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化语境中香港地区国家认同的困扰
□冯庆想1，徐海波2
（1.中山大学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2.中山大学 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后殖民文化逻辑是基于本体论划分西方与东方二元范畴以及配置“他者”概念，以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定义西方与东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霸权的实践把后殖民逻辑移植到东方国家或地区，实现前被殖民者思想与行为的再殖民化。在港英政府156年的殖民统治期间，香港地区在国家认同方面备受西方后殖民文化的困扰。如此境况在九七回归后并未获得明显改善，可见之于后续的香港本土话语体系加深国家认同难度。不少香港后殖民文化论述助推内港两地关系紧张，一些港人的“恋殖”文化心理对香港人心回归构成障碍。
［关键词］ 香港地区；后殖民文化；去殖民化；国家认同
近年来，“港独”思潮随着香港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尖锐化而冒起，引起香港与内地各界的广泛关注。1842年，英国侵略者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历经英国156年的殖民统治后，香港回归祖国是它唯一的正确路径。“回归”意味着香港与内地之间仍存在距离，这种间隙为英国后殖民文化在香港的存活提供了居所。透析香港后殖民现象，须从后殖民文化的基本逻辑说起。
一、后殖民文化的基本逻辑
（一）基于本体论划分西方与东方二元范畴以及配置“他者”概念
西方站在本体位置“凝视”自身与东方之间的非对称性是后殖民文化的逻辑起点。东方与西方都是一种客观的地域存在，从空间看，东方与西方的地理坐标在地球经纬度上具有明显的界线；从时间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起点与演进过程也非平行一致。地理、气候、人口与生产等客观差异投射在主体间的文化观念、语言结构与思维模式中，又呈现出明显的主观边界。这种主客观差异一进入后殖民语境中，就被赋予一个普遍的参照系数，按照该系数，西方与东方在话语系统中重新被注入新的本质规定性。基于形式逻辑在先的条件假定，西方（东方）之所以为西方（东方）的内在依据被演绎出场。西方是先于东方的世界本体的概括，冠以本原承诺；而东方作为西方重新界定的文本化对象，与派生实体存在相对应。在确立一种既定的、永恒的普遍秩序的基础上，西方作为话语建构主体，主动地为东方对象创造认识的规范，“它只做认识的提供者而不做认识的接受者”[1](p385)。这种主体定位既包含了西方在本体论视角下对“西方是什么”的回应，又包括西方凝视东方的隐喻以及东方如何被错位呈现的方式。同时，它奠定了东方与西方这对范畴不可消解的二元性。
后殖民理论的“他者”建基于以个体（自我）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土壤，应用于描述东方与西方一体两面无法反转的异质性。他者概念可从黑格尔提出的主/奴范式中找到依据。在《精神现象分析学》中，他从主人与奴隶之间承认与被承认的关系，指出了他者存在对自我意识本质的依赖，“主人通过独立存在间接地使自身与奴隶相关联，因为正是在这种关系里，奴隶才成为奴隶”[2](p128)。而这种关系之间客观上充满了冲突、对抗与斗争，正如法农所强调，“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中，有绝对的相互性”[3](p172)。主人通过暴力战胜奴隶，获取奴隶的承认，从而绝对占有奴隶的躯体与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主人独立自我意识既扬弃了纯粹的自为存在，又绝对否定了奴隶的他物性存在。由此可见，他者作为他物性本质的外化，既无法超越其对自我的依附性，又必然被放置在自我欲望的支配之下。换言之，东方与西方这对概念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并不能迎合西方对自我意识的拔高，也不能满足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控制的臆想。他者对东方概念的置换，恰恰满足这一内在需求，既把意味着差异、对立的后殖民语境予以确立，又赋予了东方一个意味着否定、弱势的政治语义。
（二）以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定义西方与东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
