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张晓晶[1]2007年在《开放视角下的国家综合负债风险与市场化分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的日益开放,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的规模与结构在动态变化:一方面,国家综合负债的某些旧因素(如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国家综合负债的一些新因素(社保基金缺口、巴塞尔协议的顺周期影响和汇率波动导致的外汇资产损失)开始显现。从开放视角考察,中国的国家综合负债风险形势仍较为严峻。在政府承担社会性支出的基础上,更多地重视和运用市场化分担方式是化解和防范国家综合负债风险的基本途径,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应对国家综合负债风险的根本保障。
李光辉[2]2001年在《国家综合负债研究》文中提出从总体上讲，国家综合负债包括隐性负债和显性负债两类。其中，隐性负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主导收入分配，对城镇公有经济部门职工该支付而没有支付、或者说该以符合市场经济办法支付而按计划经济办法统一扣除所造成的历史欠帐，主要包括职工养老金欠帐、下岗失业、基本医疗以及分离“企业办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等多个方面；显性负债则是指国家财政向居民发行的国债（国库券）、以及国有银行吸收的居民储蓄。 国家综合负债之所以成为问题，一是因为隐性负债没有偿还来源、或者说，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国家对职工的社会保障采取了现收现付制的办法，而没有相应的基金储备，而当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对职工的养老、基本医疗保障等历史责任又绝对不可推脱。因此，作为一种旧体制的遗留责任，隐性负债问题应当由国家承担起来并予以特殊处理，这是体制转轨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二是因为在显性负债中，居民储蓄的绝大部分通过国有银行转贷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巨额的不良资产又使国有银行的贷款有去无回，偿债责任便可能通过国有银行最终转嫁到国家、形成国家对居民储户的负债；叁是作为近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手段，国债发行量剧增，使得中央债务依存度和国债负担率提高，财政支付风险加大。当上述叁个主要方面的负债综合起来的时候，这实际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的演化、加剧、互动和累积的过程。 本文首先对国家综合负债的内涵和结构作出理论概括和界定，通过对建国50年来我国国家融资体制（经济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揭示了国家负债形成的机理，认为前30年是以财政主导型“隐性融资”为特征，形成国家对全体公民的“隐性负债”；后20年是以国家金融为主导型并附以财政国债的“显性融资”为特征，形成国家对居民储户和国债持有者的“显性负债”。进一步，在对国家负债形成机理和现实规模作出正确判断和评估的基础之上，本文对显性负债风险的化解和防范、对隐性负债偿债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的相关政策和体制创新进行了探索，指出振兴国家财政，重整财政体制，建立以公共财政、国有资产运营和社会保障叁位一体的国家融资体系是化解和防范国家综合负债风险的根本之策。 国家综合负债是目前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对它基本成因和机理的探索以及化解、防范对策的研究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内容。
张舸[3]2010年在《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而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政策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债规模的大小不仅关系到财政的稳定,更加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对国债规模的研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债规模也是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特别是2007年以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大,这加剧了社会各界对国债规模的担忧。但是,就目前我国国债的适度规模应维持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为了分析我国适度的国债规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着手。第一,通过对国债适度规模理论和国债适度规模的理想模型的介绍引入国债适度规模的监控指标。主要从叁个方面来介绍这些指标,它们分别是：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方面、财政偿债能力以及国家综合负债能力方面。第二,结合第一部分的分析,这里根据公式的推导来初步的得出适应于我国现实国情的国债适度规模的监控指标。根据这些指导标准,结合对我国实际情况的分析,来对我国的国债规模做出一个初步的分析和评价。第叁,通过定性的和定量的方法,对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因素做出了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影响国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政府财政赤字、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并且,为深入了解影响国债发行主要因素的影响力的大小,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进一步分析。在文章的最后,通过前几部分的分析,为保证我国国债规模可持续发展,给出了几点政策性的建议,分别从关注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完善国债市场以及优化国债结构方面来阐述。
张海星[4]2006年在《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防范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不确定性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财政风险,就会发现这种财政风险通常是和或有债务相连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政府忽视这种“隐性”财政风险,其对财政状况和政策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近几年都在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并明确提出了在政府财政报告中披露有关或有债务的信息。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政府或有负债问题,有些国家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新西兰、捷克、美国、加拿大、南非、巴西、哥伦比亚等都力图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来防范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的累积和爆发。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财政活动,尤其是对游离于预算体系以外的政府或有债务缺乏有效的确认、量化、报告和披露制度,使得这一部分债务不断累积,并逐步转化为政府的直接负债。这将对政府财政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和解决各级政府的或有债务问题,特别是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技术监测,对减少国家财政风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政府或有债务的分析框架,并把它放置于我国渐进转型的特殊的制度背景之下。