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留英若干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严复留英确切时间的考据
严复青年时代留学英国，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严复赴英留学的有关情况一直没有确切的结论。笔者查对了郭嵩煮《伦敦巴黎日记》及有关人年谱，并且核对了大英博物馆藏当时中国公使郭嵩焘与英国外交部的往还信件，基本廓清了严复留学英国的时间等情况，同时还发现了严复归国后担任教职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更加合理地解释严复走上启蒙思想家道路的客观原因。（注：郭嵩焘1876年出任清政府首任驻英公使，严复留学英国恰值这一时期。郭氏的《伦敦巴黎日记》多处记述严复有关情况。《走向世界丛书》编者钟叔河与《墓地与摇篮》作者陈越光、陈晓雅及王克非以前曾经局部地引用过这些资料，但他们的关心点和利用方法并不同，钟书意在分析郭嵩焘，陈书则用于说明严复的性格。实际上，《伦敦巴黎日记》中共有29处关于严复的记载，全面分析这些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严复在英国留学的基本情况。同时，经过查对，发现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这一时期的外交资料中，尚有涉及严复的资料5处，可供说明严复在英及归国就职安排等情况。）
关于严复赴英留学的时间，研究人员曾提出过多种不同说法。王遽常在《严几道年谱》“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先生二十四岁”的条目中提出，“十二月，先生与刘步蟾、林泰增、蒋超英、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guī①、萨镇冰、黄建勋、江樊祉、林颖启等，以驾驶学生派赴英吉利学习。”（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页。）同时，他又在其后“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先生二十五岁”条中说明严复于这一年“入英吉利格林尼茨抱士穆德大学院。”（注：《严几道年谱》，第7页。）商务印书馆编辑《严复生平·著译大事年表》也认为“1876年（光绪二年）二十三岁，与刘步蟾等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6页。）。然而与此相反，周振甫编著的《严复思想述评》则提出，“光绪三年二月，西历1877年”（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页。），严复被派往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学习后转至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同时，据王栻研究，在《船政奏议汇编》卷十四中存有吴赞诚光绪三年三月十九日上奏的学生出洋起程日期，其中记载“华监督道员李凤苞、暨洋督日意格（法人）于二月十七日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国、翻译罗丰禄、制造学生郑法廉（中略）严宗光（中略）等乘本社济安轮开赴香港”。（注：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这段记载说明，严复等道批赴欧留学生于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即1877年4月1日，出发赴英。这样看来，王遽常首倡1876年赴英说，延续至今，而周振甫与王栻则认为严复赴英在1877年。仅就赴英时间而言，两者相去近一年，至今模糊不清。
那么，严复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到伦敦去学习的呢？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了。据笔者调查，对照研究《郭嵩焘年谱》、郭嵩焘的《伦敦巴黎日记》中有关马尾船厂学生赴英的记载与《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录的有关奏章的内容，发现这些记载互相补充，情节符合，大体能够判断严复等人赴英留学出发的时间是在1877年，而非1876年。具体说来，《郭嵩焘年谱》记载，严复等人于1877年（光绪三年）旧历三月于伦敦开始留学生活。《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二（1877年1月15日）李鸿章与沈葆桢上奏《闽厂生徒海外学艺奏章》，“奏派李凤苞率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严复、萨镇冰等三十人，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注：冯君实：《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9页。）严复等人出发赴英当是奏章上奏得到批准之后的事情，因此上述1877年三月（旧历）抵达伦敦的记载与此相合。又，据郭嵩焘的《伦敦巴黎日记》记载，光绪三年四月一日，即1877年5月13日，李丹崖“携带学生十二人”。（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5页。）这当是严复抵达伦敦之后的事情。他们这些留学生由李凤苞（丹崖）率领赴英，此次当是李率留学生抵英后晋见公使，时间符合。至于“学生十二人”的记载，虽未写明具体姓名，但那时留英的学生仅有严复等一批人，自然当是指严复和方伯谦等12名海军留学生。
