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惊心论文,扬州论文,集群论文,玲珑论文,往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言清代文学而轻忽徽商及其子裔对东南人文态势新构变所作出的努力，必难贴近特定时空以梳理整合文学史实。特别是在世事波诡云谲，文坛诗苑几皆万籁俱寂，搢绅士大夫每成寒蝉仗马的雍正、乾隆两朝之际前后约半个世纪时间中，无视彼等为东南人文生态得以维系、养护、平衡以至获致新的生长之诸多贡献，尤属史心不公。
孔尚任《环翠轩诗选序》曾慨乎有感云：“每见时人不好读人之诗，而好论人之诗，且好窃人之论以论人之诗。久之，即有好读人之诗者，因此诗已有时论所不取，竟亦信耳而不信目，岂不深可慨哉！”（注：《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4页。）诚哉斯言。事实是，随之岁月推移，“时人”多成前贤，而“时论”则自亦每为不刊之高论甚或定论。倘“时论”不断被“好窃人之论以论人”之辈所操作，势必或成陈说，或以随意祭起所谓“不取”谳语将一己视听所及之外种种倾泼出历史。三百年后重温孔东塘语，仍具警示意：史实务应详鉴，成说尤需辨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至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案”前后，为爱新觉罗氏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统治历史上文狱最称酷厉之时期。由于王权霸治，网罗密细，历经禁毁、自毁，以及水火兵燹、蠹蚀残毁，五十年间之文学生态除却“搢绅便览”式的排比罗列外，在浩繁传世之诗话、笔记也即前贤们的“时论”中久已面貌不清，备经有意无意之“遗忘”而呈现朦胧残缺一片。似乎诗人文家们莫不优游自得于盛世气象中，不知时世之有迭起大风波，更遑论其裹紧心旌的惊悚凄寒感受究如何？其实，正是王权“文治”以及庙堂大老、台阁群体之附庸回应，掩尽文明史上戕创文士心灵、威逼趋入自闭状态的一段残酷史实；转辗之“时论”每遮蔽后世治史者眼光，大量存世陈说既纳后人以为讨生活的渊薮，又衍生难驱之偏见。如遍布东南而集中于扬州、杭州以徽商为代表的亦商亦文群体，在上述历史时期养士以养心，辟山馆为蔽雷霆威权之风雨茅庐，于互尊温馨的氛围里凝聚相濡以沫情谊，从而庇护住一批以江、浙文化精英为核心之文士，俾使安其惊魂，展其才学，敞其心扉，抒其积郁，构架起险恶时世罕见的独具文学历史意义之景观。然而，此一文学文化史上均应特书一笔的人文现象，因为诸多“时论”之无视、歧视以至蔑视，终致长期熟视无睹。即或有所注视，亦无非以为彼等拥厚赀、居大第，故能购善本书以富庋藏称，临末又每轻薄一声：“附庸风雅”（注：如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全祖望》传中及《厉鹗》传中均言“马氏虽系商贾，却喜附庸风雅”云云，不胜枚举。）。就中扬州马曰琯、曰璐昆仲之小玲珑山馆允推声闻最著，文化投入最力，而遭致今人“好附庸风雅”讥评自亦最夥。
在“士农工商”观念久远相传的封建社会，商人原处“四民”之末，就地位言本属弱势群体。历经财务积累与形象打造，近世商人自我心态渐见调整，社会角色亦随之趋变。尤其是徽州籍商贾，自明万历后期允获在客地郡邑入学应试名额，日渐抬升社会地位，彼辈子裔继后成批登科第入仕，从而搢绅化形象奠定。唯传习势力和成见之顽强，商而文或商经文而仕之群体无奈仍处于边缘化状态。但边缘化暧昧处境恰好得能亦朝亦野，非期非野，不为主流也少风波。而此中有识见、有才智者其让家族成员问津制艺，初衷乃为谋地位身份而原非羡艳一顶乌纱；是故在义、利并重观念支撑下，以延续“东南邹鲁”人文传统的关怀远多于宦海之奔趋。唯其如此，在风波迭起、横逆频仍的特定历史年代，徽商等亦商亦文或亦仕群体得能回旋之自在空间必远较诸如风雅大吏辈为大。于是彼等馆养之士大抵不属“有所望而养”的打秋风清客；文士既少求荐引重功利，儒商自亦不至如某些大吏之“以犬马畜客”，主客间由文学艺术以至学术的同好而凝聚起友情，沟通以心灵，从而汇合成可以互倾衷怀、不存戒心的文化集群。清代雍乾之际维扬地域以马氏小玲珑山馆为代表，包括筱园主人程梦星、让圃张四科叔侄在内之徽、陕儒商即非《儒林外史》中人物，文学史研究不当依说部文字而误读一切商贾出身之文化人。至于董伟业《扬州竹枝词》有“怪煞穷酸奔鬼国，偷来冷字骗商人”句，袁枚以为针对厉鹗之在马氏山馆，其“责之是也”（注：董氏《竹枝词》见《扬州丛刻》第7册，1997年广陵古籍刻印社；袁枚语见《随园诗话》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云亦系率意“时论”。凡此扯淡、揶揄，不止轻蔑厉太鸿、姚世钰以至杭世骏、全祖望等，一“骗”字亦厚诬马曰琯兄弟等有目无珠。
游离特定社会政治风云与人文态势，不梳理史实以攫探心事，最易将一段风波惊心之时世中的文学史事，化成博古玩物、吟风弄月之消闲寄生或谀富行径。兹作小玲珑山馆诗群个案，以剖析文狱酷烈、宫廷恶斗的那个特见险恶的历史生存环境里，诗界之一隅非主流弱势群体怎样蔽风雨以养心自疗，避正锋而冷芒侧现，彼辈貌若闲逸实愤懑潜激，佐证着文士们即使身处如磐长夜亦未尽骨骼软媚、神志迷丧。
一 诡谲时世中的风雨茅庐：小玲珑山馆
