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1-0142-27 大学作为文化属性的组织被其文化所决定，有怎样的大学文化就有怎样的大学，缺失了文化底蕴的厚重，大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相反任何卓越大学都是卓越文化支撑的结果，所以大学文化的意义绝不亚于大学自身的意义。考察我国大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大学文化发展建设及大学文化思想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历程。作为“大学文化发展历程研究”的姊妹篇，本文在循历史线索考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文化发展建设历程，并提出大学文化历经自“校园文化”之兴起、经“人文素质教育”之高潮、最后沉淀于“大学文化”之成熟等三大发展阶段的研究结论基础上，专门梳理了大学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从大学的“文化育人”“文化治校”“文化强国”三个层面提炼了大学文化思想，并就大学文化思想的学理性及其实践两个切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关于大学文化思想的学理性讨论旨在为大学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找到理论依据，而对大学文化思想实践的研究则旨在大学文化思想之意义价值的现实化。“思想决定命运”是俄国学者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其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著作《文化的哲学》中一再强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论，笔者同意这个结论。如果把思想比喻为在黑暗中闪烁的光芒，黑暗不仅不能将它笼罩，相反凡光芒到达之处黑暗必将被驱除，所以思想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学文化思想对大学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亦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学文化的核心即属于精神层面的大学文化所体现的思想，而大学文化思想的对应即大学文化理性。所谓大学文化理性是人们对大学及其文化价值加以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后，形成的对大学清醒的文化自识、高度的文化自觉、自知之明的文化自信、严肃的文化自律。[1]文化理性不只是大学的外衣更是大学的灵魂，决定了大学能否理性于办学、治校、育人、强国的实践。对大学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予以总结提炼，是大学文化研究及文化建设循着理性方向提升的必要，不仅为大学文化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领域，更在于从大学文化思想的深处挖掘大学文化的价值以指导大学文化发展建设的实践，这就是大学文化思想研究的意义所在。 一、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研究 大学最基本的使命是育人和知识创新，认识和守持育人和知识创新的本质、价值和规律是大学基本的理性。两者相较无疑育人是大学之首要，因此育人为本或以生为本成为大学的核心理念，解决了育人问题，大学的核心使命方能得到现实的践行。正是受上述大学理性的驱使，历史上英国大学重视通过博雅教育培养有教养的人，德国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对学者的训练，美国大学则注重受教育者社会责任担当精神的养成。人才培养目标虽有不同，但他们利用文化育人的理念有极大的相通性。正是人才培养的首要性，致使大学及其教育者在大学文化的营造中首先关注的就是大学文化育人的价值。我国大学文化的发展亦然，无论是校园文化还是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一)文化育人的学理性讨论 学校教育存在的理由在于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的素质改善、发展、提高不能完全依靠自发完成即自我实现，但学校教育能否产生预期结果不仅取决于教育者的外加影响，更取决于或最终取决于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心接受，即外来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受教育者内化过程的质量。大学文化正是把具有外律目的的学校教育通过优良文化环境的形成或改善，使受教育者在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生成内律要求从而实现自我教育。利用文化的影响达成教育目的，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即“不教之教”。笔者关于大学文化育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学文化育人作用的产生，在于其通过教育环境的营造，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养成的方式实现教育的目的并决定教育的质量。[2] 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有诸多要素如培养目标、知识体系、培养模式、教学制度、施教者等等，它们同时对受教育者施加各自影响并不同程度决定着教育的效果。但上述教育要素为学校专门的设计和选择，均属于外来的影响，它们中如大学制度固然重要，然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仅仅依靠带有强制性的制度支使教师教得更努力以及学生学得更刻苦，因此如何依靠师生已经建立起来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唤起他们来自内心的自觉性，这就既是学校文化的责任所在也是学校文化的作用所在。文化育人主要通过营造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大学人文生态、文化氛围以及受此影响积淀而成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使置身其间的师生在学府浓郁的学术文化气息熏陶中而自觉于志学自律于修身。如此，文化育人的学理性清晰后，把大学文化纳进人才培养体系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文化育人的价值是由“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内在规定的，因此大学文化建构的核心价值亦在育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校园文化、人文素质教育的缘起和发展无不体现了文化育人思想的实践，人文素质教育的推行尤是。早在1995年9月，时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周远清在全国高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四个根据：一是切中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重智轻德，重理轻文”的时弊；二是符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潮流，符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趋势；三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加强德育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四是有利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改革。[3]由此可见，文化素质教育的启动本身就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领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事实亦然，正是文化素质教育根本改变了我国高校过去“重理轻文”“重专业轻人文”的人才培养观念，从而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日益完善。人文素质教育之所以广被大学及其师生接受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因为它始终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领下并贯穿在整个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过程中。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学文化学者对大学文化育人功能的深入探讨，人们对文化育人功能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亦不断深化。尤其是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后，大学文化及其育人的重要性获得了中央高层的认同并成为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而不再只是高等教育界的自说自话。上述关于文化育人的学理性讨论使我们获得如下结论：育人不仅是大学文化的基本作用，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二)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实践 文化育人有了其形成及存在的学理性支撑，文化育人思想立足并指导大学文化育人的实践就有了合理、合法的理论基础且获得了文化育人思想的引领。随之而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实践，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如何实践或实践什么，决定了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关于文化育人，笔者一以贯之坚持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重视和强化。 