另一方面，根据《郭嵩焘年谱》记载，李凤苞率领留学生32人于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即1877年4月4日离开香港，乘船赴英。这一行人先抵法国港口，郑法廉与陈兆铭等14人学习制造，下船赴法，而驾驶学生严宗光与何心川等12名继续航行（注：严复一生所用名字十分之多，少年时父亲曾为其取名“传初”，14岁时改名“宗光”，字“又陵”，归国后供职时更名为“严复”，字“几道”。在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名为“宗光”，字为“又陵”。），于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即1877年5月11日抵达英国。（注：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678页。）从路途情况来看，依照海上航行时间推算，自福建乘船至英国伦敦，航行时间一月有余，时间也较合理。同时，《学生出洋启程日期折》本来是吴赞诚向朝廷报告留学生出洋留学的资料，作为第一手材料，应较为可信。其中所述“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出发“赴英”的日期，当是严复等人离开福建的时间，与上述《郭嵩焘年谱》记载“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离开香港”的日期相符。
通过以上考据可以推算出，严复赴英自闽厂出发当在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即1877年3月31日，先抵香港，于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即1877年4月4日离港赴欧，途中经过法国寄港后，最终于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即1877年5月11日抵达伦敦，开始了他留学英国的生活。就在他抵达伦敦之后的第三天，即光绪三年四月一日，1877年5月13日，严复及其同期的留学生们由李凤苞率领到公使馆晋见了当时担任中国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据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光绪三年四月一日记载，“四月初一日丙戌，为西历五月十三日，礼拜之期，李丹崖带同陈敬如、马眉叔、罗本禄、日意格来见。携带学生十二人”（注：《伦敦巴黎日记》，第195页。）。这次严复首次见到了后来他十分尊敬而又称为“忘年交”的郭嵩焘，并且于留学英国期间在思想上接受了郭的巨大影响。这样，严复离开中国及抵英留学的时间大体可以廓清。
那么，严复在英国留学多长时间，何时归国？关于这一点也是众说纷纭。实际上，严复等人抵达英国以后，按照郭公使“预定暂住朴次茅斯”的安排（注：《伦敦巴黎日记》，第195页。），自5月中旬，严复进入朴次茅斯大学，学习预备课程。另一方面，公使馆紧锣密鼓地为这些留学生的入学问题与英方进行联络交涉。有关的公文和信件证实，严复在抵英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教育，很快进入海军学堂，开始了他学习海军舰艇及其他课程的留学生活。
《伦敦巴黎日记》5月13日记载，李丹崖带日意格来见。（注：《伦敦巴黎日记》，第195页。）具体商谈的内容虽然没有写明，但是他们两人是负责留学生的官员，而且两人同来，可想而知，自然话题当为留学生问题。根据《郭嵩焘先生年谱》，西历6月24日，郭嵩焘照会英国外交大臣达尔贝(Derby)，通知他中国海军留学生抵达英国，希望英方协助安排学业，达尔贝于5月18日复函郭氏，表示同意中国学生在英留学。（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36页。）根据英国方面的文献，达尔贝后来又于9月9日致函郭公使，告知外国留学生进入格林尼茨大学学习的入学规章。（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50页。）
其后，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9月17日，达尔贝通知郭公使，英方已经批准海军留学生严宗光、方伯谦等6人进入格林尼茨大学读书。（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77页。）9月20日，达尔贝又致函通知郭公使，要求中国留学生于9月27日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参加考试。（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78页。）于是，严复经考核进入英国皇家格林尼茨学院学习海军课程。
最初，郭公使与英国方面商定，严复等6人入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一年，结果，到1878年8月学习期满。留学生们的安排再次成为郭公使的重要工作。这一次，按照郭公使与英国方面协商的结果，方伯谦等3人结束格林尼茨海军学院校园生活，上舰实习，从事海军军官实际训练，唯有严复一人情况不同。据《郭嵩焘年谱》记载，1878年8月3日，郭公使致函英国海军大臣沙里斯百里(Sallsbury)，要求延长严复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期限，延期一个学期（半年）。（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778页。General Correspondence,F.O.17/794,1878,p.108载有这一信件。）接着，8月14日，沙里斯百里复信通知郭公使，批准海军留学生严复继续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一个学期。于是，郭公使于1878年8月19日再次致函沙里斯百里，对于英国方面协助安排严复继续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读书及其它学生上舰实习一事表示感谢。（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782-789页。）这样一来，严复又留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校园内继续学习半年，至1879年6月，完成学业归国。
