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语言的媒介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语言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1-0088-(04)
任何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媒介，文学也不例外。尽管学界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持不同见解，但文学以语言为媒介却是公论。其实，语言不但是连接文学与世界的媒介，它还是作家进行艺术传达的媒介，是联系作家与读者、读者与文本，并使之沟通交流的媒介，文学活动的任何一环都离不开语言媒介的中介作用。在通过文学语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不断发生着说话与受话、听与说的语言行为；通过文学语言，文本才能被阅读，文本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文学语言的媒介性质是文学语言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语言这种媒介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它不像音乐的音调和节奏那样感性生动，也不像绘画的色彩和线条那样直接以感性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也不像雕塑的石头、金属、木料或者舞蹈的动作那样直接以实体为媒介直观地写形状物。抽象的语言符号必须被作家转化为具体感性的语言形象才能收到其他艺术媒介可以直接达到的效果。与其他艺术媒介相比，语言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语言是人的精神创造物，它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隶属于人的精神层面。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性使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有着根本的不同。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1]对此，卡西尔深有同感：“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2]170也就是说，在语言使用过程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成员所特有的感觉方式和思考方式，因而语言不但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的表征，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但我们很难说自然界中的某种色彩或音调、某个线条或动作、某块石头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或具有某种精神特性。所以，萨丕尔说：“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3]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语言不像石头一样仅仅是惰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创造物，故带有某一语种的文化传统。”[4]11-12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5]这些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对同一问题持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就是：语言具有文化特性，它是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存在。海德格尔直接把语言作为存在本身，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所在，任何文本作为一种流传物，都带着世界经验向我们说话。在一些人文哲学家、语言学家如维柯、赫尔德、洪堡特、萨丕尔、卡西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交往的工具，它与文化、思维、存在、世界同一，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人在语言中存在，世界就渗透在以语言为主体的符号世界中。
可见，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化内涵，并在更高层次上与其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相通。这样，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具有隐喻或象征功能的文学语言更是如此。比如“月亮”一词，在汉语中，它不仅是对物质实在的对象——我们看到的那个发出清冷光辉、绕着地球转动的星体——命名的符号，还是一个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蕴和情感色彩的意象；它被无数的诗人吟咏过，从《诗经》（《国风·陈风·月出皎兮》）、《古诗十九首之十九》（“明月何皎皎”）中的“明月”，到张若虚的“明月”（《春江花月夜》）、张九龄的“明月”（《望月怀远》），到李白的“明月”（《静夜思》）、杜甫的“明月”（《月夜忆舍弟》），到苏轼的“明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同是一轮圆月，它是中华民族思乡情感的特有表达，也是合家团圆的一种象征。因而“月亮”一词所特有的文化意味、情感内涵，甚至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表征，成为中华民族经验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其他语言中，“月亮”一词则表示其他的意义，如“希腊语的‘月亮’(mēn)是指月亮的‘衡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luna,lucna)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明亮的状况。”[2]171因此，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一个民族的语言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和情感色彩使其在作为文学媒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文学语言与该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经验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则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谁能说雕刻雅典娜女神雕塑所用的大理石媒介是希腊所独有的呢？同样，一个民族所使用的音乐的媒介与其他民族的彼此之间也不存在质的差别，或者说，相对于语言，这些艺术门类的媒介与该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音乐、绘画、雕塑是无需“翻译”的世界性艺术。而文学则不同，在将一部作品译为另一种文字时，最完美的译作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语言的一些“味道”，越是伟大的作品就越是如此。
其次，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化体系，文学以语言符号间接地唤起意象；其他艺术的媒介（尤其是造型艺术）是感性直观的，可以直接描绘感性的形象，在这一点上，语言媒介更有利于深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语言在起源之初与人类的感觉经验、生活情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充满着原始人类对外界事物的特定感觉与理解，因而原始语言是一种感性的、充满隐喻与象征的具体符号。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与理性思维能力的增强，语言由最初的感性、形象逐渐变得概括而抽象，最终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体系。语言的符号化与抽象性使语言与实在世界相分离，摆脱了必须与实在世界紧密相连的局限性，而与人的思想观念直接相连，从而大大降低了文学对实在世界的物质依赖性。所以，在所有的艺术媒介中，只有语言将物质的因素降低到最低层面而将精神内涵提升到最高层面。这样，人类通过语言将外在的世界万物纳入自己的经验与视野，而人类的经验与视野也会在语言中体现出来，或者说，人类对世界万物的观念和看法是渗透在语言中的。在此意义上，洪堡特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理论；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人类主要通过语言这种符号媒介建构起一个不同于客观实在的符号化的、文化的世界。因此，语言尽管像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它的抽象性与符号性使其脱离了物质媒介的束缚，作家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向，把人之所想、情之所至的一切都表现在文学中。因而，文学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6]25，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6]43，而绘画、雕塑应该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7]，音乐必须局限于某一小段时间内。因此，语言媒介超越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的媒介必须在一定时间与空间中发挥作用的局限，可以在广阔的时空中展开叙述，甚至按照需要拉长或压缩空间，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跨越时空的对象。因而，文学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媒介的抽象性与符号性，利用语言媒介在驾驭时空与表达对象上的自由，来表现一切对象。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像《荷马史诗》、《红楼梦》，朱自清、冰心的散文，李白、舒婷的诗等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魅力可以通过其他的艺术媒介来表现。因此，黑格尔说：“语言的艺术在内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起其他艺术都远较广阔，每一种内容，一切精神事物和自然事物，事件，行动，情节，内在的和外在的情况都可以纳入诗（诗在黑格尔的时代泛指文学——笔者注），由诗加以形象化。”[8]11例如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中的一段文字：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上是由声母和韵母组合而成的，在造字上有六书之说，这一段就大量应用了双声叠韵字，而且双声叠韵字的声调是高低相间的，在节奏上显得婉转回环；这些双声叠韵字大多以三点水为偏旁，音、形、义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就在视觉上造成一种雨蒙蒙、听觉上造成一种湿淋淋的效果，再加上文字符号的形态构成，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雨季的漫长与缠绵，但又不觉得沉闷。在这段话中，语言符号本身的特殊效果是其他艺术媒介所难以取得的，那种对雨季的特殊感受也是其他艺术媒介所难以传达的。可见，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的特殊性使它可以更深入、更广阔、更方便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是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所不能比的。
