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理论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给地理学的核心下定义比我们预料的困难得多。社会学家有社会，生物学家有生物，经济学家有经济，而物理学家有物质和能量。然而地理学的核心为何物，地理学的基本概念是什么[1]，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中一定有空间，空间常常被认为是地理学的基本材料，长期以来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2]。其实，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所有现象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3]。关于以上论断可以通过浏览地理学的专著得到印证，如体现人文地理学领域的专著有克拉格和思里夫特所著的《思考空间》、安德森的《文化地理学手册》、格雷戈里的《地理学想象》、哈维的《后现代主义状况》、爱德华·W·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思里夫特的《空间形成》、马西的《空间、地方与性别》、段义孚的《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吴传钧的《人地关系与经济布局》、陆大道的《区位论与区域研究方法》、王缉慈的《创新的空间》、唐晓峰的《人文地理随笔》，体现自然地理学领域的专著有盖特里尔《距离与空间：地理学视角》、福曼和戈登的《景观生态学》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中的伯勒和麦克唐奈的《地理信息系统原理》、郎利的《地理信息系统与科学》等等。这些专著都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对空间进行了诠释，围绕对空间内涵的理解差异而开展的研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理学理论。
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重要分支学科之一[4]，在许多国家大学地理系的课程设置上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地理学的出现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却经历了区域研究、区位论、区域科学、行为区位论、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劳动空间分工、不平衡发展、结构化理论、弹性专业化、新产业空间、网络与嵌入等经济地理学思潮的变迁[6]。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因素使人们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日益增加，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和丰富[7]。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包括理论基础的充实、研究方法的丰富以及经验研究范围的拓展[8]。如90年代末期以来，地理学家将研究重点转向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理论[9]，经济地理学由此经历了文化转向、制度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10]。另一方面，由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地理或空间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其引入主流经济学，他们在“重新发现经济地理学”方面工作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来临[12]。而进入21世纪以来，似乎暗示着经济地理学“演化主义转向”[12-13]，这种研究取向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经济地理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14]，演化经济地理学正在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15]。从区域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到制度、文化、关系、尺度和演化转向，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演变令人目不暇接。如果说这些理论流派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空间”有了全新的认识。换言之，空间是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特质和核心概念，是经济地理理论建构的思想源泉。如何理解空间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建构经济地理的理论大厦。
鉴于此，本文拟从空间的角度，对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总结，探讨地理学对空间内涵理解的嬗变是如何体现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构建中，以期能够帮助我们对经济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理论建构的空间取向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为发展中国原创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提供方向。
2 作为地理学的空间
自近代地理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之后，几个世纪以来，它至少经历了“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4个阶段，变换了“经验性地理学、规律性地理学、解释性地理学和批判性地理学”4种形式[16]。特别是伴随第四次科技革命，以信息空间、网络空间和虚拟空间为特征的后现代地理学的运用而生，极大地扩展了地理学对空间的理解，社会空间、实践空间、生产性空间、创造性空间等概念不断呈现。地理学对于空间的认识由于受到多学科的影响和启示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其中哲学和社会学对空间的理解对地理科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如苏贾在评价社会学对空间的影响时所指出的：“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列斐伏尔……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批驳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如萨特、阿尔都塞、福柯、普兰扎斯、吉登斯、哈维和詹姆逊等人，即使在今天，他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16]
