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 系统哲学视角刍议
马立志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改革方法论是确保改革稳步有序推进的重要遵循，而系统哲学为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代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处境，使其成为了一个必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在系统哲学基本规律视角下，自组织涌现律、层次转化律、整体优化律为解读与之相对应的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方法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全面阐释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对于中国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开启更为波澜壮阔的航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改革方法论；系统哲学；自组织涌现律；层次转化律；整体优化律
“系统哲学是我国进行总体改革的理论依据。”[1]300它“旨在准确、科学地表述系统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规律……并从整体考察系统事物的生灭转化过程和系统内外的辩证关系”[1]1。中国改革方法论“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握改革脉搏，不断探索改革的内在规律”[2]78，体现着对系统哲学的实际运用：从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联系中，来揭示改革的内在规律，再将认识升华为方法论来指导改革实践，以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由此，系统哲学为深入解读改革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依据。习近平指出：“改革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正确方法。”[3]101可以说，立足系统哲学来深度剖析改革方法论，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改革方法论哲学基础的理论认识，为改革深层次难题的破解探寻新方法论，以促使其结合实践不断推动方法论创新。正因如此，全面阐释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视角，是发展创新改革方法论的重要理论生长点。
一、新时代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处境
改革方法论意涵多重维度：它既体现为哲学方法论在实际中的具体应用，又体现为一种应用哲学；它既根植于改革实践，又必将回归于现实指导其自身实践，以深刻影响改革成效。由此，要推进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不仅必须高度重视其所蕴含的方法论向度，而且必须分析改革方法论本身所蕴含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基础。当前，学界立足哲学层面，对改革方法论进行了解读和阐释，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改革遵循了一与多、上与下、变与稳、底与顶、点与面、管与放、先与后、破与立[4]以及改与不改[5]的改革辩证法，具有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等显著的哲学方法论特征[6]；二是改革蕴含着的战略思维[7]、整体思维、底线思维[8]、协同思维[9]、系统思维[10-11]、创新思维、法治思维[3]100、实践思维和人民至上思维等哲学方法[12-13]，对于破解改革中的难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就改革方法来说，它具有较为明显的唯物主义向度、辩证法向度以及人本向度等哲学意蕴[14]。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学界普遍专注于分析改革所蕴含的哲学方法论特征，而缺乏从改革方法论本身去探究改革方法论所蕴含的哲学理论的成果，即便已有研究，也基本为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改革方法论来探讨其所体现的哲学意蕴，而从立足于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视角来看，已有研究尚显不足；或者说，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处境亟待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深刻阐明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视角，是发展创新改革方法论研究的重要理论生长点，即系统哲学为中国改革方法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必须交待的是：以系统哲学来解读改革方法论何以可能？又何以可行？首先，要回答何以可能？正如乌杰所指出：“系统哲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补充、丰富、完善和发展。”[1]1那么，毫无疑问，系统哲学不仅没有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恰恰相反，它不仅在这一框架之内，而且还是对其的一种补充、丰富、完善和发展。其次，要回答何以可行？系统工程世界研究组织领导人之一依·拉兹洛(E·Laszlo)曾明确指出：“现代系统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是相通的，系统哲学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关系的论断得以实现……通过系统哲学，可以使人们认识中国改革的系统性。”[1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视角，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系统哲学的有机融合，打开了改革方法论研究新的理论视野，有助于我们对改革方法论在哲学理论上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进一步思考。因此，如何正确运用系统哲学来解读和阐释改革方法论，以深化改革方法论的哲学研究，成为当前的一项学术任务。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视角进行初步分析。
传统机械生产作业中由于自动化技术普及不到位，较多的工序由人工操作进行实施，一定程度上存在作业效率低下，人工成本居高不下，高精尖产品良品率低的现象。该类现象下分析主要的原因即为：人工误差，作业衔接问题，生产线控制运行问题等。自动化技术应用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控制生产线，替换相关人工操作工序，极大的保障了机械生产制造中的准确性，减少了人工误差，以及作业衔接不良等误差现象。同时分析在产品质检中通过自动化技术进行检测，极大的提升了产品生产中的质检效率及质检准确性。
对改革方法论的正确运用，是确保我国各项改革体制在破旧立新(即不走老路)中不断健全，以及各项改革制度在守正出新(即不走邪路)中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改革方法论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内在规制着改革效果，对维持改革这一复杂巨系统的有序运行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而系统哲学基本规律致力于对事物复杂巨系统的生灭转化进行整体考察，因此，以其对改革方法论进行深入解读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
二、新时代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规律解读