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政府在渐进转型中形成的一个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或有负债体系,进而通过“时间赎买”策略和“补偿替代”模型,从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解析了我国或有债务的形成机制。接下来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以东亚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政府隐性外债造成的金融危机,并对我国隐性外债进行了反思。之后,又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对我国或有负债的规模及其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分析。最后本文提出在明晰政府行为风险责任与职责范围的基础上,应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对传统的政府或有负债体系进行改造,以防范和化解财政(公共)风险。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政府或有负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析,是探索这些问题解决办法的逻辑起点。本文从中国经济转型中公共部门赤字的融资方式入手,在借鉴汉娜(Hana Polackova Brixi)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行了分类,从而引出了本文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口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政府的双重主体身份(经济主体和公共主体),并从经济学和会计学两个层次对政府或有负债进行释义,指出政府作为公共主体要面临法定(显性)和推定(隐性)的两种或有负债;政府或有负债具有不确定性、时效性的特点,并受政府的主观评价的影响,但它主要不是由政府自身的行为引起的,且大量的表现为推定的或有负债形式;制度安排、财政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政府承担的稳定、发展、转轨的重任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渠道;政府担保(隐性和显性)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承载形式。对中央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政府积累的大量隐性、或有负债是依托于一种特殊的载体而存在的,这种特殊的载体就是政府构建的隐性担保体系。这一隐性担保体系表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对国有银行体系的隐性担保、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隐性担保、对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对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偿还义务。对地方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负债有其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和财政体制要求。但在无法定融资权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形成了大量的或有债务。通过我国目前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规模、结构、投向等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本文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等多方面分析了地方或有债务的成因。从中国渐进转型的制度变迁中解析或有债务形成的特殊路径。本文通过对前苏联、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样本分析以及中国情况的大量实证性研究,证明了中国政府确实在经济转型期内积累了大量的或有债务。在渐进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时间赎买”策略推迟了财政支付的过程。在短期内,财政支付的推迟又是通过过度积累隐性、或有债务的形式完成的。在收付实现制的财政预算体制下,将本应在预算内进行的财政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准财政活动”的形式部分地替代了政府预算内的支出,其结果必然是缓解了当前的财政压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表,表现为较低的赤字和负债率,然而获得这种财政绩效的代价却是长期财政成本的增加和未来财政风险的加大。本章最后用“补偿替代”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背景下,本文发现;政府或有负债是以隐性外债的形式存在的,它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对外借款提供的隐性担保。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隐性外债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演和分析了在东亚发展模式下,政府通过准财政行为对银行和企业提供的大量隐性担保,使后者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诱发了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我国也有以不同形式存在的隐性外债,且数额可观,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分析政府或有债务。传统的财政分析方法只局限于财政预算内收支和显性赤字与债务的研究,从而忽略了隐性及或有债务引发的财政风险。即使考虑到这方面的影响,也仅仅是就债务而论债务,而没有涉及到政府用于还债的资产状况。本文采用财政可持续的分析方法,在广义资产负债框架下,对包括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在内的综合负债水平和政府可用于还债的各类资产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对全国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评估。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我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资产负债率尚且适度,而在或有负债和综合债务层次上却都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财政风险。(2)从债务构成看,隐性及或有债务风险要远远大于直接显性债务。(3)从债务主体看,地方债务风险大于中央债务风险。(4)而从动态的角度看,政府债务仍然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在规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政府或有债务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防范或有债务风险的经验做法和对我国的启示。财政创新与风险控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或有债务(特别是政府担保)是一种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财政支持手段,要想提高这种财政杠杆的融资效率,规避或有债务造成的财政(公共)风险,就必须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1)构建防范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制度路径。包括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深化国企改革,建立风险与利益的对称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处理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步骤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粮食流通体制,逐步消化亏损挂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分类化解债务风险。(2)建立化解或有债务风险的的管理系统。包括完善政府担保机制;披露政府或有负债信息;实施或有负债的预算管理;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或有债务风险;建立或有负债的风险储备金制度。(3)探索预警或有债务风险的技术检测方法。一是运用风险概率、保险精算、计量经济模型、或有权益分析等技术探讨量化或有债务的方法;二是尝试建立综合债务口径的财政风险预警和监测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基础数据库、宏观总量指标、微观预警指标、风险预期指标和政府承受能力指标。