西方中心主义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东西方民族品性优劣的对比。“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4](p361)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旦希腊民族把这些品性应用到政体运行中，他们就有能力治理东方民族。黑格尔对东西方文化的见解则是明显的“欧洲中心论”。他提出，亚洲与欧洲作为世界历史的起点与终点，然而，精神的光明超越东方迈向西方的上空，西方的世界精神达到成熟阶段，而东方处于混沌、幼稚的精神状态。“世界的历史有一个东方（‘东方’这个名词的本身是一个完全相对的东西）；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5](p95-96)韦伯从东西方民族精神文化气质的差异进一步强化西方文化理性主义的自信。“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6](p4)后殖民文化正是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对西方与东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加以定义。
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前提，西方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主体，主导与规定东方客体的属性与形式；东方作为西方的插曲与陪衬，被挤压到边缘区域，扮演一种相对于西方中心的他者角色。由于双方强弱势差的客观存在，西方具有支配东方的动能，在长期相互对立过程中对东方的否定既是一种自身民族优越感的强化，也是对自我力量的确证。这种力量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外化形式，即文化霸权。因此，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压迫必然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表现为统治与被统治、制约与被制约、渗透与被渗透的对应关系。萨义德对此有深刻的见解，他在解构西方殖民者压抑东方被殖民者另类声音的文本的基础上，批判西方人以文化想象形式虚构的“东方主义”是把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无知、偏见和傲慢编码到意识形态机器里，压抑东方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自信，控制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与交往仪式。然而，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隐性压抑与控制却选择欣然接受。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话语关系本来天然断裂，却在文化杂交中获得了协合的可能；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身份关系本来明显区分，却在文化认同转向中逐渐模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位置关系本来自在分裂，却在民族寓言陷阱下变得不再那么赤裸裸地对抗。可见，在帝国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联盟过程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表征关系变得暧昧含混。
（三）西方通过文化霸权的“生产—传播—认同”的实践模式把后殖民逻辑移植到东方国家或地区，实现前被殖民者思想与行为的再殖民化
首先，以文本为载体生产知识体系，包括关于东西方的概念、意义、语法的翻译与编码，也包括历史信息与记忆体的重构与编织。在这套话语体系中，东方与西方二词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外延、意义与功能，这些附加的所指并不直接与客观的、现实的东西方相吻合，仅仅与主观的、想象的、虚构的东西方相照应。因而，东方只是作为西方阐述活动的对象，充当演绎西方人文化优越感的工具。西方代表着民主、开放、发达、节制、精明，而东方被定义为专制、封闭、落后、纵欲、怪异的代名词。“作为一种已知并且一成不变或没有创造性的存在，东方逐渐被赋予一种消极的永恒性。”[7](p265)这些表述把东方固化在西方知识框架与标准体系里，如同固定在一种天然的自然秩序。换言之，东方长期处于一种被动语态，或被贬抑，或被研究，或被批判。如此看来，这种知识体系是由一套规范化的表达方式、想象模型和研究方法构成的系统，“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8](p57)。
