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技能与情怀（上）——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国文论文,情怀论文,北大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6-0097-22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古今中外的“文学教育”，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里有思想潮流的激荡，有教育理念的牵制，有文化传统的支持。此外，还有学校规模、经费、师资等实实在在的约束。不是所有的“柳暗花明”与“峰回路转”都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讨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有关“文学”的课程、课堂、教员、讲义等的变革，却因牵涉极为广泛，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教育思潮及文化进程，值得认真辨析。
所谓“文学教育”，与目前学界颇为关注的“文学史书写”①，既有联系，更有差异。强调“在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想像’，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故“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②，这指的是二者之间如何互相依存。但“文学教育”不仅限于传授“文学史”知识，还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诸多相关学科；反过来，“‘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③，故单从学校的内部运作说不清楚。
我曾描述晚清起步的教育改革如何促成了日后的文学革命，文章结尾，借助1917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表”以及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阐述北大文学课堂的四大变化，即“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④“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这一努力方向没错，结论也大致站得住脚，但因刻意凸显“新气象”，很容易造成某种错觉，以为此后便是新派人士的“一统天下”了。其实，当年国文门师生中，面对“新潮”与“国故”，大都选择后一种立场。只不过随着时势迁移，前者的声音越来越大，加上傅斯年、杨振声、俞平伯等人不断追忆，方才造成如此“东风压倒西风”的印象。单就文学教育而言，新派旧派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进入具体的文学课堂，更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呈现错综复杂局面，一时难断雅俗高低。
对于改革者来说，想得到的，不见得做得到；做得到的，不见得合乎理想。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宣言”或“计划书”更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北大创立之初四十年，关于“文学”如何“教育”的探究，九曲十八弯，颇多惊心动魄之举。放长视线，很容易理解此举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教育”之成功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因为，直到今天，文学教育如何兼及古今、中外、雅俗，还有知识、技能与情怀，国人仍在“九死未悔”地“上下求索”。
谈论“文学教育”，到底从何入手：是专业课程，还是校园文化？是教员讲义，还是学生社团？是唐诗宋词，还是欧美小说？考虑到当年的实际情况，本文集中讨论的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所开设的各类“文学课程”⑤，以及主要由本校教员编纂的“文学讲义”，还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在我看来，只有将这三者交叉重叠，互相映照，方能较好地呈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文学教育的立体图景。
在正式展开论述前，有三点说明：第一，因北大实行自由选课制度，中国文学系学生可选修外国文学系开设的课程，反之亦然。为集中论述，本文没有牵涉外文系诸多著名的文学教授以及同样异彩纷呈的文学课程。⑥实际上，若论对新文学创作的鼓动与指引，外文系的功用不在国文系之下。⑦第二，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因此，单纯从“学校与文坛”的角度展开论述，并不十分恰当；必须兼及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如此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⑧第三，题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具体论述时却略有延伸(或前或后)，那是因为，希望顾及北大课程改革的进程，以及当事人的生存境遇(任教北大的时间)。
至于为何选择这些而不是那些教员，有资料方面的限制，更牵涉我对何为“称职”的“文学教育”之理解。因此，某些声名卓著但没有文学讲义留存的北大教授(如讲“陶渊明诗”及“唐诗”的沈尹默、教“秦汉诸子”及“唐宋以降文”的林损)，很可能避而不谈；另外，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主要任教于别的大学，在北大只是兼职的(如讲授“小说”的俞平伯，讲授“佛典译文研究”的陈寅恪)，也不在我的视野之内。
