.中印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和印度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这里运用两国地区（省际）城乡收入增长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等方面的数据分析两国城乡发展中的不平衡。
（1）中印省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
由于印度方面大部分数据都是关于消费数据，最近一次的关于收入增长的数据调研是2000年，为此这里选择了2000年两国省际城乡收入差别进行比较。2000年中国城乡差距最小的是1.89倍（江苏），印度城乡差距最小的是1.18倍（德里），中国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水平是2.79倍，印度则是2.05倍，中国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是5.58倍（西藏），印度城乡差距最大的是2.08倍（奥里萨）。因此无论从城乡差距最大的倍数、最小的倍数或者全国省际城乡差距平均水平来看，中国城乡差距都比印度要高。而且，中国只有一个省的城乡差距小于2，其余省份城乡差距全部大于2，而印度在统计的21个邦中（特区），只有四个邦的城乡收入差距大于2，其余各邦城乡收入差距均小于2。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大于印度城乡收入差距。
（2）中印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比较
中印两国城乡不平等比较还可以通过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化来反映。笔者选择了两国时间系列的城乡居民消费及其差距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在1957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达3.13倍，随后开始缓慢下降，到1984年城乡消费差距下降到2.04倍。但是从1985年以后开始，除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各年份全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本上是呈现上升趋势，到2003年达到3.29倍，超过了1957年的3.13倍。因此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本上是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见图3）。
印度城乡消费差距总体趋势比较稳定，1954-55年度时为1.65倍，到8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呈现缓慢下降，但是从1985年以后，尤其是从1991年开始，出现一定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比较低，即使是2000年城乡消费差距达到最大，差距倍数也只有2，而中国最大则达到3.13倍。而且从图形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印度城乡消费差距一直小于中国城乡差距。
四、中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动因与解释
1.印度收入不平等变化原因解释：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与土地制度的安排
第一，土地制度、绿色革命与农村不平等的下降。印度独立后，首先针对土地分配存在的严重不公的现实，废除了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柴明达尔制度，这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次，从1963-64年度到1980年开始，印度实行了具有农业技术革命意义的“绿色革命”，通过引进农业生产技术、新品种和使用化肥等新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在这些措施影响下，使得印度这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等都有显著提高，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逐渐下降。
第二，自由化改革与公共分配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不平等的下降。受到1990年经济危机以及1991年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印度农产品与化肥等价格上涨，而国家和邦的公共分配体制因财政困难又减少了对于贫困人口以及粮食价格的补贴（Jha,Murthy,Nagarajan,1999），结果改革以后农村不平等下降趋势放慢，而且个别年份不平等反而上升。
第三，不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人口增长、落后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环境制约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印度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仍然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不平等的减少效应。印度农村尽管实行了上述农业绿色革命等措施，但是与快速增长的城市经济比较，农村经济增长始终保持比较低的水平，因此农村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本身就不明显。另一方面，印度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导致了贫困人口始终居高不下，这一点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减贫效应不同，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首先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所以经济高速增长的减贫效应在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比印度高人口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要明显的多。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由于印度农村教育发展长期缓慢，农村识字率仍然比较低，因此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以及反贫困战略的有效性，实际上受到了落后的人力资本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大小实际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如何（Ravallion和Datt,1996）。在农村地区，非农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是这必须依赖于好的人力资本环境的支持。根据Gaiha（1998）以及Gaiha,Kaushik和Kulkarni（1999）等人的实证分析表明，印度农村反贫困战略以及措施就是因为其落后的基础教育以及劳动力素质低下而导致低效甚至无效。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全面普及教育、加强公共卫生医疗等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公民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为市场化改革和高经济增长提供了比印度更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对比，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个情况没有多少改变”（阿玛蒂亚·森，2002年）。
第四，市场化改革、农业保护计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城乡差别、民主制度。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与中国比较，印度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总体上比中国小。即使在1991年印度进入市场化改革以后，农村内部不平等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在整个发展和改革过程中，比较重视和关注农村发展，因而差距扩大得不是很快。首先，改革中特别强调邦政府直接对于农村发展负责，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水、供电、公共教育、基本医疗等基本上直接由邦政府负责，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面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压力，印度政府坚持实施一系列减贫项目，包括从直接关心温饱问题的食品计划（1977年开始实施），到农村非农就业与自主就业推进计划（如著名的全国农村就业项目、农村无地农民就业保障计划等），以及农村一体化开发项目、就业保险项目等，这些计划和项目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
此外，印度民主制度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长期发挥积极作用，迫于选民和选票压力，任何政党选举首先必须考虑占据印度人口70％多的农村人口及其需要。因此可以看出，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整体状况在改进，这显然也有助于印度城乡不平等的整体改善。
2.中国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原因：政策主导因素与制度性安排
