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妇女词中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妇女论文,词中论文,形象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文学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女性之被重视远远超过前代。尤其是在宋词中，已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也空前积极地参与了文学创作。她们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了宋代妇女的生活、品格和思想情操，为研究妇女在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据史料记载，先秦、汉魏六朝至唐代，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女作家总共不过33位，而宋代三百余年，有作品传世的女词人竟多达70余位。她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宫廷嫔妃、大家闺秀，下至贫民百姓、婢妾娼妓，如李清照、朱淑真、魏夫人、孙道绚、王清惠、金德淑、蒋兴祖女、淮上女、徐君宝妻、郑文妻、严蕊、洪惠英等等。这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审音识律，挥毫濡墨，破门而出，登上须眉独占的文坛，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为处于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女子争了光，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由宋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思想背景所决定的。
北宋世风开放，注重现世享受，对于女性的态度不同阶层都有相应的改变。知识分子是通儒经、信佛道的才子，也是讲儒学、以正统自命的君子。他们性格上的两面性在北宋社会“思想解放”、不受伦理束缚的妾婢娼妓面前，表现得一览无余。他们同情这些女子的遭遇，把妓女的生活与命运作为创作的重要源泉。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论及“才子”和妓女的关系时说得很精彩：“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让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道德有害。绘画与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方面大有发展，因为他们不需要用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可见，相对于其它阶层的女子来说，宋代的歌儿舞女就更容易被当时的文人理解。另外，做为北宋的上层统治者，开国之君赵匡胤公开号召功臣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致使上层人物买笑青楼、走马章台，或者家蓄歌妓，沉酣酒色。著名词人晏殊、张先、周邦彦生活都极为奢华。皇帝的提倡，臣僚们的身体力行，客观上培养出大批歌妓词人，产生出大量以歌妓生活为题材的词，词坛一时间出现了“有宋一代除文人墨客当然能词外，上自帝王将相、公卿臣僚，下至贩夫走卒，以至小家碧玉、坊曲妓女、名门闺秀、女尼女冠无一不能作词”（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的繁荣局面。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女性不仅是宋词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也逐渐地不自觉地形成了一支文学力量，直接参与创作。
开放的世界也使人们的观念渐渐转变。日常生活对女性的伦理要求发生了变化，女性也开始审视自我感情世界。魏晋之前，世俗对女子的贞洁特别重视。宋代的世俗观念较为开放：据张邦炜《婚姻与社会》一书中的统计，宋代上层女子改嫁不在少数，与愚蠢的节烈意识比较，人们更能理解自己对真实感情的需要。北宋丞相王安石在儿子病逝后，极力主张儿媳另择佳婿，免误青春。当然，封建传统观念依然在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行为，程朱理学的出现从反面说明当时女性觉醒的程度。她们的行为在某些方面背离了封建伦理道德，于是卫道者们不得不制订种种新的清规戒律束缚她们。然而，尽管女性的觉醒和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历史的潮流终究不可阻挡。宋代话本中许多女性形象，如李翠莲、秀秀等，都是心直口快、善恶分明、有人格独立和婚姻自主要求的个性鲜明的女子。这正是当时女性民主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标志。女性意识的觉醒，必然要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里来，以婉约柔媚为特点的音乐文学──词，正好适于表达女性曲折细腻的思想感情。这种新文学样式的成熟又为女子参与创作提供园地。所以女词人只能而且必然出现在宋代，这是由宋代历史的特殊性与必然性决定的。