2.1 区位、地方、区域与空间辨析
地理学同物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一样拥有自己核心概念，它们是区位、区域、地方与空间。然而在这些概念中空间又是最为基础的[17]，也常常被认为是地理学的基本材料[1]。尽管哈特向在他的奠基性研究《地理学的性质》中总结到地理学应该定义为方志学，而不是分布的科学，且区位论研究需要比地理学更多的经济学训练，但是在他的著作论题中，空间概念仍然具有基础性作用[18]。区位、区域、地方与空间，这4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同时由于各个概念本身包含多重含义，以至于牛津英语词典花两页纸张解释空间，用三页半纸张解释地方[19]。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概念简单，相反空间抵制任何形式的概念化，它更多的是属于哲学家和理论学家的领域，而不是经验研究学者。以至于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曾经把它和性相比拟：“它就在那里，但我们并不谈论它。如果我们要谈论，当然就别指望从专业上或严肃地来谈论”[20]。区位、地方、区域等概念的含义可能表现出毫无疑问或者不言自明，但是每一个相关的概念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根植于对空间的不同理解[17]。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空间划分为5类，即数学的、自然的、社会经济学的、行为学的和经验研究的，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区位、地方、区域和空间，也能体现空间的第一位性(表1)。从表1可以看出，区位和区域属于社会经济学的空间，地方属于经验研究的空间。这也就不难理解段义孚先生将他的著作起名为《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21]。
社会经济学的空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空间的相对性，而不是牛顿的绝对空间。空间中的点是没有差异的和中性的，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好或坏取决于依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点与点的比较才又意义。据此，杜能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目的出发推导出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地域配置原则，而韦伯则从追求费用或成本最低这一目的出发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5]。而区域作为社会经济学的空间体现在两点上，一是重新认识建立区域的目的性，赫特纳明确指出“不存在对所有现象都适用的普遍有效的区域划分”，而格里格(Grigg)更是直接指出“区划类似于分类”，任何特定的区域系统都仅仅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二是重新认识功能区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区域地理学的许多早期研究关注的是形式区域，即以某种区别性特征的存在或缺失为基础进行界定的区域，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功能区域的重要性才被重新挖掘[18]。
如果说数学、社会经济、行为学的空间属于自然或社会科学，因为它们都是为了科学理解自然和社会世界而采用理论思考和应用复杂数学、统计技术分析的结果。相反，经验研究的空间是人类自身真实经历的空间，而不是通过科学分析过滤后的空间[17]。这种空间包含所有的凭直觉获得，不需要分析，不加检验，甚至彼此不相连接的形式形成的对空间的理解和感受。地方，特别是地方感，是人的地方的“感觉结构”，这与雷尔夫和段义孚的现象学方法相关，是人本主义地理学区别于实证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概念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地方概念才开始迅速扩展。如经济地理学家马西试图将地方理论化，规定为在一般过程的背景中表现特性；历史地理学者普雷德则引用吉登斯的观点，把地方看作结构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既由社会实践所构成、又反过来构成那些实践活动；阿格纽和约翰斯顿甚至认为地方是政治地理学的基石之一[18]。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概念的诞生的先后还是概念抽象的程度来看，空间都是第一位的，对空间理解的变迁引申出了区位、区域和地方，同时也正是对空间的理解的差异和具体落实到区位、区域和地方才导致经济地理理论构建和方法的差异。
2.2 哲学与地理学的空间
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其空间思想直接影响着地理学对空间的认识和实践[22]，至少关于地理学是研究现象的空间分布，而不是现象本身和地理学是研究特定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如景观、区域等这两个观念根植于地理学家对牛顿、康德的绝对空间概念和康德的知识论的理解[23]。而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人文地理学中引起广泛讨论的批判实在论更是被认为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哲学，其矛头直指人文地理学对“规律”和计量的崇拜[24]。批判实在论在抨击传统科学研究中的种种理想主义倾向后，强调人文地理学应该对空间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行阐述，要透过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去把握决定事物的深层结构和机制，需要结合具体研究和抽象研究、深入研究和广泛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哲学上的空间可以划分为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以及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两个对峙范畴。