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三十年论文,文书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是在国民政府推行“行政效率运动”这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推行的比较顺利的一项改革。从运动的进程和结果来看，对提高行政效率的影响甚微，却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本文试从南京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的变革、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兴起、近代档案教育的诞生诸方面探讨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对我国近代档案事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和进程
30年代初期，国民党四次围剿红军均遭惨败，一些政界和军界人士在总结时，将原因归咎于国家机器运转不灵，行政效率低下。为了挽回败局，巩固其统治地位，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改革措施。提高行政效率，加速国家机器的运转就是措施之一。而国家机关公文处理迟缓、管理混乱等陋习积弊，直接影响和妨碍了政令的推行，也就自然成为行政改革的首选。加之早在运动之前，陈立夫在中央党部、蒋梦麟在教育部、黄伯樵在上海公用局都进行了文书档案改革的试验，许多机关内部也在酝酿改进文书档案工作。1933年6月，行政院召集改革公文档案会议，讨论了由中央各部会18个提案汇集而成的“各部会审查处理公文改良办法”，会议主要有两项决议：一是文书处理方面，公文就文稿意义划分段落，采用标点符号断句；二是档案方面，对于各种分类目录，采用甲乙两种卡片登记，由行政院令行各部会试办。同时决定文卷保管年限原则及改良保管档案办法。这次会议可视为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序幕。
1934年9月，主持“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针对当时文书、档案工作脱节，档案保管分散、混乱的情况，提出了一个文书、档案合一管理的方法——文书档案连锁法，作为改革运动的试行方案，在内政部试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文书收发和档案管理在某些作法上统一起来，以使机关的总收发室和总档案室发生密切的连锁，改变文书运转迟缓和档案管理分散、垄断的状况。其核心是在一个机关范围内，以集中统一的原则组织文书档案工作。连锁的具体办法是通过统一编号、统一分类、统一登记三个环节实施。其后教育部、武昌行营第五处以及江西、广西、湖北、四川等地方机构相继推行文书档案连锁法。
1934年12月，行政院正式成立了行政效率研究会，由甘乃光出任主任。这是个研究机构，同时也是改革运动的领导机关。研究会专门设立了文书档案组，继续内政部文书档案改革的研究。1936年2月，行政效率研究会接管行政院新卷一批，验证了前期行政院各部会档案管理调查的方案并加以修正。这个阶段的试验，可说是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尾声。
二、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对档案工作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客观上规范了文书档案工作，培养了一批档案专业人才，促进了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催化了档案教育的诞生。同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宣传了文书档案工作，提升了社会的档案意识。因此，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是我国近代档案事业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1.对近代国家机关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改革初期，国民政府推行以公报代替需公布的发文、以会签簿代替会稿咨文、修改收发文簿式及公文稿面、加强公文总检查、采用标点符号并分段叙述以及档案管理采用甲乙两种分类卡片、制颁文卷保管年限原则及改良保管档案办法等一系列文书档案改良措施，改善了文书档案管理混乱、落后的状况。在文书方面，公文就文稿意义划分段落采用标点符号断句，是国民政府肯定了教育部的前期做法，并颁布训令公文标点于1934年1月1日起实行，同时下发“公文标点举例及行文款式”，向中央各部会推广使用。早在1930年5月，教育部就颁布了《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规定“公文句读为免除误解，便于阅读起见，一律加用标点……”。公文标点符号的使用，打破了传统的句读方法，使公文变得条理分明，易于理解，改善了行文质量，有利于国家政策法令的公布与贯彻执行，也有利于语体文式的公文逐步推广普及。30年代以后的公文明显有别于北洋政权时期的半白话文式的公文。在档案方面，行政院1933年颁发《文卷保存年限四项原则》，明确规定了案卷应分定期和永久保存两种。改变了“当时现行机关保管文卷不论是否重要，有无时间久暂性质，一概永久保存”的状况，这一系列措施逐步改变了因案卷杂糅、簿籍繁多而调阅困难、保管易于疏漏的弊病。
文书档案连锁法的推行，简化了文书收发、编号、登记等手续，加速了文件的运转，提供了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统一办法。改革之前，以内政部为例，内政部的文书和档案的处理存在：1)收发文号数都用司作单位，无收发文总号。2)档案管理分散，六司二十余科档案的管理和办法参差不齐。3)遗失文书不易查考。4)新旧档案整理不能划一，调卷、阅卷非常困难等问题。此等弊端，一般机关普遍存在。连锁法推行后，文书实行一个机关统一编订一个总收发文号，对所有收发文进行有序管理；其次公文档案统一分类，由总收发室根据机关的机构和业务分工，事先拟好分类方案，既有利于公文分门别类地归档，也有利于各部门各司其职；同时机关所有收文和发文只在总收发室用三联单登记一次，减少了层层登记的繁琐手续，也简化了登记的内容。
