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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州档案与历史部大楼
一、引子
众所周知，谢伦伯格(T·R·Schellenberg，1903-1970)是美国一位著名的档案学者，是现代档案学派无可争议的灵魂人物。《美国档案工作者》[1]杂志在纪念谢伦伯格的文章中，说谢伦伯格是使档案工作“美国化者和普及化者”，说他“对于真正的美国档案职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使档案工作有了尊严，为档案管理开创了新的基础”。实践证明，谢伦伯格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美国本土的档案领域。通过教学讲座和传世的档案学理论著作，谢伦伯格对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虽然在早期借鉴了苏联模式，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欧美档案学者的理论思想如潮水一般涌进了国内的学术领域，学者们纷纷借鉴、研究国外档案学者的著作及思想，其中就包括关于谢伦伯格的研究。我国研究谢伦伯格并非昙花一现的赶潮流，而是自1983年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文译本出版之后从来没有停止过，至今长达将近30年之久。
笔者对这一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疑惑为何我国对于谢伦伯格的研究一直在持续。带着这个疑惑，本文首先对近30年来研究谢伦伯格的文章进行概括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研究谢伦伯格文章的特点，同时也逐渐了解了谢伦伯格理论思想的丰富性。
二、谢伦伯格研究文献评述
(一)前期研究(谢伦伯格生平与著作的介绍与研究)
1985年黄坤坊编译了第一篇有关谢伦伯格的文章——《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2]。从内容上看，该文概要介绍了谢伦伯格的生平和两部著作，指出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文件的两种价值”，并且简单评价了谢氏的历史贡献。黄坤坊是《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的中文译者，80年初由他首开先河介绍谢氏是顺其自然的事。该文虽属于介绍性文章，但为此后研究谢氏提供了参考资料。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相互借鉴和吸收成为当时档案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比较研究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1987年吴爱明的《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的比较研究——评介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3]、1989年黄坤坊的《詹金逊与谢伦伯格的比较》[4]和1990年梅先辉的《〈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与〈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之比较》[5]这几篇文章均采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谢氏研究。
吴文指出贯穿谢著的是比较研究方法，从“文件与档案的比较”到“文件与档案的整理、处置、保管利用的比较”作者均作了分析，认为[6]“了解谢著的这一特色对于提高我国档案学理论水平和建立比较档案学有一定的作用”。
黄文通过人物比较，使得谢氏整个人物更加丰满：比如，文章从詹金逊和谢伦伯格所处的历史环境入手，追根溯源地分析各自思想的差异性；比如，作者突出谢伦伯格较詹金逊仕途坎坷，以此说明谢氏成为著名档案学家的不易；再如，介绍两位学者的著作时，更加突出谢氏的开拓精神和结合实践的特质。黄文详实的人物历史背景介绍和著作分析，为此后更深入地评价、研究谢氏的思想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1990年的梅文指出，美苏两本世界名著虽然均对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但是谢著更具实用主义的色彩、内容具体、文笔生动且多采用比较——历史的写法，同时与苏著相比存在结构性不够强、逻辑性缺陷等不足。在该文中实用主义并不被作者所看好，作者更加欣赏苏著注重理性思维。这种看法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有其各自的优势。正是因为谢氏的实用主义理念，才使得他的理论—次又一次地被运用于实践。关于实用主义的论述，此后研究谢氏的文章，大多转移到强调他“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方面。
从1983年谢著出版，到1993年《档案》期刊《现代档案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谢伦伯格》[7]的刊印，可以看做是谢氏研究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黄坤坊是代表性学者，这些文章从简略到翔实，基本上展现了谢氏的历史环境、生平事迹、理论贡献等。在人物介绍同时，这段时期的文章中也夹杂着对谢著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相对比较简单，主要以介绍为主，并未对谢伦伯格的观点、理论、思想作深入的研究。
(二)繁荣期研究(谢伦伯格档案学思想研究)