管洪[5]2006年在《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是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理论与控制研究。本研究以县域经济发展理论、财政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研究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内涵，县域政府负债动机、负债风险形成机理以及负债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地方政府负债风险的理论模型，并构建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测度与预警的实证模型；对县域政府负债及负债风险的现状进行实证考察，弄清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现状、原因及影响；根据县域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以及县域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探索适合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监测、预警、监管机制，并提出防范与化解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政策建议。1．研究结论(1)县域政府负债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不能突然中断债务链。虽然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做到平衡预算，不列赤字，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多数县域政府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和县域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体制约束下，已出现了过度负债现象。当前，不少的县域政府需要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才能避免支付危机的出现。如果当前不允许县域政府负债，可能不少县域政府会陷入危机，整个社会的支付链条就会断裂，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就会爆发。另外，长期以来，资金紧缺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县域政府适度负债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县域资金不足的困难，为县域农业产业化、企业改革与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从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来看，县域政府适度负债都有其必要性。(2)县域政府负债的扩张是县域政府追求即期绩效的结果。在县域政府负债的总收益(R)函数中，贴现率ρ是一个重要变量。在ρ较大时，县域政府负债的未来收益对政府的当前收益贡献会越来越小。尤其是在县域政府官员频繁轮换任职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心目中的ρ一般较大。县域政府负债的成本与政府负债风险密切相关。风险愈大，则相应的成本就越高。由于县域政府的特殊性，其负债成本不能完全被内部化，县域政府可以通过上级政府担保、县域政府权力的运用、弱势群体的非自愿性应债等多种方式进行成本转移。因此在短期高收益和短期低成本的推动下，县域政府负债扩张的动机十分明显。(3)引致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有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因素。而实证分析表明，决定负债风险的敏感因子主要是地方居民个人偿债率、地方债务依存度、债务的平均偿还年限、财政偿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地方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年偿债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六个指标。引致县域政府负债的静态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负债行为。当政府负债存量太大，历史包袱太多时，未偿还的债务余额必然很大，出现收小于支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当负债结构不合理时，支付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也会较多。二是县域政府当年的净现金流。当税收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或政府的融资渠道不畅时，支付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动态层面上，决定负债风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和负债成本。当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时，政府的债务负担将会变得无限大，地方政府负债风险就会产生；当政府负债成本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时，且新债务无限制地增加时，政府债务负担会无限大，负债风险必然存在。基于西部某市40个区县近5年的资料，运用粗糙集理论，对12个地方政府负债风险指标进行了敏感因子的筛选。结果表明，决定负债风险的敏感因子主要是地方居民个人偿债率、地方债务依存度、债务的平均偿还年限、财政偿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地方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年偿债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六个指标。(4)县域政府负债总体规模较大，过度负债十分普遍。根据A市2000-2004年的统计资料，A市区县负债覆盖面为100％。2000年末，40个区县显性负债总余额达1896201万元，每个区县平均负债余额47405万元。而至2004年末，40个区县显性负债总余额达3436059万元，每个区县平均负债余额85901万元，区县平均负债余额年均增长95％。就结构而言，区县政府显性负债主要是直接显性负债；直接显性负债中又主要是由解决地方金融风险专项借款、国内金融组织其他借款、向单位借款、国债转贷资金四部分。乡镇政府负债在A市也十分普遍。2000年-2004年，抽取的33个乡镇平均每年显性负债总余额为26734.75万元，平均每个乡镇显性负债余额为808.20万元。(5)县域政府过度负债蕴含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实证资料表明，县域政府的负债规模较大，财政负债率太高，债务负担率较重，政府债务依存度较高，债务居民个人负担率高，地方经济的长期应债能力、长期还债与借债能力较差，县域政府负债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根据A市40个区县的资料分析表明，2000-2004年，区县政府平均财政负债率为367.06％，平均债务负担率为15.41％，债务依存度均值18.69％，平均债务居民个人负担率为40.83％。