分类方法的实际改革和理论探讨，为档案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积累了经验。当时“有的机关科有科的档案，股也有股的档案”，互不统属，各行其是。档案分类一直没有正确的标准，逻辑系统也不明确。运动期间，人们对于分类在档案管理中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加之图书管理中分类方法运用的经验，也给档案管理方法的探讨带来了启迪。当时关于分类问题的研讨十分活跃，档案分类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受到了普遍重视，各机关先后采用了十进分类法、纲目分类法和类户分类法等。文书档案连锁法试行的是纲目分类法，是一种固定以组织机构和职掌为区分原则的分类方法。30年代大多机构采用以职掌为主要区分原则的十进分类法，到了40年代则普遍采用纲目分类法。周连宽在《档案管理法》一书中，总结了纲目分类法与十进分类法比较的三大优点：一是按组织机构区分容易掌握，便于分合；二是各类目符号各异，层级醒目，便于检索；三是不以十为限，符合实际。分类方法的科学、规范，极大地改善了公文归档成卷的基础和案卷的有序管理。
文书档案改革措施的推广应用，尤其是连锁法自身的优点所形成的影响以及试验宣传的缘故，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档案工作的广泛关注。一些报刊，特别是《行政效率》杂志发表了不少调查报告，刊载了许多有关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介绍了美、英、法等国家近代档案管理的方法，如《英国档案整理简史》、《法国国立档案学校沿革》等文；另一方面也讨论总结国内各级机关档案管理的经验教训及有关业务问题，如《内政部档案整理调查报告》、《现行档案制度与其改善方案》等。使人们了解了国内机关档案管理的现状和国外档案管理的方法。同时，运动中不同机构和文书档案人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使先进的档案管理方法得以推广、普及，也提升了社会的档案意识，使人们对档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推动了我国近代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和档案学的形成
我国档案学思想的萌芽，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形成了档案学最早的体系，奠定了档案学的初步基础。这与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一，改革运动促成了近代档案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由于国民政府推行文书档案改革的影响，客观上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宣传了文书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改革动员了一批文书档案的实际工作者对一些部门进行了调查和专门研究，写了很多调查报告和论著。当时行政界的一些知名人士甘乃光、滕固、周连宽、何鲁成、程长源、龙兆佛等，都加入了档案学研究的行列。当时的《行政效率》杂志上先后刊载了67篇关于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的文章，1935年5月还出版了《行政效率·档案专号》。一些研究档案工作的专著，如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等相继出版，成为了近代最早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改革运动促使档案学从文书工作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并构成了自己的基本体系。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一直是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并主要为机关行政管理服务，因此档案学萌芽于文书工作的研究。档案学从文书工作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加以独立的研究始于“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即当时所称的“档案管理”的研究。其时已经构成了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如档案的点收、登记、分类、编目、庋藏和调阅等。周连宽于1935年编著《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的同时，还出版了一本《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它充分地说明了我国档案学的形成，不仅萌芽于文书和文书工作的研究，而且一开始就把档案管理与文书处理两者分别独立又密切联系地加以研究，也反映了我国档案学是从研究机关档案室的工作中成长和形成的特点。