关于严复归国的具体日期，还有待继续发掘新的资料。不过，据现有资料，严复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的时间似截止于1879年6月，而他归国后就任福建马尾水师学堂教习是在光绪五年六月，即1879年8月，因此严复归国的时间当在此期间，应不会有疑问。（注：据《船政奏议汇编》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奏，吴赞诚急需教员，于是光绪五年六月严复赴闽厂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员。）至于具体上船及抵达中国的时间，由于此次归国时，同期留学生业已先期归国，他是只身一人，故需从另外方向查对相关材料，或能确定，此留待下一步再做调查。
二、严复留英期间的基本情况
关于严复青年时期留学英国期间的情况，至今所知甚少，往往不为人注意。有些译著即使有所涉及，也大都一笔带过。实际上，这一期间正是严复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他其后展开启蒙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当给与足够的研究。之所以研究不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资料的限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严复忘年之交郭嵩焘的记述窥见严复留英期间情况之一斑。尽管严复自己很少说及他青年时期情况，郭嵩焘的记述也十分有限，但是本文希望利用与严复关系密切的郭嵩焘的有关文献，就几个突出的方面复原严复留学期间的基本情况。
（一）严复英语能力出色。严复经过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已具备相当能力，以至后来在扬武舰上实习时，他能与外国教官深入交流，倾心相谈，结为良友。这位外国教官在离开中国时还特意赠言于严复，可见其英语水平当时已达可观程度。赴英之后，他最初曾在朴茨茅斯接受预备训练，所学内容当以英语为主要科目，进一步提高了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
从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的记载来看，严复的英语能力明显高于一般留学生，深受郭公使赏识。《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多次翻译英文资料。郭嵩焘在光绪四年的日记中记载“接严又陵来信，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又译示《代模斯新报》评论。（注：《伦敦巴黎日记》，第816-817页。）此种情况足以说明严复英语能力甚好。除书面翻译之外，根据李鸿章建议“李丹崖带去学生中，通习英文能翻译汉文者，当能通融择用”的指示（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34页。），郭嵩焘瞩目于严复，特意不时提供机会，促使严复参与实践。《伦敦巴黎日记》记载，郭公使于光绪五年一月一日举办招待会，邀请英方官员及公使馆成员参加，“此外，唯一邀严又陵”，且在罗伯逊和郭公使讲话并由马格里翻译之后，“比询严又陵，则所宣述之旨，多不能详。”（注：《伦敦巴黎日记》，第880页。）严复不仅能听说英语，而且在外交场合，能指出使馆翻译的不足，可见其英语水平之一斑。总之，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不仅较好地完成了所学科目，而且英语能力大为提高，几乎可以充做外交交涉人员。郭公使曾在会后，向严复询问会中英语讲话内容，一则考察，二则补自己语言之缺憾，并发觉“风夔九，张听帆之辈所不能辩”（注：《伦敦巴黎日记》，第880页。），感慨万千。反过来说，唯其严复原来英语底子较厚，在英国留学期间才能大量接受和理解英国的社会现象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耳濡目染，促成了他的思想变化。英语熟练和思想变化，两者相辅相成，成为严复后来成长为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条件和起点。
同时，严复利用其英语能力，开始接触欧洲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他不但学习日常英语，还注意钻研词汇意义及其文化背景知识，以进一步理解西方文化，结果开始超越当时守旧官僚们对西方文化一知半解的水平。据《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严又陵又指驳张力臣《瀛海论》凡四谬”，并且特别指出，“力臣之言‘天主’二字，流传实始东土”纯系谬误。严复从词汇学的角度出发，反驳张力臣所说“天主”起源之说，认为张力臣所说“不识所流传者其字呼，其音呼”。他考据“天主”一词，“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反问“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97页。张力臣云：“天主”者，“天”之“主”也，西洋亦有“天”云云。严复反对这种附会说，辨析音义，加以反驳，批评张氏之说，由此可见严复英语之功力。）由此可见严复掌握英语及西方文化知识，不但为一般留学生不及，即所谓洋务高级官员，实际上也在其后。