本文从女词人塑造的自我形象入手，分析阐述宋代社会各阶层妇女特有的丰富的感情世界，以此证明女词人表现自我生活的才能不亚于须眉，她们同男词人一样，对音乐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根据女词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将她们塑造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类加以研究。
第一类：歌妓词中的青楼女子。
青楼女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精神和肉体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成为词人歌咏的主要对象。
青楼女子对自身的境遇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们被描绘为无主的孤魂，无人看护而一任自然风暴摧残的花草树木。“梅花似雪，刚被雪来相挫折。雪里梅花，无限精神总属他。”（洪惠英《减字木兰花》）词里用雪中的梅花象征妓女的美好人格，雪践梅花则用拟人的手法暗示妓女遭受蹂躏的悲惨命运。透过歌妓的笔端，一个青楼女子的形象亭亭玉立在读者面前，她眉目清秀，身材修长，才艺超群。但屈辱的生活折磨得她心神交瘁，目光中充满忧伤。
花草树木本是美好的事物，多象征美好的人格，高尚的情操，但它又是弱小的，经不起自然界命运的冲击。青楼女子以花草自喻表明她们对自身的的珍重与怜惜，她们无法抗拒既定的命运，只能孤芳自赏。在她们的身上普遍存在两种心态：一是对妓女生活的厌倦；二是摆脱命运，渴求良人以托终身。
天台营妓严蕊的自陈词，极好地概括了这种心态：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她们追求自由的态度是坚决的，反映出她们摆脱妓女生活的强烈愿望。
然而残酷的现实只能毁灭她们仅有的一线希望。因为青楼女子接触的异性多数都是达官显贵，声色犬马之徒，能够理解妓女的内心世界、同情妓女遭遇的是少数，即使青楼女子遇到了这样的知音，恐怕这个异性也无力改变她的命运。妓女们寻求的结果注定是悲剧。这决定了她们对自己的归宿只有两种选择：或是怀着矛盾的心理痛苦一生；或是为实现追求以身殉情。这种结局一为人生的悲剧，一为理想的悲剧。宋代的青楼女子以至历朝历代的青楼女子都难以逃脱它们的魔爪。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歌妓的自画像，让人们了解到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子，她们并不是感情轻浮、内心麻木，安于玩偶生活的“花瓶”，她们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理想和追求，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女性词人在塑造青楼女子的形象时，较男作家在表达深层次的感情方面更胜一筹，因为她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研究一下同时代男词人笔下的歌妓，多为外在的容貌、仪态的描写，缺少对人物特殊心理的开掘，仿佛歌妓只是个不幸的符号。可见，由于男女词人不同程度的经历，视点的差异使她们笔下的形象呈现为浅层与深层、普遍与特殊的相对的排列，在一定程度上讲，女词人的艺术创造正好弥补了男作家的不足。
第二类：贵族妇女词中的女性。
上层女性形象则从另一角度透露了宋代妇女情感意识的信息。这一阶层的女子身受理教束缚，不能象青楼女子那样恣意诉说心曲。但女性重情的天性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扼止的，她们同样珍重青春和爱情，把内心的感受赋与大自然的春花秋月、和风细雨、小桥流水。李清照爱梅，就有“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的比喻，“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的赞语和“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的猜度。朱淑真少女时代活泼开朗，才华横溢，富于幻想，但因所嫁非人，对自己的青春哀痛惋惜，所写诗词被后人题名为《断肠集》。
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被封建才女温柔的心性赋与生命和情感。她们独处深闺，与世无争，倾心的是自然界的寒来暑往，草木兴荣。因此，一方面因生活范围的局限，视野变得狭窄，表现的题材只限于日常生活，身边琐事；另一方面她们也正由于这一点保持了内心的纯净、感情的真挚，没被外界的污风秽气浸染，凭借兰心慧性感受生命的律动，将青春、爱情的协奏曲填入大自然的乐章中。
1.闺中的少女
贵族的少女形象出现在闺情词中，女词人乐于塑造纯情少女形象，描绘她们初涉恋情的娇羞，维妙维肖。
李清照的《点绛唇》中描摹了这样一位少女：
蹴罢秋千，起来庸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小令是清照早年的作品，从环境、氛围和情态看，主人公是位大家闺秀。词没有一笔从正面描绘她的容貌、服饰，而是通过一连串富于特征的动作，将少女天真、活泼、娇羞可爱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词如其人，清照青年时期，性格活泼开朗，既爱好琴棋书画，也喜欢划船、荡秋千以及“打马”之类的闺房雅戏。李清照正是以她纯真开朗的性格塑造出了不少富于个性的闺中女子的形象。