2001-2004年，区县政府平均债务余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为165.08％，处于危机区。其中有43年个观测值处于危机区，占总观测值的26.9％；10个观测值处于高风险区，占观测值的6.3％。(6)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具有相关性、隐蔽性、不均衡性和传递性的特征，对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县域政府负债风险与县域经济体内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密切相关。私人风险的发生和蔓延，转化成为公共风险，最终带来负债风险。县域政府负债不仅包括显性负债，还包括了隐性负债。这些隐性负债来源广、领域宽，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财政危机、政府信任危机时，人们才能直接感觉它的危害性。各县域经济体之间的负债风险差别也很大的。经济欠发达的县乡，政府负债主要是弥补经常性财政开支的不足，负债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致使贫困的区县负债规模越来越大，负债风险不断增加。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聚积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形成，降低了财政支出绩效，对农民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恶化了社会环境。(7)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形成与累积有其特殊的背景与原因。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形成、累积与中国的财政经济改革关系密切。其首要的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风险防范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保险体系、社会风险防范体系、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致使很多风险的聚积最终向政府转移，从而形成政府负债风险。其二是县域政府的财政与事权不对称。县域政府拥有相对较少的财权，而具有相对较多的事权，为了完成辖区内的各种管理事务，县域政府只能以负债的方式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其叁是县域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其四是缺乏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科学管理。2．论文的重要观点(1)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轻重的作用，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县域政府负债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县域政府过度负债已严重阻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县域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和机构的正常运作。(3)县域政府过度负债已形成了严重的债务风险，要高度重视县域政府负债无人监管现象，如果不加以重视与控制，将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4)科学有效地强化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控制和监管，必须转变县域政府的职能，规范各级政府的职责和负债行为。3．论文的主要创新本文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县域政府的财权事权、县域经济的初始条件与制度约束，提出当前县域政府负债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从负债成本与收益角度建立了县域政府负债的理论分析框架。(2)建立了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静态与动态模型，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视角分析了导致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各种因素，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释。(3)运用实际调查资料，对县域政府的负债规模与结构、负债风险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揭示，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成因与影响进行了新的分析与阐释。创造性地运用粗糙集理论，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敏感因子进行了筛选，建立了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测度与预警模型及相应的预警体系。(4)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监测体系与监管机制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并从县域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职能定位的角度，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规范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建立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国家综合监控体系等措施与战略。4．政策建议(1)多渠道化解县域政府负债存量，减轻财政历史包袱。县域政府负债负债规模较大，负债风险高位运行，负债问题已是积重难返，沉疴癔结。当务之急必须多渠道化解县域政府负债存量，减轻财政历史包袱，否则负债风险会进一步加剧。首先，要全面彻底清理和整顿县域政府债务，核定历史存量。为清楚地反映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和严重程度，要组织由财政、银行、计委、审计等各个部门组成的债务清理联合调查委员会，对县域政府债务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清理，特别是隐性和或有债务一定要进行全面地核查。搞清楚究竟有哪些类型债务，严重程度如何，对县乡财政风险有什么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对于现有的债务进行清理整顿，分清楚哪些是应该由县域政府承担的，哪些应该是由企业或者民间组织承担的，将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防止其他领域的风险转化为县乡财政的直接风险。其次，要成立县域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专门机构，确定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化解目标，制定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化解的各选方案，督促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化解工作。再次要建立合理的偿债机制。要根据责任归属，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要给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多方式融资渠道，允许有条件的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要进行资本运作，引进多渠道资金，通过置换、冲销等多种方式化解政府财政历史包袱。