（二）认真学习近代科学知识。按照当时清政府的安排，严复赴英国留学的目的在于学习海军技术知识，提高军舰操作水平。本来，严复曾经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军舰驾驶技术，毕业后又曾在军舰上进行实习，他赴英深造的身份是一名下级海军军官。因此，他在英国留学，理所当然地主要学习有关海军的近代科学知识。实际上，他最初也确实瞄准这一目标认真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
根据郭嵩焘的《伦敦巴黎日记》记载，留学生督察李丹崖曾令严复将他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的学科抄写以后报告给郭嵩焘。按照郭氏记载，他开始时所学习的学科很为不少，“一曰流凝二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注：《伦敦巴黎日记》，第562页。）这些学科正是清政府和洋务派看中的“声光化电”，是培养海军军官的必修科目，而严复则不但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的光学、声学、电学以及季节风等知识，而且尝试掌握了数学的对数、地球引力及水压机的原理等广泛的科学知识。
由于严复认真学习，收获也较多，因此每至留学生们到公使馆汇报时，严复都就自己所学“言论纵横”。（注：《伦敦巴黎日记》，第533页。）例如，根据《伦敦巴黎日记》光绪四年正月初一记载，严复等6名留学生到公使馆时，严复叙述了他在过去一月之内学习力学、化学、数学及物理学等课程的情况，并且汇报他实习绘制炮台图的过程。他还特别对郭公使详细地叙述了各种形状的炮弹击中铁甲时的不同情况。他说：“如炮弹有平顶、尖顶之分。尖顶自能深透，但不如平顶者，以子出必斜飞。尖顶常掠铁甲而过，不能深入。平顶斜飞则轮边之力逾劲，且能入水不上激”，因此“铁甲船在水面者常厚，入水者常薄，尖顶入水则其尖向上，激而上冲，不如平顶之直行”。（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50页。）结果，郭公使听得入神，认为“严又陵谈最畅”。（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49页。）郭公使对于严复的学习情况十分感佩，赞扬“其言多可听者”（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50页。），并且表示自己不懂英语与西洋科学知识，希望就此稍作弥补，“予极赏其言，属其以所见闻日记之”。（注：《伦敦巴黎日记》，第589页。）由此可见严复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之一斑。
（三）严复转向关心社会科学理论。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他虽然依照清政府的方针，认真学习舰船技术和科学知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注意力逐渐扩展到英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对照比较，思索谋求富强所需途径，着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他甚至开始关心国际政治及有关政策问题，眼界大为开阔。这一时期，严复思想呈现出飞跃的征兆。
如前所述，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赴英留学，本来是洋务派政策的产物，但是他在英国亲眼目睹英国的社会状况，开始不满于洋务派仅仅认为英国“船坚炮利”的肤浅认识，逐渐将目光转向了大英帝国富强的深层原因，注意到社会因素的根本作用。
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多次批驳当时位居朝廷要枢的张力臣撰写的《瀛海论》一书。据《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他尖锐地指出，张力臣有四个错误。张力臣思想保守，力主中国不可建造铁道，无须使用舟车机械，也无须加强海防，严复则针锋相对加以批驳，极力阐述中国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96页。）
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严复在留学期间通过日常生活的积累深深感受到，要实现祖国富强，必须注意到社会机制方面的问题。他逐渐悟出一个真理，有些现象表面似乎是军事技术，但实际上在它的背后还深藏着更深刻的原因，而这种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才是富国的根本所在。1878年，在抵英留学一年左右时，他曾在向郭公使汇报学习情况中流露出这种思想变化的端倪。《伦敦巴黎日记》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一日郭嵩焘记下了严复对他说的话：
严又陵又言：“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50页。）