一、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为激烈、成果最为显赫的，莫过于文学革命。倘若着眼于思想史，陈独秀、周作人、胡适等新派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都会得到承认。但如果转换立场，从学术史角度，思考北大当年的文学教育，是否也都阳光灿烂？北大教授提倡“白话文”以及“平民文学”，在社会上确实收获一片掌声；可在这最高学府的教育实践中，如此文学观念，需经过一系列转化，方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这里有北大内部人事纠葛的问题(如所谓“某籍某系”)，可也是教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所谓写白话文比文言文还难⑨，对于饱学之士来说，很可能是这样；可对于中国文学系的莘莘学子来说，跨越语言障碍，思接千古，顺利阅读并深入阐释“中国的经典”，方才是最希望获得的“学问”。教《水浒传》，讲新文学，当然也可以，但从来不是国文系的主课。明白“文学观念”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缝隙，由此切入，才能体会北大文学教育转型之艰难。
1919年3月18日，针对林纾关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因不能作古文故提倡白话的讥讽，蔡元培校长的辩解是：
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⑩
如此反驳，等于默认：对于讲授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的北大教授来说，“古文”修养很重要。实际上也是如此——北大国文门(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
其实，制约着“文体”的，除了阶级与政治，还有文类与学科。当初辨析文言白话各自利弊得失时，除了积极提倡白话与坚决捍卫文言的，还有第三种声音，那就是既积极推行白话，又不完全排斥文言。就以当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被视为旧派领袖的刘师培为例。1904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撰文，称：“中国自古以来，言文不能合一，与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同。欲救其弊，非用白话未由，故白话报之创兴，乃中国言文合一之渐也。”(11)第二年，刘又在《国粹学报》上连载《论文杂记》，讲古今文字有深浅文质之殊，缘于“进化之公理”：
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几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12)
刘师培之谈论文白，视野相当开阔，既提到“英儒斯宾塞耳”，也说及“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再加上梳理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可谓言之有据。也正是有此思想根基，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社会上将其派定为旧派首领，称其与提倡白话文主张新文学的陈独秀直接对抗时(13)，刘师培当即登报予以澄清：“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14)联系其一贯的思想脉络，此话必须当真，并非只是为了“自保”(15)。
不同意陈独秀等人的激进主张，不等于反对白话文；反过来，提倡白话文、支持文学革命的，也不见得就蔑视古文的价值。身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新派人物”的身份毋庸置疑。1919年11月17日，蔡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畅谈“国文之将来”：
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
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16)
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文”，含诗歌、小说、戏剧三类。后两类可纯用白话，诗歌则必须兼容文言，那是因为：“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就是白话文盛行的时候，也许有特别传习的人。”(17)而在大学校园里，最有可能接纳文言的，毫无疑问，是国文系师生。
关于文白之争，虽立足于当下，却同时指向过去与未来。当胡适凭借“双线文学观念”，大谈“白话文学”乃中国文学的“正宗”时，既展现其勇气，也暴露其偏见。倘若只是提倡白话时的“以史为鉴”，此举确有成效；可一旦转为历史书写，将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成“古文文学的末路史”和“白话文学的发达史”(18)，则实在是漏洞百出(19)。当风起云涌的“文学革命”逐渐从破坏走向建设，无论“过去”或“未来”，都无法漠视“文言”的存在价值。作为作家，努力思考的是如何“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以便与口语、欧化语、方言等杂糅调和，“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20)而作为教授，必须时刻面对浩瀚的古代文献，即便“白话文学”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古文文学”的教与学，其重要性不仅没削弱，反而有所加强。那是因为，随着大学课程的逐步完善，此前笼而统之的“文章源流”，如今分解成众多以传统中国的语言及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课程。
