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有效策略
李嘉珊 王伯港
内容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走向世界舞台，对外文化贸易也成为中国文化迈向世界最为有效最公平的途径之一，促进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关键点。五年来，国际贸易的稳步成长为文化贸易提供发展基础，国内文化市场繁荣发展激发文化经济溢出效应，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得到持续发展。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现状与特征研究分析，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呈现倾斜式发展，聚合效应显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额则在波动中增长，并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新阶段，构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有效策略：深研国际文化市场、拓宽文化产业合作领域、构建政产学研联动机制等。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倡议 对外文化贸易 溢出效应
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也是世界见证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从无到有、从浅入深、从弱渐强蓬勃发展的40年。中国文化贸易产品层次日益丰富，生产内容逐步创新多元，文化贸易主体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多元发展。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也在开放进程中得以改革、发展、创新和升级。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了机遇，也为世界各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契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成为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最为公平和有效的方式之一。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发展文化贸易成为我国从世界贸易大国向世界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成长，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特征，并提出新时代构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有效策略。
按照财税〔2016〕36号的规定，该月转让金融产品出现的损失不能由其他销售收入、劳务收入来弥补，当期该转让金融产品的业务不需要纳税，同时还可以结转至下一纳税期抵减。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
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持续开放的进程中，各级政府对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文化市场繁荣发展，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也得到极大促进。2018年，我国文化贸易总额为1370.1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8.3%。其中，文化产品进出口达到1023.8亿美元，同比增长5.4%；文化服务进出口实现346.3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占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5.3%，较2017年提升2.1个百分点。同时，受2017年对外投资规模大幅度下降、基数较小的影响，2018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恢复性增长79.8%，达16.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3%，占比较2017年提升0.5个百分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与此同时，国际文化市场通过“需求—供给传导机制”倒逼国内文化产业供给侧深化改革，从而催生出高品质、高效益、高水平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一)国际贸易的稳步成长为文化贸易发展提供基础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毫无疑问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最重要也是最为正确的经济战略构想。作为对外文化贸易的依附系统，我国国际贸易的稳步成长也为文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渠道和贸易环境。
2013年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但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增长7.6%，中国也成为首个货物贸易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家。2015年我国对外贸易形势严峻，下行压力加大。虽然出口增速下降，但是与同期国际市场比较而言，我国出口增速仍然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市场份额稳中有升，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7.7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4.2%，实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最大幅度的增长。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0.51万亿元，增长了9.8%。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与整体国际贸易协调发展。国际贸易额和文化贸易额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我国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有效促进了我国文化贸易结构调整，实现了文化贸易标的多样化和贸易渠道的便利化。一方面，倡议的提出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资源分配的优化，我国与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的合作机会明显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对外文化投资和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将会得到更强大的金融支持。此外，“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能够带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对外贸易，平衡国内发展格局，缩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激发我国次发达地区的文化产业的活力，实现我国区域性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多样性发展。
根据具体实验室的情况，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同时开展对制度的宣传学习。要建立实验室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展安全教育的综合课程，到进入实验室前的安全准入制度学习，构建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实验教学、实验研究紧密联系的长效机制[13]。
(二)国内文化市场繁荣发展激发文化经济溢出效应
区别于发达国家成熟的文化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较晚，发展速度缓慢，各个国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总量、层次、类别各不相同。不同的文化市场的发展水平和成熟度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的过程中，深入研究各国别文化市场，以文化交流项目和国际性文化贸易平台为基础对该区域和该国别的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产品与服务需求进行调研，实现具有针对性、精准度的市场对接必不可少。
图 1 2015— 2018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与货物
贸易发展趋势比较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海关、商务部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同时，我国文化市场繁荣发展激发文化经济溢出效应，2012—2016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逐步增加，从2012年的19634万美元迅速增长至2016年的386869万美元，增长18.7倍，实现了我国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的直线扩张。2017年随着对中国国内投资信心的增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下降，外商直接投资使用资金明显增多。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也逐年增加，从2012年的145个增加至2017年的476个。无论是我国对外文化直接投资额的增加，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合作项目数的逐年增长，都证明了文化经济的溢出效应以及我国文化市场的巨大潜力。