在浇注温度为680 ℃、压射速率为3.5 m/s 条件下，研究模具温度对外壳的显微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图4为不同模具温度下雷达外壳试样的显微组织．从图4可见，当模具温度较低时，由于冷速过快，使压铸件表面快速凝固而形成激冷层，出现表面细晶区；温度达到200 ℃时，晶粒变得均匀细小、圆整；当模具温度达到220 ℃时，液态金属冷却变慢，使温度梯度变平缓而形成粗晶区[5]．
最后，东方前被殖民主体认同西方建构的精神世界。从知识生产到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成功创造了一套标准的认同体系，规范东方人思维方式，达到了重整东方社会的精神秩序的效果。从基本逻辑认知的有序引导、个体情感面的反复渗透到集体记忆的重新建构，东方的主体性被一种客体属性所置换，重新获得一种异己的他者性。然而这种属性却是被扭曲的知识体系所塑造出来，它所认同的自我形象必然是异化的。但这种认同体系的强大在于不仅消解了东方民族的主体精神，而且使东方主体察觉不到其文化的强制性，同时遮蔽了西方价值双重标准的转换，以致东方不论在日常生活世界，还是学术、语言、精神生产活动都盲目地与西方文化秩序保持一致，消极地认同西方对自身主体性的建构。当东方文化主体性以西方的一种附属存在形式积淀为前被殖民者的思想共识，他们在文化传统加快流失、本土认同日渐式微的状况下，转向西方文化精神中寻求归属与认同，这表明前被殖民主体再次沦陷，被卷入再殖民化的漩涡。
二、港英政府时期后殖民文化对香港的困扰
（一）英国对香港归属的国族结构的消解与重构
从现实来看，港英政府时代遗留下的社会文化结构扎根在香港日常生活世界中，殖民时空的集体记忆依然残存在港人精神世界里。当他们审视香港本土叙事介入国族想象的文化边界时，总会不自觉地使用前殖民者评价事物的价值尺度，“将矛头主要对准中国，忽视了真正的英国殖民者”[16](p258)。因此，香港后殖民批判实际延续了港英政府统治晚期的文化逻辑，进一步深化本土主体价值论述。这套本土话语体系包含了主体与对象之间认同与否定、接受与抗拒、依附与排斥的后殖民情感，始终贯穿一种正反并存的断裂关系。
殖民性本来是殖民者的天然属性，在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统治后，却伪装成前被殖民者自身的本质属性，间接为前殖民者操纵其文化行为提供延续性，这是后殖民文化逻辑深化的重要表现。对那些完全西化的港人来说，对殖民性的清理是对西方世界赋予自身优越性的一种潜在威胁，但后殖民的现实声讨又迫使他们与西方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他们长期在夹缝生存中产生的焦虑得不到缓解时，必然试图寻求一种新的力量，既可消解东西方两极意识形态之间所呈现出的文化张力，又能模糊中心与边缘的界线，形成“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境况。这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文化杂交逻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谋合。
在“后殖民—本土论述”视角中，后殖民逻辑把本土论述上升到主体自觉建构的层面。这种主体行为是以后殖民语境为前提，站在本土视角颠覆宗主国强势的话语，通过本土文化的复兴，对自身国族结构的祛魅，新构主体身份。自我身份确证的关键在于重构主体在后殖民文化秩序中与他者对话的权力规则，扭转多重主体之间对话的强弱格局，促使主体自身位置从边缘倒转到中心。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主体所依存的生活世界无疑创造了培育本土话语的前提条件与发展空间，但问题在于本土主体在对自我的价值与位置的探寻过程中，如何避免文化原质的失真；如何消除西方文化霸权对自身无形的压抑。
其次，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渗透。在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西方不仅在知识体系生产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传播介质、信息发布平台与资讯推广手段等处于领先地位。媒介只是一种载体，本身没有自由意志，当文化嫁接到媒介中，其本身就被赋予了某种意识形态活力。借助文化媒介的传播，西方把一套扭曲的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强行推销到东方社会中。一个积极的、主动的西方与一个消极的、被动的东方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直观呈现在大众视野，这种正反形象悄无声息渗透到大众心理，影响人们对东西方的认识视角。马克思指出，帝国主义对人民心理控制的秘密就隐藏传统媒介中，“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9](p328)。随着西方占领文化空间、资讯市场与意义符号的工具不断更新转型，互联网、自媒体与智能软件等对文化工业的包装与推广，西方控制东方思想世界的那套符号系统比过去展示出更加强大、隐蔽的价值渗透功能，致使前被殖民者在听觉、视觉与触觉等方面所直观呈现的都是一个被西化的世界。