扬州小玲珑山馆，系原籍安徽祁门马曰琯(1688-1755)、曰璐（1695-1769后）（注：马曰璐行年诸种载录或阙如或舛误，兹据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二十三《桃杯歌为马曰璐方士
作》中“韩江耆旧方与马，七十齐年当孟夏；庚甲无差月日同，两家羊酒充门厦”以及“明年我亦老而传”、“只恐仙桃难再剖”句，知曰璐长杭氏一岁，核之华嵓《新罗山人集》卷三为曰璐五十初度画像并题诗之作，正合，可无疑。黄裕(1695-1769)晚年编亡友诗前有马曰琯，后有方士等数十人成《黄垆集》，无马曰璐，可证其卒在方氏后。杭世骏(1696-1773)《道古堂诗集》可系年于卒前一年，无见有悼马氏诗；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诗中尚有曰璐行迹，故其卒年当在此之后，“四库”开馆征书点名扬州马氏时，曰璐当已卒。）兄弟宅园。宅称街南书屋，因得太湖巨石，“其美秀与真州之美人石相埒，其奇奥偕海陵之皱云石争雄”，遂以名其园。曰琯字秋玉，号嶰谷；曰璐字佩兮，号半查（槎）。马氏迁居扬州始自曰琯兄弟祖父马承运，业盐，时当在明清易代之际（注：见《樊榭山房集·文集》卷五《扬州马氏墓祠记》、卷七《候选儒学教谕马君墓志铭》等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数十年间，与流寓江都、仪征一线之同为徽州籍的汪懋麟、汪楫以及方、洪诸名族世有联姻，故人文积淀甚厚。乾隆元年(1736)曰璐曾被荐博学鸿词科，不赴试；曰琯未与荐，阮元误记（注：误始自阮元《淮海英灵集》，见乙集卷三；嗣后梁章钜《浪迹丛谈》等均沿袭之。），后世遂因循其误。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诗六卷、《嶰谷词》一卷；曰璐则有《南斋集》诗六卷、词二卷。
曰琯昆仲诗词今所见存篇什大抵断自雍正五年(1727)后所作，且雍正十三年(1735)前作品不足十分之一。《沙河逸老小稿》系曰琯卒后由曰璐编刻，据“石交既久”、主马家二十余年、“以道义相劘切，以文章相期许”之著名布衣诗人陈章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作《序》可证知。而《南斋集》之辑刊则又迟三四年，见蒋德、杭世骏《序》（注：本文《沙河逸老小稿》、《南斋集》及有关词集引用皆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读雍、乾二朝时人诗文词集，倘不审察编集年份，忽略其正历经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以至胡中藻等诸大案狱之背景，必难探知彼辈谋以自保、弭灭祸因的苦心，从而也必不易从字缝句外辨审其诗心。道光时，收马氏诸集入“粤雅堂丛书”之伍崇曜，因读厉鹗、杭世骏诸名流题咏“辄神往不置”，赴邗江访小玲珑山馆等遗址固不可得；曰琯兄弟诗词集亦已未及百年而“名字翳如，即贩书之肆，藏书之家，概无以应”（注：见伍氏《南斋集跋》。），最终经友人觅之累年，“始获钞本邮寄”。读后又觉得当年沈德潜《序》称以为“忆旧怀人，伤离悲逝，缠绵委挚，唱叹情深”；杭世骏赞为“皭然泥而不滓”、“抒写性真”，“以吾党论之，奸穷怪变，震眩耳目”，得以“诗名江左”的马氏兄弟诗词“俱未算名家”。然伍氏又说：“要亦翛然绝俗”，“以视疏泉架石，游人阗集，遍索当途题句，笔舌互用，以惊爆时人耳目者，迥不侔矣”（注：见伍氏《沙河逸老小稿跋》。）。
“绝俗”而能远“当途”即远权势，并不屑于“以惊爆时人耳目”，这就迥异于附炎趋势、沽名钓誉之徒，具此识见亦自不屑“附庸风雅”，是真“绝俗”。平心言之，伍氏所语尚公允。关于“绝俗”，与伍崇曜同时的江都符葆森(1805-1854)在《国朝正雅集》所附论之《寄心盦诗话》中亦有说：马氏“业盐扬州时，赀产不及他氏而名闻天下，交游啧啧称道不衰，岂不以风雅之能医俗而好士之殷之获报哉！”符氏以“风雅好士”训释“绝俗”，并意其互为因果。而前此沈德潜则于《序》中举一“癖”字论马氏，“癖有雅俗，又专嗜而不能兼嗜。而马兄嶰谷，独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嶰谷之诗，非嶰谷之癖所流露而成者耶？”凡此评骘均嫌浮泛，沈归愚统归之于“癖”尤因忌讳敷衍而不免皮相。凡拥巨赀、居高位者均不难“以古书朋友山水”成“雅癖”，然欲“交游啧喷称道不衰”且不以求荐引重为前提则绝非赀厚位高者所可能得。缘山水、古书之赏玩乃物“我”间事，除却玩物丧志，略无人祸之虞；朋友交游贵以心相知之，此则每制约于时世利害，得丧之间或致于风险横逆。而于诡谲之世，人心尤叵测，能轻心以“癖”？
乾隆中期文字狱案中被戮尸的《虬峰文集》（注：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31集。）作者李驎，即扬州府兴化人。李驎卒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享年七十七岁，其《书壁自警》作于卒前六年，即马曰琯十七岁。李氏谓：“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若吾辈即邦有道，亦当危行言逊！大凡此心不可不朗朗，而其外不可不浑浑”。为什么？“其外若不浑浑，不论其人之可言与否，一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恐亦难免乎今之世！”李氏结末云：“人谓依附多助，不知适以召祸。人谓孤立寡援，不知正以远害！”李驎每自言迂阔而耿介，也未料及身后正缘文集中大量言语不逊之故遭惨祸，然其慨乎“自警”之语岂非适足以证佐当时世道人心险恶么？如此以言雍、乾之际“交游啧啧称道不衰”的马氏昆仲，能徒归之于癖好故耶？
