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十年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国节日——大众狂欢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1911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可以看成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这个现代民族国家获得自主政治权力，同时在文化及精神上获得自主发展的一个机缘。为了表示对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拥戴，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的人们，就把一些有意义的日子，设为名目繁多的各种节日。1942年，在《文化先锋》(注：《文化先锋》由张道藩做发行人，李辰冬主编。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刊物。1942年9月出首期创刊号。)上曾多期刊登了由徐贡真(徐文珊编写的《建国历详解》，把民国时期的各种节日和纪念方法都做了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对节日文化的重视。这些节日都是面对特定的大众人群。“节庆活动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的第二种形式”。(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1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节日对于肯定这个新生的国家政体，将这个现存政体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有很大作用。节日象征了国家对各个层面国民地位的肯定和保障，节日也反过来加强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有许多民众节庆日。民众结社和各种宗教纪念活动的形式中，许多都是以节日的形式来进行的。但在民国节日的设立上，有些节日直接借用一些西方节日，如妇女节、儿童节。而中国传统的节日，多数都没有能恢复和设立成法定的公众节日。由于节日是面对国民大众中的，具有着文明教化和价值认同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模式，在民国时代已经是起了支配作用。
这其中，诗人节是一个独特的节日。说独特，首先是因为这是对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改造而来。而且，不像其他的大众节日，诗人节是多少带有文学家和上流人士雅集性质的节日。有特别的对诗人文学家们的某些期许之意。其次，这个节日是对中国传统民间节日端午节的改造，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肯定。其三，诗人节引出过非常激烈的争论。1944年的诗人节纪念期间，孙次舟等学者由诗人节引了出屈原问题的争论。不同政治和学术信仰的学者和文人知识分子们，围绕诗人节，展开过长达多年的学术争论，一直持续到1946年底。最后是对屈原持否定的观点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定。但奇怪的是，1949年建国后，诗人节却又悄悄的被人淡忘了。
围绕诗人节的争论焦点，主要是两个学术问题。其一是一桩民国学术公案的重新提起，即由疑古派而生的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的身份问题。其二是中国民俗中端午节是否是纪念屈原而设，把端午设为诗人节是否合适。这两个问题都牵连到一个学术焦点，即是在现代的民族文化建构中，如何对待中国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中还隐含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化的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是否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代表?这就连带生发出了现代政治派别对文化权力争夺问题。
所以，诗人节的设立和其后的争论，实际上牵连引出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政治的价值趋向和起伏消长。作为一个历史公案，屈原问题在40年代再度成为现代的文化和学术热点。这其中的意味是非常复杂的。
二、诗人节的设立由来，倡议组织和庆典
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是于1941年的6月18日举行的。而设立诗人节的动议，则当然在这之前。但是，谁是诗人节设立的首倡者，何时确定端午为诗人节，则文献多语焉不详。
时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的郭沫若于1941年5月30日发在重庆《新华日报》的《蒲剑·龙船·鲤帜》中，谈及诗人节的起源：“抗战以来，由于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特别在今年，有好些做诗的人竟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这里，郭沫若是在1941年诗人节庆典之前，已然就说诗人节已经有人提出设立。从语气上看，一个“竟”字，意在表明他也不是倡议者。