抄录两张国文系的课程表，看看二十年间，北大的文学教育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1917年5月26日上报给教育部的《北京大学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1915-1916学年度，中国文学门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21)将刚刚引进的“文学史”，与传统中国的“词章学”并列，再加上姚永朴以“桐城义法”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法》，可以想见当初北大的文学教育如何简陋。可二十年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看1935年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其中涉及文学的课程有：
中国文学史概要(胡适)、中国文学史一(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二(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三(罗庸)、中国文学史四(胡适)、诗史、词史、戏曲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郑奠，本年停)、诗论(朱光潜)、民间文艺(魏建功)、日本文学及其背景(周作人)、诗经、楚辞(闻一多)、周汉文(郑奠休假，罗庸代授)、魏晋六朝文、唐宋散文(余嘉锡)、近代文(沈启无)、汉魏六朝诗、唐诗(罗庸)、宋诗、近代诗、唐宋词(顾随)、元明散曲(顾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小说(孙楷第)、传记文学(郑奠，本年停)、作文一(附散文选读)(冯文炳)、作文二(韵文实习)(顾随)、作文三(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冯文炳)、作文四(剧本)、作文五(古文)、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胡适、傅斯年、罗庸)、传记专题实习(胡适)。(22)
未注明教员者，属于当年停开。也就是说，本年度实际开设文学课程19门，暂时停开的文学课程17门，合起来是35门。这与二十年前的总共四门文学课程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可其中使用白话的，不外“民间文艺”、“小说”以及“新文艺试作”等，国文系学生仍然主要与“文言”打交道。
扛起“文学革命”大旗的北京大学，其文学课堂，其实并不独尊白话。开设“中国小说史”，或者在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强调乐府的意义，这都是可喜的新气象。而新文学之进入北大课堂，却是一波三折。1921年10月订立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在介绍完所有课程后，添上“本系待设及暂阙各科要目如左(本学年若有机会，拟即随时增设)”：文学概论、小说、诗史、小说史(乙)、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23)“文学概论”等很快就补开了；唯独拟想中的“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一搁就是十年。并非北大没人才，实在是因为此类课程到底该不该开，主事者一直拿捏不准。
排梳每年北大国文系的课程表，一直到了1931年秋天，方才出现“新文艺试作”字样。而且，很可能还是受清华国文系的启示，方才下定决心做起来的。1928年，杨振声出任清华国文系主任，谈及什么是“研究文学之宗旨”时，称注重古籍考订的，不是文学；注重文字训诂的，不是文学；即便“注重于年谱传状之核博，文章体裁之轫演，派别门户之分划，文章风气之流衍”，也不是文学(只能说是“文学史”)。清华在确定“宗旨与课程”时，曾“参考国内各大学的国文系”，毫无疑问，这里主要针对的是北大国文系。因当年的北大，确实分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大类。而且，就像杨振声所批评的，重“文学史”而非“文学表现上之艺术”(24)。虽然杨振声不久就任青岛大学校长去了，萧规曹随的朱自清(25)，在清华大学率先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26)，且着力于“新文学的创进”。这对于自认新文学旗手的胡适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强烈的刺激。1930年底重返北大，胡适特别邀请杨振声，希望借助其对于新文学(教学及写作)的巨大热情，整顿暮气沉沉的北大国文系。(27)虽然杨最后没来，但第二年北大国文系的课程在胡适的主导下，确实发生很大变化。
1931年9月1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共同必修课科目”没变，更换的只是教员，如“中国诗名著选(附实习)”改由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附实习)”改由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改由冯淑兰(沅君)讲授。至于文学类的“选修科目”中，黄节讲“毛诗”及“汉魏六朝诗”、俞平伯讲“词”及“小说”、林损讲“先秦文”及“唐宋诗”、许之衡讲“戏曲史”及“戏曲及作曲法”、刘文典讲“汉魏六朝文”、郑奠讲“修辞学”、赵万里讲“词史”、徐祖正讲“文学概论”，都基本上是因袭前例。值得期许的变化是，周作人转教“近代散文”、傅斯年开设“中国文籍文辞史”，还有就是由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担纲，组织“文学讲演”，每周(或两周)一次，不计学分。再就是这命运多舛的“新文艺试作”了。课程指导书上，有以下说明文字：