更何况小玲珑山馆中所养护者独多浙人，厉鹗馆居马氏始自雍正四年(1726)前后，时正值汪、查二家案发期间；继之姚世钰来扬，先馆于张四科的著老书堂，旋主马家，而陈章则前已在馆。需知其时雍正帝大恶浙人，“圣谕”一而再、再而三谳定“浙江绅衿士庶刁顽浇漓”、“恶薄”，并空前勒令浙省暂停乡会试科考资格。风声鹤唳，浙人自危之甚，纷纷远祸。金埴《不下带编》卷五透露之消息足见王公大臣们亦小心翼翼以幕中有浙人为易惹祸事。金氏说：浙江余姚的举人郑世元（亦亭）本为庄亲王之长子“课文艺”，与其从弟金堂（墨香）共事，“雍正四年冬，亦亭以浙江举人避嫌，力辞王门”（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庄亲王允禄系康熙第十六子，幼于雍正帝十七岁，有“贤王”之称，其王府亦有“避嫌”之举，可知“浙人”一时几与“麻烦”等。由此言之，马曰琯兄弟之善养两浙才学之士，一本“兄弟之情既敦，则朋友之义亦笃”之“义”，一如陈章所云“真能推兄弟之好以及朋友，而岂世之务声气、矜标榜所可同日语哉！”友谊与“义”在那特定年代尤其具人文价值，实非强势群体以至隔膜者所能体审与守持。
陈章《后五君咏》中以“应物不忤俗”言马曰琯为人，《哭嶰谷四首》其二亦谓其“跬步曾无失，冲怀不自盈”。曰琯大抵心性谨慎敏明，情怀冲淡，但这仍难免其遇风波。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大寿，两淮盐商均需循例有孝敬，曰琯是年六十四岁亦冒寒晋京，过旧历年始返归。临行马曰璐有《送家兄嶰谷入都》诗，颔联“乍经今远隔，翻念昔同行”句下注云：“谓乙巳年为事牵连北行。”乙巳为雍正三年(1725)，此事据《南斋集》排比，乙巳或为己巳之误，己巳则为乾隆十四年(1749)，何事牵连则无考。姚世钰《孱守斋遗稿》（注：据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7册。）卷二有《秋玉以无妄牵率北去，令弟佩兮趣装侍行，阙为面别怅然赋寄》一诗，中云：“昨日邀花伴，高馆吟将离。（顷昆季招集小玲珑山馆赋芍药诗。）心声岂魄兆，苍黄走京师”；“虽占无妄爻，还叹急难诗。双双归飞燕，先秋以为期”。“苍黄”、“急难”，知此牵连事一时甚危，后虽平安而回，但可知彼辈实也并非真做得羲皇上人。在此种人文生态中益显出“寒温不改节，终始重朋游”；“拯困施无厌，论交敬似初”（注：陈章《孟晋斋诗集》卷十八《哭嶰谷四首》，乾隆刊本。）的品格之难得。所以，马曰琯兄弟“皆以诗名东南”自有他人所不能及处，彼俩以生死骨肉之交谊融化入诗，或者说借诗以架构痛痒相关、身同感受之温馨友情于险恶时世，岂能持传习之宗唐宗宋或神韵格调之“诗艺”相衡？又焉可与搢绅大老、馆阁台臣之优游酬唱作等量观？何况其昆仲诗词原亦当行，佳篇甚多，尤以倾心诉友情为尚。小玲珑山馆中神弛胆放，心宁情怡的情境与氛围诚令人神往不置，试略举证。
画史称“八怪”中的汪士慎（近人）、高翔（西唐）系该画群中最称典型之布衣畸士，寄耿介身心于画帧笔墨，实别有难言之衷怀。汪士慎原乃歙人，其前期身世及何以流寓扬州不归，迄今未能详考而知，所著清逸峭拔的七卷《巢林集》诗虽偶见感喟却仍讳莫如深。汪氏曾长期入住马氏书屋，其画上每押“七峰草亭”印，此即小玲珑山馆旁一亭阁。这位素以“清爱梅花苦爱茶”自持，并傲言“自与梅花同耐冷”（均见其集卷五）之高士，在《嶰谷有烘梅诗，余亦继作》诗中谓：“寂寂盆中梅，主人爱其质”；“要令暄燠亲，不近冰霜窟”；“何待东风吹，香光已满室”。高其质而欣其亲，一种冷中出燠之温暄情溢于笔端。《薏田寓马氏丛书楼，以近稿见示因成一律博笑》有云：“故人多病爱孤清，瘦倚寒藤步屧轻”；“山馆小留能适意，宽闲随处著幽情”（注：《扬州八怪诗文集·巢林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薏田，姚世钰之号；丛书楼亦街南书屋中建筑，为藏书处，全祖望曾既作《丛书楼记》又有《丛书楼书目序》（注：《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鲒埼亭集》卷三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适意”、“宽闲”云云尽见马氏山馆养心安神氛围。马曰琯交友以心，对汪士慎足称具真知，于其移居后，有《秋日柬汪近人》：
交深卅载意绸缪，移住城隅小屋幽。风里寒蛩怜静夜，灯前白苎耐新秋。嗜茶定有茶经读，能画羞来画值酬。清骨向人殊落落，懒将岩电闪双眸。