1996年是谢著出版40周年，从那年开始谢氏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1996-2005年间谢氏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96年张关雄在其《简评谢伦伯格的文件管理理论》中指出[8]，谢著“对文件管理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谢氏在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文件的价值应由谁来鉴定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公共文件的双重价值论；同时根据美国国情、档情，首先构建了文件管理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文件管理的基本原则以及对文件整个生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张文指出[9]，谢氏“在档案界首次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共文件双重价值，成为档案学基本理论，诸如全宗理论和文件生命理论的基础。”这一评价将双重价值论从服务于鉴定理论扩展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是我国研究谢伦伯格的学术文章中首次出现这样的表述，这一研究扩展了谢氏研究的领域。此后在2003年的《谢伦伯格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10]一文，详细论述了谢著的文件生命周期思想。
傅荣校于1999年发表的《论谢伦伯格的理论贡献》[11]是一篇不得不提的文章，该文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系统研究谢氏的理论思想。傅文分别从档案定义、文档关系、双重价值鉴定理论以及来源思想四方面论述谢氏的理论贡献。傅文评价[12]谢氏“首先是一位档案实践工作者，而后才是档案理论研究者”。在解释研究谢伦伯格的意义时写到[13]：“……与谢伦伯格同一时代的档案学者中，只有他的观点，对于档案工作是全面而正确的，他在50年代提出来的观点与实践模式，是富有预见性与操作性的，欧美许多国家至今尚在受益于谢伦伯格的理论贡献，而其他与他同时代的学者，都成为档案学史研究中提及的任务了。”傅文的亮点在于：深刻分析了文件双重价值鉴定理论；首次提出了谢氏对于来源的理解，谢氏将来源区分为机关来源和职能来源；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傅文首次改变了仅以谢著《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作为参考文献的状况，文中借鉴了谢氏的其他论文原文。虽然这些英文论文数量有限，但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改变，为我国学者更全面的理解谢氏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条道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傅文的启发，1999年《山西档案》和2001年《档案》分别发表了美国学者琳达·亨里的《Schellenberg in Cyberspace》，前者由肖永英编译，题目为《谢伦伯格与计算机自动化世界》[14]，后者由刘越男翻译，为《谢伦伯格理论在网络时代的生命力》[15]。相比之下，刘越男的译文更加系统、翔实，翻译了原文中所有的例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而肖文则简洁一些，部分举例说明被省去，使得文章更加紧凑，这样一来更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这两篇译文的原文主要内容是，围绕“电子文件是否应该采取新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这一问题来进行论述。琳达显然认为谢伦伯格们提出的传统档案原理并不能够被新理论的学者们所反驳，而且采用新理论模式的学者们由于缺乏继承和联系实际，并不能真正指导电子文件。这篇译文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外国的学者也认为谢氏的理论研究强调的是以档案职业的历史和先前的理论为依据，同时以档案文件管理的具体经验为基础。另外从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新旧档案学者之争，也能反观出我国现在面对电子文件管理正在走着一条与美国当时相同的道路——也出现了新理念与传统理念的冲突和碰撞。
从翻译过来的外国研究谢伦伯格的文章，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国还将谢氏定位为现代档案管理学者时，外国学者基于电子文件的大背景，已经将谢氏的理论当做传统的档案理论。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90年代末的中国，电子文件管理尚未被真正提升到“议事日程”。
2001年林清澄的文章《正确认识谢伦伯格的档案价值理论》分析了谢氏价值理论的局限性。林文一反先前对谢氏的褒奖和称赞，认为[16]谢氏的价值论“没有揭示档案的内涵，对档案价值缺乏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对档案价值属性的区分是机械的”、“谢伦伯格的档案价值结构理论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林文有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对我国档案价值理论研究方面很有指导意义。但是就林文批判谢氏的文件价值观而言，笔者认为是很不到位的。首先，林文的“谢伦伯格的档案价值理论”这个提法不规范，依据谢著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公共)文件价值理论。其次，林文中扭曲了谢氏的双重价值理论。谢氏的文件双重价值指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而林文在文中解释的则是档案双重价值包括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基于对文件和档案概念不同的认知，批判谢氏的价值论就让人觉得缺少分量。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似乎没有真正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谢氏的文件价值理论。谢氏理论的特色就是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这是由于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决定的，我们应该尊重在文件数量快速增长的时代应运而生的理论和原则，而不是用现代的眼光来批判它、全盘否定它。同时用高深的哲学层面的价值概念，来审视谢氏非哲学层面的文件价值观，这样的比较和评价也是没有意义的。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档案学者更加关注谢伦伯格档案(文件)鉴定思想的研究。2003年连志英的《论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的理论与思想》[17]点评了谢氏的档案定义、双重价值鉴定论以及全宗内档案整理。连文指出谢氏的鉴定理论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18]——“虽然档案鉴定理论与标准随着档案工作时间的发展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我们在这之中仍能看到谢伦伯格的‘以来源为基础的职能鉴定’的光芒”。一般被认为与鉴定理论密切联系的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在连文中则将之与全宗内档案整理联系起来，而且连文将谢氏提出的全宗内档案整理阐释为“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同时也蕴含着逻辑主义的思想”——这与现今档案界关于档案整理的原则从本质上、思想上相一致。