凡有意于文艺创作者，每苦无练习之机会及指导之专家。本系此科之设，拟请新文艺作家负责指导。凡从事于试作者，庶能引起练习之兴趣，并得有所就正。现由周作人、胡适诸教授担任组织，俟有规定后再行发表。惟新文艺作家派别至繁，不免为能力所限，恐一时不克完备。(28)
开设新文艺创作课，虽说周、胡联名，据周作人称，实乃胡适主导(29)。十天后，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国文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9月23日拟定的“布告”，称：
新文艺试作一科，暂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每组功课暂定为一单位(每一单位一小时或二小时)。诸生愿选习此科者，可各择定一组(多至两组)，将平日作品一篇缴至国文学系教授会。俟担任指导教员评阅后加以甄别，合格者由本学系布告(其一时未能合格者，可至下学年再以作品请求甄别)。学年终了时，以试作之平均分数作为成绩(但中途对于试作不努力者，如作辍无恒，或草率从事之类，得令其停止试作)。
本学年担任指导教员：散文(胡适、周作人、俞平伯)、诗歌(徐志摩、孙大雨)、小说(冯文炳)、戏剧(余上沅)(30)。
布告后面，还有这么一句：“以后增聘教员，随时由本学系布告。”实际上，指导教员不仅没增加，还减少，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有趣的是，校方的一番好意，学生似乎不怎么领情。
为什么敢如此断言？因为有《北京大学日刊》上诸多国文学系的布告为证。一开始表情严肃，似乎选修“新文艺试作”这门课很不容易：“本系二年级以上诸生，凡欲选习新文艺试作一科者，须将平日作品一篇缴至国文系教授会。今本校各系选课皆限于十月九日截止，故选习此科者亦必在九日以前将作品交来，以俟甄别。”(31)到了10月9日，国文学系发表布告，将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0月31日。而从10月26日至1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刊登国文系布告，口气变得非常温柔：“新文艺试作一科，报名日期行将截止，诸生欲选习者，速来报名为要。”显然学生报名并不热烈，这才需要再三催促，这点大概出乎主事者意料之外。谜底终于揭开了，11月1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了11人的录取名单，分散文、小说、诗歌三组。(32)
实际上，喜欢文学创作的，不一定念中国文学系；至于国文系学生，因专业课程分语言、文学及整理国故三类，精挑细选时，很可能“喜旧”而“厌新”。这一大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因意识形态重建的需要，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氛围，导致国文系的教学，重古典，轻现代；重考据，轻批评；重学术，轻创作。在国文系的特殊语境中，不要说教“新文艺试作”很难，讲外国文学的，同样不被重视。谈论新文化运动的功业时，我们往往举周作人在国文门开设“欧洲文学史”作为例证，可很少人追问，这门课当年的讲授效果如何。随着时间推移，新文化运动的成功，日渐成为神话，人们很难准确理解那些弄潮儿的真实处境。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那位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撰写《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名文，且最早在北大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的周作人教授，在北大校园里，肯定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殊不知，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时，曾如此感叹：
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算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33)
这可不是故作谦虚，或者说反话。启明先生文章写得好，但性格内向，不太会讲课，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北大教书的前十几年，虽然也在燕京大学或孔德学校兼课，周作人在本校回避国文方面的课程。(34)一直到30年代初，方才改变主意：“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以周作人的社会声誉，为何如此排课——“最初是讲欧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有一个时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大约有十年的光景”(35)——是否另有隐情，不得而知。但对于大部分国文系学生来说，无论“欧洲文学史”、“英散文选读”，还是“日本散文选读”，都不是重要的课程。
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历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考试院院长等职的杨亮功，晚年撰《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在第二章“五年北大读书生活”中，提供了好些有趣的细节。比如，当年国文系最受尊敬的名教授是刘师培、黄侃、黄节和吴梅，至于朱希祖和周作人，教学效果不好。尤其是后者，纯粹因为不重要，方才得以平安无事：