李添照笔下还出现了一些游春仕女的形象：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
词中的主人公是一群游春的少女，她们在小溪亭上，从白天一直玩到傍晚，象男子一样饮酒、唱歌，欣赏自然风光。直到天黑该回家时，她们还醉眼矇眬，找不到回家的路。小词清新自然，生动如画。宋词中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少，大都写恋情，象这首以少女游春生活为内容的却不多。可想而知，没有实际生活体验的男子很难写得如此真切动人。清照笔下的这类闺中少女纯情，是宋代各体文学中比较少见的女子形象。
2.品尝相思之苦的贵妇人
宋代妇女词中出现最频繁的形象是独守深闺的少妇。她们被一种愁绪所笼罩，根据其处境的不同，可以分别称之为愁妇、思妇和怨妇。
愁妇，指婚姻生活中没有夫妻感情的女性。愁妇的婚姻是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的，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而成，因而夫妻关系只具有纯粹的形式，而没有爱情，没有体贴与温存。家庭对于女方来说，不过是一条冰冷的锁链，带给她们的只有忧伤和苦闷。
愁妇的丈夫多出身于贵族豪门，身为官宦，他们长期离家在外，愁妇不仅在精神上得不到知音，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孤独。她们是“独行独坐，独唱独愁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朱淑真《减字木兰花》）或者“独倚栏干昼日长”。（《鹧鸪天》）她们的行、立、坐之间，孤独无处不在，愁妇成了孤独的影子。
愁妇的一腔感情向谁去倾诉？大自然是她们最好的倾听者。她们把自然引为知己，将春花秋月赋与人的感情，将它们变成自己苦难的替身。“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独自倚栏干，夜深花正寒。”（朱淑真《菩萨蛮·咏梅》）写花实是写自己。深夜寒花这一形象表达的不正是少妇凄凉、孤寂的处境吗？这位少妇就是朱淑真的自我形象，她是难得有情郎而抱憾终身的愁妇的代表。
愁妇的命运也大都是悲剧性的，这完全是由不幸的婚姻造成的。从朱淑真的婚姻经历，我们更可以印证这一点。据魏仲恭《朱淑真诗集序》载：“比往武林，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意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得，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词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须指出一点，她的丈夫并非“市井民家”，而是一个不堪忍受的俗吏。她在《春日抒怀》诗中有“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的句子，“从宦东西”表明她的丈夫是在外做官的。
由朱淑真的悲剧可以推断：宋代上层女性对婚姻中精神生活的要求在提高，她们不再满足物质生活的优裕，夫贵妻荣的名份，她们理想的择偶标准更多地倾向于情感方面，希望对方是懂得自己的感情，精神上与自己互为知音的才子。女性感情意识的觉醒从女性意识觉醒的宏观角度看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点酿成了女性的悲剧，因为封建的婚姻制度客观上封闭了女性择偶的自由，一旦女性意识到并有了理想的择偶标准，那么她们的追求只能是梦幻中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构成极大的落差。这正是宋代愁妇的悲剧，也是她们之所以愁的根源。
思妇，指丈夫在外，自己长期忍受相思之苦的妇女。相对于愁妇来说，思妇还可以有一个相思的对象，有一个倾诉衷肠的丈夫，但她们同样要品尝一种苦果：相思。因而愁、怨、瘦、泪成为思妇形象的典型特征。
思妇的愁有特殊的内涵。它是由对郎君的思念编成的一张潜网，时时笼罩在少妇心上，无法排遣。因而，浓、重、厚成为它的特点。
思妇的愁，实质上是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她们与愁妇有极为相似的感受。她们精神上的痛苦地处申诉，内心的矛盾逐渐积聚成一种无名的怨恨。她们的恨，是爱而不见，爱极转恨。她们的怨又是思而不得，思极成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构成思妇矛盾的内心世界，妇女词中的思妇都是愁从眉端起，怨自心头升，瘦尽芙蓉面，泪流红阑干的令人生悯的形象。
怨妇的形成，源于她们的丈夫对感情的不忠。在女词人笔下的怨妇形象较之男作家的更有感染力。
易祓妻，姓名年里不详，其夫易彦祥（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入都后，贪恋荣华富贵，久不归乡。其妻赋《一剪梅》寄之。
染泪修书寄彦祥。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就不还乡。铁做心肠，石做心肠。