1.培养理性精神 培养理性精神，这是大学文化育人目的之首要。关于理性，梁漱溟先生有两个独特的观点：其一，“中国人理性开发的早”，但“说他开发的早，倒不是称扬颂美的话，而是确指其不合时宜”；其二，“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4]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人理性早启的观点出于把西方人擅长理智与我们注重理性加以区别，而并非我们真的比人家更为理性，因为他明确表示中国人的理性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非一事”[5]。就概念而言，理性是西方率先提出并被广泛认同且具普遍意义的一种关于如何做人继而决定如何做事的价值信仰，是关于“我究竟是一个有头脑、有理性的人，还是一个有欲望、有情感的人”[6]，即“我是谁”以及“怎样的人更伟大”问题的确定和回答。大学文化对育人于理性精神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理性精神是以真理追求为旨归、以责任担当为道德价值信仰，还在于大学培养的人才未来多是因占有知识而获得行政权力或专业权力的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的社会精英。唯有在理性精神的感召下他们才有可能形成并守持信念之真、内心之善、行为之美，养成“国家兴衰匹夫有责”“青年者我不作为谁作为”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由此决定了大学文化育人于理性精神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大学文化的濡染使青年人形成和持守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永驻内心的那份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的理想主义，以及无论何时都应该持有的那份“知其伪而守其真，知其恶而守其善，知其丑而守其美”的清醒和坚定。置培育理性精神于大学文化思想实践的首位，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理性精神的培养引导青年知识分子绝不堕落为人文主义代表性人物席勒所批评的“为了追求利禄的目的而读大学和从事学术”“为了满足特定官职的任职条件并希冀官职所带来的好处”“为了改善其物质状况并求得些许虚荣”[7]的“利禄之徒”，以及另一位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欧文·白璧德在其《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一书唾弃的“在估量事物的时候远离了事物的真实、内在价值，而是迷惑于外在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带来的利益”[8]那样的“势利小人”，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严厉批评的“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在于自觉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去影响去改善理性精神逐渐衰微的社会。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及其未来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是自觉于理性的民族。 大学生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他们理性精神的养成与否无疑决定着民族的未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五四青年节与北大青年座谈时勉励大学生：“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9]笔者以为，这就是对大学在文化育人中必须予以青年大学生应该涵养的理性精神提出的具体要求。就理性精神而言，笔者曾经撰文倡导青年人应以陈寅恪、胡适为人生楷模。两位文化大师在推动我国近现代文化进步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他们不仅分别对中西古典主流文化与西方近代主流文化价值在20世纪中国的积极传播做出了贡献，更在于他们人格磊落、刚直不阿，善于独立思考，倡导思想自由，恪守传统人伦道德，“致力于将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落实在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上，都自觉通过立德、立言、立功来实现人生的不朽价值”[10]，他们既是传统儒家意义上的君子儒，也是西方文明意义上的有人文修养的绅士知识分子。传授大学生以专业知识、训练他们以获得职业能力仅是大学教育的部分责任，培养他们形成健康人格及有为于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才是大学教育更为重要的培养“有质人”的目的所在。[11] 2.营造学习化生态环境 营造和强化大学学习化社会生态环境，使热衷和努力于探索真理和求知向学成为师生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化育人思想实践之二。何谓生活方式？即人类为满足正常生活需要自发且自然状态下的活动形式。中央台记者曾经问美国杰出球星科比·布莱恩特关于他常常凌晨4点就到球场练习投篮且每天2000余次的传说是否真实，科比的回答平静而肯定。于是记者又问他凭什么力量这样坚持下来的，科比极为淡然地说，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事实上，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对一个人事业的成与败或许比理想、毅力更重要。大学之学习化生态的营造，旨在让大学师生在无需任何外加压力的前提下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习惯和自然。既然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说“人死于习惯”，那么一定有其反面的存在即“人成就于好的习惯”。大学是以传播知识和发展科学为天职的教育及学术组织，大学文化能否营造使其成员养成敬畏科学、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忠诚科学及安于学问之生命定守的学术生态环境，关系到大学及其人才培养能否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诱惑下独善其身放下一张宁静于学问、好学于知识的书桌。 在“大学生从跨进大学校门起，只要自己不想学就大可不必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识，浮躁及金钱和权势似乎可以创造一切的社会变化和转型中，大学尤其需要为师生自觉于且努力于学习的组织生态以引导青年学生把宁静于书卷、沉思于真理、发奋于学问成为一种既无须来自理想和志向赋予的激励、意志和毅力给予的坚韧及功名利禄予以的刺激，从而在大学里养成绝不虚度年华的习惯由不生巧取豪夺的心理。一言概之，营造大学独有的学习化社会生态环境让师生把自觉及热爱于求知向学成为自己生命里的自然和习惯、生活的方式和必需，在一种既不靠外部压力驱使也不需功名利益诱惑的费力最小状态下学习有成效、研究有作为，这即为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实践之重要所在二。 3.培育大学理想主义氛围 培育大学理想主义氛围，此为文化育人思想实践目的之三。何谓大学理想主义？笔者的早期研究有心得如下：大学之理想主义即“大学理想的集合，是大学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大学自身寄予的美好期望所持有的观念体系，亦是大学对自己的使命、责任、目标和操守所持有的一种既符合大学规律又有崇高要求的价值认定和信念追求。它不仅是人们寄予大学的一种美好祈望，更是大学之为大学必须固守、薪火相传并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向往和文化灵魂”[12]。文化作为生活环境的存在对人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有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必然培养与该文化吻合的人，这就是北大学子有北大学子的神韵、清华学生有清华学生气质的深层原因。凡卓绝大学必有其卓绝文化，其不仅重视大学文化更重视大学文化的营造以达成影响人才培养的目的。由于大学理想主义之崇真、向善、求美、务实(社会担当)的本质使之处在大学文化的峰顶之高，由此决定了理想主义文化氛围对大学及其师生的影响为其他所不能替代。有理想主义的大学不仅是自觉于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的组织，而且是自觉于以崇真、向善、求美及社会担当的文化去影响和塑造大学师生的组织。 “大学的理想主义是一种既追求科学本身又强调科学对人类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价值追求。这样一种理想主义要求大学不能放弃自己对社会进步对国家前途必须负有的责任，更不能把自己的知识使命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立起来。”[13]大学自觉于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在人才培养活动中的文化营造，往往体现在大学培养既“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又能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的努力和行动中。如前所述，大学文化之要在育人。育“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对国家负责、社会担当”之决定国家未来的后继者，唯有让大学生在春风化雨般的大学理想主义文化氛围下受到不教之教的影响，而非传统的空洞说教、严苛管制等教育方法所能为之。如果说大学的理想主义文化营造旨在对培养坚定科学信仰、高雅文化修养、高尚道德操守及高度责任担当精神的德才兼备之人才，那么“科学信仰使学生崇真，文化涵养使学生向善，道德教养使学生求美，社会责任使学生务实”[14]，就是大学理想主义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文化灵魂和大学必须持守的价值追求。 