产业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需要产学研之间建立长期、持续和稳定的合作关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产学研结合模式的创新，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和发展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联盟是推动我国传统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抓手，总结各联盟运行中的突出特点，按照产业发展需求和市场经济规律，不断强化联盟在技术、标准、培训、交流等方面的各种能力，在理念、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等多方面开展创新工作，不断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以实现行业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余能管[7]则把退役保障政策分为计划经济时期注重公平保障政策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的保障政策初期、完整期，效率与公平并重保障政策成熟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政策的初期和完整期，都是以“组织分配”为主，而在政策相对成熟时期，政府不能解决所有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只能借助经济办法和发挥市场资源力量。
(一)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自组织涌现律解读
从顶层设计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基于我国市场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所以主张在不触动计划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从体制外、立足局部进行改革创新，直到随着市场体制框架的逐步成熟，我们党才促使“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即做出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7]10的转变，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并逐步构建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市场体制机制，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逐渐深化了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认识：实现了从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的跃升，促使改革在广度方面，“从单项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17]10，即“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17]10；在力度和深度方面，“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向全面的制度创新推进”[19]。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大领域体制改革以及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国家层面宏观的重大改革得以扎实推进。从自组织涌现律来看，“这些都与被改革的单位的‘自组织’结构有关，都与用非自组织性原理而制定的政策有关”[1]83。这也更好地解释和证明了我国所坚持的渐进式改革模式的正确性，集中体现了对市场经济自组织把握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在这里，自组织已不是哈肯所说的那种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的自发形成的自组织[1]78，[16]113，更不是不值得提倡的他组织，而是人力参与的自组织。正如张华夏所指出：“市场经济是自组织，宏观调控是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自组织作用所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16]113
从基层探索来看，进入新时代，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提高地方、基层等各类自组织效率，十九大报告对其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49在此基础上，“鼓励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典型经验，推动面上的改革，以‘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3]102。这便与自组织涌现律所强调的“凡是自组织无效的空间，他组织才能准入”[1]84观点相一致。与以往相比，新时代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不断增强；村民自治的治理转型越来越凸显区域差异性；企业的自组织活力不断被激活；尤其是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又没把握的改革，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相关试点政策，“构建了示范、扩面、择优和综合这四种具有不同试验模式的政策试点类型”[21]，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如对特色小城镇样板的推广等，这些足以证实他组织准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这种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改进和地方自下而上的探索，特别是“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17]36，鼓励可以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既证明了“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的基础上来谋划”[2]80，又彰显了“自组织是元素或子系统从局域到全局扩展的非线性相互作用”[16]127。
自组织涌现律是涌现原理和自组织原理的有机统一。前者是一种普遍的系统演化过程，具有从无到有、连续性渐变、维持稳定的特征，后者是高层次具有低层次所没有的特性、功能、行为，具有系统自我优化、自我创造等最根本的属性。涌现是自组织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自组织是涌现的机制[16]110，而自组织涌现律则是“系统自行组织、自行演化涌现出新系统的一种机制”[1]74-75。其中，上一层次的涌现者总是扮演着下一层次的催化剂，往复循环不断发展，“它使一组功能上耦合的自复制体整合起来并一起进化”[1]8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涌现出的层次都是不同于之前层次的新层次，层次与层次只有在相应的层次中才会具有相应的性质、功能、行为[1]80-81。“人工的干预自然和干预社会的活动也应该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自组织活动。”[16]113而改革就是这个干预的他组织人工参与自组织的活动，改革方法论则是利用了其活动。在这里的改革方法论，指的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3]101。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我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思想基础。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伴随思想解放，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生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形成强大的改革开放所要求的精神，改革开放政策就无从谈起，那改革方法论也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全面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7]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8]的危险得以避免。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总体地说，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都无不体现出思想解放意识。这是因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理念的现实表征，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推动什么样的实践。正如乌杰指出：“人类意识、文化、传统不是一个平和、中性的涌现，它或是催化剂、或是滞后剂。”[1]82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改革方法论，就是思想解放这一催化剂作用的结果。