（二）香港对自身归属的国族结构的祛魅与新构
在后殖民文化逻辑的指引下，港英政府通过文本范式、话语标准与社交规范等对香港社会文化进行知识编码与生产，构建一套以西方文化逻辑为参照的“香港学”，镶嵌入港人的生活经验、逻辑思考、情感表达与历史认知中，成功创造了一群自觉应用西方价值体系的香港精英。这个群体主要分布在香港中产阶级、专业界人士中，依附于殖民系统的教育体系，对英国“祖家”产生较强的归属感。他们大多接受了西方系统的知识、逻辑、思维与技能的培训，“与殖民主体极端的相似，却又不是绝对的相同”[13](p350)，在香港学术圈子、法制系统与金融领域占据重要的话语地位。港英政府的政治体制在香港得以延续，正是依靠这些香港精英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自觉实践所提供的养分。然而，香港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处于被动、宰制与肢解的状态。香港自在的中国意象、民族符号都置于港英政府构造的西方意识形态框架与文化体系中，它们的输入与输出都要经过“英国标准”的筛选与重组。香港自身的话语衍生能力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中明显被削弱，占领文化意义的空间也被英国商业文化所挤压。如此一来，香港管治的合法性由港英政府所规定，香港的国族结构被港英政府悄然消解与重构。最终，殖民者（英国）与被殖民者(香港)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遮蔽，国家、民族与历史从香港社会意识结构中抽离，形成香港与母国之间的隔阂。
随着殖民历史的推移与香港现代化的剧变，香港与中国内地、英国的发展差距明显增大，与此同时，香港本土历史、通俗文化与生活经验开始对“香港意识”询唤。经济的位移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推动香港主体从母国与宗主国这两面镜像中离析出中国与英国两个他者形象，并质询“他们是谁”与“我是谁”。在这种自我主体意识的自主运动中，国家主体（母国、宗主国）加速消解，香港主体持续重构，形成一个主体双层祛魅的过程。一方面，杂碎的历史观与零散的家国意识相互交织，驱使香港主体对国家主体的崇高性、神圣性、魅惑力以及宏观叙事的消解；另一方面，本土文化逻辑与工具程序理性相互叠合，促使香港主体在个体价值层面对自我形象、微观叙事与本土话语进行充分肯定。一贯信奉的祖国（中国）或追捧的宗主国（英国）在本土认识的冲击下，其中心地位在主观上发生了偏移；过去游离的香港主体通过重整主体位置，找到了想象中的本土主导空间。
雪萤拉着一杭，快速出了办公室。走了几步，一杭突然倒回去，从电脑上取下U盘，小心地放在兜里，追上雪萤，说：“没想到你会救我，谢谢你！”雪萤淡淡地说：“快走，等下他的保镖回来，我们就完了。”
马杰伟等香港学者指出，“香港‘本土性’的论述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在‘非国族化’的背景之下为庶民生活提供一个孕育发展的空间”[14](p7)。换言之，培育香港本土性的前提条件是香港主体既没有被中国民族主义制约，也没有受到英国后殖民主义的压抑。但是，香港主体自身建构能力本来就不是完全自主化，它既缺乏内生性文化资源支撑，又依赖外生性文化资源挪用。因此，香港主体不可能在遮蔽国族在场性的前提下澄明本土的此在，也不可能超越社会空间场域与殖民历史维度而创造一个先验本土主体，只能是“在民族及殖民论述本身及相关的框架中运作，形成一个文化的混杂化(cultur⁃al hybridization)过程”[15](p14)。因此，香港主体性的新构实际是一个整合文化主体碎片的混杂过程，它既有以中国为基底的祖国镜像，又有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印迹，还有对二者的类并、置换与转化。换言之，香港主体既试图解构中国民族主义与英国帝国主义的二元对立，又渴望确立香港主体的完整性，彰显香港本土身份的合理性。因而，香港本土主体性新构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文化身份重新编码组合过程。这是一种从自在向自为状态过渡的主体自觉，也是一种价值关系的重新配置。但是，这个历史区间的香港始终是被殖民者，它对自身国族结构祛魅与主体新构注定依附在殖民者的躯体上，重复殖民者的逻辑，持续生产殖民模仿符号，呈现本土主体“部分”在场的假象。
三、九七回归后香港地区国家认同的困境