二、大学文化治校思想研究 大学文化治校思想形成并趋于成熟得益于两个因素：其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大学组织的文化属性受到广泛的认同，同时文化育人取得显著成效，大学文化的实用价值得到深入挖掘，从而为大学及其办学治校者主观上认识文化治校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二，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始意识到不能以牺牲高等教育质量为代价换取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速度，自此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以质量提高为目的的理性发展阶段，从而为大学及其办学治校者自觉于文化治校以“指明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15]提供了现实基础。在大学文化研究的深化中，大学文化治校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大学文化研究最具突破性的进步。换言之，大学文化研究对推动大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不仅是大学文化概念对校园文化概念的取代，更是大学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获得了从文化育人到文化治校的提升。文化治校对大学传统治校的理念和模式均提出了挑战，不仅把大学从被简单管控的状态解放出来，而且为大学由管控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奠定了思想及其实践的基础。 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社会职能的属性，使大学成为人类社会最具复杂性且规律十分独特的组织。然而长期以来，大学的办学治校者却沿袭着如同对待以绝对服从为原则、以等级森严为特征的科层组织，或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计量管理为手段的企业组织的管理模式施政于大学。大学内部管理机制与大学组织属性及其活动规律的齿合度不高，其结果导致大学作用的难以发挥，更休言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最大化。大学组织内在生机活力受到制度性的扼制，必将以其外部功能作用受到限制为代价。所幸的是两者之间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机遇和大学文化研究趋于成熟的内部条件下，引起中央高层以及大学办学治校者自己的注意和重视。 所谓外部机遇，即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各行各业高层次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加速高等教育发展成为国家当务之急。大学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然而这种以数量规模和速度进程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虽然满足了社会对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要求并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创造了条件，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如人才培养质量下滑、大学知识创新度及其贡献率不高以及大学急功近利过度世俗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基于高等教育高速发展中遇到了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之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的问题，2005年国家决策层适时选择了对高等教育采取被学界称为“高等教育软着陆”、适当控制规模速度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所谓内部条件，即在大学过速、过度发展导致高等教育质量颇受社会诟病和批评的时期，大学内部的学者和领导人、管理者也在反思是否有必要一改“大学工厂模式”这一既成事实，让大学向“科学理性组织回归”[16]的问题。可以说大学文化研究提出的关于大学本质上是文化属性的组织等学术观点，为大学及其办学治校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审视大学的理论框架。在大学文化研究的普及和理论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大学文化作为大学管理结构中的一个可能的要素上升为必要的要素，被大学办学治校者所认识和重视，并自觉将其纳入大学治理结构。比如很多大学在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同时，均认真研究制订了大学文化建设与发展纲要。此举绝非沐猴而冠的虚有其表抑或故弄风雅的矫情作态，表明了大学文化治校的思想不仅被大学及其办学治校者所认同，而且在大学的办学治校中确实得到了自觉践行。正是在文化治校思想的引领下，21世纪后我国大学开始步入以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为发展之根本目的的新时代，并为党的十八大后大学治理概念的现实化及大学治理结构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大学文化治校的学理性讨论 大学文化显然不同于大学章程、大学制度、大学规则等管理工具，所以并非直接治校的利器，否则大学文化也就不称其为文化了。然而正如蒙田拷问“教育如何不糟蹋我们”一样，若不重视大学必需之文化如理想主义的弘扬守护及其环境营造而任由世俗之不良文化在大学泛滥，那么“文化如何不糟蹋大学”就不只是一个设问，完全可能成为大学组织的附骨之疽，终将导致大学失范而生切肤之痛。相反，与大学组织品性高度契合的文化，则会以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柔软力量引领大学组织及其成员守持大学理性、维护大学尊严、履行大学使命。反思大学无论是对市场利益过于追求还是对政治权势过于依附导致的大学理性失守，无不能从大学及其成员对大学文化的漠视找到原因。讨论大学文化治校的学理性旨在回答大学文化治校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它是实践大学文化治校的理论基础。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选取如下三个角度。 其一，大学文化是大学治校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英国文化学者阿雷恩·鲍尔德温在其《文化研究导论》一书指出：“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也是社会世界的一部分。”[17]大学是一个高度浓缩了的且更为复杂的“社会世界”，因此大学文化是构成大学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其思想方法，与早于它存在的系统论一样强调：必须把所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系统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把研究对象置于系统的结构之中，研究该系统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要比研究“组成这个系统的个别因素更加重要”[18]。依据结构主义的观点，大学组织毫无疑问是一个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由此决定了大学的治校活动是一个不能忽视其内部任何要素存在之相互影响的复杂活动。如前所述，大学本质上是个文化属性的组织，文化作为一种资本是大学办学治校必须依赖的资源，这意味着大学作为一种文化组织，其内部的整合协调及其制度安排、秩序建立均离不开大学文化的参与和作为。此外，文化本身先于行动存在以及无所不在、无刻不在的全面渗透的特性，使大学文化成为大学组织结构中最不可或缺且最不能被其他替代的要素，其参与大学治校不仅是天赋的权力，更在于文化对大学的影响具有根基性和先决性。从以上分析可以做出如下总结：大学文化既然是大学治校结构中具有决定性的要素，那么大学文化治校也就顺理成章，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亦因此得证。其实，大学以学术为根基的文化属性使大学组织内部治校者与师生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如此简单。无论是把大学视为一个文化社会还是运用文化的研究方法去看待大学组织，我们都会改变对大学管理的看法，大学组织不是政府官僚的附庸更不是企业工厂的翻版，而是有自己独具的管理规律和管理法则。 其二，大学文化是先于大学治校行动且指导行动的价值先决。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把文化看作社会适当运行所必需的“润滑社会的车轮”，是保证“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持续性、相对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以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核心要素，因为文化“提供了价值、可共享的关于在社会中什么是可欲求的观念(也许是像物质财富、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那样的价值)，以及标准、获得这些事物(如诚实努力是通向成功之路的观念)的可接受的途径”[19]。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这段话揭示了文化之于社会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是反映社会价值、标准、规则的符号和象征，对社会秩序具有决定性。以一部《文明的冲突》闻名于世并引来许多争论的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文化与文明一样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20]。大学文化本质及核心的东西就是价值观，其对大学办学治校的参与介入是不请自来的。