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社会结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进程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社会结构及其构成要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类第一次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或“世界社会”。伴随着世界社会的形成，世界社会的结构问题也必然随之进入人们的视域，成为学术讨论的话题。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进行“跨国大叙事”[1](P5)式的讨论。
从理论上讲，世界社会与世界历史的概念应该同时出现，但实际上人们谈论世界历史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而人们谈论世界社会的概念还是近30年的事。20世纪70年代初，尼·卢曼在“世界社会”一文中提出，很久以来，社会的社会制度界限就同地理界限不相符合，人们的交往范围早已超出了国家的边界。他还认为，不仅人们的交往范围不受国家领土边界的限制，而且社会的功能分化也不受领土边界的限制，“如果现代社会取决于功能分化，那么很难设想所有的功能系统会在同样的领土边界上会聚：比如，德国与法国的边界或巴西与巴拉圭的边界，也是大众交往变化的界限，是科学发展的界限，是其他金融制度发挥作用的界限，是世界政治注意力终止或开始的界限。……因此，人们实际上只能谈论一个世界社会。”[2](P29)在人们谈论世界社会的同时，有关世界社会结构的讨论似乎也开始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罗伯逊的四层次论，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世界社会结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学家试图对全球宏观体系进行整体把握。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社会学研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摆脱了传统社会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范式，取而代之以超国家的社会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并从这种超国家的社会体系角度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这就为我们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3]吉登斯则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问题，他从时空的分离和社会系统的剥离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出发来分析全球化过程，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过程。正是现代性的拓展重构了人类时空距离的关系，使得社会系统从具体的空间结构中剥离出来。现代性将其四个制度层面——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备力量和社会监督——发展成全球化的四个向度：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军事秩序和民族国家体系。在他看来，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如果放任全球化的急剧膨胀，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4]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可以从个体、社会、国际社会体系和人类体系等四个层面的互动过程来理解，全球秩序正是透过这四个各具独立性，同时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层面形成。考克斯更具体地对世界社会结构进行过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全球化已将整个世界的社会分为三个等级：上层属于那些能够把自己完全结合进全球经济的人。他们包括从事全球经济的经理，以及那些为全球经济生产并享有较高收入和工作稳定的工人。中间层是那些虽和全球经济沾点边，但工作很不稳定的人。这批人由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后福特主义”对公司的重建而在数量上不断增加。下层是那些所谓“多余的劳工”所组成的人，这些“多余的劳工”由于被全球经济排除在外，因而常常陷入贫困之中。[5](P13)
尽管世界社会与世界社会结构问题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被人们开始讨论，但本文所讨论的世界社会和世界社会结构与之在内涵上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而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着更多的内在联系。与卢曼的交往假设和功能假设则有较大的不同，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社会是在近代以来兴起的现代化潮流中被卷入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体系之中的整体。同样，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社会结构也不像考克斯那样只是简单地将国内社会分层结构套用到世界社会结构中来。因为世界社会的结构远比国内社会的结构复杂，既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进行阶级划分，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多元社会标准进行世界社会的阶层划分，它只有从影响世界社会结构形成的诸要素的互动关系出发进行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社会的结构特征。
影响世界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哪些呢？纵观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演变，影响世界社会结构的要素突出的有资本、国家、阶级与自然人。
资本
资本是影响全球化的首要因素，也是形成世界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跨地域、超国家的扩张的结果。而这种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文明与市场文明，因此它首先是以资本的扩张形式存在的。对此，马克思有着最为深刻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由各民族的国别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人类社会从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首创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P276)而资产阶级这种奔走于世界各地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本性，正是资本的市场扩张本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6](P348)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绝不是某种纯粹的思想活动，而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过程，说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过程。只有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高度发达，人类社会的地域性存在才能够转变为全球性存在。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别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础，也是全球化的最终决定力量。
影响全球化或“世界历史”形成的资本是以“人格化”的形式存在的，全球化可以说是“人格化”的资本本性使然。[5](P7)这种“人格化”的资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在早期，它表现为单个的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也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他所在的时代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到了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这种“人格化”的资本就表现为以股份制为特征的托拉斯、康采恩等等资本巨人或股份公司。而到第三个阶段，资本又进一步形成为规模更加巨大的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组成与社会结合形式，像变形金刚一样令人不可思议地变化、迭加与放大。随着单个的资本家演变为今天的跨国公司，资本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国家
