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现状及提高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养论文,媒介论文,政府官员论文,现状及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重视对社会热点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这说明，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公务人员媒介素养水准，不但关系到政府形象，关系到政府如何制定传媒发展战略，也反映了政府执政的能力。因此，政府公务人员媒介素养的提高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建设现代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缘起及方法
当前政府公务人员媒介素养的水平参差不齐。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或受过一定传媒训练的官员有着较好的媒介素养，他们具有一定的传媒知识，能够熟练应对媒体采访并能够较好地利用媒体进行一定的议题设定。但这部分官员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的比例不高。为数众多的党政干部对传媒的认识还比较片面和表面，他们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以为躲避媒体报道或者封堵信息就能够减少负面新闻的产生，有的甚至认为要对媒体报道进行管控，结果是造成了更坏的社会影响，进而危害了部门和政府的形象。
当前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究竟如何？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媒介知识？如何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我们课题组希望通过对政府官员进行问卷调查为主、访谈为辅的方式进行了解。我们第一阶段的调查在重庆、天津、太原分别选择了100名司局和处级干部，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公务人员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危机事件与公务员媒介素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公务人员基本的媒介接触行为、媒介与工作的关系、媒介利用和态度、个人媒介行为、个人网络行为以及危机事件与媒体应对。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后期采用OFFICE EXCEL软件、SPSS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录入、整理、分析。
在选取调查对象时我们考虑了调查对象的多样性和代表性，调查对象来自公检法、国土资源、交通、旅游、劳动保障、计划生育、卫生、民政、教育、水利、农业、林业、文化、工商、税务、质监、环保、广电、新闻出版、药监、物价、电力、邮政、通信、自来水、市政、海关等多个部门，基本涉及了当前政府公务人员的领域。调查对象中41～50岁和31～40岁两个年龄段的人群最多，男性受访者比例在70%以上，大学本科学历的占80%左右。总体而言，受访者以31～50岁的、男性的、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为主，基本上符合当前政府公务人员的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为系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仅对三个城市处级干部个人的媒介认知和使用及其对媒介与政府工作的认识及在工作中运用媒介的能力和态度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论及分析
根据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1992年的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我们对公务人员媒介素养的构成同样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包括认识不同媒介种类、性质、功能；正确解读媒体信息；正确与媒体打交道等。政府官员加强媒介素养，增强媒介使用能力，对于提高执政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个人媒介认知及行为
根据媒介素养理论，一个成熟的受众会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作出各自的媒介组合，形成特定的“媒介搭配优势”。这种组合基于受众对不同媒介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媒介的偏好。
调查发现，85%的受访者平时接触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种媒介，其中用于网络的时间最多，其后依次为电视、报纸、杂志和广播。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将电视和报纸作为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其中50%的受访者将电视作为获取信息的首选，28%的受访者将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首选，22%的受访者将网络视为获取信息的首选。在重大新闻发生时，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主流报纸和电视提供的信息。
由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处级官员，他们在媒介接触方面主要选择中央和省市级主流媒体。在受访者经常阅读的报纸中，《人民日报》的提及率最高，《南方周末》和本地党报的提及率也较高；受访者经常收看的电视频道多为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和地方电视频道。几乎没有受访者能够说出自己经常收听的广播频率的名称，即便是那些宣称收听广播的听众。
在接触媒介的动机方面，“了解新闻”是最主要的目的，100%的受访者将“了解新闻”作为看报纸、看电视和上网的目的，但80%左右的受访者间时选择“消遣娱乐”作为看电视的目的，72%的受访者选择“增加知识”为上网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些受访者将媒介接触行为的目的归结为“工作需要”。
由此可见，当前政府官员获取信息的渠道具有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特征。尽管新媒体不断涌现，但传统媒体因其公信力较高更容易受到政府官员的青睐。
（二）媒介与政府工作