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其附着在大学及其成员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中，从而对大学的决策及其行为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大学秩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大学尽管有学术共同体的称谓，但其内部并非一团和气，细究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不难发现，它们多是文化的冲突，比如在大学理念、大学定位、思维方式、指导思想、远景规划、目标设计、制度安排等方面大家各执己见和难有共识。即便是大学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其实也是他们所持的文化不同导致的利益博弈，比如对大学师生的态度很大程度决定了大学决策层及管理层的态度与管理制度的设计及其运用。作为哈佛大学学术自由理念的倡导者和捍卫者，艾略特校长坚持认为大学应该是包罗万象的，“学术文化的价值成果是开放的思想”，“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学问总是共容的，只有偶像而无主人”[21]。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2015年于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也强调：“大学应该是任何一个题目、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地方。大学必须培养这种讨论，因为唯有在自由的思想探索中才能有新发现。这些才是世界最好学府的核心标志和共同价值。”[22]在这样一种学术理念的支配下，哈佛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文化营造上自然有利于教授治校社会的形成。但也有对学术及其承担者持不同看法的治校者。二战功臣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8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欢迎大会致辞中，就把在场的全体教授称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据说艾森豪威尔当即受到因发明核磁共振而获1944年诺贝尔物理奖的I.I.拉比教授的反驳：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把教授视为大学的雇员或视为决定大学之学术声望、学术水平高低甚至大学之兴衰成败的大学必须依靠的主体力量，大学校长对待教授的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很可能会决定其对教授管理方式及其制度建构的取舍。 其三，大学文化是驾驭大学权力行使的“无形之手”。社会系统主要由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大要素构成，较之具有权力象征的政治、具有物质力量的经济，人们多会把文化与“无用之学”以及既不能决定谁的命运又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形而上”相联系，较少认同文化的操作性价值。然而事实非也，文化与政治、经济有着形无实存的高度关联性，是好似看不见但并非不存在的对政治及经济具有操盘作用的第三只手，是一种隐形的“软性权力”。政治的代名词即权力，而权力是组织管理得以发生、组织秩序得以建构的基本要素。文化虽不归属于由政治或经济所产生的硬权力类型，而是由概念构建等形成的软权力类型，但文化产生的隐形权力与政治、经济产生的真实权力两者间的关系却是紧密的。如阿雷恩·鲍尔德温就指出：“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观点，权力与文化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清晰的，文化分析不可能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中分离出来。”[23]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看来，甚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都是由文化维持的。[24]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由此可见是绝对不能无视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也被文化研究成果所证实，因此有文化政治一说，即“文化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它改变了什么是政治的观念”[25]。而政治与治理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事实，由此逻辑推断文化与治理的联系也是客观的、成立的。大学文化治校之所以成为可能且极其重要，就在于大学文化不仅是大学组织的重要基元，而且大学文化与大学权力有着彼此不能分割的高度关联，即它无时无刻或以价值观念或以思维方式引领或主导着大学权力的运作继而间接支配着大学的资源。党的十八大后治理成为从国家到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的引擎，大学治理的问题也因此受到大学管理层的重视。文化治校不是一个管控的概念而是利用文化影响办学治校，它是一种注重民主管理的柔性的治校方式，所以文化治校其实就是大学治理的一种必要手段。 在上述关于大学文化“是大学治校结构中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是先于大学治校行动且指导行动的价值准则”“是驾驭大学权力行使的无形之手”的讨论中，大学文化治校的学理性得以清晰地呈现，大学文化治校的合理、合法性因此确立。至此有必要对大学文化治校做进一步的总结：所谓大学文化治校就是把大学视为文化组织并借助大学文化的影响，营造吻合大学组织属性并有利于大学组织运行和发展的观念环境，以共同文化为纽带构建大学内部良好人际关系尤其是有利于师生与行政人员良好关系形成的人际环境，从而避免由科层管理和数量化控制带来的偏离大学组织属性的倾向，建立并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应有的良好秩序；大学文化治校的本质是以师生为本，以师生的需求为根本目的的柔性管理模式，其根本特征就是对大学施以文化影响，建立起大学管理的文化；文化治校是高校内涵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大学治理的最高境界。大学文化治校之学理性的明晰对大学文化价值的开发，为大学文化治校思想找到了生成发展的理论支持，而文化治校思想又为大学治校理论体系的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大学文化治校思想之实践 当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形成文化理性，文化就具有了建构性。大学文化不仅是大学组织及其活动的构成要素，更是人们对大学组织文化属性有所认识后，对大学文化理性的接受、理解和守持。文化理性对大学文化的建构意义体现在大学办学治校育人过程中，对大学及其成员的价值选择、思维模式、制度规范、行为建构、活动方式及环境营造产生的引领性。具体到一所大学而言，在文化理性的支配下该大学会自觉营造与大学组织属性及其大学个性、发展愿景相吻合的大学文化，并利用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学的办学治校。“大学的成长成熟，取决于大学内在文化精神的培养和成形而非外部的机遇和手段”，这是笔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大学的成长成熟是大学治校的目标所在，大学之文化精神的成长、成熟无不以大学文化理性的形成及守持为标志，大学文化理性很大程度决定了大学治校目标的科学性及其实现。何谓文化理性？即人们对大学文化及其价值加以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后，形成的对大学清醒的文化自识、高度的文化自觉、自知之明的文化自信、严肃的文化自律。[26]大学文化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大学及其成员认识和把握大学应有的文化理性，而文化理性是引领大学文化办学治校实践的价值所向、思想动力。 1.价值确定 大学文化作为附着在大学体内的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质没有工具意义。然而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大学的价值确定一旦赋予了办学治校育人者赖以行动的文化理性，大学文化自然就具有了意想不到的工具理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自觉思考决策及其行动的意义。大学是一个目标多样、关系复杂，表面看来人与人以及机构与机构间似乎各行其是、自由自在的组织，尤其是大学专事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的智力劳动特点要求大学组织及其成员必须有充分的适合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学术自由，因为关系大学生命活力及创造力所在的学术繁荣与否取决于其组织及成员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性、灵活性和积极性。然而大学的上述特点并没有导致大学组织的无序和混乱，维持大学组织温文尔雅、井然有序运行的除了大学的制度规范，另一起作用的就是把大学成员凝聚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因为对大学的价值认同，大学成员有了文化理性并成为有共同精神追求的整体；因为文化理性，大学组织及其成员自然而然就会唤起维护大学应有的秩序自觉。文化理性对大学办学治校的影响至少可以归结如下：其一，使大学办学治校者在决策和行动之前，自觉思考自己的决定和行动对大学现在乃至未来会带来的影响，而后慎重做出支配决策和行动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其二，使大学办学治校者高度关注构成大学主体的师生对决定大学改革与发展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决策和行动是否有价值认同。如果说前者在于避免大学的决策和行动发生方向性错误，那么后者对大学的办学治校而言，使大学所有成员具有共同的使命感继而产生主人感。 