2005年蔡娜、吴开平翻译了美国学者Reto Tschan 的《A Comparison of Jenkinson and Schellenberg on Appraisal》[19][20]。这篇文章同样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介绍了詹金逊和谢伦伯格的档案观、鉴定观的不同，另外还指出现代鉴定观之争并未跳出詹氏和谢氏的鉴定观之争。作者强调，谢氏的理论在传统档案时代很受欢迎；电子文件时代的到来，则使詹氏的观点重新开始受到重视。这篇文章对于我国在电子文件的鉴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学者的这篇文章和黄霄羽在2004年第5期的《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詹金逊与谢伦伯格鉴定观的比较及其对当前鉴定理论的影响》[21]，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观点上，乃至内容、举例都有高度的相似性。
(三)近期研究(开始出现发散性文章)
如果说繁荣期是以谢著的档案学思想研究为主，那么近期的谢氏研究则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近期的谢氏研究不仅在范围上有很大拓展，而且在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方面也有一定的进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现谢氏哲学思想、管理学思想研究。
2006年山东大学朱伶杰在《档案与建设》发表了题为《浅析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的哲学思想》[22]，同年《档案学通讯》刊印了山东大学刘旭光和孙菁的《浅析谢伦伯格的治学思想——读〈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译文》[23]。这两篇文章均是从哲学层面对谢氏的理论思想进行了总结，指出谢著体现了尊重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性、尊重实践等哲学思想。文章将过去人们对于谢氏的理论、著作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升华和提炼，向读者展示了谢著中所体现的“道”的光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孙文章较朱文，对谢氏的学术思想总结的更加深刻有条理些，而且对于谢氏个人魅力的评价很有特色。
2008年武文秀的《析谢伦伯格的管理学思想——再读〈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所得》[24]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谢著。作者认为由于档案学可视为一门特殊的管理学，因此作者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讨论谢著中体现的管理学重要原理，比如，效益原理、人的主体性原理、责任原理。经过作者的分析，隐藏在谢著中的上述原理，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这段时期的研究谢氏的文章，有关谢氏的来源观分析[25]，谢氏文件双重价值局限性的讨论[26]以及阅读谢著所联想到为档案鉴定工作减负[27]等，这些文章进一步深化了谢氏档案学思想的研究。
三、谢伦伯格研究的特点
(一)从数量上看，较研究其他学者更受关注
自1985年我国第一篇关于谢氏的人物介绍发表以来，几乎每年都有研究谢氏的文章问世。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谢氏研究迅速升温。从1985年到2008年，我国学者发表的研究谢氏的文章累计近30篇，其中翻译外国研究谢氏的文章2篇。笔者进行了简单地统计，不论是同我国民国档案学者(有著作发表的)相比，还是同我国档案界耳熟能详的国外档案学者(有译著的，比如，布伦内克、詹金逊或现代的戴维·比尔曼)进行比较，研究谢伦伯格的文章数量远高于研究其他学者。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①中国向来有借鉴外国档案学理论的传统。建国初期中苏交好，中国档案学几乎是照搬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之后，西学之风日盛，档案界有许多学者引国外理论，此时大多是将目光投向欧美各国，谢伦伯格作为美国档案学者，必然会进入学者们的视野。②有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文译著，该著作为研究谢氏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据粗略统计，我国系统的翻译国外的文献著作实际并不多，若在这些文献中寻找档案界著名学者的书籍，那更是数量有限。③谢氏的理论思想对于我国现代档案工作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虽然现在我们在大声呼吁要积极有效的管理电子文件，但是其实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的阶段，谢伦伯格作为美国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阶段的档案学者，他所研究的文件档案理论的社会大环境，与现在的中国比较相似。我国现阶段的档案管理正处在纸质文件大量产生、电子文件不断涌现的转型时代，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挑战，必然会将目光转向国外寻找答案。谢伦伯格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借鉴的典型，所以大家都会主动地去研究他的思想、著作。其他外国学者的著作从写作背景到思想观点，对于现今中国的档案实践的借鉴意义与谢伦伯格相比稍显逊色。