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欧洲文学史，周所编的讲义既枯燥无味，讲起课来又不善言辞。正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Porson)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因为我们并不重视此学科，所以不打算赶他。(36)
这当然只是个人偏好，因杨亮功曾追随刘师培研究徐陵、庾信，对新文学家没有什么好感，故出此恶言。可对于当年北大国文门的学生来说，喜欢“国故”是常态；像傅斯年、杨振声那样追求“新潮”的，毕竟为少数。
校园内外，对于人物及学问的评价标准，历来不太一致。作为大学教授，能否得到学生的尊崇，其实是很影响讲课者的情绪的。只不过随着时势迁移，那些站在舞台中心的“主角”，不经意间滑向了边缘；而当初看来不太要紧的“帮闲”，说不定反而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此中关键，其实不是新派旧派之争，而是知识类型以及对待“学问”和“教学”的态度。比如，刘师培与周作人、黄侃与胡适，立场及趣味截然不同，但都对北大的“文学教育”作出很大贡献。相反，某些只有“名分”或“逸事”，而“学问”不怎么服人的，则逐渐被后人淡忘了。
当年的北大国文系，文白之争逐渐消歇，外国文学史不被看好，新文学课程艰难起步，而制约着这一切的，是师生们对于“学问”的想象。后世史家谈及新文化运动后的北大国文系，有讥讽其“学行浅薄”的，也有感叹“文学的失语”的。(37)二者都有道理，但又都不无偏颇；叠加起来，恰好凸显国文系的尴尬——我们亟需的，到底是“学问”还是“文章”？而所有这些，都牵涉到“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的巨大缝隙。对于前者来说，后者在研究上是深入，在趣味上则是逆转。
就在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1919年，胡适连续写了《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三篇很能体现其“历史癖”的文章，正式亮出“整理国故”的旗帜。原本以“输入学理”著称的胡适之先生，一转而“整理国故”去了，让刚被唤醒而从古书堆中冲杀出来的青年学子茫然若失。单就个人著述而言，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水浒传〉考证》，不算多么突兀的转折；可从文化思潮着眼，从《新青年》到《国学季刊》，确实是斗转星移。社会上对此颇多争议，学界则默默前行，某种意义上，此乃大势所趋。问题在于，研究文学毕竟不同于治经治史，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胡适成功地把小说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38)，但其过分迷信“科学”，将“拿证据来”作为学术研究的金科玉律，必定对“文学趣味”造成巨大的压抑(39)。
当年北大国文门学生傅斯年，起而呼应胡适的思路，而且说得斩钉截铁：“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40)但“文学的研究”呢，难道这不算“学术”？或者说讨论《诗经》、《楚辞》、《红楼梦》，可以完全与“文学”无涉？没人这么明说，只是兴趣所在，评价标准发生了位移。眼看学界大有以“考据”统摄“义理”、“词章”之势，讲哲学或讲文学的，热衷的是考辨年代、版本、事迹，而较少涉及思想内涵或文学价值。不时有人提出抗议，但声音太小，很快被淹没。到了1940年代初，沈从文撰《文运的重建》、程千帆作《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依旧激不起多少涟漪。沈之批评五四文学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到民十六以后，就只好放弃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进取精神，把师生精力向音韵训诂小学考据方面去发展”，“这结果在学术上当然占了一个位置，即‘老古董’位置”(41)。如此讥讽固然痛切，可学者们根本不在意，认定这只是小说家的狂言。程之批评“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称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的，“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也都属实，可作者态度很温和，所要论证的是：“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42)况且，程千帆所积极鉴赏的，其实是“古代诗歌”，而非“新文学”，这点与沈从文思路迥异。
当然不该将此等过失，统统推到胡适身上。在我看来，只要“整理国故”成为潮流，就会出现这种倾向。套用胡适的话，“文学革命”需要的是“大胆假设”，至于“整理国故”，一旦展开，必定逐渐走向“小心求证”。前者注重“才气”，后者强调“功力”。提倡“拿证据来”的科学方法，虽然只是胡适个人的表述，但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考据的推崇乃至迷信，直接导致了知识类型的转化，那就是诗学的衰落与史学的兴起。毫无疑问，任何学问都需要“高远的想象力”，但“整理国故”作为一种思潮，对新史学的崛起，是个很好的契机；而对于正在转型中的“文学教育”，则造成不小的冲击。
黄侃1914年进北大，是教文学的，到武昌高师以后，方才兼教小学、经学和文学；刘师培1917年进北大，也是教文学。这两位先生在经学和小学方面造诣很深，日后主要以此名家；可当初除了一点研究所指导科目，主要任务是讲授文学史或文学概论。对北大史学系的创立贡献良多的朱希祖，也曾长期在国文系教中国文学史。当初文史不分，国文系占了很大便宜；“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必然导致其“人才流失”(43)。翻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国文系的课程表，很多讲授文学的教授(专任或兼职)，日后都是其他专业的名家，如讲“词史”的赵万里、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范文澜(44)、讲“中国文学史”的傅斯年、讲“唐宋散文”的余嘉锡、讲“民间文艺”的魏建功等(45)。