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去国家化”的过程，或被称为“去地域化”、“非领土化”[4]、超地域关系的增长[7]。这种说法虽然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点，但并不完全准确。全球化的确是一场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结构变革与转型过程。这并不表明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只是一个“被动挨打”甚或是被“淘汰”的角色。恰恰相反，在构成世界社会结构中，国家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与行为和利益主体，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国家的“立场”和作用各不相同、几经转变。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化还只是一种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世界还远远没有实现全球一体化目标。尽管地域主义的理念正在逐渐弱化，但地域性依然存在，国家与祖国的概念仍然深入人心。因此，任何忽视国家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民族国家实际上是资本的保护伞。只是在后来，当资本的发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桎梏以后，资本才开始游荡于整个世界，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一种独立的全球化要素。但即使如此，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成这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当资本不再受祖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寻找资源时，也就意味着“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了”，当跨国公司真正跨出国界，成为一种国际性资本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祖国”，无论是与母国还是与东道国，都只具有一种单纯的利害关系，而不再具有感情上的纠葛。[5](P11)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至少直到今天，国家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是影响全球社会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消费本国的产品，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资本家或跨国公司“没有祖国”只是一个神话。现在许多人在研究全球化时，都大谈全球化的视角，仿佛国家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无足轻重了，实乃大谬不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一直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阶级
当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之时，资本与劳动者的对立便以集中而鲜明的形式出现。这样两个以所有制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又尖锐对立的两大社会集团，就是马克思毕生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阶级”。
马克思认为，全球化历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正是这个新兴的阶级依靠“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基于“不断地扩大产品销路需要”这样一种资本内在的扩张冲动，驱使自己“奔走于全球各地”，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P276)由于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尽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6](P388)。“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6](P538)
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也就不需要把阶级单独列为一个要素，只要把它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影响和左右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并不仅仅是与资本在一起的资本家阶级，与之正面对立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与历史上以往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不同，无产阶级不单纯是一个被压迫者，它还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结束自己的分散状态，形成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自为阶级。正是这种自为的无产阶级，在日后的斗争中，深刻地影响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自然人
自然人影响到全球化进程的因素过去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现在，论者尚未见到有关自然人对全球化进程影响的专门研究。但我认为，自然人同样是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与资本一样，自然人在全球化的早期，也是在国家的范围内生活的。但到一定时期后，自然人的活动范围开始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展现出自然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与价值。
在全球化进程中，自然人作为全球化推动力的因素首先是被称为“国际性人才”的那批人，因为全球化需要大量具有全球意识，熟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性人才。从最初的技术发明型人才到现代的高级管理型人才和科技创新型人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世界人”，他们对于世界社会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们可以不受现行国家单位的制约，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位置，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尽管这种流动不一定实际发生，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导致他们母国必须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
但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绝不仅仅局限于“世界级人才”层次的自然人，普通劳动者同样可能卷入其中。为了削弱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对资本的制约作用，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其他推动者开辟各种渠道从发展中国家接受一批又一批移民，他们从事着跨国公司母国公民不愿意干的工作。[5](PP14－15)也就是说，全球化所引发的移民浪潮，从根本上破坏了发达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建立起来的“联盟”，迫使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接受更低的劳动报酬。
总之，影响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很多，但资本、国家、阶级、自然人无疑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几大要素。
二、世界社会结构的孕育与形成
全球化时代也许刚刚开始，但全球化进程的孕育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早在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一次把东、西两半球连接在一起，实际上也就在无意中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注：有些学者把全球化区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全球化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在这里，全球化是与整个人类史统一的。狭义的全球化则是自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的，它是指人类社会从国别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但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点界定为20世纪末期，也就是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开始，这可以说是对全球化的最狭义的理解。如果考虑到这一观点，就可以把全球化的起点区分为广义，中义与狭义三种观点。本文选择的是“中义”。