颔联与尾联将一个“盛世”中的冷人神情抉见无遗。小玲珑山馆群体“绝俗”心态，汪近人提供了一个堪为范式的审视点。高翔是又一个此类范型。高氏少时与石涛结忘年交，石涛曾有“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句，高翔在其卒后“每岁春扫其墓，至死弗辍”（《扬州画舫录》卷四）。江都闵崋《澄秋阁集》卷二《题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诗末句“可怜一石春前酒，剩有诗人过墓门”云，即指赞高氏。江都老诗人朱老匏是个真正荒江败屋中之草根布衣，高翔与之亦称忘年交，老匏有《赠高凤冈》一律，凤冈为翔之字，诗云：“老屋如蜗壳，谁人问索居？新诗扣金石，古篆骇虫鱼。斗酒足自劳，一身能抱虚。忘形吾与尔，踪迹混樵渔。”（注：《卧秋草堂诗钞》，道光刊本。）高翔不谐世俗，野逸耿介的生命状态已跃见纸端。老匏穷卒，墓碣八分书为高翔手笔，诚生死金石之交。与汪士慎一样，高翔与马氏兄弟交契至深，曰琯《寿高西堂五十》第一首前半云：“十五论交今五十，与君同调复同庚。琴书偃仰堪晨夕，风雨过从直兄弟。”第二首前四句则云：“掩却书关昼懒开，更教插棘护苍苔。卷帘或有鸟窥席，抬眼唯邀月入怀。”前述友谊之亲与久，后诗则直写高翔孤清远俗的生活形态。曰璐诗有《问西唐疾》，“念切平生友”的情怀中见高氏“秋冷怯吟身”之身影，越年翔病卒，先作《哭高西唐》二首，其二云：
狷洁不可浼，高风人共尊。烟云托性命，枯菀付乾坤。以我平生久，重君交谊存。深情难尽述，痛哭返紫门。
继之又有廿四韵长歌当哭，深为“清机出天骨，不独擅丹粉”之数十年老友“一朝随化尽”而腹痛涕泪。高翔与曰琯同龄，曰璐则幼七岁，其在山馆宽闲自如心境，以及雅聚时率真情态，曰璐《高西唐五十》诗具体可见：“闲窗坐雨冬经夏，木榻论文暮及晨。岂独杯深欣对把，笑谈随处见天真。”此种“身殊金石交偏久”之赤诚真挚情谊，以及“湖海声名非所慕，烟云翰墨亦吾师”的为人心性与处世准则所构建的小玲珑山馆精神空间，在恶梦般时世诚无异于可弛松心魂之黑甜乡，亦如可蔽雷暴电掣的风雨庐。于是不仅广陵地域之野逸畸士时来栖止，而且两浙一批饱学才士亦远来馆居，其中吟着“到处江湖羽易摧”、“残芦滴响梦惊回”的厉鹗无疑乃一代表人物。厉鹗在街南别墅中前后寄居二十余年，其《宋诗纪事》等巨著均成于此，真如其《次韵答石贞石雨中见怀》所云：“幽花缘竹出墙间”，没有马氏山馆之护养，其才学难有如此展现。厉鹗何以远离杭郡，除却岁暮省老母回乡里外，自雍正三四年起，后半生几乎都寄身马家？对此史料传记均无明载。然其作于雍正七年(1729)之《南湖秋望》有句云“渺矣高鸿犹避弋，落然寒事又辞家”，显系心声之抒露，厉太鸿是为远离是非丛集之浙地，为“避弋”、为免“羽摧”。前二年取道吴门走广陵时，他作过《独游沧浪亭五首》，中有“春阴不惮盘阊远，为谒湖州长史来”；“世波宦辙等羁衔，水竹因依最不凡。祠屋如闻神爽在，未应憔悴旧烂衫”等句。北宋苏舜钦（子美）正是中枢争斗与“党祸”之牺牲品，厉氏专程独谒沧浪亭无疑有所感而来。须知其时查慎行全家正被拘于刑部大狱，查氏为厉鹗等序《南宋杂事诗》只是三年前之事！
在马氏山馆厉鹗始终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而间有小别则相互思念不已。只需读曰琯兄弟在一次重九后二日赏菊之集，恰好厉氏至自武林时所作诗，其快慰心情何等跃然。其兄高吟“秋花爱寄萧闲地，好友能开寂莫怀”；其弟则直写兴奋情云“故人适自湖山至，雅调重联断续吟。不是此花无此会，花枝人意总同岑”。唯其情分如此，乾隆十七年(1752)九月，也即厉鄂病归杭州仅数月而逝去时，马氏兄弟恸悼之至。曰琯作《哭樊榭八绝句》，写尽“卅载交情”而一旦人天相隔之哀。樊榭乃厉氏之号，其一和其六云：
凉雨孤蓬忆去时，无端老泪落深卮。年年送惯南湖客，肠断秋衾抱月诗。
曲曲长廊冷夕曛，更无人与共论文。宵分有梦频逢我，海内何人不哭君！
马曰璐则作《哭樊榭》五律四首，深为“词场失总持”、“大雅今谁续”而伤苦，一泓“哀鸿亦叫群”般痛泪湿巾。其兄弟还“闻讣后，为位哭于行庵”，举同人公祭，曰璐以“只此平生意，寒花如见君”句奠之，足称知己。
如果说小玲珑山馆所养护才士中，厉鹗一本“闭户即丘壑”、“本色住山深有味”人生态度，故“耳静已隔交衢谈”而在诗文中几乎泯灭风波时世痕迹；那么，湖州姚世钰在吕留良师生数辈因曾静事发而牵扯成大狱时来到广陵，其以病弱之体、愤怨之苦而深获马曰琯兄弟推心置腹的关怀，则最能作为具体列举以凸现山馆的人文内涵。姚世钰(1696-1749)字玉裁，号薏田。姚氏为浙江吴兴名族，入清后则狱祸不断。先是其曾祖姚延著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因断“通海案”狱诛杀不力，竟被顾命大臣鳌拜等处死。继之庄廷
“明史案”虽万幸未全牵连，但姚延启婿李礽焘与其父李令皙阖家覆亡，事均见姚世锡《前徽录》。吕留良、严鸿逵大案起，世钰姊夫王豫（敬所、立甫）及至友朱蔚（霞山）父子兄弟皆牵累，押入京收刑部狱，时在雍正八年(1730)。事实上姚世钰与吕、严学统亦有脉连，今存《孱守斋遗稿》四卷系张四科在姚氏卒后数年编刊，已难窥全貌，然卷一《宿吕氏风雨庵》、《山中有怀朱霞山兄弟戏简二绝句》等诗仍透现端倪。风雨庵为吕留良晚年辟于湖州妙山的一个讲学基地。世钰宿此庵之诗云：
深山遥夜清复清，闲阶荇藻浮空明。明明孤月不开口，作尽满林风雨声。（孟东野诗“似开孤月口”。）
《戏简》之二云：
诸公昔与云俱出，共说山中不可留。今我爱山看不足，石泉芳杜动离忧。《戏简二绝句》所写“山中”即妙山风雨庵，诗均作于案发前二年。姚氏狷介而敢怒言，在《石贞石遗诗序》中竟有“昔称诗能穷人，岂更能死人耶？余平生亲故如王立甫、钱景泉、朱霞山，胥以坎壈失职死，其诗亦仅有存者”。王、朱均为清廷案狱卷宗存档人物，姚世钰此等话语，在存世文献中属罕见。这是个典型的边缘化人物，患难、疾病、孤茕集之一身，诚如全祖望《姚薏田圹志铭》（《鲒埼亭集》卷二十）所云：“今世仅有之才”而“厄穷加之”。当其身心若陷冰窟的后半生，在扬州马、张二家获致熨帖肺腑之温馨情，其诗文中屡见此种感受的抒露。《孱守斋遗稿》卷二有首七律，题序甚长：“初夏薄游扬州，马秋玉、佩兮兄弟为余置榻丛书楼下，膏馥所沾丐，药物所扶持，不知身之在客也。秋杪言归，又以红船相送渡江，所恨者京口胜游尚负山灵诺责耳。途次有作，聊抒别怀。”京口山灵云者，以镇江乃其曾祖父罹祸而毕命地也。诗云：