构筑战壕本属海军士官的必修科目，但在规定时间内中国学生完成得最差。严复通过这一现象思考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将西方学生和中国学生加以比较，得出了“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的结论。这些留英学生中，有人力尽而志衰，有人则出于士大夫式的思想，认为自己归国之后不会挖战壕，而是要作军舰将领，然而严复却通过这一实际经验思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思想闪现火花。他的这种思想兆头十分值得注意。我们可以说，严复思想的升华已见征兆，他的思索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科学技术，而注意到了“人”的因素，甚至涉及到教育问题，看到了大清帝国教育制度的缺陷。在他思想成熟以后，主张要提高中国国民的“民德民智民力”，曾经多次指出，“盖吾国之教育，偏于德育，体育智育太少”（注：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实际上，这种认识最初就产生于留英期间的体验和思考。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升华，他在留英期间，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科学。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曾经到英国法庭旁听，曾经陪同郭嵩焘去巴黎考察城市下水道设施。从这时起，他开始积极学习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甚至涉及到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后来，他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时，在按语中回忆了留英期间的往事和经历。他说：
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9页。）
严复怀着对英国社会的强烈关心旁听法庭审判，感受极深，以至“归邸数日，如有所失”。从这一旁听法庭审判的情况看来，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洋务派的思想框架，开始观察和分析政治与社会，有意无意地将其与中国进行比较对照，逐渐超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而深入到“刑政”领域。（注：“刑政”，严复自己创造并经常使用的词语之一，主要指政治体制和法制体系。）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在留学期间曾经仔细观察英国社会。按照他后来的回忆，“吾游欧美之间，无论一沟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而已。反观吾国，虽通衢大邑，广殿高衙，莫不呈丛脞抛荒之实象。此真黄白二种，优劣显然可见者也。虽然，是二种者，非生而有此异也。盖吾国公家之事，在在任之以官。官之手足耳目，有限者也。考绩之所不及，财力之所不供，彼于所官之土，固无爱也，而著籍之民，又限于法，虽欲完治其地而不能。”（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5页。）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认识中国社会弊端准备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特别需要指出，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开始关注世界大势，学习研究国际政治问题。据《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严复曾经致函郭嵩焘，在信中分析了中俄关系，并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分析中英俄的三角关系，而且论及亚洲地区的印度，提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伦敦巴黎日记》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初九条记载说：
因论中国能日图治强，则亚细亚一洲，中国与英、俄当成鼎足之势。以大势论之，英、俄皆胜取荒残之地，而中国奄有亚细亚之半，地广且腴，其民人众强，要为亚细亚全洲之主。统计三国大势，两倚则一孤。此次伊犁争端，倘令俄国慨然持还中国，则二国邦交固而印度孤矣。但俄国此时必不能行。是何故也？一是俄国前后占据中亚细亚，地皆荒卤，得不偿失，惟伊犁最为饶足，难免万分靳惜。二是以兵家形势而言，伊犁最为要隘。三是俄京新报近说：伊犁决不可还，盖中国与欧洲各国交接数十年，从未受过此等体面。今一如此，后与办事必难为继。现时只有推委。中国原来不甚爱惜土地，迟久当忘之矣。俄人心计如此，中国主意又以为，得喀什噶尔不收还伊犁，于成功有缺，似又不肯放松。即俄人强据伊犁，中国以重师镇驻，伊犁亦常有摇动之势。此事日久日坏，两国之隙日深，而印度与中国且为唇齿相依，犄角之势又成。宜未雨绸缪，趁中国未甚强之时，及时结好于中国也。（注：《伦敦巴黎日记》，第816-817页。）
这些情况说明，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已经超越了原来一般中国旧式士大夫的传统“华夷观”，为其后来形成多元文明观和近代世界观打下了坚实基础。（注：严复学习近代西方文化，认识到近代初期的世界格局，思想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华夷观”，建立了近代观察世界的基本观念，同时提出了世界多元文明的理论。参见拙论《东方近代初期的多元文明理论》（《日本学刊》1996年第4期）。）严复晚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密切注视欧洲战况，并且从全球视角分析战争发展的前景，每每准确预测战争中各国的动态及战争态势。此外，在戊戌变法前后，他曾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努力唤起国人对世界形势的关注，在对于世界的分析中，提出了世界多元文明的原理，至今依然具有意义。实际上，他在成长为启蒙思想家之后的这些思想发展都在留英时期已经崭露头角。
