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执政与执政能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建设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政是一门科学，科学执政是执政党自觉遵循客观规律执政，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科学制度、科学方法治国理政。科学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要求我们党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执政建立在自觉运用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和水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并把实现科学执政作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既是我们党50多年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也是在新形势下确立的执掌政权的重要价值取向。坚持科学执政，体现了党对科学精神的充分尊重，对执政规律的准确把握，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坚持科学执政，提高执政能力，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转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转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必然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方面，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党的功能、目标、任务、活动方式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与执政前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比如，没有执政以前，党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主要任务是破坏旧世界；而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新世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党的任务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掌握领导国家建设和管理的新知识、新本领。又如，执政党与不执政的党，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和运作是不一样的。作为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和法律的关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再如，在革命时期，政党作为斗争工具的特点十分明显。为了对抗反动阶级的统治，总是采取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以期夺取政权。但对于执政党来说，首要的职责是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党的功能突出体现为社会整合的功能。凡此种种都说明，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它要执掌政权、履行执政职能，实现科学执政，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和水平。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既是一个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课题。必须看到，领导市场经济与领导计划经济根本不同。改革开放越深入，市场经济越发展，这种不同越明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适应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我们必须改变一些过去长期习惯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尽快实现由过去的经验型执政向科学执政的重大转变，提高执政的科学化水平。
坚持科学执政，提高执政能力，是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迫切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但是，要把社会主义固有的优越性变为现实，执政党必须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当前，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领域以及党本身的建设，都还有许多亟待进一步认识和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保证把党的执政活动始终建立在不断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基础上。
坚持科学执政，提高执政能力，是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必然选择。历史“周期率”是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种客观历史现象的描述和概括。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当毛泽东询问黄炎培对延安政权有何感想时，黄炎培以其非凡的历史洞察力和敏锐的政治眼光预感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为期不远了，于是向毛泽东坦诚进言，尖锐地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乃至功成之后，精神就逐渐松懈了，由惰性演变为腐败，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了风气养成，虽用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②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重重帷幕，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中，最引人注目和令人费解的无疑是缠绕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周期率”现象。一部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清晰地记载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周期性运行轨迹：创业——兴盛——衰败——灭亡。在中国王朝政治周期性的兴衰更替中，曾经有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著名的封建皇帝，由于他们一般都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因而能吸取前朝帝王骄奢淫逸、昏庸误国的沉痛教训，采取“与民休息”、“清廉节俭”、“惩戒贪欲”、“整饬吏治”等开明政策治理国家，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封建繁荣盛世。然而，接踵而来的是盛极一时的王朝为昏庸无能、腐朽不堪的皇帝所葬送。虽然间或出现几个“守成之君”，或是有所作为的“中兴之主”，但终究无法扶大厦之将倾。历史演进，盛衰交替，有其规律。中国共产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必须深入考察五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深刻总结各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走出一条执政新路。这条新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之路。
坚持科学执政，提高执政能力，是总结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从执政走向衰败教训的必然结论。从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算起，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三百多年来，政党政治高潮迭起，政党活动此起彼伏，政党斗争波澜壮阔。这期间，一些政党驰骋纵横，指点江山，写下了不朽华章；一些政党犹如匆匆过客，找不到丝毫踪影；也有一些政党几度沉沦，几度起伏，至今仍苦苦探寻着前进的道路。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内部斗争的因素，但说到底是人民对政党执政能力判断的结果，也是历史对政党执政能力检验的结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政权。例如：曾经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了74年之后失去政权；20世纪40年代开始执政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也在1989年到1991年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垮台；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大选中惨遭失败，而这个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拥有党员1500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自1971年以来连续六次赢得大选，其实际领导人苏哈托执政时间超过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下台；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也都经历过长期执政丢失政权。这些政党虽然国别不同、性质迥异，由执政走向衰败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执政能力削弱，不能正确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则是共同原因。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事实。但也必须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只有不断增强科学执政的能力，不断创造的新业绩，才能始终获得人民的拥护。
按照科学执政的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厘清“党的执政能力”的理论内涵。一般来说，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运用国家政权等执政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家建设好的本领。它是一个政党领导力、凝聚力、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其界定为：“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③。其次，必须明晰“党的执政能力”的构成要素。能力是一个系统，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包括诸多方面的工作。一般说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从三个层次着眼：第一个层次是作为宏观层面的执政党这个整体层次的执政能力，其主要任务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④；第二个层次体现在作为中观层面的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上，重点是提升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领导科学发展、利益调节、资源整合、依法办事和自我净化的能力；第三个层次体现在微观层面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个体的素质能力上，其主要任务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和总揽全局的能力⑤。这三个层次的执政能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鉴于宏观层面的党的整体和微观层面的领导干部个体的执政能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六大上分别作了专门阐述，本文重点论述作为中观层面的党的组织的执政能力。