在美国，大学属于校长往往把师生视为大学“恩主”的一类组织，而且这些恩主们大多有抵制校方权威的独立个性，加上大学知识传承的性质使大学多少保留着不尚变化、维护旧有的保守文化传统，两者叠合导致恩主们对大学的重大变革常常会加以抵制。因此，大学的领导者更需要卓有成效的领导力去建立和处理高层管理者与师生的关系。詹姆斯·杜德斯达特说过一句话：“大学是要去领导的，而不是去管理。”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校长艾肯伯雷在回答什么是领导时说：“领导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便是建立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27]两位治校卓有成就的大学校长的经验之谈揭示了如下的真理：大学领导者与大学师生持有共同的价值认同是有效领导大学的关键所在。苏格拉底一再告诫人们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同样适合由从事学术传播和研究的学者、学人集群构成的大学。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就职演讲中借用“认识你自己”阐述了认识大学的重要性，她说：作为人类我们需要寻找意义，“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因何在？对许多人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不过是允许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这类根本问题的一个插曲。但对意义的寻找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它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干扰和重新阐释现状，不断地在看，从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发现。事实上，这就是所有学问的真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为‘大学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28]明确了大学价值之后，大学的精神自然就在其中。价值确定对大学的办学治校而言，就像在茫茫黑夜照亮大学这艘海上巨轮不迷失航道、坚定于目标的灯塔。 权力的运用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更取决于制度设计者对待组织的价值选择这一文化理性，制度是制度设计者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安排的结果，制度设计者的价值选择何以比制度本身更具决定性的逻辑就在于此。大学治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大学治理结构的创建就是人们对大学组织属性及其价值重判后作出的制度改造，这不仅是大学管理机制的进步，更是对大学价值认识的突破。完全可以断言，正是人们对大学属性及其价值的再认识，从而引领了大学从过去简单的管控机制逐渐向强调共同目标及价值认同下民主管理制度的复归，亦即大学治理结构的建立。价值确定在大学治校中有两大作用：其一，在大学决策者认识到大学“为什么要做”和“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基础上，从而保证决策是在高度自觉性和目的性引导下的活动；其二，在价值明确及价值认同亦即大学各部门及其成员明确“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么做”的基础上，从而保证大学的整体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大学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理性自觉的学术组织，这种理性自觉的基础源于其办学治校者对大学价值的认识、大学价值的确定、大学价值的选择和大学价值的坚守。价值观念是文化范畴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态，其意义早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道破：“(价值)观念是社会发展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价值观念对大学的改革发展的指导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选择和确定大学必须守持的价值追求是文化治校思想实践之首要。 2.制度安排 如果我们接受文化理性不仅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且文化理性帮助人们建构起新的观念秩序继而组织秩序这一观点，那么马修·阿诺德关于“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并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29]“文化除了被社会结构塑造之外，也能够塑造社会结构”[30]的论述，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实践文化理性的意义。大学文化治校的实践意义之二，就在于其对大学组织结构的塑造，这种塑造主要反映在对大学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 关于治校，人们首先与之关联的概念是管理，而与管理高度关联的概念是制度。“从管理的实践来看，管理是一种组织协调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人财物等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把组织内部的各部门和各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具有统一精神和物质力量的、有序的结构，部分能和整体联合起来的有机体。管理的这一复杂过程就是组织的整合过程，而经整合的组织才更像是一个整体，一个有机体。”[31]大学制度安排的价值即在于此，通过制度使大学整合成为具有统一意志且组织内部各要素有机关联的学术共同体。大学的制度设计绝非旨在通过制度限制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并终而导致学术创新空气的窒息，其目的恰恰相反，旨在通过制度为大学内部的所有机构及其成员创造一个思想活跃、精神舒快、有利于杰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制度环境。文化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其组织秩序的影响主要通过大学制度的设计而实现，正是大学文化向大学制度的转换使大学文化治校具有了现实和具体的操作意义。 诠释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是，任何文本的意义必须与它的阐释者的文化语境联系起来，而后结构主义把文化视为一个可以被“阅读”的“文本”。[32]据此，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可以明确如下：制度不仅受到制度设计者及阐释者文化语境的影响，而且制度就是文化的具象形式即“文本”。大学制度作为管理大学的必要“文本”，其建构不能脱离设计者及解释者的文化语境。大学文化对大学制度安排的影响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对制度设计的影响也是具体的，有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从文化选择的视角，也可以把大学制度视为受大学意志支配而选择的一种文化，如大学使命陈述、大学目标设计、学校制度安排、校规校纪制定等无不是打下办学治校者文化意志烙印的产物。它们虽以必须严格遵从和执行的制度面目呈现，但归根到底属于制度与文化高度交融的复合体。制度文化是大学办学治校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完全可以说正是选修制、学分制等不断与时俱进的教学制度文化成就了哈佛大学世界大学领袖的地位，因为自1860年以来哈佛大学先后七任校长从未停止过教学制度的改革。牛津、剑桥大学一样，它们亦是学院制度和导师制度文化培育下结出的学术硕果。大学文化施予大学制度设计及制度执行的现实影响，使大学文化治校思想及其落实于治校实践两者间具有了顶天立地的意义。 3.环境营造 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换言之，任何环境无不是文化的呈现。环境无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是一种自然存在，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既无法逃避也不能取代。我国大儒梁漱溟先生干脆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对此界定他继而解释道：“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33]文化与环境的此种关系使文化的形态有了由抽象向具象转换的可能，这样文化就具有了可视性，人们于是可以利用文化营造赋予了某种意义的环境使之对生活其间的人们产生直接的、具体的且有明确目的的影响。由于人又是环境的产物，人们只有在所处环境特有的文化中习得文化，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只能以自己所处环境内涵的文化为条件。据此马克思断称：存在决定意识。此语传达的意义非常明确，即环境作为一种文化或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维及其行动。对以育人为天职的大学而言，环境的作用亦然，甚至更为显要。美好的环境是塑造美好性情和心灵的基础，这恰恰与教育的目的不谋而合。大学创设的环境对青年人的影响和塑造之所以不容忽视，因为大量的学校教育事实已经做出了如下的结论：学校教育目的的达成与否及质量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创设的教育环境，教育环境的品位极大地影响到学校造就的人的品质。