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辨识——兼与学界同仁就“哲学终结论”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同仁论文,哲学论文,学界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1－0033－09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及“哲学终结论”的本质，是我国哲学界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曾发表《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随后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近来，一些对“哲学终结论”的质疑或商榷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笔者感到对此问题确实有做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在此，拟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哲学终结论”的意义或本质再做进一步阐释，并对一些质疑做出应答，还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与批评。
一、为何不应以马克思早期文本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依据
以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前的一些早期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重要依据，这在我国理论界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笔者在《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中已对这种现象做过分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仍普遍存在。
例如，有的论者在与笔者商榷的文章中就大量引证马克思在1842—1845年的许多早期论述，并由此得出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或这是以“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1]的结论。
也有论者在文章中重点引证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的论述来解说“哲学终结论”，由此也得出了“马克思所谓‘哲学的消灭’是指‘哲学的实现’，它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哲学’的‘完成’”、“马克思不是‘终结’了‘哲学’，而是‘重建’了‘哲学’”[2]等结论。该文还认为：“马克思在其早年一旦奠定了实践本体论或者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立场之后，就在思想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后来的思想不过是这一基本立场的贯彻和展开而已”。[2]
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在思想发展中并不存在任何“哲学变革”。这种理解和做法也颇令人困惑，既然我国理论界普遍承认马克思经历了一场“哲学变革”或“思想转变”，那么，马克思在“哲学变革”或“思想转变”前后的文本、思想又怎么可能具有同样的性质或同等意义呢？如果人们仍然可以把马克思在哲学变革之前写作的一些早期著作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依据，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一“哲学变革”呢？难道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提出“哲学终结论”无关吗？
事实上，一些学者为了否认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也必然会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去寻找依据。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哲学变革以前还不具有或提出“哲学终结论”的观点，那时的马克思及恩格斯还确实不是“哲学终结论”者。所以，人们从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解读中就不难得出诸如“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马克思没有‘终结’全部哲学”或“马克思不是‘终结’哲学而是‘实现’哲学”等一类结论。通过认真解读马克思写于1842－1845年春天以前的那些早期著作，我们可以看出，那时马克思所形成与抱有的还并非是“哲学终结”论，毋宁说还是某种“在现实中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哲学实现”论。他说：“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或者说，“不消灭哲学”就不“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3](P8)这是一种“哲学终结”论吗？从本质上看，马克思当时的这种哲学观还是一种带有思辨特征的“哲学实现论”，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提出的“哲学终结论”尚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对待“哲学”是使其在现实中“终结”还是使其在现实中“实现”。
诚然，马克思早期所说的“实现哲学”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同时要“消灭哲学”。然而，“消灭哲学”又同样要以“实现哲学”即“使哲学成为现实”为条件。但问题在于，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又如何可能在“现实”中同时实现呢？从逻辑上说，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在“现实”中真正解决的矛盾。当然，一些“为马克思哲学合法性辩护”的学者会说，马克思在这里是主张消灭“旧哲学”而创建“新哲学”。然而，任何“新哲学”或“新哲学样态”难道就不再是“哲学”了吗？创建“新哲学样态”还算“消灭哲学”吗？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消灭哲学”确实是要“否定哲学”（或“终结”哲学），但“否定哲学”的同时又要“肯定哲学”，因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3](P8)显然，这种对待“哲学”的态度是包含明显的矛盾的。这表明，马克思当时对待“哲学”的态度本身就是“思辨”的，其哲学观还没有离开思辨哲学的基地，还是一种思辨的哲学观。在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即与“思辨哲学”决裂之前，马克思抱有这种思辨的哲学观也是完全正常的，问题只在于我们对此应有清晰的认识。