（一）后续的香港本土话语体系加深国家认同难度
九七回归后，香港后殖民批判理应致力于解脱大英帝国主义在港人的文化枷锁，然而，就去殖民化本身的自觉反思，并不在香港的理论视域中。香港并没有在价值层面展开去殖民化努力，更没有把去殖民化与国族意识回归作为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一部分来加以重视。虽然香港实现了法理回归，但去殖民化不仅仅是宗主或主权谁属的问题，而更在于破解国族结构在香港政治文化与社会肌理中如何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被组装成一套控制体系，并且在回归后港人是否主动消解这套殖民文化体系的禁锢，重新融入国家中。
在“后殖民—国家民族论述”视角中，后殖民文化是通过价值层面去民族化把被殖民者与原属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历史记忆中抽离，用殖民系统解读的世界历史涂抹被殖民者认同的母国历史，形成被殖民者与母国之间的隔阂，消解其本身的民族自信与思维惯性，使得被殖民者以一种欠缺历史感的卑微方式存在宗主国的文化阴影中。更严重的是，那些“被宗主国文化脱胎换骨的被殖民者完全按照白人他者的标准来界定自己”[10](p48)。正如法农所说，“在殖民地，经济基础同样是上层建筑。因就是果：因为是白人而富有，因为富有而是白人”[11](p7)。
在巴巴看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关系并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文化压制，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中相互施加影响形成的。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建构的基底是东西方文化混杂中锻造出的“第三空间”，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框架应该让位于文化主体间的相互模仿、杂交与转译。巴巴意图通过文化“边界谈判”[17](p223)，把东方他者收编于一个混杂的多面文化主体中。但在萨义德看来，文化主体间性的重建有必要对西方文化霸权下的主体想象性融合进行自觉反抗，不消除殖民性这层底色，难以寻求自己本真的归属与位置。如果从萨义德的视域来观察巴巴的文化定位，巴巴的观点是假设东西方二元结构的主体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挪用后殖民主义基本框架的一种“再”殖民的内生性文化批判，并没有脱离后殖民论述主轴的强力磁场。换言之，清除殖民性的潜在努力与主体模棱两可性力量的探寻，极易在后殖民批判过程中被其强大的逻辑所吞噬或同化，反而成为助推后殖民文化空间延展与逻辑深化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了后殖民理论批判者以双重身份，既是后殖民主义的反对者，又是作为其对立面的代言人。
一方面，在“一国两制”下，内地是香港后殖民本土论述中重新认同、接受、依附的对象。血脉联系的天然性与民族品性的自在性是香港文化身份认同无法磨灭的主体性物质，这是本土话语无法超越的域限。传统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的价值原则内嵌于香港整体的精神秩序里，那些分裂国家的文化诉求，总会受到一股爱港本土力量的牵制。另一方面，香港又想象出一个另类的国族镜像，充满否定、抗拒、排斥的攻击心理。它的本土化国族共同体的想象基于香港个体本位的视角，将国族结构压抑的自我彻底释放，从“他恋”转向自恋。但香港自我渴求的不仅仅是一种被屏蔽的香港主体性，它从本土文化将自身召唤出来的过程中，还试图颠覆自我归属的位置，重新解释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主次关系。如此一来，国家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在本土主体叙事中发生边界偏移，“一国”优于“两制”的权力级序也遭到颠覆。这是部分港人挪用后殖民本土理论的结果，也是英国在香港延续文化殖民实践的成果。
由此看来，香港后殖民批判的本土逻辑表面上发生了位移，实质上围绕后殖民理论原点，颠倒了批判对象，在横轴上延长英国后殖民文化在香港的存活时间，在纵轴深化后殖民主义对香港的文化控制。因此，去殖民化的本意被忽视，香港地区国家认同也就难以顺利实现。
（二）不少香港后殖民文化论述助推内港两地关系紧张