政府公务人员是特殊的媒介受众，他们既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又是媒介的使用者，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媒介获得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又需要利用媒介发布信息。随着社会民主法制进程的加快，现代社会的信息性更强，政府形象如何，对于开展政府工作，稳定社会秩序，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和政府工作开展的成功与否有着直接的作用。媒体在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等方面和政府的工作休戚相关。媒体与政府工作的关系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
在公务人员对媒介与政府工作的认知方面，我们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他们对媒介的性质和社会角色的认知、他们对媒介功能和作用的看法以及他们日常工作中与媒体打交道的频度和能力。
调查发现：
对于“媒介的社会责任和角色”，90%的受访者有“一些认识”，“有很清楚的了解”和“完全不清楚”的分别为8.39%和1.7%；将近94%的受访者认同“新闻媒体是政府和公众间的桥梁”的说法。尽管83.3%的受访者同意和比较同意“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有5%和1.7%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和不同意。
2003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基本上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此相关的培训也相应展开。一些省市开展了“突发事件媒体应对”、“领导干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媒体应对”、“公共危机处理与政府官员应对媒体”等专题培训，一些政府官员对新闻媒介功能和作用的认识有所提高。因此，在“新闻媒体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新闻媒体有助于塑造政府或部门形象”、“政府与新闻媒体今后需要更多地沟通和了解”这几个问题上，调查的结果高度统一，超过90%的受访者对以上问题表示“同意”和“比较同意”。在问到“媒介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帮助”时，43.3%的受访者表示有帮助，50%的受访者表示有一些帮助，表示没有帮助和有影响的比例仅为5%和1.7%。
公务人员对媒体性质和定位的认识对他们处理与媒体关系和利用媒体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受访者基本都不认为官员与媒体之间是敌人的关系，半数以上的公务人员认为媒体是政府的朋友，选择“非敌非友”的比例为23.3%，选择“亦敌亦友”和“不好说”的比例大体相当；在问到对某些地方流行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看法时，表示“同意”和“比较同意”的受访者占28.3%，表示“不清楚”的有20%，略多于50%的受访者并不认同这一作法；关于“政府官员有权拒绝媒体或记者的采访”的问题，选择“不同意”的比例为43.3%，选择“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达46.7%；在回答“您是否赞成记者在进行新闻采访前先经过本单位宣传部门的同意？”或“不经过本单位宣传部门的认可，我不接受任何采访”的问题时，有35.5%受访者表示很有必要，赞成；有60%的受访者表示不一定，要看情况而定，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必要，不赞成。
由此可见，尽管政府公务人员经过培训和实践，对媒体的性质与功能有了一定的了解，多数被访者认可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和政府与公众间的桥梁，也认可媒体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塑造政府和部门形象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能完全处理好与媒体间的关系，在面对媒体时多数表现得比较被动。从以下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公务人员在如何利用媒体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进行引导和培训。
在参加新闻发布会和接受媒体采访的问题上，尽管46.7%的受访者不同意“出席新闻发布会和接受记者采访只是新闻发言人的事”，但48.3%的人并没有参加过新闻发布会，60%的人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媒体采访，即便在记者主动要求采访的时候，采取敷衍了事、敬而远之、避而远之的人也占到了34%。当然，断然拒绝记者采访的比例也很低，只有1.7%的人会对记者采访采取严词拒绝的态度。
在政府主动性的问题上，73.3%的人认为“政府应当主动向媒体发布信息”，23.3%的人比较同意，只有3.3%的人“不同意”。另外，78.3%的人同意“政府官员应当主动参与行风热线类节目与听众交流”，16.7%的人比较同意，选择“不清楚”和“不同意”的人分别为3.3%和1.7%。这一结果与多数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有助于塑造政府和部门形象一致。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反映了大众媒介在政治发展体系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必要性问题，61.7%的受访者认为“很有必要”，认为“比较有必要”的占36.7%，两项合计达98.4%。可见公务人员对于新闻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一定的认识。
近年来网络舆论的监督力量日益凸现，我们的调查有专门针对公务人员网络使用及其对网络舆情看法的内容。调查发现：对网络民意“非常关注”和“有时关注”的受访者分别占到了受访者总数的40%和55%，从不关注网络民意的公务人员只有5%。在“网络舆情是否对社会安定团结有影响”的问题上，95%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有影响”和“在一定范围内有影响”，认为网络舆情“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影响”的只占5%。在另一个相关问题“有人认为网络的兴起使得媒体的舆论导向受到影响，给政府工作带来了麻烦。”的问题的回答中，26.7%的受访者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这一观点，55%的受访者表示“不太赞同”，表示“不赞同”的仅为18.3%。
（三）突发事件媒介应对
目前中国已进入公共突发危机高危期，每年因各种突发公共灾难造成的损失十分惊人，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频发的公共突发事件不但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同样是对政府官员危机应对能力的挑战。官员应对危机所应具备的能力之一就是应对媒介的能力。