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不知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对鸳鸯。词中的怨妇就是易祓妻。她尽管埋怨丈夫的负情，悲叹自己容颜已逝，但结尾处还是含蓄地探询何日破镜重圆，鸳梦重温。这类怨妇是温柔、体贴、容忍、善良的，她并未因丈夫的负情而变心，反倒真诚地劝说他回心转意。这类女性是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下的贤妻，是当时被宣扬和称颂的典型。
3.含幸茹苦的嫠妇
宋代贵族妇女中，在婚姻上付出代价最大而又毫无怨言的是嫠妇。她们身处桑榆晚景，白头鸳鸯失伴，饱经人世风霜，历经世态炎凉。在孤独寂寞中回味生活的甘苦，忍受感情的煎熬，凭借成熟的性格和对丈夫深沉的爱支撑着漫漫人生。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和孙道绚都成功地塑造了失偶的上层嫠妇形象。
李清照的前半生还算一帆风顺，与其夫相濡以沫，感情深笃。靖康之难改变了她的生活，中原大片土地沦入异族铁蹄之下，她和广大百姓一样流离失所。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建炎三年病逝，夫死兼之国破家亡给她以沉重的打击：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
一位心怀家国之悲，愁思满腹的老妇形象跃然纸上。词人通过老妇倾诉了自“靖康之难”以来，个人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和心灵深处的沉哀巨痛，反映了她横遭时代风雨摧残的悲惨命运。
李清照笔下的嫠妇形象都有着深重的悲愁。她们不仅仅因为自己身世而悲叹，而且也在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形象内涵更为丰富。《永遇乐》（落日熔金）中那位伤时忧国念念不忘故国的嫠妇形象，是极好的证明。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当权者恃和苟安，沉溺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中，酒宴歌舞永无休止之日。行在临安和当年的都城汴京一样，完全成了达官贵人的游乐场所。词中的妇人正生活在这个背景下。她在元宵节独自坐在家中，默默思念不幸早逝的亲人。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凄迷哀怨的笛声，倍增凄凉之感。忽然门外响起清脆的銮铃声，从闹市驶来一辆辆“宝马”驾的“香车”。原来是她昔年的“酒朋诗侣”，亲临陋室邀她同去观灯。对昔日闺中友好的盛情，她铭感在心，可如今境况不同，苦乐有别，已非同路之人。于是她婉言相谢，独倚寒窗，等待夜尽天明。孤灯之下，回首往事，想起当年汴京的情景：那时天下太平，家道隆盛，恰值风华少年。每逢三五佳节，总要尽情欢度元宵之夜。如今时过境迁，历尽劫波，两鬓如霜，形容憔悴，哪里还有兴致深更半夜去游逛呢，倒不如藏在帘儿底下，去“听人笑语”。实际上，这位妇人的遭遇正是那个苦难时代广大人民的缩影。她看到自己周围还有人把国仇家恨抛到九霄云外，正沉酣于湖山之乐。以小见大，这种人心涣散、士气萎靡，只图享乐的局面，正是南宋统治者含垢忍耻，执行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她预感到重返故园，再见“中州盛日”的愿望已成泡影。这个自甘寂寞忧国忧民的嫠妇虽然没有任何壮举，但她的哀怨、留连、感伤却表达许许多多和她遭遇相似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这位嫠妇的思想曾深深感动南宋末年的爱国词人刘辰翁，他也填了一首《永遇乐》，序中说：“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则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须溪词》卷2）可见，这一形象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宋代还有一位成功地塑造嫠妇形象的女词人──孙道绚。较之李清照，孙道绚更多地品尝了失去丈夫，独守孤儿的痛苦，因此她笔下的嫠妇形象更有特殊性。
孙道绚是位才华横溢、能诗善词的知识女性，30岁时丈夫去世，她一人将儿子黄铢抚养成人。遗憾的是她大量的作品被销毁，幸存的小部分由黄铢整理，才得以流传至今。其中一首《醉思仙》（晚霞红）是怀念故夫的悼亡词，塑造了一位十年寡居的妇人形象。
晚霞红，看山迷暮霭，烟暗孤松。动翩翩风袂，轻若惊鸿。心似鉴，鬓如云，弄清影，月明中。漫悲凉，岁冉冉，
华潜改衰容。
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箫寒，夜消消，恨无穷。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
──《醉思仙·寓居妙湛悼亡作此》
这首词是倾诉作者十年寡居的艰辛和对丈夫的深情怀念。上片就眼前景物抒发对丈夫的思念，下片是追忆往事，倾诉衷肠。此阕词情哀婉，风格悲凉。宋代不少男作家也写过一些悼念亡妻之词，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的《鹧鹕天》（重过阊门万事非）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但出自女词人笔下的悼亡词却不多见。本篇缠绵凄绝，动人心魄，艺术感染力很强，完全可与上述两首悼亡词比美。
第三类：乱世悲歌中的妇女