总体说来，考察严复在早年留学英国时的基本情况，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利用近年来的新资料，也已经变为可能。这种考察可以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严复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过去一些看法作出必要的修正。
三、严复归国担任教职始末
严复成长为一名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轨迹，并非始于上一世纪90年代，其源盖形成于70年代他留学英国期间。其中最关键的则是这一时期决定了他就任教职走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命运。
如上所述，严复于1878年8月完成原先预定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的留学课程之后，与其他留学生不同，唯独他没有到军舰实习，而继续留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继续学习。结果，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又曾到军舰见习，赴英留学的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深造海军课程，然而在整个留学期间，他却没有上舰实习，居然成了一名“没有上过军舰的海军留学生”。这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更有一点特别值得人们注意。当时清政府还比较稳定，拥有权威，和后来90年代派遣留学生反而无力管理的情况不同，这一时期清廷对留学生管理十分严格，同时，严复等人与后来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不同，其目标明确，派有官员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居然没有按预定目标和其他同期留学生一样成长为军舰“管带”，在归国后却到福州船政学堂当了一名教员。这究竟又是为什么？
过去研究界较少注意严复早期思想形成时期的情况，大多将精力放在他开始搬运西学之后的时期，对于严复从一个海军留学生转变为一名启蒙思想家，只简单地归结为这是因为严复怀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是，仅仅这样一点，显然不能说明严复在受到严格监督的状况下转变人生轨道的原因。实际上，严复成为一名思想家，作为其前期准备，他没有成为军舰管带（舰长），而走上了教育第一线。过去，人们似乎一直没能给这个至关重要的转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关于严复人生道路的这个转折，过去有三种说法。一是“转向”说，二是严复的“遭遇”说，三则为官僚人际关系说。其中史华兹接受王栻的解释，提出，在严复留学归国后，沈葆桢死去，严复失去靠山，由于派阀斗争，他被委派去做“闲职”，充当了一名教员，而由于他的著作《严复与西方》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一解释广为流传。（注：参见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我在日本接触到的一些学者，大都这样认识这一问题。
实际上，严复担任教员一事绝非如此简单。从背景来看，他担任教员虽然受制于派阀斗争，但这只不过是后期的情况，并不是主要原因。从时间上看，严复担任教员，并非出于归国后发生的变化，在他留学英国期间，早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此外，严复的内在思想变化也是他顺从甚至积极地认同于不做舰长而当教员从而改变人生道路的重要原因。
那么，严复为什么改变人生道路，没有象其他同期留学生一样去担任军舰“管带”，转而从事教职呢？
这首先源于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严复的赏识和他对严复的特殊安排。如上所述，在留英期间，严复思想上产生了一些火花，不仅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而且极其关心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注意摄取西方文化，成为一名视野比较宽阔的留学生。他的这种表现很快就引起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注意。郭嵩焘认为“其言可听”，认为严复虽然“气性太涉狂易”，但许多看法不落俗套，“掉磬已尽”（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97页。），很感共鸣，甚至超越了官位悬殊的限界，引为“忘年之交”，对严复多方培养，在严复留英期间，给与了不同一般海军留学生的特殊关照。