大学环境必须刻意营造的意义就在于此：大学环境是大学育人的重要组成，既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 基于对上述观点的认同，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弗莱克斯纳把大学喻为不应该有杂草其间的美丽、美好的“花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98年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一份题为《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文件中也强调：“除了正规的课程以外，学生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也是一种教育要素或反教育要素。一个肮脏的环境培育不出环保意识和美学意识”，“高等教育机构应当作为育人的环境去设想、去管理，而不是仅仅作为培训的场所”。[34]关于大学环境的意义，北大早期校长蒋梦麟在其任职期间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教育的眼光来看，教训青年的地方，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景内，不在臭虫跳蚤的囹圄内。”为此，他曾考虑在西山为北大谋一新的校址，并希望有关方面把圆明园送给北大。此外作为杭州大学董事会成员，他在参与制定《杭州大学意旨书》中特别提出，杭州大学的选址必须“兼有西湖秀美、之江雄伟两者之胜”，为“诚天然胜境，修养身心，研究学术之喜地也”。[35]大学之物理环境对大学育人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涉的环境概念并非仅指由物质及自然条件构成的物理环境，还包含了大学之价值文化、符号文化、活动文化、遗产文化、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以及教风学风等诸多学府文化要素交融集成的大环境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高等教育会议关于“一个充斥疯狂竞争精神的环境造就不了团结互助精神。一个教员不尊重承诺(无故缺勤、迟到等)的环境教育不出责任感”[36]的结论，就是针对大学学风而言的文化环境。对此，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J.吉莫深有所悟，他在做就职校长演说时就该校何以注重文化环境营造道尽其妙：“芝大与众不同的一切均源自于以下的承诺：我们提倡发展这样一种教育模式，它能让学生沐浴在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如此一来，无论学生最终选择什么职业道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会赐予他们无穷的力量；我们努力吸纳那些对学科具有创新品质的教师和学生，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我们的学术气氛，从而能为我们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深知，我们能否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是否具有影响力，我们能否打开校门去校验和发展已有的思想。以上这些永恒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已构成学校的主导文化，并经过一代代的芝大师生和行政人员不断地传承下来。”[37] 在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大学环境的整体营造方面，美国大学的经验值得借鉴。譬如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美国大学的核心使命，为此美国大学十分注重创新文化的建设。如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说：“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生产文化的场所，理应是创新的源头”，但是“创新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文化问题”。[38]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挑战的创意是打开创新之门的钥匙，为此美国大学极其重视营造有利于大学生丰富想象力培养和创意激发的文化氛围。譬如MIT坚信任何学生只要有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好的创意，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就可能孵化培育出不同凡响的发明创造，甚至可能开发出一个新的富有发展潜力和生机活力的专业领域。因此，MIT特别鼓励能够充分激发大学生想象力和敢于提出创意的创新文化环境的营造。MIT人说在校园里每天都会激发你产生发明发现的冲动并不时冒出一些新东西的想法，有时一天甚至会有20个ideas。为了缓解超高的学习压力，让大学生在“学习高压锅”中获得身心放松，以及提供大学生充分展示聪明才智的舞台，MIT不仅允许大学生在学校某些特殊时刻比如毕业庆典等时搞一些惊世骇俗的、富有创意和创新精神的“恶作剧”，而且校方还积极收藏这些颇具“嬉闹”色彩、标新立异的“恶作剧”作品。正是在学校不成文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一充分体现大学生创新创造精神的创意活动久而久之成为MIT颇受师生喜爱和期待的、特有的文化传统。大学环境因为有了人的意志赋予而非天道，但其毕竟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文化呈现，其发生教育影响的方式已经不同于说教，其施行治校影响的方式也已经不同于管制，方式变化但影响自然。环境营造作为文化治校思想的实践，其意义如老子所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以上我们从价值确定、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三个维度讨论了大学文化治校思想的实践，三者分别对应了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大学之文化治校实践之所以可以发生并产生其他不能替代的效果，不仅在于大学文化是大学组织及其活动的构成要素，更在于其对大学之价值选择、制度安排、环境营造这三大治校要素具有直接的观念引领和组织建构的作用。今日大学之治转向于现代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势已不可逆转，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大学传统之行政管理模式诸如忽视大学人的自主性、知识传承创新的规律性、管理的泛行政化等诸多问题愈加凸显，因此文化治校作为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其价值逐渐获得大学及其治校者的认同。如果说大学的文化研究为大学的文化治校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学文化治校的必要性得以阐释，那么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则对大学的文化治校实践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大学文化治校的可行性因此有了环境现实和制度现实的促进和保障。大学文化治校不止于文化的营造，更在于大学成员对大学文化价值的认同，这种文化价值的认同使大学成员从被管理者的角色中获得解放，并产生与大学的思想共鸣及与大学价值追求的一致性。[39] 三、大学文化强国思想研究 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高层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较弱的国情状况，以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益加剧，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日益紧迫的国际背景，审时度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为进一步指导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12月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又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发表了重要讲话。建设文化强国的紧迫性由此进一步凸显。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步入文化时代亦即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强烈的以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己任的社会职能，使其不仅成为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组成，更是国家文化实力发展提升不可替代的主力军，这使大学在提高国家文化实力和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不是旁观者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说，大学之文化强国思想形成及其实践是大学之文化内在属性与文化强国之国家需要高度耦合的必然。 (一)文化强国的学理性讨论 大学文化强国之学理性的讨论不仅旨在为大学文化强国思想提供必要的逻辑支撑，更在于为大学文化强国思想的实践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具体指导，以解决大学文化思想如何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作用、有所作为的现实问题。文化强国的学理性问题即文化强国的必然性问题，必然性问题得以清晰则文化强国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强国的学理性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讨论。 其一，人类文明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发展史，这是一个既理性又符合现实的判断，关于两者的关系已经有了广为学界认同的研究结论。从文明与文化的概念看，人们把文明与文化都定义为涵盖了诸如精神、制度、物质及科学、教育等层面的人类所创造的各种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种阶段的反映，即“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40]。