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之道：——市场机制、公司质量和治理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治理结构论文,市场机制论文,会计信息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众多的基础性配套措施，这包括完善和完整的会计制度和确保会计制度能够得以有效执行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才能够得到客观、可信的会计信息，在对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和风险作出评估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使资本市场起到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作用。然而，在过去的10余年，虽然我国在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规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国的会计准则已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但是，从“农凯”系到“德隆”系、从棱光实业到ST达曼，这一系列给投资者带来数亿元甚至上百亿元以上损失的事件表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光有完善的会计准则和披露机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应有作用的保障机制。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会计问题如此严重？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缓解这一问题？为此，围绕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业绩“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配股，四年绩劣”变脸现象，我们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主要研究发现有：
一、上市公司的变脸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监管政策诱导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业绩变脸现象几乎发生在所有环节。首先，由于上市条件和发行价格直接与净资产收益率挂钩，为了能够取得上市资格并尽可能多地筹集一些资金，在上市过程中，公司会将利润包装得好一些。然而，在上市当年，公司的业绩就通常会有所下降，上市之后则下降幅度更大。按照上市的历程来看，这是第一个环节的变脸。以亏损公司为对象，我们在对上市公司的亏损时间、亏损比例、先天素质、应收账款、大股东欠款、股权结构、逾期贷款、诉讼等亏损公司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而研究了公司出现亏损的原因，结果发现与配比样本（一组类似的非亏损上市公司）相比，亏损样本在上市（IPO）过程中盈余管理程度更大，天生劣质和IPO过程中盈余管理（为了特定目的调节利润数字的活动）的转回是这些公司在上市后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另外，上市公司对外捉供担保和盲目多元化也对公司业绩有负面的影响。
公司上市所瞄准的不仅仅是首次发行筹集的资金，更多的是资本市场持续的融资功能。在债券市场不发达，公司再融资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配股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途径。对于上市公司的配股，监管部门对业绩有明确要求。如为了达到利用配股来筹集资金的目的，上市公司一度必须做到连续3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且每年不能低于6％。为了达到证监会规定的连续盈利要求和净资产收益率要求，公司不得不继续进行盈余管理。通过盈余管理做高的利润在配股后急转直下也就成为必然。这是第二个环节的变脸。以配股后总资产报酬率相对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变化情况作为比较标准，我们将所有配股公司分为变脸公司和未变脸公司两大类，通过比较变脸公司和未变脸公司在配股前一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我们发现变脸公司在配股以前的财务状况、资产周转能力和获利能力均显著低于未变脸公司，表明这些公司主要是通过包装会计业绩而取得配股资格的。
上市和配股后的公司业绩都是由红脸变成黑脸（业绩由好变差）。然而，这并不是上市公司变脸故事的全部。部分公司在亏损之后往往又会由黑脸变成红脸（扭亏）。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定也越来越细致，尤其是2001年底取消了自1999年起实行的PT制度，使得亏损上市公司面临着极大的退市风险。如果继续经营不力，将要退出股票市场，这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所不愿看到的结局。因此，维持上市资格成为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甚至利润操纵，成为亏损的ST、PT公司“保壳”的常见手段。在本研究中，我们以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系统考察了我国亏损上市公司以扭亏为动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结果发现西方资本市场中常见的利用应计利润操控会计数字的方法，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作用十分有限。在我国，亏损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实现扭亏为盈的目的。另外，我们还发现未扭亏的公司有在继续亏损的年度通过向下操纵应计利润来做大亏损的倾向。随着退市制度的正式出台，连续亏损的公司比初次亏损的公司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扭亏意愿。
二、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纵和利益转移的主要手段
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上市公司与改制前的母体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购销、资产重组、融资往来以及担保、租赁等行为。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以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频繁利用这些关联交易为自身利益服务，使关联交易问题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标志。关联交易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大致可分为五类：1.为了取得上市、配股资格、保壳或银行贷款等其他业绩包装的需要，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合谋，进行利润操纵；2.大股东利用自身控股地位采取资产置换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加剧了上市公司的变脸现象；3.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担保获取（有时是骗取）银行贷款，一旦投资失败，风险便转嫁到上市公司身上；4.为了配合二级市场炒作，利用关联交易制造题材；5.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逃避税赋。在最近的“郎顾之争”中，郎咸平所揭示的以安营扎寨、反客为主、投桃报李为代表的国有资产收购七步曲，更是将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问题推到了国有资产改革的前台。由此可见，关联交易已经成为困扰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会计问题。
为此，我们对1998～2002年所有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以《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对于关联交易类别的定义为基础，我们将全部关联交易划分为12大类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显示，总体而言，近90％的上市公司存在关联交易行为。在全部关联交易中，以“购买商品、销售商品、资产股权性交易、租赁、担保抵押以及提供资金”发生最为普遍。在各年中，发生这六类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占全体上市公司的比例均在20％以上，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从关联交易发生对象看，各类关联交易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其第一大股东集团之间。其中，在向关联方出售商品、从关联方购买商品、费用收入分担、代理费用与收入、租赁和许可协议这几项关联交易中，与第一大股东集团之间发生的交易均占同类交易的70％左右。从关联交易的现金流向看，总体而言是从上市公司流向母公司。在时机（timging）上，控股股东在配股前对上市公司进行“输血”，配股后“抽血”的迹象十分明显。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详细检验了关联交易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和概率也越高；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以及股权在控股股东之间更加均匀的分布会降低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和概率。详细结果见表一和表二。