1.科学发展能力
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能源、资源短缺问题突出，环境压力增加，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和实现科学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思路，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应当看到，在少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科学发展观树立得还不够牢固，坚持得还不够自觉，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问题，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问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发展的问题，只顾自身和眼前利益、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问题，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问题依然存在。若要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必须坚持不懈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实践表明，对科学发展观理解得愈深刻，贯彻落实的行动就愈自觉、愈坚定。要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全面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真正使这一战略思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针。要树立和落实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正确政绩观，以正确的观点和态度看待政绩，积极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必须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不仅影响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也影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影响从政行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坚持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正确领会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其各个环节的发展，使之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实现良性互动。要处理好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合理确定发展的目标和思路，正确选择发展的模式和道路，科学制定发展的规划和措施，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2.利益调节能力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利益却是党执政的重要杠杆。择要而言，这种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利益表达层次。执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必须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充分表达和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利益综合层次。执政党也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者，必须不断提高利益协调能力，把社会各阶层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反映到自己的政策中，依法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三是利益实现层次。对执政党来说，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发展的利益，看到有实惠的发展前景，是命运攸关的大事。始终为实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是最紧要的，尤其是在多种利益主体并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所有制结构、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出现多种利益群体，我国的利益结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原有经济利益结构被打破，经济利益日趋分化。党面临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课题。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利益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伴随着旧体制的打破与新体制的重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不断地进行分化和重组。原有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比较简单，即两阶级(工人、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广泛性由于阶级阶层利益的趋同性而得到统一。改革打破了旧的利益格局，也使得经济利益发生分化，出现不同利益阶层。如工人阶级因从事职业的不同而产生经济地位的差异，形成了所谓的“蓝领工人”、“白领工人”、“金领工人”、“失业者”等不同的阶层。同时，知识分子阶层在不断扩大和崛起。农民阶级出现较大的分化，纯务农者减少，亦工亦农者增多，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出现，贫富分化的趋势也进一步扩大。社会上一些新的阶层出现，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等。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多元化，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发生碰撞。这是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给执政党建设提出的一道难题。能不能驾驭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检验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利益群体的群体意识和利益观念增强，利益冲突和矛盾趋向明朗化。党面临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的新课题。社会阶层分化，也就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从各自立场出发来看待社会生活和改革中的一切事物，评判改革的得失成败往往同群体或个人的利益相联系。在我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和政府对社会总资源具有权威性分配权。这就使得协调好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责无旁贷地落在党和政府的肩上。发挥执政党的利益调节功能，意味着党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满足各阶层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注重调节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把他们利益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
面对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和压力，在利益调节中维护社会公正，在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中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利益调节功能的必然选择。首先，利益调节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要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悬殊。其次，利益调节必须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需求。如果说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那么认同就需要利益的满足，没有满足，就没有认同。公平和效率是执政党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两种同样重要的源泉。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的优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和人的全面发展。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应建立在经济增长的绩效上，更重要的是让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特别是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怀上。所以，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福利安全网，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对市场化带来的高收入者开征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在对非市场化行为进行打击、防控的同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体制和政策漏洞；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步伐，铲除权力资本化的体制土壤；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的渠道和途径，通过一系列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得以协调，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得以整合，使社会各阶层的资源得以凝聚，从而形成有机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在协调和稳定中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三，发挥党的利益调节功能不仅需要统揽全局和系统性思维，更需要设计好具体的制度和机制。利益调节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具体制度和机制建设的状况，正是一个个具体的制度和机制构成了利益调节体制的基础。当前尤其要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