与早期的这种思辨的“哲学观”不同，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则完成了哲学观念的变革，舍弃了这种对哲学的思辨认识而转到对哲学的完全现实的认识，进而才提出“哲学终结论”。这就是说，“哲学终结论”是属于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后的思想、理论。也因此，解读马克思及恩格斯“哲学终结论”的文本依据也就不应该在他们思想变革以前的早期著作中寻求，而只应该在他们发生思想变革以后的著作中去寻求与确认。“哲学终结论”的最早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文本依据应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两部文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4](P34)同时也完全舍弃了对待“哲学”的那种矛盾的思辨态度，而代之以明确的“哲学终结论”。在这两部文稿以及其后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也没有重复在现实中“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观点，也再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哲学”或“新哲学”，而是开始称之为“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唯物主义世界观”、“现代唯物主义”等等。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春天以后所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亦称“科学共产主义”）的立场来看，他们所需要的理论形态已根本不再是任何“哲学”。而只是具有“科学”与“实践”意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于这一认识，恩格斯才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5](P375)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也一再重申这一“哲学终结”的思想，即“全部哲学也就完结”[6](P219)或“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6](P309)的思想。
明了上述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应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前的一些早期文本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依据。当然，有关论者也并非完全不引用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后的文本（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些文本的思想观念已经和此前文本的思想观念有了本质区别。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后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才提出了“哲学终结论”，由此也才引发“哲学变革”。上述《为马克思哲学合法性辩护》的文章还提出：“马克思在1843年提出的观点”尽管是对“消灭哲学”或“否定哲学”所作的“特定理解”，“但它却奠定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基调和立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履行这样一种对于‘哲学’的基本见解”。[2]但问题在于，马克思1843年的观点就是“哲学终结论”或“科学共产主义”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怎样“奠定”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基调和立场”呢？1843年的马克思和1845年思想变革之后的马克思是具有同样的“思想基调和立场”吗？那样的话，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又体现在哪里呢？
二、马克思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在于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
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理解为“在‘消灭哲学’中‘实现哲学’”或理解为“重建哲学”、“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等，这种认识在我国理论界相当普遍（当然这种认识也有历史根源，可追溯到恩格斯逝世前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但问题在于：这种认识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观点，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不在于“重建哲学”或“以新哲学取代旧哲学”，而在于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以“科学共产主义”取代“哲学共产主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就在于提出“哲学终结论”，而“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含义也不是指哲学在发展形态或发展特征方面的某种变革，而是指哲学形态本身的终结。即指哲学作为哲学的终结。
下面，笔者再来探讨、阐释一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含义以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首先，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本意应是指哲学的“终结”而不是指哲学的“重建”。这一本意完全通过“终结”等相关词汇的含义体现出来。 “哲学终结论”使用的核心词是“终结”（英文“end”，德文“aufh
rt”），其基本含义是“完结”、“结束”、“终止”、“结局”乃至“死亡”、“毁灭”等。“终结”的这些含义都具有否定性，就是说，“终结”一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否定性”的词汇。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却试图对其做出“肯定性”的解说，认为其“真实含义”并不是“终结”、“否定”哲学而是指“超越‘思辨哲学’”或“新哲学置换旧哲学”，[1]或是指哲学的“完成”、“实现”。[2]这样一来，“终结”一词也就被解说成了一个具有“肯定性”的词汇了。然而，这种“肯定性”却并非“终结”一词的本义，因而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该词的本意。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有“超越”、“重建”、“实现”哲学或“创建”某种“新哲学”的意图，那么，他们也完全可以使用“超越”、“重建”、“实现”、“创建”等一类具有肯定性的词汇来表达这一意图。但事实上，他们在哲学变革以后从未使用过这类词汇来论述哲学，这只能说明他们并没有上述意图。当然，我们在这里也确实需要“辩证思维”（否则就是“缺乏辩证思维的头脑”[7]），但“辩证思维”却并不在于一定要对“终结”一词做出“肯定性”解说，而是在于“终结”一词本身就有一个与之“辩证”对立的反义词即“开始”（英文“begin”，德文“beginnt”）。“开始”一词才是一个包含“肯定性”的词汇。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本的语境与观念中，“开始”的又正好不是“哲学”而是“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P73－74)在这一论述中，“思辨终止”（即“哲学终结”）与“科学开始”，“意识的空话”将终止，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等句式，都具有很严格的逻辑上与语义上的对应性，而这一论述的核心含义也正是指“哲学终结”与“科学开始”。