在1943年的《文化先锋》杂志上曾连续刊登了徐贡真撰写的《建国历详解》。关于诗人节，其中说道：“抗战以来，国内诗人咸感屈原诗风人格，两俱不朽。于爱国诗人中最早最著，丁兹大敌当前，国势砧危之际，允宜矜式前贤，用励来者。因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由陪都文学家舒舍予等召集在渝文艺作家开会，公议以每年的阴历五月五日，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为诗人节，藉以纪念前贤，并资策励云云。”(注：徐贡真文。见于《文化先锋》第2卷7期(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徐贡真的《建国历》是以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宗旨而设计的。纪年纪事以中华民国年号为本，民国二十八年就是1939年。纪事也多记录有影响的大事。诗人节单独立目，可以认为是作者眼中的民国大事之一。)这个材料是说诗人节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由在重庆的老舍等文学家的一次聚会中倡议设立的。
查老舍年谱，在1939年4月到6月，老舍一直在忙于组织作家战地慰问团劳军，并于6月28日参加北路慰问团离开了重庆，此后约五个月时间(6月28～12月9日)，一直在西北和中原劳军。(注：见《老舍全集》19卷《老舍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版。)可见，民国二十八年设立诗人节的说法肯定有误。但在同谱中的1940年6月10日，记老舍出席“文协”召开的纪念屈原晚会，会上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这一天当是旧历的五月初五。而正式的诗人节纪念活动却是在第二年(1941年)的旧历五月。所以，倡议设立诗人节的设立时间应该是在1940年的6月10日。老舍是主要在场参与者之一。不是郭沫若说的1941年，也不是徐贡真所说的1939年。
老舍是当时的文协的秘书长，他有一篇在第一届的诗人节上的演讲。又在第一届诗人节后的第二天，写了关于第一届诗人节的记述《第一届诗人节》一文。(注：老舍《第一届诗人节》见于1942年8月间的《宇宙风》119、120合期。)记述诗人节情况并作为文协的工作报告之一。其中说道：
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过了一年，“文协”的朋友们又想起那个重要的提议，而各方面——教授们、爱好文艺者，特别是老诗人们——都以为事不宜迟，应马上去做。
由此，老舍说的诗人节由不经意间有人提出当为确论。而时间是在1940年端午节文协的一次晚会上定下的，由于文协是个半官方的文艺家组织，(注：老舍多次说过文协的各种工作，大部分是政府委托的。如下文语言“文协在另一方面可提出报告的是：绝对受政府的支配，补助。受政府的委托，做政府要做的事……”文见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载1942年《国文月刊》)。)也就是说：诗人节的设立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而老舍，的确是诗人节设立的直接操办者之一。
三、诗人节纪念活动和有关争论
诗人节纪念以1941年的第一届纪念最为正式隆重。据老舍后来追记：这次纪念，参与者有许多党国要员，如于右任(监察院长)、陈立夫(教育部长)、梁寒操(宣传部副部长)、冯玉祥将军等。又有文化及各界名流。大会选于院长为诗人节纪念会主席，老舍为主持。在会上，于右任说及今年诗人节和五卅同日，正应了是“诗的内容是要反抗侵略，阐明真理，诗人也就该是战士啊!”(注：老舍《第一届诗人节》载1942年8月《宇宙风》第119、120期合刊。)老舍做了主题演讲。郭沫若做了有关屈原的考证。李可染做了屈子画像，安娥、高兰等作诗朗诵。马思聪等演奏了纪念音乐。重庆、成都的各大报也有及时报道，许多报纸出了特刊，这显示官方对诗人节的主动参与。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必亡的恐慌言论很是流行。诗人节的庆祝活动，无疑带有号召国民反抗外侮，反对投降派的鼓舞士气的设想。在抗战建国的立场上，官方和民间各种背景的势力在纪念诗人节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分歧。
1942年的6月18日的诗人节，和苏联文豪高尔基逝世六周年同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和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了纪念高尔基活动，并同时举行了以诗人节为主题的纪念，孙科立法院长和于右任院长参加并讲话。孙科以高尔基和屈原并举，讲出两诗人的共同点是爱正义爱自由，和今日反抗法西斯的人民是共同的理想。于右任说高尔基和屈原“生前都是为人民利益而写作，都是颠沛流亡万分艰苦的一生……要发挥屈子‘天地万物总动员’的精神，与苏联及世界各反法西斯盟邦，携手共进，击败全人类的公敌——日德意法西斯国家”。(注：见1942年6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中苏文化之交流——渝文化界昨纪念高尔基与屈原》。)郭沫若在讲话时说道：“他们两位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也都是反对暴政、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并说屈原的艺术是成功了，但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悲剧的深刻意义，还不在于他本人……(屈原)不幸这两朝楚国的父子君臣，都是昏君，不能采用屈原的思想，来完成统一，反让秦国来灭亡……屈原的悲剧，还不仅是楚国当时的悲剧，而且是民族的悲剧。(注：见1942年6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中苏文化之交流——渝文化界昨纪念高尔基与屈原》。)虽然他们是不同的政治派别，在对屈原是人民诗人和暴政的反抗者这两个命题上，却是有相同的判断。只是于右任等主要把暴政者指向外部——德意日法西斯，而郭沫若则有意把暴政指向内部——诗人祖国的统治者。这可以看出些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对诗人节解释的侧重点来。当时，重庆各大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都做了报道。外地也有诗人节的纪念活动。但是有一些区别。重庆官方报纸对有关诗人节纪念活动很简单，《新华日报》却用了一整版来纪念，显示官方和中共对诗人节的重视程度不同。