再次，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它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与媒介，正如黑格尔所说，诗“和宗教，科学和散文（指非诗）都运用同一种传达手段（媒介），即语言。”[8]53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在该艺术门类中都是“专用的”，在其所属的艺术门类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一旦离开艺术的氛围，就只能在日常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发挥作用、产生有限的影响，有的可能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物，如自然界中的某块石头。而语言是文学与日常生活共同的媒介，它的普遍有效性使其在方方面面介入了日常生活，没有语言，人类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人类实际上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透过语言这张网，人类才能看清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这已是当代语言学界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媒介像语言这样对人类生活的介入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语言虽不是专属于文学的媒介，但它比其他艺术媒介具有普遍有效性，这反而给文学带来了其他艺术门类所没有的优势：语言是带着日常生活的气息进入文学的，这就使文学与生活、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建立起格外密切的联系——文学语言源于日常语言的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读者对文学作品有一种亲切感，从而调动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古往今来许多作家、诗人所着力追求的那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自然平淡的语言风格，又使文学语言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接近日常语言。因而，语言媒介借助于自身的优势巧妙地保持着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文学也因此而拥有比其他艺术门类多得多的接受者。
可以说，语言媒介为文学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当然，有利也有弊。由于文学与日常生活使用同一媒介，这使得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难以截然划清。但文学语言毕竟是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提炼过的，相对于日常语言的实用性，它以审美为最终目的，不但注重在表达内容上具有情感体验性、语境化特性、独创性和超越性的一面，而且在形式上力求给人以美感并传达出某种独特的意蕴，文学语言注重韵律节奏、语音语序、语法时态、标点符号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使文学语言必须在用法上、表达方式上体现出某些特殊性或采用某些非常的艺术手段（如陌生化等）以区别于日常语言，显示出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与作为日常生活媒介的语言的不同。对此，韦勒克、沃伦指出：“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它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地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化。”[4]12语言在文学中的特殊用法会在艺术传达过程中体现出来，艺术传达阶段作为作家具体使用语言的过程，也就是发挥语言的传达功能、创造出现实的文学语言，将艺术构思物化为现实作品的过程。
最后，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工具，它既是媒介又是本体。在人文语言学家看来，语言与人的生活活动、生活实践合一；在人文哲学家看来，语言与文化、与世界、与人的存在同一，传统语言观所认为的语言的工具性只是语言功能的一个方面。所以，人文语言思想既注重语言的工具作用，又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与人、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语言对人与世界的模塑作用，这就把语言看作是工具与本体的统一。这样，语言的“地位”之高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工具，这是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都无法相比的。语言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担当了工具的职能；对文学而言，语言不仅仅是反映生活的被动的工具，它还承担着塑造语言形象、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同时又将语言形象与情感思想寓于自身之中。汪曾祺有言：“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9]因而文学语言实际上成为一部作品的核心所在，它直接中介着内容本身，并成为文学的本体。所以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工具、人类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学的本体、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因而，仅仅将文学语言作为工具，或者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片面地将文学语言提升为文学的本体都是不合理的。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无论是作为物质实在的材料还是作为抽象符号的数字与音符，都局限于自己所属的艺术门类之内，不可能上升为普遍的本体。
尽管语言成为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但个体只能在既成的语言、文化、世界中说话。因此，个体“怎样说”既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接受语言的模塑功能，又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具体语境灵活使用语言。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意味着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词语都是一个概念，而概念作为一种概括总是与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如何以抽象的概念传达感性的、丰富的审美意蕴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大矛盾。这样，在艺术传达过程中作家如何在特定的关系和联系中使用语言，使抽象的语言与作家的心理、情感发生“化合反应”，再巧妙地转化为鲜活生动、富有个性意味的文学语言，从而使艺术构思物化为现实作品，就成为文学创作中的关键一环。黑格尔说：“艺术家的这种构造形象的能力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象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这两方面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10]所以，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应如何将构思中的人物形象、情感思想、情调氛围传达出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语言本身是文化的载体、思维的工具和普遍意义上的本体，历史文化、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都与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作家在以语言为媒介进行艺术传达的过程中，这些因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感觉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优秀作品的语言既体现出该民族的精神特性，又具有个体的独创性。因此，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既拥有其他艺术媒介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同时也必须克服本身的局限性，才能创造出与其他艺术媒介相媲美的感性直观、意蕴丰富的艺术形象来。
［收稿日期］2006-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