(2)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首先，要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将原来无所不能的“无限政府”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转变，从注重计划控制的“有限政府”向注重绩效的“效能政府”转变；要强化县域政府的指导作用，县域政府要加强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提出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宏观指导；要树立县域政府的服务意识，要建设“招商、亲商、安商”的发展环境，降低本地的交易成本。其次，要充分利用行政、法律及民主监督等多方式建立政府行为规范制度，避免县域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尤其是要避免县域政府不合理的负债成本转移行为。使县域政府负债成本与收益内部化，避免政府短期行为的产生。最后，县域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离不开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要改变以GDP为中心的考核目标体系，建立以降低交易成本、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绩效考核制度。(3)科学界定县域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县域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形成现有负债风险的重要原因，也是县域政府负债扩张的借口。重新划分县域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是防止负债风险进一步恶化的关键。首先要正确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在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合理界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逐步做到中央政府事权由中央政府负担支出，地方政府事权由地方财政负担支出，中央与地方的共同事权，也要以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在收入方面，也要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在管理权限方面，可适当下放，让地方政府有权管理、调整新开征地方税种，如对一些不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地方小税种逐步由地方立法，报国家备案。要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将增量分配和存量分配统筹考虑，按因素法计算，本着既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又要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原则，合理确定县乡的支出水平和转移支付数额，以解决和缩小各地财力的差异，尤其是对于贫困山区更要实行政策倾斜，使之加快经济发展。(4)尽快健全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具有隐蔽性、累计性的特点，风险一旦暴发，其危害性极大。通过建立和健全县域政府负债监测机制，充分发挥其监测功能，可有助于从事后的发现和化解风险尽快转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同时减少相应的损失。首先要把握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特点，明确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目标，建立科学的债务风险评估与分析标准，建立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信号与识别机制、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的中间控制机制和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的调节传导机制，形成持续的、动态的、有差别的监测系统。其次要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机制，要从分析影响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静态与动态因素出发，找出引起县域经济负债的警兆指标，构建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预警体系。要充分运用居民个人偿债率、债务依存度、债务的平均偿还年限、财政偿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地方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年偿债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六个风险敏感指标进行负债风险预警。(5)加快建立和完善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科学监管体系。县域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是造成负债规模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为了确保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将负债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迫切需要对县域经济负债风险进行全面科学的监管，要按照依法、审慎、全面、全程、综合的监管原则，把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为此必须要构建“借、用、还”和“责、权、利”相统一的监管体系。要完善监管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建立负债风险监管信息系统、负债风险监管评价系统、政府危机预警监管系统、社会舆论监管系统和法律监管系统，建立、健全政府债务危机处理系统，建立债务风险监管的操作机制与减震机制，探索审计、财政、人大及社会舆论的综合监管模式。(6)建立国家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完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联合防控与综合预警机制。由于财政“兜底”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各种私人风险、公共风险、金融风险，最终都会转化为政府债务风险。为了防范与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必须要建立、健全国家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首先要加强保险体系的建设，加大险种开发与创新，大力促进农业保险、信用保险的发展。其次要完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建立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突发事件的防范与预警体系。再次，要健全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无论是区县政府，还是乡镇政府，大约有1／3的债务是由于解决金融风险而形成的，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现象极为普遍。目前必须强化金融企业的金融风险意识，加强国家金融风险监控，防止金融风险的聚积。最后，要建立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联合防控与综合预警机制，做好整个社会风险总量控制与风险结构的优化。
樊纲[6]1999年在《论“国家综合负债”——兼论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债务／资产比高达８０％以上，相应地，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越来越大，国有银行也进入了亏损的阶段。正因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改革与增长前景的怀疑不断加重：中国的银行坏债问题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东南亚各国陷...