第三，改革运动的实践经验为档案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平台。这一时期档案学理论主要是从总结现行机关档案改革的实际经验中产生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推行，使档案学的研究从最初萌芽时期以总结某一机关的经验为范围，提高到总结某一类型或某一部分机关的经验。如1935年周连宽著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实际上是湖北武昌县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经验总结，1936年程长源编著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则是根据浙江兰溪县政府整理档案的经验编著而成，这些一般只是直接经验的叙述。随着改革运动的开展，档案学的研究更进一步提高到从全国着眼，以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管理工作为研究目标，来总结整个改革运动的经验。1938年何鲁成编著的《档案管理与整理》，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当时整个档案改革运动的直接的经验总结，但较前述二著来说，则已有了显著的抽象概括，为当时档案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文书档案连锁法的推行，是当时档案改革的中心问题，也是当时档案学的中心研究课题之一。所以说“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开展的客观需要，是导致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原因。”
3.培养了一批档案专业人才，为我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我国档案和档案工作历史悠久，档案人员的专业技能一直由师傅传授，“卷阀”把持垄断档案的现象由来已久。到了近代，“卷阀”盘踞操纵档案尤以地方机关为最严重。这种管理上的“自成一套、密不示人”的封闭与落后，阻碍了近代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妨碍了政令的推行和行政效能的提高。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处长滕固曾说：“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有可观的成绩；而在档案，则仍停滞于师父传徒弟的旧式管理。”30年代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就是以打击封建“卷阀”把持垄断档案为主要内容。改革措施的推广以及档案法规的制颁，都是围绕文书档案工作的规范、统一和公开来进行的。改革运动使专职档案人员的专业技能得到了培养与锻炼。1935年2月行政院成立档案整理处，一方面是加强文书档案工作的领导，促进档案工作的规范统一，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档案人员的管理和培养。改革运动从机关文书档案工作者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档案学理论研究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普遍论及了档案人才的标准及培养方法，有的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档案人员的训练、考核、任用、进修、辅导等制度。对于一般档案工作人员，要求有相当素养的史学基础和编辑水平以及专科以上学校的学历，尤其寄希望于青年来改革档案管理，明确提出了档案教育的问题。这批理论研究者中许多人成为了第一批档案教育工作者，如甘乃光、周连宽、龙兆佛等。他们既在各机关率先推广实行新的文书档案管理方法，又对文书档案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传授文书档案管理新方法。内政部、教育部曾举办过培训讲座，四川、广东等12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和西北干训团都曾设有档案班，学员主要是政府机关的档案人员，培训的内容多为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如档案的点收、分类、登记等。1939年，为了适应各级机关改进文书档案工作的需要，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内，附设了一个档案管理专科。教员主要有王坤、傅振伦等，学习的科目有中国档案通论、档案分类、档案编目等。这是当时培养档案人才的最早的专门教育机构。殷钟麒于1946年创办的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则改变了我国档案教育“向无正式学校”的历史。同时上海私立中国档案函授学校、江苏学院行政管理系、四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系以及一些职业学校和讲习班等，也都讲授档案方面的课程，培养档案管理的技能。
可以说档案教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兴起，与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改革运动推动了档案事业的发展，随着档案管理新方法的推广、普及，急需大批新型档案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改革运动促成了一批档案学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档案学理论人才，为档案教育的兴起，做了理论和人才准备。因而初期的档案教育，更多的是培养了一批文书档案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改革运动带有试验的性质，改革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完全实施，改革的方法也不尽正确。如“连锁法”混淆了立卷与分类的关系，“分类方案”实际上只起对单个文件的“分类”作用，而没有考虑一组文件之间密不可分的立卷问题，形成的档案学理论多为工作经验、工作方法的总结，改革也未能使档案管理体制得到根本改变，运动中诞生的档案工作行政领导机构——档案整理处，也只存续了4个月。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给中国近代档案事业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