宋代的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在国难当头的乱世中，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巾帼英烈，上至妃嫔，下至民女，在异族侵略者面前，表现得异常英勇。一些有文化教养，能诗工词的女性，记述亲身经历、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苦难的时代。
据《梅磵诗话》载：“靖康间，金人犯阙，阳武令蒋兴祖死之，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词云：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蒋兴祖女当时仅十七、八岁。词的上片叙述她被俘北行的见闻感受。下片痛陈返乡无望的愁苦之情。况周颐《惠风词话》谓此词“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恻”，表达了一位弱女子心灵深处的悲哀。
宋末元军南侵之际，徐君宝妻的《满庭芳》和刘氏的《沁园春》同样都以哀婉的笔调，描述无辜女子被掳掠、被蹂躏的悲惨历史。
徐君宝妻，姓名不详，“岳州（今湖南岳阳市）人。陶宗仪《辍耕录》载：“岳州徐君宝妻某氏，亦同时被掳来杭，居蕲王府，自岳至杭，相从数千里，其主者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不忍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即将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为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诺。即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词一阙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其词如下：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余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其壮举不亚于须眉，词中表现出她的识见也高于一般仕人。她以犀利的语言道出南宋屈辱的历史，表达对故国亲人的眷念。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统治者的荒淫无能。她从国家民族的灾难讲到自己的不幸，反映宋元交替之际广阔历史背景下的人民的不幸。因此，她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刘氏与徐君宝妻经历相似，她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宋朝灭亡后，被元军掳掠北去的一批宫女也有许多善长诗词的。与平民女子相异之处是：她们曾经生活在深宫内院，朝歌暮舞，锦衣玉食。一旦归为臣虏，其境遇的悲惨，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
宋宫女王清惠被掳途中，行至汴京夷山驿，深夜于客馆中含泪写道：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此词上片是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她沉醉在想象之中，过去的时光留给她太深的印象。好景不长，鼙鼓揭天，客馆惊梦的现实使她猛醒。对于长年与外界隔绝的宫人来说，这种意外打击猝不及防。她开始思考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本来在蒙古与金人将近三十年的战争中，对南宋是整军理武、培植国力的很好时机。可南宋王朝反而日益腐败与堕落。待蒙古灭金后大举南侵时，南宋朝廷则束手无策，致使蒙军长驱直入，攻陷临安。“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不单是宋朝爱国将士的悲哀，也是这样一位深宫女子的悲哀。据史料载，王清惠到达大都后，自请为女道士，可见她不向元蒙统治者屈服的民族气节。
从上述作品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无情的现实使妇女走出闺阁。她们亲历战乱，作品接触到社会问题，题材丰富，思想深刻，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塑造出血肉丰满、多彩多姿的妇女形象，丰富了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同时，我们也看到：宋代民间妇女的文化素养与前代相比，普遍有所提高，很多女性擅长写词，所以她们在遭遇不测时，能以词加以表述，为我们留下这一曲曲既具有认识价值，又富于审美价值的乱世悲歌。
通过以上三类妇女形象的分析，不难看出：宋代的女词人以独特的表情方式塑造自我形象，她们写尽了内心的喜怒哀乐。元遗山《论诗绝句》评陶渊明诗有“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之语，用来评论宋代女词人也是十分恰当的。我们的文学史应该对宋代女词人的贡献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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