那么，我们需要叩问的是，明显得益于“新文化”光环的北大国文系，在“文学革命”退潮、“整理国故”迅速崛起后，如何借助课程的调整、教员的招聘、讲义的完善以及课堂的改良等，逐步实现“文学教育”的转型。在我看来，这是一段值得仔细钩稽的历史。
二、相辅相成的“课程”与“教员”
阅读“老北大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不是“大楼”如何巍峨，而是“大师”们的文采风流。其中最多逸事、最具戏剧性的，当属国文系教授。之所以文学院教授独领风骚，是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46)。举个例子，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柳存仁，1940年发表一组总题为“北大和北大人”的随笔，其中有一则《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的生活，也不庄严，也不枯燥，只是一种合理的修养和不断地增加学问的总成绩。近年以来，虽然刘半农、黄节、钱玄同先生都相继逝世了，可是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唐兰先生的甲骨金石，罗常培、魏建功先生的语音声韵，余嘉锡、赵万里先生的目录版本，胡适、郑奠、罗庸先生的文学史，孙楷第先生的小说史，顾随先生的戏曲，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单是指的中国文学系。(47)
熟悉现代中国学术史的，一看这名单，确有“惊艳”的感觉。这名单很显赫，可是否有偷天换日的嫌疑？柳存仁1935年进入北大国文系念书，抗战后转上海光华大学借读，两年后取得北京大学文凭。那么，查阅1935年度北京大学的《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除了上列名教授，我们还可以举出周作人、朱光潜、傅斯年、闻一多、冯文炳、陈垣(本年暂停)等。(48)当然，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同样站在北大课堂上，有专任与兼任之分。罗常培乃北大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聘，这没问题；周作人、朱光潜主要属于日文系和英文系，因都在北大，也还说得过去；至于余嘉锡、陈垣、闻一多等，明显是“外来的和尚”。对于学生来说，只问课讲得好不好，不管你是专任还是兼任；而对于学校及院系的长期发展来说，专任教授起更大作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935年度的北大国文系课程(及教员)，还是很让人振奋的。而这，跟此前一年文学院长胡适之大力整顿有直接关系。胡适的改革措施，最主要的不外两招：一改革课程，二延揽人才。前者可参见其1931年12月30日在北大国文系的演讲：“近四十年来，在事实上，中国的文学，多半偏于考据，对于新文学殊少研究。……我觉得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甚要紧，而鉴赏与批判也是不可偏废的。”(49)至于后者，胡适撰于1935年1月2日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有这么一段：
这一年北大方面的改革有一点足记：我兼领中国文学系主任，又兼代外国语文系主任(名义上是梦麟先生)，把这学年的文学院预算每月节省了近三千元。外国语文系减去四个教授，添了梁实秋先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减去三个教授，添的是我、傅斯年(半年)和罗常培，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50)
中国文学系被裁的教授，其实只有二位，胡适的记忆有误。查胡适1934年5月30日日记，那天商定北大文学院旧人中，不续聘的是：梁宗岱、HewviFrei、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等六位(51)。被解聘的国文系教授，有人激烈抗争(林损)，也有人默默离开(许之衡)；因胡适对于抗议文章不作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52)。经过一番努力，北大国文系总算大有起色。换句话说，当你评说北大的“文学教育”是否成功时，最好加个限制：我说的是哪一年的北大。作为学生，柳存仁的回忆没错。可要是据此认定，北大国文系的教学始终都很出色，则言过其实。
从初创的1898年，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这四十年间，北大的文学教育可以191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二十年的工作重点，是从注重个人品味及写作技能的“文章源流”，走向边界明晰、知识系统的“文学史”；后二十年，则是在“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互动中，展开诸多各具特色的选修课，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此过程牵涉校园内外的政治、经济与学术等，可谓波澜壮阔。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制度设计：从1919年起，北大为发展个性，因材施教，在蔡元培校长的积极推动下(53)，正式实行选科制。所谓学生习满若干单位即可毕业，不必拘定年限，这不太好操作；但本科学习八十单位(每周一课时为一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这种模仿美国大学的课程设计(54)，既给学生带来自由选择的绝好机会，也对教员的开课造成很大压力。