至此，这一已具有“现实性”的“辩证思维”的句式也就完全取代了1843年那种在“现实”中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思辨”句式，而随着马克思本人那种“思辨”的“终止”，“哲学终结论”也就宣告形成。在上述论述中，马克思对“哲学”与“科学”特性的看法也跃然纸上，“哲学”即是“思辨”，即是“关于意识的空话”，因而“将失去生存环境”，而“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则是“真正的知识”，是对“现实的描述”，因而将把哲学“取而代之”。至此，“哲学”和“科学”已具有完全的对立性质而鲜明区别开来。也因此，“哲学”也就不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而只可能在“现实”中“终止”。在上述论述中，“哲学”与“科学”、“思辨”与“实证”、“意识的空话”与“真正的知识”以及“终结”与“开始”等也都是反义词，而马克思使用“终结”一词也完全是在其本来的“否定”意义即“终止”的意义上使用，并没有附加任何其他含义。马克思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否定哲学”、“肯定科学”的态度，并没有体现出任何“重建哲学”、“实现哲学”或以“新哲学置换旧哲学”的意图。我国一些学者试图赋予“终结”一词以肯定性含义并从中解读出对“哲学”的“肯定”或“否定之否定”（即“马克思‘消灭哲学’的论断必须从否定之否定的角度理解”[7]），其结果也就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该词的本意。
孙亮博士与笔者商榷的文章题为《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但他并没有明确说明马克思究竟是不是“哲学终结”论者。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那也只能是在“终结”一词的本义或原意上而成为“哲学终结”论者，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那也只能是在“哲学终结”的真正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而不可能在任何其他“意义”上成为“哲学终结”论者。可见，孙亮等同仁一旦赋予“终结”一词以其他“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在对“哲学终结论”的理解上陷入矛盾与含混。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终结论”的基本含义或主要路径是指“哲学”将消失在“科学”亦即“实证科学”的发展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或“实证科学”的发展终将取代并消解“哲学”，“哲学”终将会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而消亡。应该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和观念中，“哲学”（“philosophy”）和“思辨哲学”（“reasoning philosophy”）是两个同义词，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即具有“思辨”性，因此，“哲学”或“全部哲学”在基本性质上也不可能不是“思辨哲学”。也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同样，在他们的语境和观念中，“科学”（“science”）和“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也是两个同义词，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即具有“实证”性，因此，“科学”或“全部科学”在基本性质上也不可能不是“实证科学”。也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两个概念也是通用的，二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在这里，实质性区别只发生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在其语境中，“哲学”或“思辨哲学”与“科学”或“实证科学”才构成一组具有对立性质的反义词。上述语词上的“同义性”及“反义性”关系表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思辨）哲学”的“终结”与“（实证）科学”的“开始”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把“哲学”和“科学”区别开来。
国内一些学者忽视了上述语词的确切含义，从而也忽视了“哲学”和“科学”的本质区别。例如，有的论者就把马克思转向“科学”的态度说成是一种“哲学的态度”，认为“这里的‘实证科学’实际上是马克思面对自己已经废弃的‘思辨哲学’提出了自己‘新哲学’的要求”，“这就是说，‘实证科学’在这里仅是一种哲学的态度”。[1]很多学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实证科学”的概念是否具有“实证性”表示怀疑。孙亮博士也提出，马克思所使用的“实证科学”概念“是不是西方文化范式下的‘实证科学’呢？即我们理解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呢？”[1]此外，也有学界同仁对马克思所使用的“真正实证的科学”一词做出“语义学考释”，并提出“‘真正实证的科学’并非实证科学，‘实证’应理解为‘现实’、‘实际’、‘实践’等，‘科学’也不是现代分科科学，而是德国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科学。”[7]当然，这里不排除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孔德所讲的“实证科学”以及“现代分科科学”具有一定区别。孔德的“实证科学”（即他所说“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8](P25)）当然表示一种更纯粹的具有“实证性”、“经验性”的“科学”，而所谓“现代分科科学”实际上也是具有这种“实证性”的“科学”。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讲的“实证科学”确实趋向于“现实”、“实际”、“实践”，也更重视科学的统一。也因此，马克思才有理由认为自己所讲的“实证科学”更为彻底，更富有“实证科学”意义，因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但问题在于，“真正的实证科学”也仍然属于“实证科学”而并不属于“哲学”，它和一般“实证科学”以及“现代分科科学”的差别也只属于“实证科学”内部的差别，也未超出“实证科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一种文化潮流而发展、演进的历史范畴。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孔德“实证主义”的许多具体主张，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也不赞成一般“实证科学”（或“现代分科科学”）发展的潮流，当然也不等于说他们可以不受其历史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一再使用“科学”、“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概念的根本意图也不在于要和法国孔德的“实证科学”划清界限，而是要和德国“思辨哲学”亦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分道扬镳。也因此，马克思所使用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真正的知识”等概念，也就具有与“思辨哲学”相对立而与“实证科学”相一致的性质。在恩格斯后期的一些著作中，“实证科学”概念出现的频率更高了，并且通常也不再加“真正的”一词来修饰，但其与“哲学”或“思辨哲学”的对立性却也照例显示出来。