早在1877年，严复等人抵英之后，郭嵩焘在请示李鸿章的前提下，依照这12名留学生各自不同的情况，分别安排他们的留学训练日程。例如，12人中，刘步蟾和林泰增以前曾随同日意格于光绪三年到欧洲见习，因此郭公使决定即刻令其上舰实习，于是“函复达尔贝，如期上船”。按照郭嵩焘的要求，英方回函，安排刘步蟾和林泰增于2周后分别到Minnotoure和Black Prince两军舰实习，并且安排蒋超英即日起赴Defence军舰实习。（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70-671页。）12人中的其余9人，郭嵩焘致函达尔贝，“请就所附官生名单中选送六名，入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671页。）经过审查，江樊祉、林颖烈及黄建勋等3人被安排到斯克贝岛附近的战舰实习，严宗光、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和萨镇冰等6人于9月27日经过考核进入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
这些留学生经过1年学习培训以后，1878年8月面临着重新安排。于是郭嵩焘公使在请示这李鸿章之后，于1878年8月5日致函英国海军大臣沙里斯百里，“请派现在格林尼茨水师学堂学习之学生五名登兵船练习”，提出“本月起，续付海军学生黄建勋等三人六个月饷二百七十镑”。（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778-779页。）同时，他还致函英方，安排方伯谦等5人上舰实习。此外，郭公使特别提出要求，并希望英方安排严复继续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半年。于是，8月14日，“沙里斯百里照复，海军学生严宗光可续留皇家格林尼茨海军学院一学期”，并安排“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五名分派各兵舰练习。”（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782页。）接着，郭嵩焘公使8月19日照会英方“请发给方伯谦、林永升等五人上舰凭证，另行付五人六个月饷四百五十磅”，并且特别向“海军大臣对严宗光等照料”表示感谢。（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783页。）这样，1878年8月，按照郭嵩焘的安排，经过他与英方协商，方伯谦等五人与黄建勋等三人均安排上舰实习，而唯有严复一人没有上舰实习，却继续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专门从事理论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说，严复不同于其他人的人生道路在这时已经被决定下来。
那么，严复的安排为什么不同于其他人呢？首要的原因是当时负责监督留学生培训的郭嵩焘对于严复期待较高，希望严复接受较多的教育，将来能够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如前所述，严复在留学期间思想产生很大飞跃，开阔视野，认识到富强的原因不仅在军事技术，更深深扎根于“刑政”等政治制度领域，见解高于一般留学生，崭露头角，因此深为郭嵩焘赏识。
郭嵩焘曾经担任曾国藩幕僚，与李鸿章和左宗堂等人私交甚深，由于思想较为开放，乐于承担当时一般高级官僚不愿出使“蛮夷”的“苦差”，担任英国公使，亲眼目睹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进一步坚定了较为开放的思想观点。他每每听到严复超越洋务派的一些观点，思想上产生共鸣。这构成了郭赏识严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本来郭嵩焘位居清政府的驻英公使高位，而严复不过一介青年留学生，两人经历、年龄及官阶相去悬殊。严复等刚刚抵达伦敦拜访郭嵩焘时，郭公使仅在日记中记下“学生十二人”，对于这些留学生姓甚名谁颇为漠然。然而，不过半年时间，自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以后，郭嵩焘的日记中常使用“严复等留学生数人”的写法，俨然严复即留学生代表。他对严复具有特别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严复每次汇报时都谈及自己学习的西方科学知识，有时还涉及社会问题，郭嵩焘多次在日记中以“议论纵横”或“谈最畅”等语加以记载，表现出他对严复的赏识。实际上，郭嵩焘当时任驻英公使，由于思想倾向开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往往受人攻讦，同朝廷重臣李鸿章意见相左，即在肘腋之间，他所推荐同来的副使刘锡鸿也经常寻衅滋事，向朝廷报告他“行为不够检点”，“有妨中华大国气概”，因此郭在一段时期内思相十分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他遇到了“议论纵横”的严复，常常听严复谈到的新鲜知识，思想上感触很深。严复虽然位卑人微，不了解上层派阀斗争的黑暗，但由于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常讲一些使郭嵩焘点头称是的道理。例如，严复在批驳张力臣《瀛海论》之后，曾经引用左宗棠的话来说明自己主张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观点。郭嵩焘听后，深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严复的观点“未必遽为特见”，但“仅此数语，掉磬已尽”（注：《伦敦巴黎日记》，第497页。），对严复大为称赞。由此可见，郭嵩焘在同严复接触后，深感后生可畏，未来可派用场。