针对“媒体可以在危机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选项，65%的受访者选择了“同意”，31.7%的人选择“比较同意”，两项合计达96.7%。可见政府官员对媒介在危机事件中所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但具体到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单位时，他们大多数不会选择在第一时间表态或发布信息。尽管公务员们已经认识到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隐瞒信息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但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并未选择“公开事实，接受采访”。其中45%的受访者表示要在“查清楚原因后再对外公布信息”，表示“初步处理后再对外公布”达10%。这些官员之所以选择不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他们对突发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表态是否会使自己陷入被动有所顾虑。研究受访者中只有13.3%的人表示第一时间表态不会使自己陷入被动，认为可能会和一定会的占41.7%，还有18.3%的受访者不清楚自己是否会陷入被动。
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处理公共突发事件时的表现证明，当前政府官员对于如何处理危机事件及在危机事件中面对媒体的策略还不是很了解，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调查中68.3%的受访者对“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危机媒体策略教育”表示“很有必要，赞成”，认为“没有必要，不赞成”的仅占5%。
三、提高政府公务员人员媒介素养的途径
近年来，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进行相关培训，一些政府官员面对媒介的能力有所提高。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媒体的“应对”必须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下。政府官员要提高对新闻传媒特性的认识和了解。由于多数政府官员在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并非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因此需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提升他们应对和运用媒体的能力，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上处理和对外发布信息的能力。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大体可以通过几个途径进行：
（一）统一培训
加强专业培训是提高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重要办法。可以通过各级党校的学习加强培训，也可以对政府官员举办媒介素养培训班，由新闻院校的专家、教授和一线新闻工作者以及在新闻发布工作中表现出色的新闻发言人等对政府官员进行媒介素养的培训。
2003年9月22日至27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2004年，四川省对近7000名省级部门副处级以上干部进行“如何面对媒体”专题培训。此后，国内多数省市都举办了类似的培训班。经过6年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在政府面对媒体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认为，新闻发布只是官员接触媒体的途径之一，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主动约请媒体或接受媒体的上门采访。仅仅掌握新闻发布的技巧和方法不足以满足政府官员应对媒体的需要。
2006年3月30日，中央颁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对党政干部的素质教育培训提出了明确的法规要求。我们认为，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提高，并逐渐过渡为对政府公务员的全员培训。在培训方式上则采取案例教学为主，实战演练为辅的方式。北京市行政学院在中国传媒大学建起媒介素养基地，由传媒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帮助其组织针对公务人员的媒体实战演练。通过一对一的演练，参加培训的官员们得以更好地将所学的知识与媒介运用能力进行结合，提高其综合素养。
（二）自我学习
我们前面所说的统一培训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强和见效快的优点，但统一培训无法持续较长时间，也不能在短期内对大量的官员进行频繁轮训。因此，统一培训只能作为提高官员媒介素养的渠道之一。要想真正提高媒介认知和使用能力，还需要政府官员进行日常媒介知识学习，在实践中不断领悟媒介特点和应对技巧，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
2002年，中组部编写了一套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为干部学习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学习教材。但这套读本没有涉及媒介素养的相关内容。近年来出版的关于媒介素养的书籍，又因面对的受众过于庞杂，缺乏对政府官员群体特征的把握，针对性不足。因此，我们可以在经过普遍调查，基本了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状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编写可读性强、实用性强的学习材料，供其日常学习、提高修养。
由于我们第一期调查选择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虽然考虑了经济发达程度、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的因素，但还不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当前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整体状况，随着今后调查范围的扩大和调查对象的增加，能够得出一些更为合理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将更有实际可操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