自嫌触热走殊乡，只为春明别有坊。作客浑如在家好，款门不厌借书忙。沉绵痼疾三年艾，安稳归人一苇杭。回首离情满江上，寒山千叠正苍苍。
俟次年秋姚氏又复渡江赴扬，阻风京口时其心底“作客浑如在家好”深切感再次泛起，并别有深意吟出：“客愁满眼大江流，谁障狂澜不东注？但得君家红板船，不怕金山塔铃语。”风涛塔铃，惊心梦寐，“但得”“不怕”则红板船即街南屋，寄身于内当可魂安无惊。饮食药疗以至红船或亭楼，无非物质供养，尤可贵者为此种精神栖寄，即可以倾诉、可以歌哭、可以信赖无戒惧无疑虑无提防。所以，姚世钰在小玲珑山馆中每当长夜秉烛西窗，即与曰琯兄弟缕述吕案之惨酷、浙西之祸重。对此，曰璐显然较其兄胆放，编集时存留若干姚氏夜谈时惊心情事的相关诗词，如《定风波·听薏田谈往事》：
往事惊心叫断鸿，烛残香灺小窗风。噩梦醒来曾几日？愁述，山阳笛韵并成空。遗卷赖收零落后，牢愁不畔盛名中。听到夜分唯掩泣，萧寂，一天清露下梧桐。
“山阳笛韵”、“遗卷”云云，所谈者即王豫、朱蔚等事，“惊心”、“噩梦”、“掩泣”则足见狱事之酷烈。在姚世钰病卒山馆后，曰璐再作《定风波·见薏田手迹有感》：
定了风波越坎坷，即看浩劫历恒河。东野亡来吟兴懒，肠断。偶披遗墨泪痕多。宿草身名归寂寞，残阳神采付烟萝。不忍频开好藏弆，休语：才人无命可如何？
世钰卒时，曰琯作《哭姚薏田》深悲其“沉忧早结离乡恨”；《题薏田书册》则面对“廿年交契宿心亲”之遗墨而“濡毫酸别肠”。曰璐迨至作《五君咏》时还对这客死异乡，“薄葬无妻子”的亡友哀歌：“思君唯有梦，梦短痛何如！”
据上举证，是足可断言不能仅以“邗江雅集”诸联咏，视彼辈一味咏古咏物，流连花月节令之赏心。究其实，小玲珑山馆中虽则“玩物”，并不“丧志”，雅集登临之类乃该群体白日人文生活形态，“听到夜分唯掩泣”则乃马氏兄弟及馆中骨肉之交的夜半心惊世事的真实心态，轻率以言“附庸风雅”，岂非厚诬？持传习诗教或乌纱诗格之所谓雅正与否以衡，亦岂公允？辨审马氏兄弟平生行迹，杭世骏诸铭文之评骘殊非谀辞。杭氏于《马母陈氏墓志铭》中云：“曰琯、曰璐不以俗学缮性，而志不求时名，清思窈渺，超绝尘埃。亲贤乐善，惟恐不及，方闻有道之士，过邗沟者，以不踏其户限为阙事”；“勾甬全吉士祖望、吴兴姚文学世钰、钱唐厉征君鹗、陈布衣章、仁和张孝廉增，皆天下士也，恒主其家”。此铭系乾隆二十九年(1764)曰璐葬其母时作，曰琯已于九年前逝。杭世骏为曰琯作《墓志铭》（注：杭氏诸《铭》均见《道古堂文集》卷四十六，道光年间振绮堂刊本。），备述其“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之品行，诸如施粥饿人，出粟济镇江学塾，开城沟、筑渔亭，特别是建梅花书院以育才，设长江义渡便通往，造救生船以拯覆溺等善事。又云：“若夫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达，辄逆探以适其欲。钱塘范镇、长洲楼锜，年长未婚，择配以完家室；钱唐厉征君六十无子，割宅以蓄华妍；勾甬全吉士被染恶疾，悬多金以励医师；天门唐太史客死维扬，厚赙以归其丧。勾吴陆某病既亟，买舟疾趋以就君，曰‘是能殡我’。石交零谢，岁时周恤其孥者，指不胜屈也。”为此，杭大宗不由在为陈章之弟陈皋《吾尽吾意斋诗序》（注：《道古堂文集》卷十一。）中慨乎浩叹：
查莲坡殁而北无坛坫，马嶰谷殁而南息风骚！
查莲坡即天津水西庄主人查为仁，查氏卒在乾隆十四年(1749)，先曰琯六年逝。如果说马曰璐、陈章、闵崋、张四科等于曰琯卒时痛悼文字或不免私阿之嫌，那么一代名医吴江徐大椿（灵胎）之《洄溪道情》中《吊马秋玉》一曲，应推最具可信性以佐证杭世骏之铭文。徐氏之所以于此能称权威可信，缘其一生绝不趋炎谀人故。徐灵胎《道情》曰：
苦雨连旬，传说江淮合并流。有客款门，正值黄昏时候，报道先生归去休。魄骇魂惊，倍觉凄风骤。这不失了衣冠领袖？恰是减了江山文秀！他慈祥诚笃，宽大和平，天生仁厚；清文妙笔，丰神气宇，绝代风流。……从今后邗江渡口，多少公卿耆旧，骚人墨叟，一声声哭过扬州。（君好客乐施，凡一长一艺，无不周旋，怀恩感德，几遍士林。）（注：《清人散曲选刊》本，又《飞云阁·翰墨缘》钞本。）
此《吊马秋玉》道情既足以为马氏平生考语，并亦可借之作其时小玲珑山馆人文功能之判辞。作此曲时这位医道国手也已是六十三岁之老人了。
二 落魄惊魂人之濡沫景观：广陵文学集群
康熙五十年(1711)至乾隆二十年(1755)这前后四十五年，正好为清王朝全部统治年代的六分之一，亦是史称康雍乾“盛世”实际存在之半。在这近半个世纪历史时期里，就王权政治层面言，实乃治世中之危世：康熙诸年长皇子即“胤（允）”字辈诸王贝勒，为储位争斗而刀光剑影，凶险迭见；雍正改元后为清除政敌与离异势力以期强固皇位，严惩允禩、允禵集团以及年羹尧等元勋权臣，继而大兴空前严酷之文字案狱，进一步戕伤天下文士心气，威慑以益趋自闭状态；弘历继位后略变其父某些权术，兼施怀柔宽松政策，实亦为消弭人心危惕态势，以弛辅张而已。此一调整过程大致用十年以上时间，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效法其祖首次南巡，似可视为上述过程告一段落。以之上推，距玄烨的第六次下江南之康熙四十六年(1707)恰亦四十五年，此上下时距适足以界限治中见危的一段“盛世”。如果不算庸俗社会学的话，那么，该时期人文景观特别是遍及文苑诗坛的一尊“文治”却呈一派似悖而实顺气象：即政界弥漫腥风血雨，文坛则潴渟成死水微澜。除却文学侍从尽展褒衣博带乌纱气外，从皇城根下到通都大邑，主流群体大抵皆为仗马寒蝉。为清眉目，排比一下世称文学大老诗界名宿之行年，定会发现这一人文空洞现象竟如特定的历史巧合：