马修·阿诺德强调：“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中，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41]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看，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而文化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实践手段。换言之，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即文化的目的，而文化是文明的表现形式即文化从属于文明；从承担文明和文化发展及享有文明和文化财富的主体看，他们都是人，离开了人，任何文明和文化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人是文明和文化的核心；从文明和文化的结果看，文明和文化既是人类赖以生存所必需的环境，同时又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加以改造完善、与时俱进的结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越高其文明程度则越成熟，正是文明与文化存在上述的联结，所以塞缪尔·亨廷顿对道森关于“文明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布罗代尔关于“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以及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等观点表示赞同，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42]。以上陈述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推论：任何文明大国都是文化强国的必然。大学不仅以文化传承及创新为己任，而且大学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最直接、最具体、最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教育发展史不仅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史的具体化，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强大推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说，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她的大学，而看一所大学可以看这所大学的精神，判断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只要看这个民族的学校文明。所以就一个民族或国度而言，建设文化强国必须以大学文化为引领、为动力。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大学文明的历史就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历史。在文明、文化、大学这根社会发展的关系链条中，大学是文明得以实现、文化得以发展的根本基础，这就是大学文化在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逻辑所在。 其二，大学文化属于精英文化而非大众文化。雷蒙·威廉姆斯曾经为文化下了三个宽泛的定义：1.指“智力、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在讨论文化发展史时，人们谈论的往往是这方面的成就；2.指“一群人、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的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如民俗、体育及宗教活动等；3.指“智力尤其是美学所创造的作品和实践”，指涉那些赋意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signifying practices)，如诗歌、小说、歌剧、美术等均为文化范畴。[43]相较于第二及第三定义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雷蒙·威廉姆斯关于文化的第一定义属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这是一个只有甚少人能够理解、思考和关注的领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还不仅于此，关键在于精英文化是一个国家先进文化的象征，其对大众文化具有思想和精神的引领性。康德把文化定义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而英国知识界常常把“文化”与“意识形态”混为一用，比如詹姆斯·凯瑞就主张“将英国文化研究描述为意识形态研究”[44]，他认为“这样更简洁，或许更准确”。所谓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某一特定人群所共同持有的观念系统。这种对文化的认识不仅止于把文化等同于精英文化的概念理解，更在于强调文化价值意义的提升。 大学不仅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创造而具有生产力属性，而且由于还担负着传播和培育思想观念、价值理性、道德信仰亦即对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解释、建构、宣传等也都是大学极其重要的责任，大学因此亦有上层建筑的特征。譬如我国就把“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定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首要。当然，大学以科学技术知识的探索和传播为核心使命。然而，“尽管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智力探索活动，但它却是伴随着诸如为求知求真等价值追求参与的探索活动，学者的文化修养、价值取向等都会影响到科学的探索过程。我们相信科学不仅在创造物质世界的价值之同时也在创造精神世界的价值，科学的信仰使人坚持真理和遵从规律，自觉用科学发展观去审视和对待人类、对待世界、对待社会、对待自然。因此，科学信仰不只是对待科学的态度，它是形成正确世界观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科学信仰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继而人生观、价值观”。[45]正是此因，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大学及其文化的意识形态价值和意义赋予了对大学文化强烈的精英文化诉求，精英文化毫无疑问必须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及其发展的方向。所以塞缪尔·亨廷顿说：“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46]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推动国家发展，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文化强国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依托，而精英文化和先进文化的首要责任就是核心价值观的推动力，由此可见精英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由此可证大学文化不仅有文化强国的使命责任，而且是引领和推动文化强国的主力军。 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理由是社会需要，其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以及依赖两者服务社会无不是为满足及引领社会发展需要做出的选择，大学因此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性。大学的社会性决定了大学文化的社会性。所谓大学文化的社会性，即大学的价值决不在于大学自己，如果以为大学文化只是为了追求自身内部的和谐及完美，那无疑是对大学文化之社会意义的矮化。在社会日益依赖大学的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大学与社会的位置已经发生倒置：大学通过改造、改变社会而决定社会。大学如何才能承起改造、改变及决定社会之重?唯一的选择即充分发挥自己先进文化和精英文化应有的作用。其实，大学对自主及大学自治的强调，其目的都在于如何按自身的规律发展担负为社会培养人才及知识贡献的责任，而绝非与世隔绝或成为社会的反动。作为先进文化的最为重要的代表，文化强国的使命自然而然落在大学的身上且成为大学的责无旁贷。 其三，大学文化强国是大学之开放性及国际性、竞争性的组织特征所决定的使命责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47]，习近平同志的话深刻揭示了这样的逻辑：文化强国必须以能对国际社会具有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话语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基础。关于强国，笔者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对“高等教育强国”概念做了如下的梳理：强国是一个国际比较的、以世界为背景参照系的概念，所谓高等教育强国绝非高等教育数量规模及速度的概念，也不只是高等教育物质条件拥有的概念，而是强调高等教育质量及其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所做出重大贡献的概念。[48]由此类推文化强国亦然。作为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文化强国包含两个要素：强盛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话语权。大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这里不必赘述。