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中国已经进入消费升级转型阶段，逐渐由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过渡到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增长阶段。而宏观环境的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总是会推动文化需求的上升，以2017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为例，全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086元，占比为11%，依次超过医疗保健(1451元，8%)、衣着(1238元，7%),生活用品及服务(1121元，6%)及其他用品服务(447元，2.4%)。同时，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不断提高，文化产品消费需求日益旺盛，一方面有效促进了国内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另一方面也为世界文化市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创造了市场条件。
图 2 2013— 2017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使用外资
和对外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8)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图 3 2017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占比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三)“一带一路”倡议激发文化贸易持续发展
201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国发(2014)13号)，从支持重点、财税支持、金融服务、服务保障4个方面和15个分类明确了支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2015年7月，商务部、中宣部、原文化部、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纳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和《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2015)》为统计标准，2016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呈现整体增长的趋势。2018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总额1370.1亿美元，文化产品贸易额1023.8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额346.3亿美元，相较于2013年，分别增长270.6%、273.5%、262.2%(2013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总额369.7亿美元，文化产品贸易额274.1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额95.6亿美元)；相较于2017年，分别增长8.3%、5.4%、17.8%。
长期以来，相较于文化服务，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具有绝对优势，因此文化产品贸易额在文化贸易总额中占比高于70%。在文化产品贸易中，我国凭借着低附加值的工艺品和手工品占据了大量的海外市场，实现了持续的文化产品贸易顺差。虽然就体量而言，我国文化服务贸易额在文化贸易总额中占比低于30%，但是近年来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2017年文化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14.4%，2018年文化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17.8%。区别于文化产品的低附加值及低利润率，文化服务能够实现高附加值而且能够带动文化贸易的整体增长。顺应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趋势，我国文化服务进口不断成长为文化服务贸易的增长点。2017年我国文化服务进口增长20.5%，2018年我国文化服务进口同比增长17.7%，文化服务贸易逐渐成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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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偏移
有效开拓海外文化市场的贸易路径，拓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领域，不仅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文化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重要一步。中国文化贸易发展正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偏移，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领域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国别的合作发展也成为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深耕新兴文化市场、探索潜力文化市场的重要路径。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
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对象国中，发达国家一直占主要部分，而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所占份额则较小。2002年发达国家在中国产品出口市场中占据71.43%，2005年这个数字为65.96%，到2010年下降到了62.16%。在长期的对外贸易合作发展中，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流向初步达到稳定，主要出口对象是北美、欧洲，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美国的份额尤为突出，位列前茅的国家基本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文化贸易出口区域结构改善的着力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也不断向沿线国家的文化市场流入。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新阶段。201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其中，对沿线国家出口4.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2.1%；进口3.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6.8%。从投资看，2017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达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中国对外贸易合作逐渐显现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偏移的趋势。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呈现波动式增长
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促进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基础设施增加、大工业出口增加、资本项目出口增加将直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秩序的构建和基础产业的合作。但文化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特殊形态，文化贸易在跨国经济往来和产业合作中具有滞后性。只有当基础设施完善、区域交通便利、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等各种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文化贸易才能发挥出其“引擎”作用，成为区域发展合作共同盈利的经济增长点。
图 4 2016— 2018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情况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2016—2018年商务部新闻发布会自行整理。