李丹[7]2017年在《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认为政府债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特殊的财政范畴,且具备一定金融属性,作为不同层面的重要交界点,备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虽各有侧重但尚未就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达成共识。本文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定位为“如何在通过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合理量化实现风险有效防控基础上,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按照“确立问题→剖析问题→理论框架→理论推演→实证检验→理论拓展→现实总结”的逻辑架构展开系统性分析,侧重于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展开,基于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考虑,构造一个有利于宏观调控的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系统框架,结合我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现实特殊性采用财政反应函数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经济、财政以及金融不同层面的良性循环确保政府债务可持续,实现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一)本文的第1章首先确立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合理量化”,并对此进行叁个层面的思考,第一,如何理解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其研究的主体或具体为政府债务范畴?第二,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框架,或具体为如何体现我国政府债务属性?第叁,契合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解的具体研究手段以及逻辑架构?按照此脉络,本章系统给出文中采用的政府债务相关概念以及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本质的理解,并按照“政府债务研究的财政视角、经济视角以及金融发展视角”对国内代表文献进行归并概总,以及遵循“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债务经济效应以及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主线对国外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最后结合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解、我国政府债务属性以及契合研究手段,梳理全文研究逻辑。具体地,对应第一层次的思考,文中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质归结为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体现,前者是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后者是政府债务风险的上限标准,两者间的空间即宏观调控在政府债务方面的政策回旋余地,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体现;同时,考虑到我国存在地方债风险转嫁中央政府的潜在可能,文中使用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广义政府债务概念。对应第二层次的思考,将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定位为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的综合性命题,不囿于就债务论债务,放置于大宏观框架中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基于财政反应函数确立从“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到“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的路线,并进一步纳入经济、财政以及金融层面的不同因素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拓展,对应第叁层次的思考。(二)本文的第2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纳入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并结合外生静态政府债务限度分析,风险可控则政府债务可持续,将其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初级层面的量化。文中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基于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测度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基于马约经验风险外生上限测算出地方债风险临界值,间接测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初级量化。此外,通过政策模拟分析经济景气变化、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具体地,首先,通过宏观经济指标的聚类分析获得我国经济景气变化分布,具体划分为经济低迷、经济过热和经济常态。其次,基于经验递归模型获得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发现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小,但风险分布呈现出一定不对称性,当经济处于常态时,主要呈现出短期公共资金配置效率低的问题,而当经济低迷时则表现出债务螺旋倾向。最后,基于地方债风险临界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债实际存量整体上不断靠近临界点,扩张空间收窄,但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方债增长呈现出快于实际经济增长的超常规增长趋势,在未来十年存在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此外,经济景气是决定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本质因素,同时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受金融市场、政府预期与经济增长不同程度影响。(叁)本文的第3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探讨如何深入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有序推进,其中关键在于如何体现政府债务限度的内生性。文中在考虑政府财政调整能力存在限度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基本财政-政府负债具体特征构建适用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并结合政府预算约束获得内生性政府负债上限,进而通过分析财政反应阶段性变化、政府负债均衡点情况以及不同经济状态对应财政空间测算深化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研究。具体地,结合我国政府负债历史较短、负债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以及表现出的基本赤字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先轻微上升后下降的财政反应特征,将其界定为“财政疲劳”初始阶段,即我国初现“财政疲劳”迹象,发现采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函数能更好拟合我国财政反应现实。同时,我国财政调整成本尚未达到一个必要水平难以维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即现阶段我国仍存在财政空间配合宏观调控。文中结合1981年-2012年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发现我国财政空间呈加速缩减趋势,2010年出现触底倾向,且经济低迷时经济增长滞缓会进一步缩减财政空间。进一步结合经济仍处于相对低迷状态,对2016年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在1%显着性水平下,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下存在10.45~10.65个百分点的财政空间,而未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则存在10.63~10.83个百分点财政空间。