但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大学以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核心使命的学术属性和社会诉求使之成为效率优先的组织，因此有了较其他组织更强烈的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大学只有通过对外开放以及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率获得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代表国际学界最高水平的智力资源，从而加速缩小自己与他国大学的差距以根本提高大学的竞争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主要通过国际开放和国际竞争获得生存空间的扩展以及发展能力的提升。由于大学的竞争力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因此大学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及其话语权对文化强国具有决定性。 鉴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制高点意义，因此在文化强国的建设进程中大学文化强国的重要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说文化育人是大学文化思想发展的最初认识，文化治校是大学文化思想发展的理性提升，那么文化强国则无疑是大学文化思想发展的国家高度。大学因为文化使其身份更加高贵更加重要，参与文化强国并担负文化强国的责任是大学文化的本分而非角色作用的僭越。与“大学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中肩负着其他任何组织不能替代也无法替代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49]一样，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大学亦肩负着其他组织不能替代也无法替代的文化强国使命和责任。 (二)大学文化强国思想之实践 大学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担负着不能替代的重要使命，这是近几年来学界在有关大学文化与文化强国建设之关系研究中获得的共识。学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不仅缘于学者们在研究中作出了大学文化能够强国、必须强国的主观判断，更在于大学拥有文化强国的诸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文化要素，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观念引领、人才支撑、理论创新、知识供给、国际交流等一系列有利于传承、改造、繁荣文化以提升文化质量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关于大学文化如何参与文化强国的实践已有诸多的研究成果呈现，如：韩震提出的，“通过整理文化典籍、考古和历史研究，为文化强国建设找到深厚的文化根基；通过学理分析和学术研究，为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引领人类的先进文化；通过国际交流，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参考；通过创新性构建和培养文化人才，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持续的创造力和推动力；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文化强国建设提高文化传播能力”[50]，徐魁鸿提出的“优化课程设置，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秉持服务基层的理念，扩大高等教育服务的范围；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西文化交融”[51]，以及王嘉毅提出的，“发挥学科优势，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人才支持；加强科学研究，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理论支撑；主动服务社会，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实现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加强对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52]，等等。笔者对此均无异议。然而由于大学及其文化的多元素及多样性特征决定了其对文化强国建设的参与有种种不同的选择，因此从更概括的角度加以梳理提炼就十分必要，基于这个考虑，我们把大学文化强国思想的实践归纳为如下三大层面。 1.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 大学的兴衰成败不仅关乎而且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成败，这是当今世界的通例，没有例外。举目全球，凡国之强者无不是高等教育之强者，美国等西方强国均是依靠高等教育体系强大崛起的典范。全球竞争力是评定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表1为2014-2015年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总排名及“高等教育与培训”与“创新”指标的排名情况，从中我们发现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其“高等教育与培训”的竞争力排名无不居前，尤其是瑞士、新加坡、芬兰、荷兰等人口小国包揽了“高等教育与培训”竞争力的前4位。由于“高等教育与培训”与“创新”关系的直接性，上述国家的“创新”竞争力亦均居前10。从表中看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培训”的排名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我国竞争力排名的提升。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强弱的至关重要，决定了国家崛起必须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之于国家的关系，其逻辑同于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做出的判断，即：大学智则国智，大学富则国富；大学强则国强，大学独立则国独立；大学自由则国自由，大学进步则国进步；大学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大学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高等教育强国与全球竞争力的关系如此，高等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的关系亦然。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文化强国不是以高等教育强国为率先行动并以高等教育强国之实现奠定的基础，换言之，高等教育强国是文化强国的基础而文化强国必须以高等教育强国为条件。 高等教育强国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实力比拼、创造性作为的结果，因此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加速发展建设能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肩的强大的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没有大学的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则失去人才和科学的依托。文化强国必须以高等教育强国为基础，而高等教育强国必须以大学为基础，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将大学通过努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文化强国紧密关联，通过对高等教育强国的积极作为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贡献。上述逻辑决定了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大学参与文化强国实践必须做出的首要选择。由于大学本质上是承负选择、传承、创造文化之使命的社会组织，它们通过知识贡献、科学创新尤其是人才培养直接参与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因此大学与文化强国间的关系还可以如下进一步明确：其一，大学之知识贡献、科学创新的活动及其结果均是文化强国必须依赖的文化要素；其二，因为高等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几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大学上述活动的质量对文化强国活动的质量构成了直接的影响；其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高等教育强国及文化强国建设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无论高等教育强国还是文化强国无不是人才强国的结果，离开了宏大且高水平人才的支撑，任何强国梦恐怕连昙花一现的机会都不会出现。由于文化强国建设对大学所培养人才迫切而广泛的需要，从而与大学建立起较之其他社会组织更直接、更密切、彼此更互为依赖的关联，大学参与文化强国建设的使命更重大、责任更具体。负有了文化强国的使命责任，大学文化思想及其实践亦就获得了国家战略高度的提升。一言概之，通过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文化强国奠定雄厚的人才基础和文化底蕴以根本提升国家的文化实力及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这是大学文化强国思想实践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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