从2013—2017年的5年文化贸易数据来看，文化贸易的滞后性体现在其波动式增长。2013年以来，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虽然在2016年文化产品贸易额下降11.7%，但是从5年的时间周期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额实现年均增长1.1%。文化产品贸易总额从2013年的157.8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176.2亿美元，涨幅11.7%，年均增长1.02%；文化产品进口额从2013年的31.9亿美元下降至2017年的18.3亿美元，降幅42.6%；文化产品出口额从2013年的125.8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157.9亿美元，涨幅25.5%。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合作深化及市场融合又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5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贸易保持绝对顺差。2015—2017年连续三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进口额连年下降，降幅分别达到1.8%、34.4%、21%，而文化产品出口在2015年、2016年两年出现小幅下降后实现了稳步增长，2017年文化产品出口增长达25.8%，实现2013—2017五年来最大幅度增长。我国文化产品凭借其绝对优势占据了国际文化市场重要位置，在文化服务逐渐受到政府和企业重视的同时，文化产品贸易承担了我国文化领域的跨国经济流量的绝大部分，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里的经济价值产生、转化、交换中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为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提前熟悉文化市场打通贸易渠道。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对外文化投资提供新机遇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中国国际地位与国家形象的不断提升。与此同时，经济转型升级滞后、对国际市场的认知缺乏阻碍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内容，是推动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认同、促进交流合作的内核。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市场的精准认知和贸易渠道的选择成为文化贸易往来的重中之重。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海外文化市场开拓提供契机，对外文化投资、培育海外文化市场也有利于突破“文化围城”，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五年来，我国同沿线国家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25个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2%；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82个，累计投资289亿美元，入区企业3995家，上缴东道国税费累计20.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4万个就业岗位；我国还加快与沿线国家建设自贸区，已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或升级5个自贸协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背景、市场环境及消费需求各异，通过对外文化投资可以有效地减少与沿线国家文化贸易往来中所产生的阻碍，降低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的阻力，打通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途径，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
除此之外，双方深层次多领域交流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与互利合作。中国要注重对接“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与地区，密切双边、多边交流与合作，以此夯实民意基础，根据市场需求推动“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进出口。2018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出口72.2亿美元，同比增长1.5%，尤其是对中东欧国家的文化贸易出口有了大幅增长，涨幅高达 16.6%。这无疑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密切频繁地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推动和鼓励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融资的显著成果，这也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融和更深的文化互信。
图 5 2013— 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产品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商务部数据自行整理。
(四)“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成为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催化剂
虽然文化服务贸易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贸易中占的比重较小，但未来对外文化贸易中文化服务的比重将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大，文化服务的商业存在、境外消费、跨境交付以及自然人流动等模式均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服务贸易是改善我国国际贸易结构的着力点，也是我国文化贸易在全球文化市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创新文化企业的对外文化贸易投融资服务，促进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深度对接，推动文化投资与文化贸易相互促进, 通过拓宽合作领域、创新贸易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文化产品贸易的转型升级。
2017年5月，原文化部下发《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征集2018年“一带一路”文化贸易重点项目的通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文化产业营销推广、文化创意和设计产业营销推广、演艺工艺美术文化旅游等产业营销推广、文化装备营销推广、文化贸易人才培训、对外文化贸易服务平台建设等七大领域成为政府推动下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核心发展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文化贸易的稳步成长，也为中国对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方式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政策红利的释放也为文化贸易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积聚了更多的动力和能量。
三、新时代构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的有效策略
伴随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然是中国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区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得到多向式发展，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合作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偏移，文化贸易额呈现波动式增长，中国对外文化投资借此得到新的发展和机会，“一带一路”相关政策也成为贸易催化剂不断促进文化贸易的高效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之后的今天，对外文化贸易合作新秩序的构建也成为当前的文化贸易发展的着力点。
(一)深研国际文化市场，精准供需对接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我国文化市场结构调整愈趋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有了长足发展，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量明显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得到明显提升。我国文化贸易发展顺应了全球发展的大趋势，贸易额逐年增加，对世界文化市场的影响逐渐增强，中国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逐渐渗入到全球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国际文化贸易而言，文化市场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其成长的基石。2012—2017年，我国艺术表演院团从7321个增加至15742个，增幅达115.03%；艺术表演场馆从1279个增加至2455个，涨幅达92.95%。同时，在文化产业投资和消费的“双拉动”的产业带动下，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201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达到2.187万亿元，占GDP比重3.67%。201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723万亿元，占GDP比重3.95%。2017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3.546万亿元，占GDP比重4.29%，比2016年(4.14%)增加0.15个百分点，文化及相关产业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