(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的层次转化律解读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性生成：“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17]9-10这是充分彰显层次转化律的一个具体表征。质言之，所有制结构的历史变迁，归根结底，就是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调适，而这一调适遵循着鲜明的问题导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它构成所有制结构历史变迁的逻辑主线。然而，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导致“许多企业很难用两分法界定，它们既不姓‘社’，又不姓‘资’”[1]93，而是以“两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中介所有制形式”[1]93存在着。那么，如何对待这种处于中间状态的中介所有制形式即层次转化律中的中介过渡，就成为改革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清晰了，方案就会清晰明了，提出的举措也就更有针对性，也就是，中介在差异与融合之间所展现出的过渡张力就越能被掌握。所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突出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与此同时，问题的解决，也就意味着旧模式的消亡和新模式的产生，在新旧模式的转化之间，生成的中介过渡系统，在改革中就体现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可以说，不论在以往的改革过程中，还是在当前乃至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改革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只要有新旧转化的出现，就必然会产生中介过渡系统。而内在于这一系统的中介，体现的就是新旧问题的生灭转化过程。离开了中介过渡系统，系统就会丧失活力，相应地，改革离开了问题导向方法论的运用，改革理论及其实践也会无法再继续推进。由此可见，“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22]13，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
层次转化律揭示了“系统物质世界总是以层次转化的形式运动或是发展”[1]84。其在于层次与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不是自觉地发生的，是需要中介来链接的，而“中介表现为转化或者发展的中间环节”[1]91。它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介是产生差异的过渡；另一方面，又是使差异融合的过渡。而系统结构的优化，则有赖于中介将诸多要素和层次串联或并联起来。这样一来，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更重要的在于，对中介的科学把握和深层认识，“有助于全面理解事物内在层次之间的复杂联系”[1]91-92。与之相联系，“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22]13。由此，问题导向就扮演着层次转化律中的过渡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3]100的方法论，就是改革以不同阶段的问题的转化而形成的过渡系统之载体。它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内部系统结构的转化至关重要。
以上可见，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要“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3]101。这是有效提高改革系统整体效益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动力的科学方法论。可以说，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20]3-4，须臾都离不开对这一方法论的正确运用与创新发展。一言以蔽之，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着力增强，就是“通过各种优化结构以达到整体的优化”[1]115，而改革系统在优化的过程中，无疑“深化了系统事物发展的自我完善过程”[1]115。而这正符合了整体优化律的普适性：“整体优化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1]114
(三)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整体优化律解读
整体优化律“从系统整体出发，到系统整体内在要素构成的相互作用”[1]106。它强调事物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每一要素既在系统中发挥着各自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对系统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具有一定决定性意义，成为形成系统合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其合力表现为在“几代领导人和国民不断试错、调整”[23]的过程中，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着力增强。而从整体优化律的视角来看，“这一‘合力’，必然会导致系统整体优化的趋势”[1]115。正因如此，“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3]101的改革方法论突出表现为双重维度：不仅成为推进改革的内在要求，而且成为推进改革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由此，也就意味着这一方法论与系统哲学整体优化律形成内在契合。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即渐进式改革，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造就了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党从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到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到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最终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17]3-8，体现出改革越是深入，改革对提高其自身的整体协同性(即整体效益)的要求越凸显。也就是，改革系统的整体优化越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而这体现在整体优化律上，就是“它们的预决性和必然性或自组织性”[1]115的客观必然结果。由此，我们党“打出一系列改革‘组合拳’，一大批重要改革压茬推进”[3]101，旨为改革系统的整体优化趋势不断积累条件。不仅如此，整体优化律还强调：“只有系统差异协同的自组织由于外部环境选择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最优状态、最优过程、最优功能。”[1]113这主要体现为，在预决性和必然性或自组织性的作用下，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也在着力增强。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24]，尤其是“近20年间我国省际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明显特征。近10年间……我国落后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发达的省份”[25]。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26]；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显著，“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四梁八柱’基本建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中间层设计基本完成”[26]。