(四)本文的第4章至第6章则对应我国政府债务是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综合命题的定位,基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框架,进一步纳入不同层面的因素,将我国政府债务属性和理论框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拓展研究。具体地,文章主要包括财政后备设置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居民储蓄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分别对应第4章、第5章和第6章,在梳理不同层面各因素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机理的基础上,具体围绕财政后备的合理配置、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净效应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间关联展开,并通过各因素对财政反应特征、财政空间产生的影响以及与财政调整间联动性,分析不同层面如何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具体地,本文的第4章侧重于财政层面纳入财政后备因素,政府进行财政后备资金的配置需考虑“收益性”和“成本性”共存的现实,即在缓解不确定性带来政府债务风险扩放的同时,也可能面临更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改善资金配置效率,但也面临资金安排过量降低使用效益的风险。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财政后备尚未达到最优存量,随财政后备金率提高,我国财政后备上升改善财政反应的“垂直效应”加速抵消增加财政调整成本的“水平效应”,纳入财政后备使得经济低迷时的财政空间上升8.85%,经济处于常态时上升8.59%,且现阶段提高财政后备改善财政反应的边际递减效应并不显着,政府可提高财政后备金率作为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缓冲构建的有效尝试。本文的第5章侧重于经济层面纳入居民储蓄因素,考虑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两面性,既具有作为政府债务融资的储备金职能,弥补财政账户,增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可能因过度储蓄削弱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使得经济总量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难以匹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在过度积累倾向,居民储蓄的“储备金”效应被过度居民储蓄削弱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闲置”效应覆盖,综合呈现出缩减可用财政空间趋势,当经济处于非常态时,居民储蓄呈现出财政调整的顺周期性进一步降低可用财政空间,和经济处于常态相比,使得财政空间缩减量增加1.33%。因此,有效转化我国居民储蓄,使其不断向既能作为财政赤字的国内资金缓冲项以保障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能避免储蓄过高而难以实现系统内资金有效配置的最优值靠近,通过资源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是增大可用财政空间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第6章则侧重于金融层面纳入金融市场发展因素,基于金融市场流动性梳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直接渠道,包括稳定金融资产价格、改善中央政府融资环境以及缓解地方债到期偿付压力,展开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主要通过“筹资能力”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无论是长期均衡还是短期动态调整均表现出改善政府融资环境、扩大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积极效应,且不易受财政政策冲击,不仅可缓解经济景气变化带来的长期均衡震荡,实现对周期性风险波动的主动防控,同时有助于改善财政调整,提高政府可承担的长期负债水平。同时,现阶段纳入金融市场发展使得政府财政空间上升2.4%,且不易受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的消极影响。此外,历史上较大危机后,我国财政防范措施的不同会造成政府债务风险短期波动的显着差异。
胡晖[8]2011年在《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介绍评价国债适度规模的一些指标,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以及财政偿债能力两个角度来研究适合于我国目前现状的国债适度规模的监控指标。并进一步从国家综合负债能力角度研究我国资产负债率。
贾佳[9]2016年在《资产负债视角下的财政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是国家的机器,政府正常的运作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基本前提。而财政是国家运转、政府正常工作的“血液”,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财政即为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及其产生的经济活动,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及经济的各个方面,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及手段。所以,对财政绩效的考察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密切相关的。然而,长期以来习惯上将财政与财政资金等同起来,财政即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资金。在此基础上,对财政的绩效评价大多情况下等同于对财政收支资金的绩效进行评价,更多的关注“收”了多少,“支”了多少。很明显,这是一种“流量”的概念。我们需要从财政的基本概念上入手来修正这一观点。财政不仅包含了财政资金的收支活动,更加广阔的含义还包括了由财政的收支资金产生的经济活动。“新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在其着名的财政危机理论中赋予了国家在社会生产中强有力的作用。上世纪叁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国家干预被全世界不断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被不断强化为上层建筑范畴,凌驾于私人部门之上。而奥康纳认为,国家应当作为社会生产的参与者,而不仅仅具有纯粹的消费性。在一些私人部门不能或者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领域中,需要国家作为一般生产者对这些公共产品及服务进行生产。在现代公共财政理论中,政府同样也需要提供公共品。政府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来提供公民所需要的各项公共产品及服务。政府提供的这类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部门,其产生的“收益”不能够立竿见影,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阶段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政府通过财政的手段产生的经济效益衡量,单从收支资金的流向上评价是不全面的。同时,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即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特别是2009年迪拜与希腊的政府债务危机使得国家金融瘫痪,一度陷入恐慌。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关注政府债务问题。2011年开始我国审计署就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摸底审计,审计的结果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与热议。自此,社会各界也都开始关注政府“家底”,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资产来偿还政府的债务。