同时，以供需双方协同发展为基础，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需精准对接。一方面，利用我国文化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市场实现初级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通过对该区域文化内涵和社会发展进行剖析，定制化实现高端市场的产品定位；另一方面，通过需求倒逼国内文化产业的改革及升级，发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载体功能，实现中国文化通过市场途径和商品购销有效走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同样的，社区内的地租水平多元化也会影响不同人群的集聚。例如，如果地租水平整体过高，会导致高端品牌或者大量资本注入，市场会驱逐个体创意工作室的规模化形成；而地租水平过低，大量无业游民、城市底层居民会选择该区域居住，一定程度造成“不安全”的印象或者事实，导致创意人群选择搬离。因此，这要求城市在对房屋的改建中，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有计划的进行房屋改造计划，才能保证文化发展人群的差异化和多样性。
（4）缺少政府扶持。基于传统经济体制观念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政策的出台仍然侧重于国有企业，缺少与民营企业相关的扶持政策。在市场准入标准方面，仍然存在各种限制因素，导致民营企业无法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
(二)拓宽文化产业合作领域，创新文化贸易发展模式
受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市场的发展水平以及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贸易结构，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部分合作都在基础工程、大工业项目等领域。即使在文化贸易领域，也是附加值低的文化产品占据了贸易的绝大部分。拓宽合作领域，推动文化贸易标的多元化，是双方文化贸易合作发展的基础。从当前的发展来看，陶瓷、乐器、演艺装备等传统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在当前依然占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部分，制造业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同时也为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同时，演艺、动漫等领域的知识产权的对外输出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市场中崭露头角，文化服务贸易在文化贸易的地位也愈加重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我国全方位开放格局；2016年12月，原文化部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旨在培育一批掌握重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突出、品牌知名度高、国际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和品牌，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取得务实成果，文化贸易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2017年4月，原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指出以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三大战略为引领，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三)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功能
“一带一路”建设激发了中国同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商业往来，但是作为政府倡导下的区域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依然是企业。虽然在贸易双方政府的支持下，大量的国有企业成为先导者参与了双方的经济建设和产业合作，但随着区域经济的成长和市场环境的成熟，多元的文化主体及市场的功能调配将会成为文化贸易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双向文化贸易的主体中，不仅有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文化服务的提供者，也有诸如文化交流中心、文化中心、电商平台、播放平台等汇聚资源、服务文化市场的官方平台或第三方平台。他们的出现将成为区域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来源。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在影视业、出版业、演出业、互联网新生文化业等文化产业领域涌现出了一批民营文化企业。中国民营文化企业逐渐成为文化市场最为活跃的主体。文化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不是简单的某一对外合作环节的放大，也不是单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增量的考察，而是文化企业在国际环境内对企业自我定位、发展方向、发展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全新构建。通过实现我国文化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精准对接，政策倾斜实现我国文化市场主体与沿线国家需求市场的有效结合，从而吸引和造就更多优质的文化市场主体，推动文化贸易整体发展。
除了关税，自由贸易港更有赖于没有或尽可能少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要求对商品、服务进出口，以及贸易项下资金流入流出，不实行或尽可能少实行管制政策。以香港为例，《中英联合声明》附件规定：香港保持自由港地位，并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此可以看出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香港《基本法》第115条规定：香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方案》要求上海自由贸易港“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
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市场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我国民营企业在文化市场中的灵活性，激发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从而更好地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潜在消费市场，构建良好的市场内在运行机制。在此背景之下，政府应该以第三方的角色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不断完善支持政策，从而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文化市场中的具有自我调控和造血机制的市场运行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我国消费者对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强劲的文化消费需求吸引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口，文化贸易进口呈现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文化消费需求倒逼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反促我国文化产业基础升级和产业改革，从而夯实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改善我国文化产品附加值较低、文化服务竞争力较弱的局面。
(四)构建政产学研联动机制，实现文化贸易开放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有目共睹。对外文化贸易在从初生状态不断成长，一味地追求其过快增长不符合发展常态，也不符合经济规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仅仅是政府引导和企业主导的经济合作，双方政府的引导交流、产业市场的贯通交汇、文化市场社会环境的精准研究、学术机构的理论论证和学术交流等都是促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升级的必要条件。
目前，市场可售现货少，国产钾返利优惠减少；受印度钾肥大合同涨价影响，贸易商挺价心态强，港口钾价格继续探涨。下游复合肥企业需求等待释放，将支撑国内钾肥市场需求；国际钾肥需求持续升温，价格仍存上涨可能。预计短期内国内氯化钾价格将继续高位持稳，重点关注国内钾肥大合同谈判及签订情况。