主盟诗坛近三十年被尊为一代宗师之王渔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五十年(1711）夏病卒。是年《南山集》案发。时朱彝尊卒已二年；宋荦则后二年亦卒。此年赵执信五十岁，正寄居吴门；方苞四十三岁，牵连案狱待谳，旋即遣隶旗下。其年马曰琯二十四岁、厉鹗二十岁、杭世骏与姚世钰均才十六岁。
雍正五年(1727)查慎行释归旋卒；赵执信六十六岁，返归山左园居不出；时沈德潜五十五岁，尚系老诸生，坐馆授徒；其年袁枚仅十二岁。厉鹗此年起长住于小玲珑山馆。年羹尧、汪景祺、查嗣庭诸案前二三年中相继发。
乾隆三年(1738)王豫、朱蔚放归不久死；袁枚二十三岁，中顺天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全祖望于元年(1736)成进士，次年外补，辞官。杭世骏亦于元年鸿博中式，后授编修，改监察御史，至八年(1743)忤帝意革职。沈德潜于四年(1739)成进士。
乾隆十四年(1749)姚世钰卒；十七年(1752)厉鹗卒。袁枚于此三年间辞官，置“随园”，乾隆十七年时为三十七岁。时沈德潜已恩准归里，恭校弘历“御诗”。
乾隆二十年(1755)马曰琯、程梦星、全祖望等同年卒。时袁枚四十岁；沈德潜八十三岁，校“御诗”毕，正着手《国朝诗别裁集》之评选。是年《坚磨生诗钞》案发，胡中藻处斩，新一轮文字狱又趋高潮。翁方纲及冠登甲科，是年参与胡氏案之审理，仅二十三岁，四年后出典江西乡试。时卢见曾再次驻扬州任盐运使，“红桥修禊”盛举营造风雅大吏主持一方人文几达十年，成广陵诗史另一番格局。这一年，赵翼二十九岁，直军机处，尚未成进士；蒋士铨长瓯北二岁，官内阁中书，亦未成进士；黄仲则时仅七岁。
以上粗略排比可以看出，时世人事之风云际会，正形成诗界文苑荒芜时期。渔洋生前号称“王门弟子”遍天下，但至此或皆卒去，或原系求荐引重，互为标榜，故一俟风流云散，亦即事过境迁。袁枚则年辈差一代，其时远未成气候；沈德潜诗艺本高，但晚遇以诗受恩宠后徒成一御用诗臣，此前则名虽著但并未成群体态势。其前期从学者如“吴门七子”中王鸣盛、钱大昕、王昶均于乾隆十九年(1754)成进士，钱氏诗甚佳，然与王鸣盛皆致力于经史之学称朴学大师，王昶“春融堂”堂庑之开乃后期事。总之，世人盛言之“神韵”、“格调”，最具“文治”色调的诗文化，于此五十年间堪谓颓退时期，特别在江东南形不成气候。于是，这空缺期成为朝阙馆阁之外野逸集群特见活跃时段，换句话说，这是个以厉鹗为标帜的时期，而厉太鸿后半生正以扬州为其主要诗文化之场；于是，在肃杀与阒寂的时代，广陵地域群集着各色落魄惊魂之士，相互以诗心濡沫，嘘吸寒暖，构成一道奇异景观。
孔尚任当年在扬州时曾谓“广陵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注：《与李畹佩》，《孔尚任诗文集》卷七。），于雍、乾之际此种态势尤凸现而且诡奇。盘桓此间马氏山馆、程氏筱园以及张四科、陆钟辉之著老书堂与让圃的，既有迁客谪臣、飘泊寒士，更有释归之“钦犯”，恩赦之戍人，真是“牛鬼蛇神”，萍聚一区，为诗史以至广义之文化史上所罕有。为省头绪，即以马氏兄弟及陈章等之《五君咏·伤社中亡友》、《后五君咏》为据，并择其中别具认识意义者例举之。“五君”指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厉鹗、姚世钰；“后五君”为程梦星、马曰琯、全祖望、楼锜、刘师恕。前五人皆卒在曰琯前，其中方士庶(1692-1751)号小师（亦作狮）道人，歙人流寓扬州，名画家，为扬州画群中自成“小狮画派”者。兹例说唐建中。
唐建中字赤子，号南轩，湖北天门（即竟陵）人。据彭惟新《墓志铭》（注：《国朝耆献类征》卷一百二十四。）云唐氏狷介甚，当诏举博学鸿词科时方苞欲举建中而“使客喻意”，他“大诧曰：欲荐而使我知，此典不光矣。峻拒再四而止”。其人少即慧，“年十三四老儒于经史子集有未悉多就问之”，但心性矫厉，“作制义及诗古文辞一字不肯犹人”，于是也必淹蹇命乖。唐氏在近四十岁时始易地著籍江苏徐州补诸生，时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次年玄烨南巡，经面试恩赐国子监生，五十二年(1713)复以特科“登乡荐成进士”。谁知才学兼高、诗文多奇气之唐建中竟在庶吉士散馆时被玄烨革除！《康熙起居注》（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五十四年(1715)四月十九日载录：“上曰：‘今岁教习庶吉士较往年甚优。’大学士松柱奏曰：‘这一次庶吉士止教得一年，个个俱佳。’上曰：‘此内唐建中所作诗文在三等，翻译之书亦在三等，着革退。’”既然“个个俱佳”何以唐建中独列三等而且钦定“革退”？彭氏《志铭》说是“自恃才敏强记，答同试者窃问疑义”，“日向晡始自举笔，以不终卷被放”，显然讳言真实缘由。程梦星《今有堂诗集·琴语集》中《三月晦日追悼唐南轩馆丈》云：“余忽丁内艰，仓皇急南徙。君乃同羝羊，藩篱屡触抵。”无疑唐氏触犯高层大忌，因为庶吉士本从二甲进士中拔其优，向不有轻易开革者。考其时正值康熙再次废太子不久，诸王贝勒恶斗方烈，唐建中大抵系替罪之“羝羊”。