正是由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才使得改革这一复杂巨系统在新旧中介过渡系统的生灭转化中不断得以持续健康运转。毫无疑问，无论是进行何种改革，首先都必然是强烈问题意识推动的结果——“无问题无改革”这是共识，遵循的都是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目标指向就是在改革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这也就是说，改革在新旧问题的解决中推进，由问题导向构成的中介过渡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当中介过渡态趋于稳定，这种变化也就呈渐变的状态；相反，如果中介过渡态不稳定，这种变化则呈现出飞跃的状态[1]93。正因如此，习近平指出：“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3]95由此可见，以层次转化律来解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的改革方法论，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这种解读对于系统辩证地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新时代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视角的当代价值
理论存在的现实意义或理论的生存逻辑意涵就在于，理论所具有的价值正当性以及指导实践的科学有效性。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就会生发出什么样的实践范式，反之亦然。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同时必然又作用于实践。理论与实践只有遵循且统一于实践——认识——实践之往复循环的认识的总规律，才能真正结出既符合时代，又不背离现实的果实。否则，一方面，理论滞后必将产生价值缺失问题，造成实践与之时代相脱节，导致落后就要挨打；另一方面，理论偏离现实轨道而转向价值迷失，也就与现实错位，最终必然导致实践步入歧途，阻碍社会发展。所以，理论迷失的矫正是矫正迷失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须臾离不开一定发展理论的正确引导。也就是，一个科学理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素：在理论维度上，呈现正当的价值意涵；在实践维度上，体现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毋容置疑，从系统哲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改革方法论，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根据制粒原料不同的力学特性，考虑到物料在喂料过程中的规律性和模孔结构的轴对称性，可以将模孔中的物料划分为横观各向同性材料和各向同性材料。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一)理论价值
系统哲学为新时代中国改革方法论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深化对中国改革方法论的哲学认知。改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改革方法论同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改革方法论与改革实践同步，它来源于改革实践，又作用于改革实践，因而具有动态互构的内在逻辑关联。而“系统哲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补充、丰富、完善和发展”[1]1，以其作为视角来解读新时代中国改革方法论——这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这样就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系统哲学的有机结合：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又是对其的丰富和拓展，无疑是改革方法论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尤其对于深入理解改革方法论与改革理论及其实践的关系不无裨益。
四是体制机制因素。有利面是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目前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正在贯彻落实，饮用水安全正在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水权初始分配的一级市场基本建立。不利面是水价形成机制仍不健全，水资源核算制度还未真正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施广度和深度还需要推进，有关水安全的考核、审计、监管的诸多基本难题有待破解，水利部门重建轻管，水权交易二级市场亟待建立。
(二)现实意义
改革是一项从无到有的伟大事业，改革方法论亦是如此，有着从无到有的历史。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示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展现它的划时代意义，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都离不开坚持正确改革方法论的实践指向。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转变。那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从诉诸中国改革发展历程，总体地看，它与始终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改革方法论须臾不可分离。而系统哲学不仅为深入把握这些方法论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而且也为我国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尤其是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正确改革方法论的总结和创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这也就为中国改革方法论与系统哲学理论的深度互动提供了更多新契机。反过来，改革方法论也会在与系统哲学理论的互动中不断发展，不断被丰富、被拓展，继而推动我国改革行稳致远。
四、结语
改革方法论是伴随改革而逐渐产生的伴生物。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改革方法论总结，而每一个时代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改革方法论创新，这些改革方法论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继往开来的理论特点和实践特点，成为确保改革这一复杂巨系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遵循。一方面，它们是党和人民改革智慧属性的抽象理论概括；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党和人民改革智慧属性诉诸改革实践的具体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方法论与系统哲学的基本规律才体现出紧密的互动联系：它既有对系统事物在实践中的现实思考，又有从其实践跃升为理论的精华凝结，致力于通过对事物复杂巨系统的考察，找到能够确保其持续正常运转的规律和方法。
习近平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他看来，确保改革系统的持续健康运转何以可能？那就是：“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27]由此可见，改革永无止境，与之相伴随的，作为改革内在要求和重要遵循的改革方法论创新当然也就永无止境。因为，它们共处一个历史进程。进一步地，我国的改革事业是在动态中不断向前推进的，改革方法论也必须要在这一动态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推陈出新，以适应新实践、作用新实践，正如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22]34而改革方法论的不断涌现，又离不开科学理论依据的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哲学作为阐释改革方法论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系统哲学处境，而且有助于改善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的处境。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标准是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最基础的国家标准之一，是建立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的重要依据。数据字典是对数据库中所包含的基础地理信息要素的描述，主要描述要素的概念、几何表示、属性以及相关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等。GB/T 20258.1―2007《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1部分：1∶500 1∶1 000 1∶2 000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于2007年发布并实施，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行业，在测绘地理信息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乌杰.系统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4]陈曙光.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J].湖南社会科学，2016(3)：9-13.