但是在1942年以后的诗人节庆典中，官方调门却悄悄的降低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总体上诗人节纪念多是民间或者是在一些私人圈子中举行。
1943年的端午节是6月7日，时值大雨，老舍应吴组缃的邀请去喝酒。(注：见老舍《乡居杂记》，载重庆《大公报》1943年7月7日。)没有了集体性的诗人节活动，老舍还颇有点怀旧。作诗云：“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年豆花香。”显示了无奈和寂寞。臧克家、王亚平等在1943年写了纪念屈原的诗文专辑。(注：见《天下文章》第4期(1943年7月重庆版)。)1943年端午期间，官方的主要报纸，很少诗人节纪念的各种消息。(注：1943年6月6日，成都《新蜀报》发了有关诗人节纪念准备的消息，讲到“明天就是第三届诗人节，在渝诗人们至少完成五部叙事诗为纪念”云云。而第二天的报纸上，却没有了诗人节纪念的消息。在重庆等地的官方报纸上，登有关于端午节人们大吃大喝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官方有意淡化端午节的历史文化色彩。)诗人节纪念活动多是在一些文人圈子里举行。而且从地域上看，成都的诗人节纪念活动每年都有，重庆却很少。在对诗人的纪念上，杜甫也渐渐成为诗人节纪念的重要人物。(注：1943年6月6日新蜀报上登有王亚平《杜甫的讽刺诗》，同时期许多人在做杜甫研究，有关杜甫的剧本也已经有人在创作。)由此，我们可以揣想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诗人节纪念的不同态度。
1944年官方的主要报纸，很少诗人节纪念的各种消息。(注：1944年的6月26日，重庆的文艺家们举行诗人节纪念活动。重庆《大公报》发了一个消息。而《中央日报》则记端午丽日，一广场悬挂三角球后被扯下云云。可见官方对诗人节纪念的禁忌。)在成都的诗人节聚会也是私人性质。(注：1944年6月25日，成都文协举行了“诗人节茶会”。同日，成都《新新新闻》发表纪念文章《诗人节》。6月26日，成都《新民报晚刊》有《锦城诗人节》以纪此事。)在这次聚会上，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观点，由此再次引出了有关屈原身份的论争。此次争论持续到1946年。先期争论的主角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教授孙次舟。他先在口头提出弄臣说后，被司徒丹凤(刘开扬)(注：司徒丹凤：《屈原是怎样一个人》，载《华西日报·华西副刊》1944年8月3日。说弄臣论是“诬蔑贤者”。)和陈思苓(注：陈思苓：《屈原》，载成都《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44年8月10日。)及其他文艺界人士所批评。孙随之发长文解释他的弄臣说是以科学方法而推导来的，主要在于破除社会对屈原的迷信，对崇拜屈原者进行批评。(注：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载成都《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44年9月6日～9日。)其后，陈思苓(注：陈思苓：《屈原辨证》，载成都《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44年11月14日～17日计四部分分次发表。)、赵庄愚(注：赵庄愚：《屈原臣格之解释》、《再论屈原之臣格》，分别发表于《成都快报》1944年9月23日起。)等以专文批评孙次舟。孙次舟最后以《屈原问题的最后申辩》(注：孙次舟：《屈原的最后申辩》，载成都《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44年11月25～27日。)作答，退出争论。但是，有关屈原的争论却没再停止，1944～1946年间，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上，发表过我篇有关屈原问题的争论文章。其中郭沫若、冯沅君、陆侃如、闻一多等都有论文。这次的争论表面是以学术为名义而进行的。孙次舟在对论争对手进行攻讦打击时就说，“这许多的批评文字，都未运用‘科学的’论辩方法，更不知道用‘真实史料’向我论难，因此人手虽众，骂声虽喧，仍旧不能从战国末年的文献上、考古遗物上、社会制度上获得证据……”(注：孙次舟：《屈原的最后申辩》，载成都《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44年11月25～27日。)孙次舟标榜的方法和史料，正是20年代屈原问题争论的旧命题。(注：有关20年代由胡适等发动的疑古派文学的观点，另见他文论述，在此不赘述。)孙在文中还拉出许多史家名流为自己招贴。从某些角度看，孙的这种求所谓方法的科学态度，却也是带了偏见态度，是以一种知识体系去否认另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还有些不合时宜的迂阔，所以，当他拉闻一多为自己同盟时，闻一多虽然没有否定他，却对弄臣说做了不利于孙次舟的解释。(注：闻一多：《屈原问题——质疑孙次舟先生》，没有否认屈原是弄臣，却是对孙于屈原的身份的鄙薄而质疑孙次舟。)因为，在抗战建国的时代，对屈原形象的尊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民众主体的尊重，是相与而成的。平心而论，孙次舟的论点有哗众之嫌。(注：孙次舟：《屈原的最后申辩》一文中最大的篇幅不是讨论学术问题，多炫耀和学界名人的交往和他人对自己的肯定之事。且文中对论敌往往恶语詈人，乏庄厚之相。)所以，孙次舟被多数人批评，不是事出无因的。因为学术也不可能是没有倾向的纯粹理性。而从学术的角度看，孙次舟的方法和标准，是沿着胡适一派而来，也是现代学术争夺话语权力的方式之一。