嗣又有“某邸慕其名，礼聘授经书”，马曰璐《五君咏·唐庶常南轩》亦云：“天门淡荡人，曾授朱邸书。”此朱邸为哪个王府已难考，但绝非雍王府可必，于是“无妄灾”与“求全毁”如影随形，其后半生一如程梦星《哭唐南轩馆丈二首》所云“卅年羁旅鬓毛侵，吴楚连江入望深。婚嫁未终儿女愿，死生能结友朋心”，衰飒以终。唐建中著作无传，零篇只章亦罕存，可是查为仁《莲坡诗话》（注：《清诗话》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收。）却保存其《题〈青冢图〉》七言长古，系为徐芬若作。芬若为徐兰之字，兰以“马前桃花马后雪”句名著于世，本江苏常熟人，早年即寄籍天津。初在安亲王府，曾从军塞外，后入允禵朱邸。据《永宪录》卷二上载，雍正穷治其胞弟十四阿哥时，“逮贝子允禵家人”，“永远枷号，伊等之子年十六岁以上者皆枷。又天津监生徐兰在贝子府教阿哥书，亦以其人不端，逐还原籍，交地方官收管”。据此似也可审知唐氏坐馆之朱邸当属同一统系。《题〈青冢图〉》长达七十四句，前半篇吟写图意画境：“前临黑河后祁连，黄沙千里胡马迷。其地万古无春风，但见白草常离离。一抔独戴中华土，青青之色长不萎。”并拟徐兰所思：“我时往拜值寒食，系马冢前古柳枝。此柳亦疑汉宫物，枝枝叶叶皆南垂。”此类诗句于其时已甚不逊，极犯所忌，而后半篇更是借题发挥，戟指“君王莫辨妍与媸”。虽则牢骚以吐一己块磊，亦足证此公确如《挽唐天门太史》所言“谋身终竟失时宜”。其诗云：
呜乎噫嘻，先生之意客岂知？男子有才女有色，往往自爱如山鸡。王嫱本是良家子，对镜顾影常矜持。一朝选入深宫里，风流不数西家施。谁知承恩亦在貌，君王莫辨妍与媸。但愿君王辨妍媸，妾辞远嫁呼韩邪。所以喟然越席起，仰天不复挥涕洟……非无要路与捷径，丈夫致身羞以赀。正如明妃恃其貌，倔强不肯赂画师。人生遭遇有不一，侘傺岂即非良时。假使明妃宫中死，安得香名流天涯？披图知君心独苦，别有块磊非蛾眉。君不见杜陵《咏怀》生长明妃村，乃与庾信宋玉刘主诸葛同伤悲！
此诗沉慨而怒，淋漓尽致，唐建中奇气嶙骨可见一斑。唐建中“扬州寻夙好，瞻乌咏爰止”应在雍正初年。其居广陵清操远俗，“鹾榷使及守令至门亦不与见”，寄迹荒僻，襆被萧寺，唯与马、程等交往吟咏。“淡泊罔所干，昨非觉今是。前车鉴既往，庶几免尤悔”，程梦星此数句抉示唐氏已厌透世事，甘淡泊者正形见世事之浊恶。“交深廿载同吟社，茅屋秋风剧可怜”，乾隆十年(1745)他即在马曰琯所描述境况里“竟以不食死”。据程梦星“古稀虽已过”句，可知唐建中大致出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
筱园主人程梦星(1679-1755)字午桥，一字伍乔，号洴江，又号香溪。余金说“康熙壬辰有三庶吉士”均为“不慕爵禄，超然荣利之外”（注：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一百二十四。）的高人。壬辰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庶吉士”一指选《唐诗叩弹集》之无锡杜诏，一为汇辑《元诗选》的吴门顾嗣立，而程梦星则以笺注李商隐诗名世。程梦星系梁章钜所称“扬城鹾商中三通人”（《浪迹丛谈》卷二）之一的著名诗人汪懋麟外孙。汪氏虽名列渔洋弟子，然其《百尺梧桐阁集》之诗实迥异“神韵”一派。汪懋麟二女，一适梦星父程文正，一适胡期恒（注：见徐乾学《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志铭》，《碑传集》卷五十九。），即梦星《三月晦日追悼唐南轩馆丈》那首二百余句五古中所云“此邦多寓公，高旷寡其耦。维时安定公，卜居亦来此。逸老六七辈，宴集合尚齿”的那个“安定公”。
胡期恒(1668-1745)字元方，号复斋，原籍湖南武陵，父祖时迁江苏无锡，再迁江都。如果说唐建中乃“矫矫云中鹤，铩翮辞长风”一类落魄人；那么曾官至甘肃巡抚的这个胡期恒系“剥复亦何心，悠悠任冥数”（马曰璐诗语）的从鬼门关下转回之惊魂者，其乃雍正钦定“年党”第一要犯。专以钩稽遗事，彰幽发微著称的浙东史学家全祖望在胡氏卒后特撰《故甘抚复翁墓碑铭》（注：《鲒埼亭集》卷十八。）对“行辈阔绝”之忘年交备予赞颂。全氏说：“临川李公不甚许可人，语及复翁则曰‘斯其为督抚之选矣’”，临川李公指康熙末年官至直督，后被雍正父子或开革或降职的名臣李绂。全祖望接着直言：“然而世之不甚知其本末者总以为年大将军之党而疑之。复翁之卒五年，耆老日丧，谁为发其沉屈者？江都闵君崋以诗社之旧，乞予为铭，予何敢辞？”彼辈简直在为胡期恒翻案洗雪其冤矣！胡氏何以成“年党”的？《墓碑铭》云：胡之父献征与年遐龄“为异姓兄弟”，所以期恒“少而与大将军相亲昵也”，是乃世交。又有云：“大将军故才高，少当意，乃独善复翁”，此言胡氏以才被引重，非纯私谊。凡此皆与二十年前口含天宪之种种罪谳相悖异。全氏继云：“大将军挟贵而汰，又其才足以凌厉人，故见之者辄自胆落而复翁处之坦然，每能以约言挽其失”；“又尝微言劝大将军以持盈，向使能用其言，可以免祸而无如其日亢而不返也”；当年氏事败，门下猬起反戈相攻以求免祸自保时，胡期恒面对“密敕”之询，“唯连章引咎，自甘逮讯”，《铭》最后盛赞其“不负故旧，为末俗所难能者”。