表一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交易
表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数目与关联交易
除了政府行政监管外，另外一个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起监督作用的机制是注册会计师制度。由于“变脸”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注册会计师对这些公司的会计报表操纵说“不”了吗？不仅如此，有研究观察到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没有显著反应，表明这些审计意见没有所预期的信息含量。为什么资本市场对审计意见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为此，我们系统考察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保壳”和配股资格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图1给出了所有上市公司1998—200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布。从图中不难看出，各年的分布图均有明显的在重亏区、微利区和配股资格附近出现峰值的特点，且最高峰值出现在配股线附近。当配股线由1998的10％下降到6％时，峰值的中心也发生了相应的移动。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这种分布和分布的变迁不太可能是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分布和变化的反映，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为满足监管要求而进行的利润操纵的结果，且围绕配股的操纵的频度远高于围绕保壳的操纵频度。在重亏区和微利区之间的公司数量极少，表明在一些实亏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变成了微利公司的同时，另一些实亏公司则通过做大亏损以利于下年的扭亏或陷入了财务困境不能自拔。显然，这些峰值的出现是会计盈余操纵的结果。因此，如果注册会计师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整体而言其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应与这些峰值显著相关。
图一 1998～2002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布图
然而，我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尽管我国注册会计师已能够发现上市公司的一些会计问题，其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与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处在重亏区和微利区显著负相关，但与配股达标线无关。在2001年证监会将配股资格与非标意见挂钩后，更是与配股达标线显著负相关。换句话说，我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展现，但这种独立性更多的是风险回避型的“两难取其轻”的选择结果，或者说是为了规避责任、迎合监管部门希望看到注册会计师说“不”的结果。在我国制度背景决定的最有可能诱发会计信息失真的配股达标线、利润分配等其他事关客户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由于说“不”可能失去客户，注册会计师尚做不到说“不”。
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决于诚信两字，如果听任虚假会计信息泛滥，我国资本市场的前途将十分灰暗。我们的研究所提供的实证证据表明长期以来我们所依赖的政府行政会计监管和注册会计师制度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问题，因此有必要思考治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新思路。我们认为应该从完善市场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入手。
三、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变脸现象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依据现有的制度，公司上市、配股、退市等均是以会计盈利能力作为标尺。为了满足上市或配股的条件或避免退市，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从事了盈余管理（指合法但不一定合理的）或会计造假（提非法的）活动。换句话说，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信息失真很大程度上是政策诱导的，是相关政府机构不愿放权或者不相信市场力量的后果。从源头上缓解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减少基于会计指标的监管制度，这要求建立市场化的上市、配股和退市机制，真正让市场而非政府监管机构来调节社会资本的配置。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第一时点发现问题。以政府行政监管为主导的会计监管体系的问题是这一机制反应太慢，当发现问题时通常后果已无法挽回。以市场为主的会计监管机制主要依靠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发现和揭示问题，发现速度往往要快得多，但这一机制的建立需要调动投资者挖掘上市公司会计问题的积极性，这要求设立股票的卖空机制，使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发现和揭示会计问题，打压作假公司的股票价格获利。在目前的交易机制下，由于没有卖空机制，投资者只能通过“跟庄”获利，导致他们没有动力去区别会计信息的真假。一旦有了卖空机制，投资者将既可通过挖掘好消息也可通过挖掘坏消息获利。这样，不仅市场会惩罚作假企业，监管部门也将能够更早地发现作假行为并及时进行行政和司法干预。
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上市公司变脸的原因是先天素质差，导致这些公司上市的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将资本市场看作公共财政政策的延伸，将一些包袱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包装上市，以减轻其财政压力，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将上市公司的资金直接挪用到本应由公共财政出资的公用事业项目上。只有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了，其会计信息才能真实可靠，利润水平才能持久，进而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为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会计问题，需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只有这样，我国的资本市场才能从现在的以财富再分配功能为主转变为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为主。
五、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抑制关联交易的发生
鉴于关联交易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操控会计信息和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主要手段，必须寻找行之有效的方法控制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活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以关联交易为典型特征的公司治理的问题，必须从股权结构入手，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控股股东数目，为此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国有股的改革工作。
在现阶段国有股减持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现行体制制约而难以实施的情况下，通过将国有股的所有权分配给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政府机构和控股公司，增加控股股东的数量和相互间的制衡能力，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可能是更加行之有效的选择。例如，可考虑将国有股股权在中央和地方、在与上市公司业务有关的不同政府主管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间进行适度的分配，如以招标的方式将部分国有股权有偿委托给其它国有企业和投资机构代管。当然，也可考虑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直接将部分国有股出售给外资和民营企业等战略投资者，使这部分国有股变成外资和民营法人股。另外，在新公司上市时，不仅要提高流通股比例的最低要求（现为不低于25％），同时还要对第一大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加以制约，尽可能避免“一股独大”现象的产生。如果这些建议能付诸实施，给定其它条件，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和虚假会计信息问题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
如果配合这些措施的建立，出台一些提高会计作假法律成本的立法和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相信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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