3.资源整合能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整合党的执政资源。党的执政资源，是指有利于党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条件。对于执政党来说，其执政资源丰厚与否，不仅关系到它能否履行好执政使命，而且还关系到执政地位的稳固。执政党拥有的资源越多，推进事业的力量就越大，发展的基础就越厚实。一个政党，失去了执政资源，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我们党是通过领导人民革命而建立政权的，因而从执政之日起就拥有丰富的执政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党通过令人信服的政绩赢得了更多的执政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要不断整合执政资源，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绩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整合执政资源，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科学的态度积极做好执政资源的整合工作。首先，运用意识形态资源凝聚人心。意识形态资源，主要是指执政党精神文化上的能量及其来源。政党需要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公众，以形成一定的精神文化力量。政党执政后，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又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尽可能使社会公众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法律意识和社会心理等等。这样，就构筑起政党执政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撑，也就是形成了政党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我们党在八十多年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执政的强大思想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更有效地运用意识形态资源凝聚人心，就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民族精神为基础配置文化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次，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经济资源。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执政党的经济能量及其来源。一般政党都具有自己可支配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能量。但是，政党在执政后掌握了国家主要的经济力量，它的经济能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政党自身具有的经济能量。这种包括公共权力可支配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经济能量，就是政党执政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是政党能否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基础性因素。整合经济资源，必须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第三，以执政为民为基础配置政治资源。政治资源，主要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党及其政治主张、政治行为的认同、支持，政党具有的对公众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等等；此外也包括政党自身具有的组织优势、人才聚集优势、良好作风的优势等等。政党执掌政权后，可以借助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这种执政党特有的政治能量，就是执政的政治资源。应该说，我们党对社会各种政治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能力还没有发挥到最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党与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各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尚未真正理顺。彼此之间在一些职能职责的定位上边界还比较模糊，一些方面职能不清楚，责任不明确。优化党的政治资源，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4.依法办事能力
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到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深刻转变和执政方式的制度创新。依法执政，就是通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的转变，实现执政过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我们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决定了依法治国的成效，反过来，依法治国的效果又是对党依法执政能力的检验。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执政，必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权力，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当前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特点。只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依法办事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二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按照依法执政的治国理念，党的领导方式必须实现由包揽一切、高度集权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转变、从主要依靠掌握人财物实权向主要依靠党的先进性和公信力转变、从注重个人经验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转变。与此同时，党的执政方式也要实现从以党直接执政的形式向以国家执政的形式(指通过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务院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实施执政)转变、从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执政向严格依法执政转变、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三是牢固树立法和法治观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思想上时刻绷紧这根弦，作为施政和行为的准则。要把领导干部学法作为一项迫切的任务，这是依法行政能力提高的基础和前提。要严格依法办事。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
5.自我净化能力
执政与不执政对党自身的要求不一样，长期执政与短期执政对党的考验也不一样。在人类政权的更迭史上，执政者因腐败而垮台，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之所以在貌似鼎盛之时丧失执政地位，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缺乏对自身腐败的惩治和预防能力。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不断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从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说，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净化能力。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增强自我净化能力，一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我们党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落实从严治党方针，就是要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坚决破除“官本位”的思想，树立“民本位”的思想，自觉地用党性党纪和廉洁自律规定规范自己的行为，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就是要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制度和约束机制，用制度制约“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用监督防范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二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又失去监督，必然会使权力失控，导致腐败。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不断推进民主法制化进程是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治本之策。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等方面，深刻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三要打造合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反腐败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像中医治病一样，把它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长远安排，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根据这样的思路，中央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新要求，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建立健全这一体系，有利于打造合力，把各种反腐败措施有机地整合起来，以取得“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反腐效果。为此，应当遵循反腐倡廉教育的规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遵循制度建设的规律，构筑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遵循监督的规律，始终保持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同时，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实施，使它们相互配套、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第373页。
②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156-157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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