根据其他殖民地统治的经验，假如香港渗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那必然对英国殖民统治构成威胁。因此，淡化港人的民族记忆，削弱港人对中国的观感，推行“无历史”的公民教育，便成为港英政府的管治共识。港英政府为了更加有效地维护其社会管治的合法性，不仅致力于拆离香港与中国的天然联系，而且试图构建英国与香港之间的日常联系，即形成宗主国与被殖民者之间彼此认同的一套对话机制。正如萨义德所指，“一种力量存在于直接的统治中，另一种力量存在于文化领域。这两种力量的并存是老牌帝国主义霸权的一个特点。”[12](p415)对大部分港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英国殖民建制的管控下，无法摆脱其无形的文化影响。这样的社会背景为港英政府建构港人对英国的认同意识提供了非常隐蔽与便捷条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指出，国家利用教育、民族、宗教与工会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国家—社会”之间对应的“询唤—应答”机制，从而形成社会主体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因此，港英政府必然把英国的文化、礼仪、语言与宗教提升到社会主流的位置，运用其各种社会资源、文化手段和传播中介主动对港人进行“小英国人”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塑造。
随着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养殖数量、规模的逐渐扩增，畜禽及其产品的流通日趋频繁，由于流通环节管理不力而导致畜禽传染病发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给养殖业造成损失，所以应该加强流通环节的管理，促进今后养殖业健康发展。
汽车高新科技发展越来越快是毋庸置疑的，但从电子科技来说，车载电控系统功能越来越强大，汽车互联、自动驾驶、蓝牙互联、语音控制、4G网络、盲区警示等智能汽车技术首先装备在高端汽车，并渐渐成为新车的标配。新能源汽车占比加大，纯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氢燃料电池车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通常是300～600V电压，比亚迪唐混动车高达720V，有的厂家还在往1 000V及以上的电池组发展，这也是传统修理工不曾具备而现代修理工必须具有的高压电安全操作知识。
1.要正确把握教学起点和课堂容量。教学起点应是绝大部分学生能够达到的，不能盲目拔高；例如大纲在词汇要求上分为四会、三会和二会，在语法要求上分为理解、掌握和运用，这些都是教师把握教学起点的依据。课堂容量也应适度，容量太大或太小都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的“Comprehensible input(i+1)”，都肯定了输入语言信息要合理性、针对性。调查表明，34%的学生认为，初中与高中最大区别是课堂上，高中要求记大量笔记，教学内容多；50%的学生认为，高中英语课难度大，听课吃力。可见教学起点过高和课堂容量过多是造成学生不适应的主要因素。
为了更加细致地展示语言特征区别，以下分别从《政府工作报告》(例1)和《美国国情咨文》(例2)中各选出一段内容相似介绍医疗保障的文本进行对比:
当一些香港学者驾驭着娴熟的西方后殖民理论范式，他们的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殖民性力量，是用基于同一后殖民逻辑的另外一种霸权与西方文化霸权互为表里，构成共谋。在香港的后殖民论述中，“文化边缘论”[18](p91-115)“夹缝谋利论”[19](p111-132)“北进想象论”[20](p53-88)等的共同论调是淡化被殖民历史性、强化香港边缘的现代性。这种主体发声背后的隐喻是“边缘压倒一切”，恰好成为一些港人与西方资本联盟“北进殖民”中国内地的理据。因此，“后殖民批评在香港不但要注意自己的被殖民经历，同时亦要反省自己的殖民行为，这一提醒无疑是很有必要的”[21](p110)。
（三）一些港人的“恋殖”文化心理对香港人心回归造成困扰
在后殖民批判中，摆脱殖民主义幽灵的缠绕不只是被殖民者获得表面的独立解放，更是在于彻底清除前殖民状态遗留下的心理症候。从人自身异化这一马克思主义视域看，在后殖民语境中，被殖民者无法摆脱文化霸权所带来的精神压迫，成为心理异化的受害者，诡异的是，他们又与造就其精神本质异化的现实性对象相认同。