郭嵩焘深感自己不习“洋文”，无从了解西方文化的深意，瞩目于年轻一代中洋文娴熟而且积极吸收西洋文化的严复，加之思想共鸣，每每与严复一起议论中西得失，以抒救国之志。据严复同时代人回忆，其时侍郎郭嵩焘使伦敦，常与严复辩论中西学之异同，“朝夕无休”，严璩著《侯官严先生年谱》也说：“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使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页。）郭嵩焘认为严复在思想上深得己意，在日记中特别谈及“严又陵言：中国切要之议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认为这些议论“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注：《伦敦巴黎日记》，第535页。）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严复“深得吾意”的心情跃然纸上。
唯其如此，郭嵩焘似乎认为，严复将来仅担任一舰之长，不足施展其才，而应更受训练，委以重任，而就郭的见识及职权而言，他认为严复洋文熟练，“胜于译员”（注：《伦敦巴黎日记》，第880页。），且思想活跃，有志救国，颇具“交涉”之才，似乎是可以培养的人才。这可以从严复留英晚期时郭嵩焘的日记看出一些消息。
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光绪四年一月三十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对留学生才干进行考察的情况。据记载，郭公使曾经向4名学习矿山开采的留学生询问过留学生们的成绩和志愿。这几名学生谈到了当时在英法留学的一些学习数学和工程的留学生的情况。谈到海军留学生时，他们举出了刘步蟾、林泰增两人，及至询问到严复时，日记写道：“严宗光宜何用之？”曰：“以为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曰何宜？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又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任公使否？”答曰：“是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注：《伦敦巴黎日记》，第838-839页。）这一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郭嵩焘似乎认为，严复虽然学的是海军技术，但根据留学时的实际表现，他的才干远远超过担任军舰职务的水平。因此，郭公使根据他洋文熟练和思想开放的特点，期待他成长为一名外交官，从事“交涉事务”。在这一时期，郭嵩焘日记中有数处涉及留学生的考察，记录了罗稷臣，陈敬如等人的意见，而这些人的意见“大体相同”，都将严复列为“交涉之才”，认为他堪任交涉事务。第二，从郭嵩焘与4名学习矿山开采的留学生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他特别将严复与可能任命为外交官的陈季同相提并论，加以比较，暗示了他对严复从事外交事务的期待。
另一方面，郭嵩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尽量给与严复锻炼交涉才能的机会。例如，前文已述，他曾特意“唯一邀严又陵”参加光绪五年正月初一日公使馆招待会，询问翻译情况。这些都表露了他期待严复施展交涉之才的意向。实际上，王遽常在《严几道年谱》中曾经记载：“侍郎曾致函枢近某公，有出使兹邦，惟严复能胜其任。”当然，以当时的严复而言，无论其能力与资历，都不可能当此重任，所以“某公目（郭）以为狂，置之而已”。（注：《严几道年谱》，第7页。）从种种迹象来看，郭嵩焘期待严复成长为外交官的想法确实存在极大的可信性。
综上所述，从严复在英国留学时的经历可以看出，郭嵩焘不欲严复仅仅学习军事技术而担任一介舰长，而期待他能够历练西方社会经验，学习科学知识，将来成长为一名具有“交涉之才”的外交人员，以沟通中西，为富强中华而出力。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郭嵩焘似曾就此与李鸿章交换意见，对留学生的培训作出安排。本来，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八日，沈葆桢曾上奏朝廷，拟送“天资聪敏学生赴英深造”，对这批留学生寄予厚望。郭嵩焘在赴英前于1876年10月16日曾就这批留英学生事宜询问李鸿章，李则复函具体指出云：“闽厂前后学堂于英法语言文字，测、算、造、驶研究有年，是以出洋五年，可期藏功”，对于具体事宜一一给予详细训示。（注：《郭嵩焘先生年谱》，第540页。）实际上，1877年5月13日李凤苞率留学生造访郭嵩焘时带来的李鸿章信件，曾经一一指示赴法及赴英学生安排。到1878年3月，李鸿章又写信阐述留学生安排，郭嵩焘说李的指示“累累数千言”，十分详尽。
总之，在得到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批准后，郭嵩焘积极运筹，于1878年8月3日致函英国海军大臣沙里斯百里，提出现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官生5名赴军舰实习，“严宗光一名拟令再留校学习半年”，“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作出了一项关乎严复终生命运的重大决定。郭嵩焘致沙里斯百里的信件明确指出严复将于“返国后担任教职”，充分说明严复归国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命令，早在他留英期间即已确定，而不仅仅是归国后派阀斗争的结果。从严复留英时期的思想、见识和才干而言，这一决定有一定的必然性。实际上，这项决定导致严复彻底脱离了海军军舰生活，转向学习高层次近代科学知识，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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