绝对空间是由牛顿创立的稳衡体系——动者衡动，静者衡静。事实上，在牛顿的理论体系中存在一个绝对的和无限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依赖于任何物质和人类经验，因此空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容器，容器中可以存放物质也可以不存放[23]。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康德(1768)则认为空间依赖于空间相关的物质或者说是物质的空间关系，这就是相对空间。绝对空间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空间观，认为空间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能够借助三维坐标精确界定。因此，空间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这就是绝对空间的“独立性”和“非物质性”。但是人们认识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都必须通过物质而得到实现。无论何种物质都会以某种形态出现在空间里，物质是占据一定空间的存在。正是因为物质的存在才衬托了抽象的空间的存在。所以，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关注的都是物质空间，这就否定了精神空间的存在。与此相反，康德认为空间是感知者观念的产物，是从属于人脑的主观构成。在康德看来，空间是一种人类感性的形式，亦即“没有客观、真实的东西，没有实体，没有联系，只有某种主观的、理想的图式，这种图式产生于遵循某种定律的心灵的本质”[25]。康德关于相对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理解成为他知识论的一部分。由此，他得出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独立来源，即直觉和理解。
以上哲学对空间的认识在地理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地理学中许多结论来源于这些关于空间的理解的思想，如地理学认为关于现象的时空分布的知识与关于现象的真实的性质和规律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去描述不同地方的现象[22]；同时也吸引众多国内外地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哈维曾指出传统人文地理学的空间可划分为3类，即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26]。奈杰尔·思里夫特区分了人文地理学中的4种空间：经验性的空间、开敞的空间、图像空间和地方空间[1]。这里经验性的空间和开敞的空间就对应着哲学意义上的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它们都是物质空间。因为经验性的空间可以通过精确的测量(如GPS)得到确认，而开敞的空间可以基于物流、人流、信息流和货币流的联系得知世界空间的相互影响。图像空间和地方空间则类似于精神空间，但又并不完全等同于精神空间，因为这两种空间本身含有实物。因为图像反映了实物，通过这些图像，我们才能牢记周围的空间并想象它们在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而地方空间不管采用何种手段，如表演、音像，地方空间都涉及到具体化的景象和事实。陆大道在其《区位论与区域研究方法》中指出地理学研究的空间既有牛顿的绝对空间，也有相对空间。因为在地理学者看来，空间，除了充塞在其中的各种自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外，空间本身也是这些要素的存在形式，因而也是客观实体，即空间不仅是事物的容器，而且体现事物属性及相关关系[27]。金凤君指出古代朴素的实体空间观念在牛顿之后逐渐固化为绝对空间观念，使得地理学对空间研究遵循了“功能—区划”这样一种认知空间的轨迹，即遵循了以绝对空间为主体的空间观念，而随着非欧几何的发展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确立了相对空间观念，从而使得地理学者从“建构—关联”的角度认识空间组织和效率，也就更加关注要素之间的关联和空间关系[28]。哲学空间对地理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理学研究的空间传统、区域传统[29]及其研究主题上，如空间分析、空间格局[30-31]、空间结构、空间组织、空间秩序、空间规划[32]、环境感知和意识空间等。表明地理学对空间的认识已经由科学的空间、物质的空间、单纯的空间和外壳的空间向人性的空间、非物质空间、复杂空间和空间内层的空间转变[2]。
2.3 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空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理论的空间之纬是缺少的，空间仅仅被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自然的、既定的处所[3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空间从未出现在社会理论之中，经典社会理论大师涂尔干、马克思和齐美尔等都不同程度关注空间这一重要纬度，芝加哥学派对此亦有所阐述[34]。如马克思视空间为一个物理的情景，是生产场所的总和；涂尔干认为人们并不仅仅活动于一个作为物质环境的空间之中，对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而言，空间都已经被注入了人类的集体情感，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齐美尔则从心灵与互动的角度来研究空间，指出“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而现象学的空间理论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巴什拉等更多的是强调空间的主观性。在海德格尔看来，空间首先不是一个物理的环境，它是人类主体的存在为中心来加以组建的人与事物之间的前理论的关系状态[35]。经过经典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对空间的研究的积累和启示，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列菲伏尔、福柯、吉登斯、卡斯特、布迪厄等一批社会理论家的共同推动下，空间问题才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空间概念也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36]。这一转向强调社会空间既不等同于心理空间(现象学的主观空间)，也不等同于物理空间(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其意义由社会建构，空间一旦产生就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为此社会与空间是辩证关系。社会空间辩证的核心思想主要有：①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空间；②社会关系受限于社会空间；③社会空间调解社会关系[37]。目前，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阐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①吉登斯、布迪厄等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②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34]。