在笔者看来，港英政府在香港回归前提供的所谓“现代性替换方案”[22](p75)与“善政”把香港后殖民批判性消解掉。英国本来作为香港后殖民批判的中心对象在九七回归后华丽转身，成为那些拒绝去殖民化的港人感怀的“宗主国”。例如，李柱铭乞求英国最好继续殖民统治香港100年；孔诰烽期待殖民时代时光再临；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鼓吹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他们作为前被殖民者却热衷于为曾经殖民他们的对象辩护，认为大英帝国主义为香港开创了现代性，香港的进步归因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开明、民主与自由。假如香港没有被西方殖民者统治过，是否就不存在发展成为“东方之珠”的可能性？上述后殖民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黄盛在《批判香港》中从社会心理层面剖析了香港泛民主派对英国“宗主国”依恋情结，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今日香港的‘泛民’对前大英帝国的依恋来自一种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上的应对机制。”[23](p18)从黄盛的批判视角来看，香港这种群体心理应对机制生效基于三个对象之间的关系网络与利益链条。首先，泛民主派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产生了明显的消极情绪。其次，泛民主派对港英政府时代带来的香港经济黄金年代的缅怀，产生了明确的积极情绪。最后，英美西方国家（前殖民国）为泛民主派的“反中乱港”提供经济援助和政治策略，保障了他们正反两种情绪的有效延续。
卡尔斯巴德冬季葡萄酒节每年在美国卡尔斯巴德举行为期两天的活动。此活动为与会者提供了品尝各种葡萄酒，与葡萄酒制造商会面，参与各种现场娱乐活动的机会。
在黄盛对香港后殖民现象批判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香港对内地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英国在二者之间所扮演的沉默角色。内地一直作为一些港人情感抗拒的对立面存在，融入内地等同于“被赤化”“内部殖民”。随着内地的强势崛起，经济格局的重整把香港从过去华人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位置倒转到边缘地带，那些抗拒融入国家的港人仅有的区域优越感被削弱至低点。英国后殖民文化的威力在于悄无声息帮助一些港人将内地想象成一个具有强权性质的他者，并设定这个他者对香港优势构成侵犯。在这种前提下，内地转化为香港的“假想敌”，直接对其构成心理压迫；只有“去大陆化”，重新融入“前宗主国”怀抱，香港才能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在这样的逻辑诡辩下，内地“被”背负了香港经济发展乏力、政制改革难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责任。然而，部分港人的精神挫伤与香港被边缘化的真正主因在于其自身没有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以“两制”的高度自治弹性抗拒全面融入“一国”发展的大局，这往往为英国后殖民文化逻辑所遮蔽。
四、结语
由此可见，西方后殖民文化逻辑的虚假性、隐蔽性与循环性不仅在于自身理论颠倒被殖民者的是非判断能力，更在于它的实践性，创造出大量自觉拒绝去殖民化、自愿抗拒融入中国内地的香港反对派人士，这正是造成香港地区国家认同困境的思想文化根源。因此，对英国在香港的后殖民文化逻辑的实质性批判，才是香港后殖民理论的中心议题，也是缩小香港回归祖国的心理距离、实现国家认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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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4.022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4-0154-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港澳本土意识与青少年的国家认同”（16JJDGAT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社会思潮分析与有效引导的对策研究”（14ZDA058）。
作者简介： 冯庆想（1987—），男，广东阳江人，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海波（1956—），男，安徽嘉山人，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公共传播与国家认同创新平台”首席专家，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广东省委统战部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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