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必将更多地加入到沿线国家的文化市场、文化消费和商业竞争之中。同时，文化贸易市场通过“需求—供给传导机制”反向促进国内文化产业供给侧深化改革、文化市场优化升级，从而催生出高品质、高效益、高水平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的结构也将持续优化。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加快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文化贸易中文化服务的比重将会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大，在保持我国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新兴文化行业将在产业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环境中迎来快速成长的阶段。
综上所述，生育前期稻田日渗漏强度大能够促进水稻成熟，抑制无效分蘖，但会造成单位面积有效穗数不足而影响产量。开花期后渗漏强度大能够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帮助穗粒数的生长和提高结实率。从水稻产量来看，最终产量随着日渗漏强度的增大而降低。因此，渗漏强度越大的稻田应该在土壤水分到达下限时及时进行灌溉，否则难以保证高产。且为了能够保障较高的千粒重，需要在开花和乳熟期适当提高灌水下限。
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的拓展空间和贸易方式得以升级。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入，中国对外文化市场空间得到极大拓展。随着中国“互联网+”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将迎来互联网时代的重大发展机遇。文化贸易领域的互联网思维逐步建立，贸易模式逐步升级，对外文化贸易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将得到空前拓展。线上、线下贸易将进一步整合、融合，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动力转化和模式升级。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数增长、要素质量、生产效率、行业升级等多因素之间进行平衡发展。
(五)重视文化贸易人才孵化与培养
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源起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始终以此为导向和指南。文化贸易以实用性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模式必然更加注重基础学科知识、政策环境、产业发展现状与社会实践能力的多方面的综合培养。人才是文化贸易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往来的过程中，要注重专业人才培养，支持鼓励双方企业、院校间交流互访，逐步建立人员定期交流机制。
小勺说：“不管是谁，管他杀人放火被追捕，只要来了，坐在我的酒桌前，躺在我的炕上，就是店里的客。我就得管了！”
一方面，依托于高等院校的学科教育优势，以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为基础，建立并完善文化贸易专业构架及文化贸易课程体系，实现文化贸易人才孵化阶段。大学教育是实现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核心，通过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课程实践三者的结合，能够系统地孵化出一批掌握多语种、跨文化和对外贸易等知识的文化贸易新鲜人才；同时在专业建设中根据学科发展前沿的学术情况、法律法规、业务标准对人才培养方案适时调整，整合高等院校教育优势，搭建课内+课外的课程体系，实现青年文化贸易人才孵化与培养。
另一方面，以社会既有的文化贸易从业者为对象，通过文化贸易专业知识系统学习，实现人才升级。文化贸易从业者相比于在校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且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企业和政府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有基础的认识，因而文化贸易从业者可以在学习过程更明白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之处，通过再学习过程，实现理论基础教育和实践经验的融合，查漏补缺，搭建实践+理论的再培养体系，通过联动效益与新兴学科的贯通合作实现人才的综合培养，以学科专业建设优化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结构，加快确立文化贸易人才发展布局，从而培养熟知文化市场、掌握交易规则和技能、精通语言和文化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强化质量发展是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和投资发展的现实要求，进一步夯实我国文化产业基础，保持并提升文化贸易核心竞争力。深研国际文化市场、精准供需对接；拓宽合作领域、创新文化贸易发展模式；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功能；构建政产学研联动机制、实现文化贸易开放升级；加强人才培养与交流、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同时对文化投资的投资领域、投资方式、投资主体进行有效引导，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拓我国文化贸易和投资发展的新空间，以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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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the New Pattern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in the New Era
LI Jiashan WANG Bogang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ummary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competitive in world market since the rais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is now the most effective and fairest way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erves the key point to build china a great power of culture in new era.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benefit from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cultural trade stimulated by the booming of cultural market at home,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forged ahead. On account of th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the author found that China’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has inclined to the nat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raised. Advanced by the assembly effect, the volume of cultu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nat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keeps growing in the fluctuations. Facilitated by the research and findings above, the author comes up with several proposals that how to shape a new patter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such as deep development o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market, promoting trans-industries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ng the interacting mechanism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ch.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spillover effects
[作者信息] 李嘉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首都国际交往中心研究院(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首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家文化贸易学术研究平台专家兼秘书长;王伯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文化贸易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李嘉珊，电子邮箱：lijiashan68@163.com。
JEL Classification： F02，Z10，Z18
(责任编辑：王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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