）今天，虽然全球化的浪潮来势汹涌，但它的历史进程还远远没有完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社会结构的变动来看，它必然要经历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阶段。全面认识这一历史进程还需要经受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第一个阶段是全球化的孕育与萌芽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世界历史刚刚开始，如同沃勒斯坦所描绘的世界体系一样，世界社会还仅仅在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世界社会结构其实也就是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有的众多殖民地仅仅是资本家阶级在本国内部进行阶级剥削的一种外部延伸而已。在这个阶段里，国家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为特征的，或者说它的惟一统治基础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的社会统治力量。自然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形成影响全球化进程的独立因素。可以说，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资本唱“独角戏”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整个世界的正面对立，是这一时期世界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地理大发现与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极大地刺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商品输出，为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世纪末，一个全球性的市场渐次形成。在马克思看来，由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发挥的进步作用的重要表现。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完全是出自资本自身的生存和增殖需要，但它同时也在客观上充当了全球化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全球化从实质上说就是资产阶级挟其经济上的优势“迫使一切民族和国家——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6](P276)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由于世界发展的失衡，形成了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一系列“中心一边缘”结构：这就是以欧洲为中心，以东方和其他落后地区为边缘；以现代化的城市为中心，以落后的乡村为边缘；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心，以其他经济为边缘；以少数资本家阶级为中心，以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边缘；以少数压迫民族和宗主国为中心，以广大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国家为边缘。[8]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一阶段，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固然为其追求垄断利润创造了必要的组织前提，但此时西欧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也在政治上日益强大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激烈，以至严重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使资产阶级再也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了。面对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被迫从两个方面寻找出路。一是在内部缓和与工人阶级的社会矛盾，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二是加强对外部世界的掠夺。资产阶级巩固了内部统治秩序以后，便将攫取利润的目光转向全世界，企图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势力范围的办法获得自己的利益，由此导致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令所有资产阶级都意想不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帮助资产阶级解决由于国内阶级妥协而造成的利润源泉受损问题，相反，它不仅导致了300多年的殖民体系彻底解体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而且导致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冷战格局，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基本走向，但它的确对此前的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特别是有力地推动着资本追逐利润的方式的改变。
在社会主义潮流的影响下，战后初期，西欧是罢工浪潮最迅猛的地区。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潮，给垄断资产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缓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速了资本主义各国国内阶级妥协的进程。如英国更是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国家。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仿效，尽管类型各别，程度不同，但西方发达国家大体上都完成了内部的利益整合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得不把自己追逐利润的手法从赤裸裸的掠夺转向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战后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新技术革命的一浪高过一浪，不仅使资本获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利润源泉，而且将另一种社会要素引入全球化进程之中，这就是人力资源，特别是作为“世界人”这一高层次人才，逐渐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回顾战后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历程，可以发现，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大大缓和；跨国公司的形成以及资本的股份制结构的普遍化，极大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基本矛盾。尽管我们不少理论家仍然闭着眼睛认为，资本主义本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这种理论除了自欺欺人以外，已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谈不上科学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了。
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缓和，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迫使资产阶级改变了自己追逐利润的方式。科技革命与国际贸易相结合，为资本找到了新的利润源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充分发挥发达国家科技优势，通过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获得了过去战争手段无法比拟的更大好处。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结构主要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极对立的形式出现，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南北对立成了此时世界社会的基本结构。尽管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各种理论和方案，但其几十年的结果和无情现实是南北差距越来越大。
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社会结构
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但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则是20世纪末，这就是当前正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全球化时代”。推动这个时代到来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与国际移民。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正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由于维持这种福利国家的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政策，极大地增加了资本的获利成本和沉重负担，迫使资本大规模地向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并由此引发了相应的技术的扩散与转移。