[5]宋月红.全面深化改革：“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J].红旗文稿，2017(15)：7-9.
[6]韩玉芳，何军.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启示[J].理论视野，2014(6)：4-8.
[7]王先俊，江巍.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论述中的战略思维[J].社会主义研究，2016(1)：1-7.
[8]曲跃厚，付利庆.底线思维：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31(1)：16-20.
[9]周正刚.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思维[J].湖湘论坛，2017，30(1)：5-11.
[10]秦书生，杨斌.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思维[J].学习论坛，2017，33(4)：57-60.
[11]秦书生，杨斌.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思维方法——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J].系统科学学报，2017，25(1)：65-69.
[12]史为磊.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思维底蕴[J].红旗文稿，2018(12)：28-30.
[13]徐忠.改革的改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37.
[14]董德福，沈辰辰.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的哲学向度——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论[J].探索2015(2)：10-16.
[15]张硕城，陶原珂.美国系统工程学者依·拉兹洛谈中国改革与哲学[J].学术研究，1988(4)：87-89.
[16]张华夏.系统哲学三大定律：乌杰《系统哲学》解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7]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
[19]邹东涛，欧阳日辉.改革深水区的突围：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4.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1]唐健，谭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路径——基于几个试点地区的观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33(1)：13-22.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3]王曦，彭业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中国改革模式的演进[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6)：1-8.
[24]肖攀，李连友，苏静.中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及其收敛性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37(4)：111-117.
[25]张宇，郭万山.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省际经济差距收敛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7(24)：111-114.
[26]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三大战略成效显著[J].宏观经济管理，2017(12)：33-36.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1.
On the Systematic Philosophy Perspective of Chinese Reform Methodology in the New Era
Ma Lizhi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Reform methodology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o ensure the steady and orderly progress of reform,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eform methodology in China. The systematic philosophy situation of Chinese reform methodolog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makes it a necessary and urgent realistic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sic laws of systematic philosophy, the law of self-organization emergence, the law of hierarch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law of overall optimization provide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interpreting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methodology of adhering to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op-level design and grassroots exploration, deepening reform with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system, integrity and coordination of reform. The systematic philosophy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ly explaining the chinese reform method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pursue reform to the end and embark on a more magnificent voyage.
[Key words ]reform methodology;systematic philosophy;law of self-organization emergence;law of hierarchy transformation;law of global opt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9)05-0028-07
[收稿日期] 2019- 05- 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8)
[作者简介] 马立志，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责任编辑 戴 正 责任校对 戴 正)
标签：改革方法论论文; 系统哲学论文; 自组织涌现律论文; 层次转化律论文; 整体优化律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