上述学者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现实”、“实际”、“实践”等性质也是对的，而这些性质和单纯的“实证科学”的“实证性”也确实有所不同。然而，这一区别对于“实证科学”本身来讲又仅仅是一种内在区别，这一区别一旦被置入“哲学”与“科学”两大领域划分的大框架，就会退居其次而不再显示任何本质意义。就“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两大领域的特性与划分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性质而言，“唯物史观”也只能被划归为“科学”而不应被划归为“哲学”。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才明确地把“唯物史观”视为并称为“科学”、“历史科学”[3](P66)而并不称为“哲学”或“历史哲学”。也有论者提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具有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论或历史理论，而应主要理解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品性不容否定”。[7]但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首先明确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定性为“历史科学”，即定性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3](P73)而从未将其定性为“哲学”或“历史哲学”。因此，“唯物史观”所具有的“现实性”、“实践性”也就理应理解为是“实证科学”所具有的“实证性”、“经验性”的某种发展、演进，而不应理解为是对“实证性”、“经验性”以及“实证科学”本身的根本否定。再就一般用语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大量使用的“纯粹经验的方法”、“经验的观察”、“经验的事实”、“对现实的描述”、“各种现实的科学”[3](P67、71、76、73)等用语，也无一不带有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在本质上是“对现实的描述”及其对这一描述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然而，“对现实的描述”及其“概括”也并不等于“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3](P73)这就是说，强调“现实”、“实际”、“实践”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在本质上也仍然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哲学”，马克思使用“真正的实证科学”概念并建构具有其性质的“唯物史观”也正宣告了“哲学”的终结。
那么，“德国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科学”[7]是否就是指“哲学”而不是指“科学”呢，而马克思对“科学”概念的用法是否还和这种“德国哲学传统”一致呢？在德语中，“科学”与“哲学”概念均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而“科学”（“Wissenschaft”）在广义上是泛指一种认识、求知的活动，其范围要比英语、法语的“science”广泛得多，由此，德语的“科学”概念也就可以包含“哲学”，而“哲学”（“Philosophie”）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也正是在此宽泛意义上，一些德国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就曾把“哲学”称为“科学”、“思辨科学”[9](P168)或“思辨的科学”。[10](P49)但是，在德语中，“科学”和“哲学”概念（既然作为两个概念而产生）也同时具有狭义的用法而区别开来。在德国哲学家看来，“哲学”的本性就是“思辨”（“Spekulation”），因而“哲学”就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而“科学”的本性就是“实证”（“Positive”），因而“科学”也不可能成为“哲学”。这就是说，在“德国哲学传统”中，“科学”在狭义上也并不包含“哲学”，也和“哲学”具有确定区别。也因此，在康德、黑格尔的论述中，也就同时包含着对二者的狭义用法（在狭义上他们也从未将“科学”视为“哲学”）。就是说，虽然德语中的“科学”与“哲学”概念具有两种含义乃至某种含混性，但德国哲学家真正关注的也不是广义用法而是狭义用法，借此他们才可能表达关于哲学的思辨本性及其与科学区别的思想。其后，到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当他再使用“科学”及“哲学”概念时，应该说，就已经完全是在狭义上使用了。国内有学者已经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使用的“科学”概念“显然是对德语‘科学’的外延大大限定之后的概念，基本上同于英语的‘科学’（science）”，“马克思在使用狭义的‘科学’时，往往同狭义的‘哲学’对举，而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11]也因此，马克思也就不再把“哲学”笼统地称为“科学”或“思辨科学”，同时，也不再把“科学”视为包括“哲学”或“思辨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用法已非常严格，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笼统用法已有重大区别。
历史地看，“哲学”和“科学”概念在西语中的广义与狭义用法，也正源于二者在历史上从统一到分化不断演进的事实。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时代，科学和哲学还保持某种原始的综合统一性而没有明确分化，因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也就显得十分宽泛与含混（当然，即使这样，“哲学”和“特殊科学”的区别也已经在譬如亚里士多德那里表达出来）。而在近代科学发展初期，科学和哲学也尚未完全分化，因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也就仍带有某种宽泛性与含混性。只是随着17－18世纪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科学与哲学的日益分离，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思潮的日益扩展，“哲学”与“科学”概念在语义上的宽泛性与含混性才日益被扬弃、被矫正，而二者的确定区别也才日益彰显。由此，“哲学”和“科学”概念的狭义用法也才可能先后在英语、法语及德语中推广开来并趋于一致而不再具有本质差别。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19世纪中期及后期的德文写作中，也就可能不在一般宽泛意义上使用“科学”与“哲学”概念，而是完全转到在其狭义上使用了。