胡期恒于乾隆元年(1736)释放归广陵，很快即融入邗上诗群，诸家诗集中迭见唱和，惜其所作已不见传。一个历经风饕雪虐淬厉，备尝八座之尊与狱囚体审的老翁，诚如马曰琯《和复斋先生移居四首》中所言，他已悟参世情而“吉祥胸次最为宽，独寐忘言即考槃”，连初归时“只恐归来泪更垂，空林长簟冷秋帷”之悼亡哀情亦渐消淡。所以，即有诗存见或亦不外“扬州大好诗人宅，东阁前头几树花”之状写而已。然而大堪玩味的是其姨甥程梦星所作《题复翁中丞〈观化篇〉后》，说“维公观化机，百岁逆旅过”。胡期恒犹如那特定岁月中一块活化石，当其身处能相濡以沫的人文圈中深感欣慰之际，“三篇发其奥”，他愿将自得“观化”之机微，所历“逆旅”的阅历传知于诗群中后辈。人究非草木，“忘言”谁能？事实上他传述之“化机”羌非玄虚理念，却是具体往事。张四科《宝闲堂集》与闵崋《澄秋阁集》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间被斥为“有违碍语”而入禁毁书目，正是作有听胡期恒讲旧事之诗篇。《宝闲堂集》四卷本卷四《客有谈故将军事者赋之》、《为某大将军题〈全蜀形胜图〉》最有名，“客”者当即胡氏，大将军则年羹尧也。“武安益骄横，淮阴无反谋。由来功名盛，容易生疮疣”，“冰山一朝催，敌国起同舟”，均为“违碍”文字，而“天子终见疑”一“疑”字尤多春秋笔意。由此而言，全祖望《鲒埼亭集》内外集文稿若不是杭世骏匿之不出，势必难逃禁毁甚而戮尸之灾。
胡期恒与唐建中同一年卒，唐卒时胡氏已病重，时全祖望在扬州。《鲒埼亭诗集》卷四先有《哭唐著作丈赤子》，声情极激越：
凤泊鸾飘后，行踪类贾胡。浮生长偃仰，百事总荒芜。老竟成羁鬼，居空卜左徒。故人寝门哭，能到夜台无？
彼等实有太多同病相怜处，继作《复斋抚军卧病，予至扶掖出见，为之怅然》三绝句，其中“几度风饕兼雪酷，三彭竖子得摧残”、“谁教报国梦魂阑”、“瓜棚豆畤病中看”诸句均甚郁勃。复斋逝时，全谢山在吴中，《闻故甘抚胡复斋之赴》哭悼至哀，“昨冬临别语，魂断我如何”句后自注曰：“时已在病榻。握予手叹曰：明年此际恐不再见”；“辱有忘年契，登坛共说诗。最怜落拓者，闲却圣明时”句后又注云：“复斋每诵此句以惜予，故用之”，可知后二语原乃胡氏诗。
广陵文学集群在特定历史时代之所以如此呈现相知以心，相濡以沫，就其底蕴言正肇基于惺惺相惜，同病相怜。此所谓“病”者则即“谁教报国梦魂阑”之心病，沦肌浃髓神魂皆苦之病。“阑”，残也，尽丧失也。虽则集群中或因酷狱、或因党祸、或因逆批龙鳞、或因遭致倾轧、或因株连于大狱、或因见危于世情，“病”起不一，但这群儒门饱学才士“报国梦魂阑”而各各被抛出“兼济天下”之途，只能“瓜棚豆畤病中看”、“闲对杨枝弄药丸”则结局同。所以，“扬州大好诗人宅”之景观，不能不说是时世的悲剧，酷治的恶果，而“最怜落拓者”云云之濡沫相怜则是彼辈曲笔式抗争与反控。同时这又当认知为该集群操守力持，个性自葆，人格自我完善。在那朝野文人普遍被威胁而趋于心灵自闭年代，其值得珍视当无待赘言。广陵集群成员大都博兼文史，全祖望则与杭世骏均称诗文既精而特有意于南董史笔，是故其诗亦每每类其摭拾遗史之文，秉笔直刺；从而在他点卤似的熠熠芒锋逼临之诗情观照下，小玲珑山馆或筱园、漪南别业中诸人貌似闲逸篇什，亦得以让后世按知消息。谢山乾隆十五年(1750)《病甚有作》八首之四、五、六、七，最直率道出“人有病，天知否”之郁愤：
仲翔骨节原生硬，病里犹添触忤多。幸未折腰已若此，倘教束带更如何？
湘东一目已郎当，何堪更晦半面妆？从今合眼亦自好，更莫夺我灵府光。
三千丈发且半白，忽然作楚难按摩。丝丝细擢罪莫悉，一握任尔棼婆娑。
世间万事我何豫？其奈百感偏婴心。此病天痼不可疗，扁佗束手空沉吟。（亡友姚薏田尝言予病在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安得不病？）解会此种“安得不病”之心，始能真正理解程梦星《解秋次元微之韵十首》第七首“佳邀集城闉，野兴到村落。交契逮吴楚，相辉偕棣萼。酒榼时共携，主宾两不恶。适意在萧晨，永言慰离索”所述情境实系特定的群体互养其心的一种人文生态。唯其有此生态，于是，《南山集》案株连遭遣戍边地之桐城“桂林方”家族中最著名的诗人方世举（扶南、息翁）、方贞观（南堂），经十年放归即来栖扬州；十六岁时即缘其叔查嗣庭案株及随父流放陕北蓝田之查开（宣门），释归后亦时居广陵；于是遗民耆宿沈寿民之孙沈樗崖、朱彝尊之孙朱稻孙以及身世不明之先著（迁甫）等等，还有一批方外人物，纷纷客游或久驻于此。凡此难以缕述，实足可别成特种诗史或心史的。
值得指出，广陵地区这半个世纪中若无上述生态的营构，诸如“扬州画派”的形成，徽学经术思想能辟此“飞地”，以至于如吴敬梓之《儒林外史》的构思等，似均为难以想象事。离乎整体人文格局，欲免偏颇怎能？
乾隆二十年，马曰琯、程梦星以及全祖望等谢世，濡沫相嘘的广陵文学集群意味着趋衰消歇。人事更变，“总持”尽去固一要因，而时世消长，尤不容续存。乾隆二十四年(1759)陈章病故，马曰璐《哭竹町》云：“一从骨肉凋零后，白首相依似雁鸿”，返顾“联吟迹总陈”之际，又失老友，诚要“不忍丛书楼下过”、“更恐无人咏五君”了。注云：“诗会中逝者十人，曾两作《五君咏》以伤之，近君与息翁又先后下世，存者仅三数人而已。”俟“四库馆”开时，曰璐亦去世，此前杭世骏已老迈回乡。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前后，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四《汪
谷补录诗册序》说“玉井一叟，八十之年，衰病无嗣，见者慨然”，玉井为闵崋之字；《随园诗话》亦有“闵连峰年八十三，傫然尚存，闻其饥寒垂毙矣”，此为集群最后孤鸿，不数年其《澄秋阁集》遭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