同年学术界叁大团队开始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明显的是,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均是财政资金运作的结果,换个角度来讲,财政资金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的效益就是通过政府资产负债存量来表现,即为政府的存量财政。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绩效的衡量与评价也不只能从收支流量角度进行,而更应当从存量资产负债角度进行评价。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从资产负债视角对政府财政绩效进行评价,即从存量角度衡量财政绩效的表现。主要的研究思路是梳理我国财政绩效从收支流量观到存量观的转变,其次开始对财政绩效评价需要的政府存量资产负债进行定义与分析,在此基础上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作为接下来研究的工具。由于政府的非经营性资产的偿债能力极为有限,加之这一类型资产的难以评估,导致其市场价值的货币表现难以获得。基于此,本文编制的资产负债表是基于流动性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再次,本文在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对政府财政绩效进行评价。评价分为效果评价与效率评价两部分进行。效果评价采用的是资产负债表法,即对资产负债表的表现进行分析,本文采取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了2005年至2014年十年间的存量财政数据进行横向、纵向以及比率的趋势分析;效率评价采用的投入产出法,将政府资产项目中的财政性存款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负债总额作为投入项目,将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GDP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产出项,采用DEA数据包络法下的B2C模型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存量财政绩效效率进行分析,并对其中表现较为反常的上海市财政绩效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提出提高财政绩效效率的方法与路径。最后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的建议,包括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改革、资产负债结构与存量债务置换以及从纳税人权益的角度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框架进行修订,仅供参考。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选题及方法。从存量角度进行财政绩效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之处;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将企业财务管理思想及方法运用到政府公共部门中,能够更加全面的衡量政府的财政工作。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同时积极响应了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决议》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方向。不可否认的是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由于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不能够将我国中央政府存量财政绩效与国外其他国家做出横向比较,也不能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参考指标;其次,本文针对的是存量财政的绩效表现,并未将以往的流量财政与存量财政进行结合研究,若能够对二者进行结合,那么对财政绩效的衡量将更加的全面。这些不足也将成为笔者日后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马卿[10]2011年在《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必然面临来自全球同行业对手的激烈竞争,尽快完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商业银行应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优化资本结构,以应对巨大的市场竞争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强烈冲击。2008年暴发了美国次贷危机,此次危机波及到全球,造成世界范围的巨大亏损,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巴塞尔协议Ⅲ》,该协议预示着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资本监管将会进一步加强;2009年10月21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该通知也意味着银行增强了资本监管力度。如何在监管愈加严格的情形下,合理调整银行资本结构,达到监管要求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首先回顾了资本结构相关理论,结合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行业特性,对银行业资本结构特征作了一般性分析。并指出本文研究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从狭义角度出发,分别研究:核心资本、附属资本、资本充足性。其次,本文重点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上市银行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内源融资能力不足、次级债互持现象导致严重后果、资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再次,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总结出影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若干因素,并将其指标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利用截止至2009年年底14家上市商业银行自2004年至2009年年报中披露的数据资料,建立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模型。实证结果显示:盈利能力、银行规模、税率、不良贷款率、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发展能力、资本成本、监管压力与资本充足率正相关。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加核心资本的有效途径,避免银行间互持次级债,完善债券市场管理,开发利用其它资本工具,重视优化业务结构,加强风险资产控制,加强资本监管力度等等方面提出若干优化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开放视角下的国家综合负债风险与市场化分担[J]. 孙涛, 张晓晶. 经济研究. 2007
[2]. 国家综合负债研究[D]. 李光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1
[3]. 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研究[D]. 张舸.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0
[4]. 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D]. 张海星.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5]. 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研究[D]. 管洪. 西南大学. 2006
[6]. 论“国家综合负债”——兼论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J]. 樊纲. 经济研究. 1999
[7]. 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D]. 李丹. 吉林大学. 2017
[8]. 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研究[J]. 胡晖. 商业时代. 2011
[9]. 资产负债视角下的财政绩效研究[D]. 贾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10].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优化研究[D]. 马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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