由于在1944年的屈原的争论而引发的热点效应，加之抗战临近胜利，在1945～1946年间的成都、重庆等地，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诗人节纪念。在对屈原是人民和爱国诗人的评价方面，人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闻一多连连称屈原是人民的诗人，而且是不屈于强权的诗人，而对他爱国的品格，却带了些微词，认为屈原的伟大是在于他的人民性和反抗性，而非忠诚于国家和君主。(注：见闻一多《真的屈原》(作于1944年)、《人民的诗人》(作于1945年)两文。《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叶圣陶这样平和的人，也在1945年的诗人节演讲中提出：“在‘人民的世纪’，‘人民的诗人’没有旁的要写，要写的就是‘人民的诗’。”(注：叶圣陶：《诗人节致辞》，原载《华西晚报》1945年6月13日。)臧克家还写了长诗以纪念屈原。
诗人节及屈原的争论，大致可以分成两派：屈原肯定派和屈原否定派。肯定派却可以分为三派，论点也各有侧重。一开始的时候，各方观点都相似。如前两次诗人节，代表国民党开明一派的都积极参加诗人节纪念。他们的论点主要是强调屈原爱国、忠君和屿人民、坚持抗敌的品格。老舍等没有派别的文艺家们，则主要强调屈原个人品德的高尚，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郭沫若等人则在强调屈原个人品格之外，特别强调了屈原走向民间，脱离庙堂，反抗暴行和亡国政府的一面。否定派也是如此，代表官方宣传部门的如张道藩和潘公展等，主张国家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一个国家一个党，以战国历史为比，主张现代博弈式的大国政治权术，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权利进行限制。反对小人议政，也反对其他政党。另外就是以超越党派和政治的胡秋原和以纯粹学术为招牌的孙次舟的屈原否定论点。虽然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但在对屈原的否定态度上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观点去分析，否定派可以说是代表了政府的立场，肯定派虽则代表了民间立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打的是工农和民众的代表的旗号，这实际是国共两党在文化上的较量。争论涉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对中西文化的取舍问题，对屈原的评价和争论，人民性和爱国等问题。除去现代学术思想转型时期的学术史因素，这次争论已经转向了政治争论。所以，诗人节已经不止是一个节日问题，这就像一个引火捻绳，每次都要引出爆炸性的学术或政治争论来。个中原因，我们要先从诗人节设立的复杂背景谈起。
四、诗人节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现代文化的身份归属，一直是中国现代化选择中的焦点问题。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两种主要价值选择——西化或者是本位化，(注：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于1935年在《文化建设》1卷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并与胡适等西化派展开激烈争论。)长期争论不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和其他折衷的文化方略，也都不能给文化身份以一个确定的位置。而抗战以兴，国家民族面临亡国危机，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成为团结国人和加强国民认同的重要工具。因此，复兴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向心力的关键。但是文化的选择不能简单的走回头路，还要结合时代环境变化使之富于生命力。这就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改造和走向问题。对五四以来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动，就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化的合乎情理的选择。抗战时国学复兴，也反映回归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一时之选。纪念屈原，也是抗战时期文化回归的一种现象。
在政治层面，文化的正统地位赋予政治的合法和正统地位。国人对传统文化在情感上的认同，也就使现代文化代言者的身份，暗含着国家民族现实利益的代表者。而对传统文化拥有正统的解说权力，就意味着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正统权力。对屈原的纪念和肯定，是中共文化策略上取得对中国传统文化代言者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占了先机。