(二)从时间上看，研究逐步深入
傅荣校1999年发表的《论谢伦伯格的理论贡献》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时间点前后我国学者们对于谢氏的研究有了很明显的变化。1999年以前，研究的类型主要是以人物综述、人物比较以及著作评介为主；1999年之后，研究类型开始出现转移，大规模的系统的谢著研究开始涌现，分别将谢氏的文件定义、文件价值理论、文件管理理论、文件档案鉴定理论以及文件周期理论等一一作了专题性深入研究。这段时期的研究是围绕谢著展开，深入剖析了谢著中所体现档案学思想。
2006年山东大学的两篇研究文章，可以作为谢氏研究的另一个转折点。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笔者已经归纳了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研究依然围绕谢著展开，但是研究思路有了重大突破，除了继续研究谢氏的档案学思想，同时开始涉及谢氏哲学、管理学等学术思想的研究。
因此从时间上看，我国学者对谢氏的研究遵循着由浅入深的轨迹：起初的介绍型文章，使我国档案界初步了解了谢氏的基本情况和思想；此后的档案学专题型研究，使得谢氏的档案学思想被深化，并间接地为我国档案实践所用。再后的发散性专题研究，开辟了研究谢氏的新道路，也为我国全方位的研究外国档案学者提供了参考。
(三)从内容上看，研究主要围绕一本译著展开
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自1956年出版，先后被译成西班牙文、德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并被《英国大百科全书》列为档案学名著之一，被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誉为“现代档案科学形成的标志之一”、“现代档案学的开山之作”等[28]。该书多年来一直被档案界作为必读经典之一，众多学者也从多角度研究了其中的档案学思想。当然我国更是概莫能外。从前面的文献综述来看，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围绕或者是基于谢氏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展开的，不管研究的是否是谢氏的档案学思想。而只有傅荣校的《论谢伦伯格的理论贡献》，在其论述中借鉴参考了谢氏的其他文献。
在谢氏这本著作出版的将近50年的时间里，对谢氏研究的落脚点总是停在他的著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之上。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说明谢氏的理论充满无穷的活力，它是谢氏档案学思想和理论的集中体现，包含了谢氏思想的精华，极具借鉴研究的意义。我国学者对《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的情有独钟，对于我们学习借鉴美国档案理论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但是其实谢伦伯格的著作并非仅仅以上这一部，谢氏的作品还包括《欧洲档案馆在整理文件方面的实践》《档案整理原则》《现代公共文件的鉴定》《档案鉴定原则》《档案的管理》等等[29]。谢氏有那么多的作品问世，如果我们能够对谢氏的其他著作文献进行翻译、整理、研究，那么一定能收获更多宝贵的财富。
(四)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采用多种方法
谢伦伯格研究的文章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比较研究、专题研究以及发散性研究。
1.比较研究——短暂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出现了采用比较法研究谢伦伯格的文章。正如前面综述中提到的1987年吴爱明讨论了谢著本身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写作。此外前文也提到了，一些学者把詹金逊与谢伦伯格进行比较研究：如黄坤坊的《詹金逊与谢伦伯格的比较》、我国翻译Reto Tschan的关于詹金逊和谢伦伯格的鉴定观比较。还有学者把谢著与其他档案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如梅先辉把《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与《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分析。这些比较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采用比较研究这种方法，特别能够将谢氏的生平、思想、特色等一系列问题阐述清楚。
2.专题研究——丰富性。专题性的文章是最多的，占到了一大半。笔者所说的专题性文章，指的就是那些对于谢伦伯格档案学思想的研究，比如，他的文件管理理论、价值论、鉴定论等等，这些专题性研究对于我国的文档管理实践、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均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类文章主要集中在繁荣期，笔者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对这些专题性研究文章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提炼，同时指出了对这些文章的看法。
3.发散性研究——潜力性。发散性研究，也就是关于谢氏档案学思想以外的研究。发散性研究其实是一个很广的范畴：比如探究谢著的管理学思想[30]；比如讨论谢著中体现的人的主体性原则[31]；再比如分析谢著中记载的各国档案实践工作，来为现在的档案工作提供参考[32]等。这些文章虽然数量很少，而且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人研究，不过基于对谢氏档案学思想的研究饱和度来看，发散类型的文章研究潜力是相当大的。笔者也深有感触，通过阅读谢著、学习谢氏的思想理念，再结合档案工作实践，确实能够感受到谢氏对于文书档案工作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概括力。笔者相信结合档案工作实践来发散地审视谢著的思想，是一个新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