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以及其他形式的“人格化”资本与母国的关系日益松懈，资本越来越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左右和影响着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再也不愿意固定在本国接受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企业社会成本。它们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自由流动机制，把资本转移到社会成本较低的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些跨国公司的经理们和其他资本所有者，既要在发展中国家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税收优惠，又要将家庭留在母国享受福利国家的一切：他们把跨国公司的管理部门转移到印度的南方，却将子女送到欧洲由政府资助的大学学习；他们从来不考虑如何增加就业机会，一方面要求代价高昂的政治、社会和公民权利，一方面又破坏维持这些权利的政府财政。[8]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所形成的发达国家内部富人对穷人的依赖性已经不复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联盟”正在崩溃，在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看来，资本家的损人利己本性又重新回到他们的躯体之中，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家对本国劳工阶层的背叛。
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这就是人才流失的巨大压力。自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人才每年大量向发达国家流失，以中国为例，仅仅改革开放20多年中，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45万以上，而学成归国者只有大约1/3，而且这1/3主要还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所促归的。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大规模的人才流失现象同样普遍存在着。这说明，在日益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自然人与“祖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松散，出现了所谓白领人才全球化和白领工作全球化的现象（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4月2日报道，白领工作已是美国欣欣向荣的一项出口活动。总部设在纽约的建筑设计公司HLW国际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向上海的合伙人包租的方式完成工作，而费用只有国内成本的一小部分。在印度，放射学家可以为美国的医院直接分析解读CT扫描结果，会计可以为几乎全球各地的住房贷款申请进行风险评估。到2015年，大约有300多万份白领工作以及将近1400亿美元的工资将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见《参考消息》2003年4月6日第4版。）。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从心理层面，自然人的跨国流动阻力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导致发达国家大量吸纳外来人才，“借别人的脑袋发财”，另一方面，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自己的人才政策，在社会财富还不丰裕的情况下，被迫拉大贫富差距，大幅度提高人才待遇。
但是，不要以为这种趋势立即就会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缩小，恰恰相反，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更容易导致全球社会的“两极化”。这是因为，在资本向外转移过程中，并不一定以发展中国家为目的国，由于投资环境并不仅仅是指工资和税收成本，还包括劳动力素质、社会秩序、法律环境、市场容量等等。因此，在资本外流过程中，首选地更可能是其他的发达中国家，形成资本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流动局面。只有少量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过程中，往往还伴随着种种“不道德”的“肮脏转移”，如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等等。
总体来说，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能从中同等受益，关键是看发达国家的原有社会结构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动趋势是否吻合与协调。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利益首先是以跨国公司为首的资本家集团。在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第一次获得了在全世界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流动，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利润扩张机会，并有了规避高税收和严格管治的有效途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这一时期，全球化的“两极化”现象更加突出，从而形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两大受害者——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和缺乏迎接全球化浪潮战略、能力和相关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两股力量构成了当今世界“反全球化”力量的主体。[9]
四、世界社会结构的未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自然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最终将会导致全球社会结构的同构化。虽然全球化时代的早期，资本主要在发达国家内部流动，但“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驱动下，资本终将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自觉遵守与维护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按照国际惯例行事，遵循统一的游戏规则，不断地把自己纳入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中去，从而推动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制度层面相互靠拢。那些始终“顽固不化”者将被不断“边缘化”，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随着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也将逐步趋于“同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将逐步还原为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劳工阶级地位的衰落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的崛起。只不过这种新型社会结构已经从第一阶段的国家内部结构演变为全球层次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社会结构化的一体化。
当世界社会结构出现同构和一体化的时候，人们将惊奇地发现，马克思又回来了。资本的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虽然可通过扩展其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使矛盾“在生产与消费变得世界性”的过程中得到缓和，但并不能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能导致它不断走向自我否定，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证明的那样。由跨国公司这一人格化的资本所创造的全球化注定是一个要被超越的历史进程，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社会。马克思当年曾经提出，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劳动不再成为人们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成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二是这种“革命”必须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进行的。但到世界社会结构的第四阶段，马克思所设想的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因此，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社会结构的趋同化和一体化可以说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须的条件。因为只有在这种世界同构的社会结构中，马克思所预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人类社会最终的共同解放与自由发展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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