郭沫若于1940年的6月9日在重庆《大公报》发有一篇短文《关于屈原》。(注：见《郭沫若全集》19卷《今昔蒲剑》。)文章中在对屈原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以后，有这样的话：
(屈原)他是为殉国而死，并非为失意而死。
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殖着。多造些角黍，多挂些蒲剑和藤萝，这正是抗战建国的绝好的象征。
选择屈原作为中国诗人的代表，是认定他的死是以身殉国，是为国家而死。这样屈原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路臣子和被放逐的诗人，而是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受难的先知诗人。他又对屈原的个人思想做了新的解释，认为屈原的尊重正义和抗拒强暴精神是属于反抗的精神。屈原是属于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国族的先知诗人和精神象征，这是把屈原思想对中国民族的精神性格作联系。郭沫若还把屈原时代和当今的中国相比，并指出它们的相似处。这样从个人道德、民族到社会现实等方面，分析了关于屈原纪念的重要性，借古可以知今。就是要发扬屈原的精神，抗战救国，同时也要反抗导致国家败亡的国蠹民贼。这背后就有了文化以外的政治意味了。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有效的利用了“抗战建国”四个字，这是当时中国一切合法性行为的基点。热爱国家的名义成为最充分有力的理由。文中的角黍(粽子)等物，则主要是以民间信仰的神圣化、庄重化以表达崇拜之意。郭沫若在这里显然是号召文人们像屈原一样为国家效力，以爱国的名分而争得自己表述思想的合法权利。同时，考虑到2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由胡适为一方的有关屈原的身世真伪的学术论争。郭沫若也不无向胡适等英美派在学术上发难之意。(注：20年代有关屈原身世的论争，在此不能尽述。其中重要的原因，却和设立诗人节及相关争论的背景相近。所以，我认为这是20年代学术公案的重提。)
在国共双方争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的地位时，选择屈原作为民族的文化英雄，对于中共却是天然有利合适。如郭沫若所说：“正当屈原的纪念在民间逐渐失掉它的本意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局面又处到了二千年前楚国所遭过的境遇，外有比虎狼之秦更残暴的日寇。内有比令尹子兰楚怀王和郑袖等等更坏蛋的卖国君臣，因此屈原的影像又特别的放大了镜头。”(注：郭沫若：《屈原的幸与不幸》载(1946年6月15日香港《中国诗坛》第2期《黑奴船》)。)屈原是楚国的不得志者，和中共及其他不得势的知识分子有天然的相似身份。屈原身当楚国将亡之际，中国时逢国难，这在历史情境上有相似处。楚国的亡国有其国内政治腐败的因素。当一个政府面临亡国的困境时，政府的合法性就遭到了危机。这样来看，屈原问题也就有了政治上绝佳用意。所以，对屈原文化英雄意义的提倡是很得政治先机的行动。同时，如何把屈原纪念的话题做得充分有效，就成了设计屈原问题的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其中，郭沫若起了关键作用。
在1940年端午节前，郭沫若本人的公开身份是中央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主任。他完全可以以官方的身份说话。在诗人节设立之前，他已经发表了不少有关屈原的文章。郭沫若在5月3日写成《关于屈原》；(注：载1940年6月9日《大公报》重庆。)6月7日写成《革命诗人屈原》。(注：载1940年6月10日《新华日报》重庆。)而在诗人节动议设立的当天，在1940年的6月10日，在重庆《新华日报》第四版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郭沫若、臧云远、戈矛三人纪念屈原的三篇文章。(注：这三篇是郭沫若《革命诗人屈原》、臧云远《屈原艺术的发展和评价》和戈矛《关于屈原》。有趣的是三篇文章都写于6月7日。可以明显看出集体运作的痕迹。而“革命诗人”一词，虽说强调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变革成就，但是，郭沫若对屈原政治思想上缺少革命性的判断，却显然有引诗人入于政治家的个人想象在里面。)这一日是农历的端午。众所周知，该报是中共的报纸。可见，设立诗人节是有中共设想的文化策略的背景因素。另外，6月10日的纪念屈原的聚会虽说是文协组织的，当时与会的人物，老舍文字中也没有留下记录。但在这一时期文协的秘书处和理事会中，郭沫若、楼适夷等左派人物还是占据多数。而在1940年这一年的6月10日，同日重庆各大报，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等，都没有任何关于端午节或者纪念屈原的文字，说明官方并没有主动组织诗人节纪念的意图。
从这些事件的复合情况，我们可以判断，设立诗人节极可能是中共的有意安排。之所以没有让郭沫若等与中共密切的文艺家直接出面组织倡议，是为了取得诗人节纪念的合法官方地位的考虑。而设立为公共的节日，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参与，并把节日庄重化，神圣化，达到民族认同的效果。而这种安排，确有奇特的政治效果。这也是中共在确立了政治合法地位之后，力图在文化上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角色的一种努力。这点，我们从诗人节设立的意义阐释中可以看出些端倪来。