由此可知，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对重新树立地理学的新空间观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后一个个方面，即后现代社会理论。后现代思潮对空间的重视与地理学的研究传统不谋而合，因此被称为“送给地理学的礼物”，而后现代地理学也不负众望地提出了自己的空间辩证法[38]。在这场后现代地理学空间观的转变中，大卫·哈维和爱德华·W.苏贾可谓功不可没。哈维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空间问题，把地理学提升为空间政治学；另一方面把空间置入马克思理论，形成历史地理唯物主义[39]。W.苏贾不仅把空间彻底本体论化，而且提出了“空间—社会辩证法”，指出两者是辩证地不可分离，各种社会关系与各种空间关系具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并且相互依存，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既能形成空间，又受制于空间，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空间就是社会[40]。基于后现代地理学的新空间观，地理学者对于空间的探求逐步从对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物理性的空间分析，转向对于空间自身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空间概念逐步被文本化，进而成为地理学学者分析的本底材料[41]。由此导致空间象征性意义的解读和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规律的研究获得快速发展[42]。
3 空间隐喻下的经济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它从各个角度研究正在出现的全球经济中的企业、产业和国家的空间配置结构[43]。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使得研究者如何看待“经济”和“空间”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构建经济地理理论的重要差异所在，经济学家侧重理解“经济”，而地理学家更加倾向于理解“空间”，但两者之间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隔阂和彼此毫无借鉴。如最近兴起的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就在理解“经济”中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外部经济等因素导致的经济活动的分布不均时考虑了“空间”的因素——运输成本[44-45]。这与早期的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中的运输成本是一致的。而地理学的特长在于根植于地理学的空间传统，并一直在寻求、探索和理解经济地理中的空间，以此带动经济地理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地理学的出现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却历经了数次研究视角的变迁[46]。这种变迁无不伴随着对“空间”理解的改变。
3.1 空间与(新)区域地理
就学科分类而言，区域经济地理学属于地理科学体系中区域地理的重要部分和经济地理的重要分支[47]。所以，探讨空间与经济地理的关系就可以等价于空间与区域地理的关系。关于区域地理学的最早论述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和李希霍芬等一代大师，经赫特纳和哈特向等人的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由于数量地理革命导致衰落，直到80年代以新区域地理的面貌获得重生。
赫特纳指出“只有当空间处于突出的地位并且构成科学考察工作的连接纽带时，即各种不同的空间和地点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时，才是地理学”；哈特向则认为“为了获得更多知识而追求知识——就需要一门能如实解释世界地区差异的实际情况的科学，不仅按某些事物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差异性来解释，而且按各处异于他处的总结合来解释”。以赫特纳—哈特向等为代表的传统区域地理学主导的时代，经济地理学关心的是具体的、有界的、封闭的和实体的区域。它的核心是基于实地调查对区域的特征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6]。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即认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通过我们所能看到、听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而不是个人的观点或推测性的想象为基础来可以认识事物[48]。此时，经济地理学中的“空间”被理解为哲学层面上的绝对的和物质的空间，空间等同于区域，通过各个区域的实地调查、资料收集、分析我们就能认识区域的特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正是由于区域固有的特性和差异性导致了实体经济的空间分布差异。20世纪90年代由豪尔和约翰斯顿等人共同完成的“区域地理研究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了“新区域地理学”与传统区域地理学研究思想的差别[49]。这种差别最主要体现在把空间理解成哲学层面上的相对的、兼有物质和精神的空间，空间等同于地方，而地方被理解为是由社会系统构成的，社会中的人的经历、思想、经验及人赋以地的意义和价值与地相互作用，不可分离[50]，地方是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化的含义。最终这种由社会关系构成的地方性力量必然会影响经济分布的地理差异。