第一，两大倾斜式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城乡和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政府倡导的“先富后富”的政策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实行了两大倾斜式的发展战略：一是城市倾斜（偏向）的发展政策；二是沿海倾斜（偏向）的发展政策。前一个战略倾斜，主要目的是在借鉴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城市工业改革，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应该说，这两大战略对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从整体上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这两大倾斜式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城市发展倾斜以及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对城乡二元分配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城市经济在工业化推动下发展快于农村，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享受的教育水平和机会也高于农村，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城市居民市场竞争力就高于农村居民，这样城市居民获得的收入就比农村高。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中，商品市场和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也总是首先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起来，而农村则在这一点上就不如城市，从而农村市场发育比较迟缓，造成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第二，工农业发展价格剪刀差的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实现中国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目标，在赶超战略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实行了对于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就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将农业部门创造的部分国民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以促进工业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政策在本质上就是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结果就是将大量的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低效，也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供给减少。而且，在现实操作层面，面临两难选择的境地，即为促进粮食生产和保证供给，就必须提高粮食价格；而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又必须压低粮食价格。应当看到，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大大增加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能力，但是农业增长却长期低效，1952～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3％，农业只有3.2％（蔡继明，2001）。有意思的是，1978年以后，针对农业发展滞后，又通过行政方式逐步调整和放开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结果从80年代开始，曾经一度大幅度加大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期，城市工业产品的几次通货膨胀又实际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所以，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中国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对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在一定意义上“制造”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与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相配套的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性因素，就是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强制性地分割为两个部分即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并且严格限制农民乡-城之间的流动以及整个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上说，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资源有效配置和实现生产要素所有者按要素贡献参与收益分配。但是，中国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在配合价格剪刀差政策推行的同时，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限制了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剥夺了农民进城选择就业的机会；同时，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居民享有的种种特殊的补贴（肉食补贴、价格补贴等）、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险以及社会生活保障、医疗、教育、生活方式等，农村居民却没有“资格”享受；所以，户籍管理制度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居民收益和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总之，具有二元特征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既不利于整个国家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机制的形成，当然也不利于社会收入分配平等化政策的推行。更为严重的是，户籍管理制度强制性地剥夺了农民的选择权和迁徙权，使农民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进行自由选择。
第四，转型时期制度机制仍然不完善，腐败、权力寻租、垄断等不正当的收入在一定意义上也恶化了中国收入分配的环境和秩序。
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这本身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果和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收入来源和管理也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特点，特别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不合理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如黑色收入、侵蚀所有者的合法资产等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转型期的收入分配秩序和环境。当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性垄断、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等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法经营、偷漏抗税等仍旧破坏着中国的收入分配环境和秩序。
五、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中印两国具有同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总体上看，目前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不平等的历史变化趋势不一样。中国城乡之间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都明显高于印度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此外，中国是农村不平等大于城市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不平等大于农村不平等。
导致上述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理念（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同一地区内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影响则更大一些。
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繁重任务，中印两国都必须高度正视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全面实施和贯彻科学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构建和发展城乡统一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加大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发展力度，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和一体化发展；对于印度而言，首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实施更大规模的国家减贫战略，实施全民教育、提高全民识字率和公共保障水平。两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都必须进行政府转型，中国成功的政府转型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收入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压力，而印度成功的政府转型则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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