郭沫若不仅是诗人节的积极参与者，因诗人节而生缘起，他于1942年2月，做了一部历史剧《屈原》。郭沫若对屈原的处理，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屈原的敌人是上层社会的权贵，以说明屈原是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二、屈原是联齐抗秦反抗暴秦的抗战派。由于屈原的个人理想没有实现，致使中国走上一条被暴秦奴役的不归路，导致中国历史和现状的黑暗和腐朽。三、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问题。屈原走向民间，而他的学生宋玉则走上庙堂。其寓意则是走上民间意味着正确和进步，反之则是走上绝路——亡国灭族之路。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写历史剧《屈原》的主要目的是以古讽今，其中的政治寓意就更是明显。具体的说，就是对于屈原的历史情境的重新解释和意义延伸。加强了屈原历史形象中的反抗当道的一面，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利用了诗人节以发泄对国民党的不满，以诗人节来表述自己的政治上的倾向，进而树立自己的历史正义者的形象。在郭沫若的笔下，诗人虽然处于一个黑暗而残暴的环境中，却代表民众的利益，是这个国家的良心。他坚持抵抗外侮，修明政治，因为这样，楚国才能自强，也才能负起统一中国的任务。所以，屈原就由一个诗人的故事，转化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兴亡的宏大叙事，而楚国历史就成为一种现代中国的象征。楚国的兴亡是仁政、平等和人道的兴亡，楚国的真正代表是走向民间的屈原这样的知识分子。而秦国和秦始皇，就成为一个相反的暴君国家对个人压迫的象征。所以，郭沫若在1942年用了很短的时间写成的《屈原》历史剧，实际是一种文化上同国民党的对抗。文化对抗的细微之处在于，谁的文化倾向能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以民族文化的代言者方式，争夺文化权力和话语权力，是共产党文化策略的重要一环。
这样，由于《屈原》的公开演出，在重庆引出了极大轰动。诗人节的纪念也就成了文艺界的政治斗争。国民党方面也开始攻击诗人节。
借郭沫若的话说是：文教大员们说话了。
潘公展曰：这是别有用心!借题发挥，讽刺当道，该死!
张公道藩曰：中国的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中国节日很多为什么要选端午节为诗人节?
于是乎在两千多年前倒过大霉的屈原，在两千我年后又大倒其霉。
从前左的可爱过，后来又右得可爱的胡秋原，在夫子池大演其讲：屈原这种亡国大夫，这种消极的个人主义者，牢骚派，我们今天不要他!
文学教授兼考据准专家的孙次舟，在成都。甚至说在一次诗人节的聚会上也发表其崭新的考证：屈原是文学弄臣。他是楚怀王的顽(婉)童，是一位娥眉修态、搔首弄姿的半男性。于是乎诗人节被关进了小房间里，连我写的史剧《屈原》也于无形中被禁止作第二次上演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屈原的又一大不幸呢?(注：郭沫若：《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载《大地玄黄》(全集20卷)专门论诗人节的争端。)
这里，张道藩、潘公展和胡秋原是对诗人节纪念屈原最先发难的文化官员或文人。前两位是国民党政府中主掌宣传的文化官员，官方当然不希望屈原成为攻击政府的工具，试图把诗人纪念组织成民众性文艺家纪念，并把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诗人一并纪念，以冲淡诗人节中的亡国和反抗的内容。胡秋原原是所谓“第三种人”，他标榜的超党派，以屈原为消极的个人主义者为由否定屈原，虽然显示的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公正精神，在此却有拉偏架的嫌疑。在国民党统治下，共产党的左翼文化是处于明显的被压制姿态。所以，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理由批评屈原，也是某种程度的对民间屈原的压制。第三就是以学术和公道的名义，由孙次舟出面，宣布了屈原否定论。孙的否定论却也是从道德的层面去攻击屈原的人格。他说屈原是弄臣，是同性恋者，品格下贱的宫廷伶人，不值得尊重和纪念。孙的各种观念都是出自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这种价值系统中，出身是一种重要标识。本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正统异端等封建观念的重新提起，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所以其文章遭遇了多方面的批评，其中包括他引为同类的闻一多。(注：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载昆明《中原》2卷第2期(1944年)。)
但是，在抗战文化的背景下，打民族文化的旗号，却是国民党也无法对之进行公开压制的。这为共产党的文化战争赢得了充分的自由空间。而改造民族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进而就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诗人节争论的双方阵容和论争焦点，可以见出诗人节争论中的政治谋略，微妙处在于以文化手段争取文化权力和道德高地。而且，一派是否定屈原为民族的诗人为非，一派是肯定其为是，这在急切需要一个民族文化英雄的时代，得失已经是判然了。
五、诗人节的潜藏背景——对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英雄的呼唤