3.2 空间与区位论
对于经济个体而言，个人要选择居住地点，单个厂商要选择厂址，跨国公司要在多个国家选择多个厂址，对于城市、国家概莫如是，“人们需要做区位选择”是经济地理学一切问题的出发点[7]。而起源于19世纪20-30年代的区位论，其主要内容就是探讨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法则及一般规律，寻找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活动的最佳地点。经典的区位理论主要有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这些经典区位理论都明确的表明地理区位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事物所处的位置，亦称绝对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指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空间联系所形成的相对位置，亦称相对地理位置。由此可知，区位理论中包含两种空间：一是绝对空间，即事物占有的绝对位置，可以通过坐标精确测量；二是相对空间，通过与其他事物在空间分布的相对位置体现。物体的区位的好坏可以通过相对空间位置的变化而获得改变。物体的相对区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应该动态的评估物体的相对区位[51]。随后发展起来的区域科学和行为区位论都没有超越区位论关于空间的理解，它们都遵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声称实证主义方法是获得知识的唯一真实方法，非实证主义方法所产生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52]。
3.3 空间与激进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20世纪中期后出现的激进地理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其关注的焦点都是社会性的空间，诸如不平衡空间发展、社会经济的极化和排斥、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地理政治的紧张和冲突，环境退化等。但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相对激进地理学而言，空间的社会性表现得更为明确和充分。激进地理学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城市、贫困、经济与社会危机等问题之间的关系，阐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变化的空间效应和结果[53]，借此否定了早期空间概念不关心“社会”和“价值中立”的立场，从观念上为引入社会空间奠定了基础。然而真正完成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是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是激进主义阵营分化后的左派，以哈维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从地方出发，认为地方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场所，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这里的空间不再仅仅是地理事物存在和发生的容器，而是阶级和政治斗争的舞台和武器。它是由社会关系和过程所生产和建构的；这里的地方也不再是区域地理学中的有界的、封闭的地域，它是基于特定的标准而进行的一种物质的和社会的建构，是通过并围绕权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生成的，是开放的、不连续的、关系的、内部具有异质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综合浓缩[6]。激进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空间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政治化的，政治化的空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相关激进地理学大量研究的中心内容。20世界8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社会和经济范畴，开始探讨不平衡发展和工作的性别化之间的交叉点，论证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在理解社会、经济和空间差异中的重要性[8]。
3.4 空间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分别隶属于经济学和地理学。这就使得一方面经济地理学被认为是一门涵盖了不同范围和方法的学科[54]，另一方面在过去的时间里人们也亲眼目睹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有趣的争论[55-56]。一些地理学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只不过是区位理论和区域科学的重新数学化的版本而已[57]，并指出有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地理[44]；同样，对于地理学界的制度转向、文化转向[58]、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也深受批评，如研究问题的肤浅性、概念和理论建构缺乏严谨性和政策实践上软弱性等，而过度“文化转向”将扼杀经济地理学[59]。
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遵循从微观主体入手，即消费者和企业。消费者在工业品集合体的价格、农业产品的价格和自身的收入水平等构成的预算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企业则是在劳动力、资本、资源和产品等价格和技术、运输成本、产出构成的生产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并通过相应参数的改变决定均衡结构的收敛和分异[60]。克鲁格曼定义的新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这与经济地理学的经典的区位理论并无二致)，其目标是设计出一种理论框架，以便清楚地理解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形成规律[61]。在此，空间被理解为中性的、同质的空间，通过运输成本引入空间，空间等同于距离。除此之外，新经济地理学中隐含了关于绝对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是相当的微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克鲁格曼在分析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时将其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一种地方根植性。