这就是说，“德国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确实具有某种宽泛性而可以包含“哲学”。但马克思使用的“科学”概念却已不再具有这种宽泛性。这一区别的产生，又源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的变革，因为这一变革也正在于要同这种“德国哲学传统”决裂并实现向英国与法国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总的结果就是提出“哲学”的终结。
再次，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深层含义还在于以“实践”取代或消解“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变革以后文本的语境与思想中，“实践”和“哲学”也是具有完全不同性质与意义的两个概念。“哲学”的根本性质是“意识形态”，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思辨活动，其基本功能在于“解释世界”，而“实践”的根本性质则是“物质力量”，实践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其基本功能在于“改变世界”。1845年春，马克思在发生思想变革之际已经认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这就是说，“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思辨活动根本不可能“改变世界”，只有“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才能“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也就不像我国理论界所长期理解的那样是在阐述“新哲学”和“旧哲学”的区别，即“旧哲学”只能“解释世界”，而“新哲学”或“新唯物主义”才能“改变世界”。事实上，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阐述“实践”和“哲学”的根本区别，是在说明“哲学”或“哲学家”只能“解释世界”，只有“实践”作为一种革命的物质力量才能“改变世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实践”也根本不再具有任何“哲学”或“本体论”的意义，而是一种与“哲学”或“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革命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3](P54)因此，马克思这句名言的本意也就是要用“实践”来拒斥与消解“哲学”。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许多批判“哲学”、否定“哲学”的论述，其本真含义也都不是要以“新哲学”批判或否定“旧哲学”，而是要以“实践”本身来否定与消解“哲学”，即以“实践”来“终结”哲学。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概念，就是马克思用来标志自己“哲学”或“新哲学”的概念。实际上，这种认识也是一种误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P75)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由于“实践”的特性已完全不同于“哲学”，因此，按照思想的一贯性，这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不可能还是指“哲学家”，而只可能是指与“哲学家”完全不同的“革命家”即“共产主义者”。也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可能还是指任何“哲学”或“新哲学”，而只应当是指与任何“哲学”乃至“新哲学”（这也不过是“哲学”的某种新形式）都不同的“实践”活动，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共产主义”运动。
这就是说，“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再是指“哲学”而只是指“实践”，即指“实践”领域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也不单独是“哲学”领域内的一种称谓，而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在“实践”领域内就有“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亦即“共产主义”）。因此，笔者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在本质上也就宣告了一切“哲学”乃至“哲学共产主义”的终结。
第四，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更深层含义还在于以“科学共产主义”取代“哲学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早期在“哲学观”上还抱有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思辨观点一致，也与马克思早期在“实践观”上还抱有“实践”与“哲学”（即“思辨哲学”）在本质上统一的理念一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在“共产主义”理论上也还没有脱离思辨哲学的基地，他们曾一度信奉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亦即“哲学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写于1843年10月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曾明确阐述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及其理论特征。他指出，与英国人通过“实践”、法国人通过“政治”达到共产主义不同，“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2](P576)他还指出，“虽然各邦政府想尽办法要扼杀哲学共产主义，可是它在德国可以说已经永远确立下来了”。[12](P591)恩格斯还高度赞扬“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12](P592)
可以看出，“哲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德国“哲学”为理论基础而对“共产主义”做出抽象的或思辨的理论论证。实际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正是对这种“哲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态所做出的最为充分也最为成熟的阐释与论证，由此也使这一理论形态达到高峰。由于“哲学共产主义”在本质上还是以“哲学”为思想基础来构想、引申并论证“共产主义”，因而它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而前者的理论基础则是仍属于“思辨哲学”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那时还高度赞扬费尔巴哈，认为正是费尔巴哈哲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8月曾写信给费尔巴哈，信中写道：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13](P450)