这里，已经涉及诗人节的设立更为深层的潜藏背景，即近代中国对民族文化英雄的呼唤。——这也是一开始国共两党在设立诗人节上，取得某种共识的内在原因。这里还需要做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关于(T·Carlyle)“一个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是英雄历史和英雄的崇拜历史”的历史观，在20世纪初曾引起许多近代知识分子的注意。鲁迅就把卡莱尔看成是与达尔文并列的英国的人文英雄。卡莱尔所说的英雄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士，而是能激发这个民族的想像力和向上精神的文人英雄。这一点更为当时的文人赞同。晚清马君武翻译拜伦《哀希腊》，周氏兄弟等译的《域外小说集》，许寿裳所作《兴国精神之史曜》，对尚武精神和对英雄崇拜都作了肯定。鲁迅后来回忆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注：鲁迅：《杂忆》(见《鲁迅全集》1卷第220页)。)所以，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为当时的青年所神往，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是和民族的革命复仇和反抗有着共同的命运。而允文允武式的先知式的个人英雄——文化英雄，更是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兴起的主要标志。
民国初建，民族文化英雄对一个民族国家兴盛的必要性，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要话题。屈原是有资格作为汉民族的文化英雄的主要人选。1922年，梁启超就写文章把屈原看成是中国的但丁。(注：梁启超：《屈原研究》，是他于1922年11月3日在东南大学哲学会的演讲。收入《饮冰室文集》39卷。)而在民国建立前后，以屈原为中心，就曾有一个复杂的争议话题。除去新旧学术之争而外，以民族文化的英雄为中心，不同背景的人也曾对屈原作出过不同的判断。(注：如经学中今文一派的廖平以之为莫须有的诗人。胡适则从疑古出发，对屈原的作品和身份提出全面怀疑。郭沫若则把他看做是中国的文化英雄，但在20年代，他也把屈原视为带了精神病态的个人主义诗人。)
传统话语系统中的屈原，是一个忠于国家和君主，以道德效死而得国人敬仰的形象，这显然不是现代民族兴起而需要的文化英雄。1907年，鲁迅曾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思，郁为奇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屈原)孤伟自死，社会依然。”鲁迅没有把屈原看成是中国的民族诗人，而把他看成一个和社会隔离的自我性的诗人。鲁迅还明显表达了对屈原没有成为影响一个民族反抗性情的诗人的遗憾，在鲁迅看来，“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注：《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只有敢于抗争而且有英雄的民族才能免于灭亡，才能兴起。从鲁迅个人而言，他渴望中国的汉人有自己的抗争式的民族英雄。对屈原的褒贬，是站在一个提倡反抗的立场而发的。他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上分析是非，因为在中国当时的要务是求生存和自我拯救。而且，和传统道德观念不同，以尚武为特征的新的公理和正义的观念正在生成。五四之后，曾为新文化先驱的李大钊，就在日本的杂志上发文，认为新的国际伦理应该有日本人的“武士道”和“大和魂。”(注：1922年，日本《东方时论》7卷1号上发表署名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的《日本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一文，把日本的武士道和大和魂概括为“任侠仗义，扶弱摧强，为公家牺牲的精神”。相信将来，“日本人一定能将武士道和大和魂发扬光大……应用于国际的生活。以实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国际新伦理。”此材料见于陈万雄著《历史与文化的穿梭》第3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可见当时知识分子们对强力和英雄的崇拜。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道德是被否定的社会价值。在三四十年代，战国策派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兴起，也和这种思路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在40年代，抗战建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对象。而有关屈原的争论却主要集中于屈原作为和自己国家同命运命题上，这正是“诗人节”设立的本意。却也隐隐照应了民国以来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文化英雄问题。
六、诗人节对抗战时诗人的期许与对抗战诗歌的影响
抗战爆发不久，对抗战文学曾有过几次争论。代表事例是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围攻(注：有关对抗战无关论的批判，许多人都已经指出其中的政治和文人派别因素。在此，我们不涉及。)和对孙毓棠的批评。和诗人有关的是后者。争论起因于孙毓棠在发表于1938年的《谈抗战诗》等。孙毓棠批评抗战时诗人们作诗时的空洞和粗糙。反对诗歌只抒发时代的诗情，反对将诗作为宣传工具，不承认诗能大众化等等。这在当时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抗战时期，树立民族自信，鼓舞国民精神，是需要诗人们的诗歌来唤起民众的。这也是对诗人应该如何为国家效力的社会要求。所以，设诗人节为节日的设想，是由于诗人节的影响对象主要还是文人知识分子。这既是对抗战诗歌争论的回应，也有对抗战时期诗人们的某种期许之意。