地理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又称“新工业与经济地理学”，它源于20世纪70、80年代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和有关后福特主义及“文化转型”的争论，侧重于对特定区域的产业空间组织进行具体分析，以案例或案例之间的经验比较和描述性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62-65]。这又分别体现在经济地理学中的文化、制度、关系和尺度转向中。这里的空间被理解为真实的空间，是社会性空间，特定空间中的文化、制度、关系等的产生和发展展现了空间的社会性和唯一性，但都没有离开后现代空间观的范畴——承认社会与空间的辩证统一，将事物放在其所处的特定时空背景中进行研究。演化经济地理采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认为地方制度并不决定新部门的区位，在新部门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部门建立和部门结构网络的形成，中性空间开始转变成真实的空间。因为新部门的建立、发展以及部门结构网络的形成会导致路径依赖，并引起制度改变或调整。组织惯例与区域制度是正交的，两者的共同演化产生了地方特性[65](表2)。
3.5 空间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转变
伴随着地理学对空间概念理解的改变，经济地理学在重新建构理论的同时其研究方法也在发生着改变。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因为在应用学科中方法始终是为研究内容服务的。传统区域地理时期，空间被理解为区域，经济分布的差异来源于区域的特性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此时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属于经验主义的方法，主要通过区域考察、社会调查和文献查阅研究来获得区域特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对比分析，最后通过归纳法获得经济地理理论。区位论、区域科学、行为区位论和新地理经济学时期，空间被理解为区位或距离，此时经济地理学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空间模型，并进行空间分析来展现经济地理的格局。新区域地理时期，空间被理解为地方，地方的独特性导致了经济地理格局的差异，此时经济地理学采取了人本主义方法论中的社会行为分析法，主要有现象学方法和时间地理学方法，其中现象学方法强调从具体的场所出发研究人类的行为，在研究人类行为空间及其类型时重视个人行为价值、个人地理物象对人类行为决策的影响。而在研究地理物象过程中不把它看成单纯的环境刺激，强调行为过程个人知觉，认知能力可以修改与创造地理物象。而当空间被理解为社会空间和建构空间时，经济地理学在方法论层面上同时采用了结构主义方法论，但在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层面两者表现出了差异，社会空间研究中更多采用了系统结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而建构空间研究主要采用建构主义中的整体分析方法(表3)。
4 结语与讨论
综上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经济地理学家看来，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空间的内涵异常丰富多彩。空间可以被理解为牛顿的绝对空间，也可以被理解为爱因斯坦的相对空间；空间可以被理解为形式化的、中性的空间，也可以被理解为非中性的、有价值的空间；空间还可以被理解为容器，里面充满了各种要素，还可以被理解本体论层面上的社会空间。而作为社会的空间其内涵也是差异巨大，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社会空间是由社会关系建构的阶级斗争的舞台和资本积累的工具，是由资本主义关系所主导，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含义。新区域地理学者则强调社会空间中的社会中的人的经历、思想、经验及人赋以地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明显精神空间的含义。女性主义经济地理则强调空间性别化的差异导致的社会、经济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空间是由文化、制度、关系等建构的，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更是在从微观层面惯例、制度着手通过演化的方法阐释了空间社会性的来源。空间内涵的发展或者说理解空间而不是经济，始终是地理学家的经济地理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源泉，并且社会空间的理解在经济地理的发展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更应该是经济地理理论创新的出路。同时，空间不能被沦落到和地方、区位、区域等概念并列的地位，空间包含着后者，必须进一步强化空间的第一位性。但是也不能忽略经济地理学中的方法论的创新，每一次空间理解的突破都伴随着方法的创新，但是方法的创新始终的第二位的。因为方法创新的背后隐含着空间理解的改变。所以本文展现的不是全部的经济地理研究脉络(如结构化理论、弹性专业化、新产业空间、网络和嵌入等经济地理研究方法并没有在本文中分析)，而是作为空间研究变迁的经济地理。
我想以奈杰夫·思里夫特的话来结束全文，即“相反，在这点上，当我确实试图清楚地描写关于空间的概念时，你不要认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你确实需要勤于思考，以便真正开始理解空间对我们一生的影响——以及我们能够改变那种理解的方法，以便得到新的空间，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
本文引用格式：
胡志丁，葛岳静，徐建伟，等．空间与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地理科学进展，2012,31(6):676-685.
收稿日期：2011-09；修订日期：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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