但到1845年春，马克思就开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以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由此也就最终舍弃了这种独具哲学思辨特性的“哲学共产主义”而转变到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由“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最终思想转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深层本质。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终结论”在本质上并非是指哲学形态的变革与重建，而是指“哲学”本身在“科学”、“实践”以及“科学共产主义”中的终结与消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实际上是一场对“哲学”的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本质在于提出“哲学终结论”，那么，“哲学终结论”也就构成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根本内容。因此，人们对“哲学终结论”的误解也就同时是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本质的误解。
三、理解“哲学终结”论的关键是把“哲学”和“科学”区别开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论”的思想前提就是确认“哲学”的“思辨”本性进而与具有“实证”本性的“科学”区别开来。相比之下，一些学界同仁之所以产生对“哲学终结论”的误解，其认识根源也正在于缺乏对“哲学”本性及其与“科学”本质区别的认识。
事实上，“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和“科学”究竟具有何种区别，在国内一些学者那里也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例如，在一些论者看来，“哲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功能就是“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也在于“承接了哲学的世界观功能”并“开启全新的世界观”，因此，“马克思没有‘终结’‘全部哲学’，而是在‘人类解放’使命下肯定并保留了‘世界观’”。[1]但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世界观”在其合理形态上（亦即在作为“全新的世界观”的意义上）也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3](P73)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5](P375)因此，“世界观”也就仅仅具有“科学”的意义而并不具有“哲学”的意义。也因此，恩格斯才说：“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5](P481)
由于“哲学”和“世界观”复有区别，因此，即使马克思“肯定并保留了‘世界观’”或“开启全新的世界观”，也并不等于“保留”或“开启”了“哲学”。毋宁说，这也意味着哲学的终结。这就是说，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作为“哲学”的“世界观”也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前者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后者的终结，即意味着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也被驱逐出“世界观”领域。
所以，哲学和科学的区别并不在于“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科学”也是一种“世界观”），而在于哲学具有自身的形上本性从而能够对一般“世界观”做出反思与批判，哲学一旦失去这种“反思”、“思辨”与“超验”的形上本性而转到“现实”、“实际”、“实践”领域，哲学也就不再成其为哲学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哲学具有“思辨”本性也完全符合“哲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古往今来，“哲学”在本性上也确实是一种具有“思辨性”、“超验性”的“形而上学”，而近代以来在西方产生的“科学”（在与“哲学”相对的意义上）则是一种具有“经验性”、“实证性”的“形而下学”。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传·系辞上》）可以说，“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形上”与“形下”的区别，本来意义上的“哲学”也只能是一种以超验的逻辑思维和理性论证为基础、方法与形式的“形而上学”。
事实上，认为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本性、哲学即是形而上学，这也几乎是西方所有哲学家的共识（是否赞成形而上学是另一回事）。
譬如，海德格尔就明确写道：“哲学即形而上学”，“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14](P68、69)海德格尔也从“形而上学”之被“颠倒”来阐释“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4](P70)
国内同仁在与笔者商榷的文章中也引用了海德格尔有关“哲学终结”的一些论述，但又认为：“哲学只能‘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不可能有真正的终结。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这也是马克思哲学所完成的变革”。[1]其实，海德格尔所说“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也不是指“哲学”单纯的位置变迁，而是指“哲学”转变为“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和“科学”也是有确定区别的：“哲学”正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科学”则是“起源于哲学的诸科学”，而“哲学的终结”就是指“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或“哲学消解于被技术化了的诸科学”。[14](P70、72)海德格尔把这种“终结”或“消解”也称为“完成”，意即哲学“已经在社会地行动着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它的位置”。[14](P71)在海德格尔那里，“终结”、“消解”、“完成”、“位置”（即“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等用语都是指“哲学”转变为“科学”，亦即“哲学”消解或终结于“科学”（这和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意思也完全一致），而并没有什么“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的意思。
总之，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消解就意味着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即在于以“科学”、“实践”来消解“哲学”的形上本性而宣告哲学的终结，并以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来取代“历史哲学”及“哲学共产主义”。无论我们对此哲学变革做出怎样的价值评价，但这一变革本身的事实、确切含义以及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却是理应准确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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