老舍在第一届诗人节的讲演中，对诗人和文人有一个精彩的解释。这也可以看做对诗人节设立动议的一个说明。他强调诗人节的价值，就在于诗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存亡有极大的道德层面的意义。他说：
诗人节有二义：一以纪念大诗人屈原，一以鼓舞当今的文人。对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伟大，以为民族的光荣，毋庸缕述。对后者，有二点似宜说明：(一)“诗人”与“文人”似当有别，但广泛的来说，凡属创作的想象的文艺作品统可称之为诗；同样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二)所谓诗人者，非谓在技巧上略知门径之诗匠也。诗人在文艺上固须有所表现，其为人亦须与备配。诗所以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故为诗者首当有正义之感，有为真理牺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诗若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诗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反之，其为人心地狭浊，而终日填词制律，以猎虚名，或以干禄，是诗匠诗贩，非诗人也。于此，诗人节之倡设，实与整个社会有关——诗的社会固不必人人吟诗，个个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诚相见，有良好的风尚耳。(注：载1941年6月30日《新蜀报》。)
以诗人和一般的文人区分，这是老舍所说的诗人节意义的重要之点。诗人是文人中的高尚类型。这体现在对诗人的社会责任义务和个人道德品格的要求上。诗人是能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的文人，以使文与人在品格上相备配。这里所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就是和国家命运相连，和大众利益相连。从这样的价值观出发，对屈原的解释，就出现了“新义”：他不再是五四时期强调的对屈原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末路诗人，而被改造为一个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民族英雄，是一个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英雄转化的极好模式。屈原的个人性，反抗性，忠诚和愤怒都可以得到一个集体主义观念的合理解释。这样，对屈原形象的解释，就成为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期许。
这里，老舍和此前的郭沫若都在强调诗人节在政治和道德层面的意义，这和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对诗人价值的解释意义倒是相近的。(注：从中国儒家的观点看，古代诗人有二义，一是特指诗经的作者。二是指能做出类似于诗的圣贤文人。但是都以圣人德行为标准，一般的文人是不能被称为诗人的。如屈原在许多时候是被称为骚人的，虽然可比诗人，但是已经在品位上不及诗人了。)道德意图可以看做是对诗人节意义阐释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纪念古代屈原还是鼓励现代的诗人，其意义都只在于一个社会道德文化的价值内容。传统道德话语的复苏已经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此时的文化话语里，对诗人的创作技术——诗技，都带有明显地贬损之意。这样，对抗战诗歌而言，也就要能表现国家的苦难和民族的抗争。影响所及，抗战的街头诗运动和抗战质朴诗风的形成都受其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对诗人节的解释，却是对中国五四以来的许多文学观念的一种综合回应。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五四时期对诗是平民还是贵族的命题的争论等等，在抗战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切都以一种肯定性命题的姿态出现了。
从诗人节的设立和争论中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一个民族的文化依这个民族的最切近的需要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本来就有多种选择，而最有可能的选择，是对民族生存有利的那种。民族文化虽然是有求美求雅求善的形而上的性质，但是当现实需要切实有效的文化工具时，民族文化会充当民族利益间的政治工具。他们都会以具体的形式展示这个文化最实用的功能。有时虽然看来是对文化的纯粹性质的损害，但是事后看看，却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文化选择。而这个文化的优点，也只有在这方面的展示才看起来是真实和纯粹的。
标签：屈原论文; 郭沫若论文; 屈原的故事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节日论文; 重庆文化论文; 重庆成都论文; 成都发展论文; 端午节活动论文; 大公报论文; 读书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楚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