不妨就从1917年秋《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说起(括号中表示周学时)。第一学年：中国文学，黄季刚(三)、刘申叔(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朱逖先(三)；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三)。第二学年：中国文学，黄季刚(四)、刘申叔(三)；中国古代文学史，朱逖先(三)；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三)。第三学年：中国文学，黄季刚、吴瞿安(两人合共九)；中国近代文学史(唐宋迄今)，吴瞿安(五)；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三)。(55)本科三年，总共才九门文学方面的课程，未免显得单调。《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收录的1917年“文本科课程”，与此略有差异(如第三年没有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则不分“古代”与“近代”)(56)，对照现存教材，“日刊”的说法更为可靠。不过，“纪念册”所录《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那时的“文学门”，实际上含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所谓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梵文学及巴利语学、希腊文学、拉丁文学、阿拉伯文学等专科，都只是虚拟。第二，自由选课的前提是，教员能开出众多适合学生口味的专题课；而这，即便学术实力最强的国文门，也都做不到。因而，也就有了第三，“特别讲演”的设计：
(一)以一时期为范围者，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宋以后小说(外国文学从略，下同)；(二)以一派别为范围者，如楚辞、长庆体、江西派、唐宋八家文；(三)以一人之著作为范围者，如屈原赋、陶渊明集、杜诗、韩昌黎全集；(四)以一书为范围者，如诗经、庄子、史记、文选。(57)
毫无疑问，这些也都是纸上的月亮。不过，如此“临时延聘名师讲演，各科学生自由听讲”，日后逐渐正规化，演变成了异彩纷呈的选修课程。
所有北大课程的设计(公文或自述)，都只是体现当事人的意图。谁都明白，古今中外，“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查核当年北大国文系课程设计方案，体会教授们为提供丰富多彩的选修科目，如何殚精竭虑。就以1917年底发布的《文科改订课程会议议决案修正》为例。中国文学门的必修科(7科，21单位)包括：文学概论(1)、周秦文学(3)、汉魏六朝文学(3)、唐宋文学(2)、元明清文学(3)、文学史大纲(3)、文字学(6)。至于选修课程，语言总共开列八门，文学则是多多益善——左传文(1)、史记文(1)、汉书文(1)、庄子文(1)、韩愈文(0.5)、柳宗元文(0.5)、诗经(1)、楚辞(1)、汉魏乐府、建安七子诗、阮嗣宗诗(0.5)、陶渊明诗(0.5)、谢康乐诗(0.5)、李太白诗(1)、杜子美诗(3)、唐五代词(1)、北宋人词(2)、南宋人词(1)、名曲(12)、宋以后小说(1)、文选派诗(1)、江西派诗(1)、古代文学史(3)、中古文学史(3)、近代文学史(3)……(58)为何一门“名曲”的讲授时间，等于“文学概论”、“诗经”、“楚辞”以及韩柳文等十多门？我相信谁也说不清楚。大概只是提出动议，尚未仔细推敲，没来得及上下左右平衡。单看有关议案的“会议纪事”及修正案，就能明白这一点——此前有刊于1917年12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第二次第三次会议议决案)，此后又有刊于191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陈独秀提议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可见校方之郑重其事，以及教授们之用心良苦。
即便只是“纸上谈兵”，有计划总比没计划好。当然，此“议决案”的落实，无法一蹴而就。翻阅1918年初的《文本科第二学期课程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课程变化并不大，只是将二年级刘申叔、黄季刚共同负责的“中国文学”，分拆成古代文学(刘申叔)、汉魏六朝文学(黄季刚)、中古文学史(刘申叔)，将三年级黄季刚、吴瞿安合讲的“中国文学”分拆成汉魏六朝文学(黄季刚)、唐宋文学(黄季刚)、词曲(吴瞿安)。(59)即便1919-1920年度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已经实行选科制了，可中国文学系开出的课程，并不比原先的多(照样主打刘师培、黄侃、吴梅、周作人)。唯一的变化是，提醒诸位同学，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其他相关各系科目——比如英文系学生可选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和《中国诗文名著选》，以及周作人的《十九世纪文学史》；国文系学生则可选胡适的《英美近代诗选》以及宋春舫的《欧洲戏剧发达史》。(60)
选科制是落实了，可谁来开课呢？总不能各系之间互相推诿。经过一番努力，1921年10月制订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必修科目很少，只有朱希祖为一年级新生开设的“说明中国文学之流别及其利弊”的“文学史概要”，以及吴虞、刘毓盘的“选授历代诗文之名著，藉以知文学之梗概”的“诗文名著选”。至于二、三年级，全都是选修科目：
史传之文(张尔田)、诸子之文(吴虞)、诗(乙)(黄节)、词(刘毓盘)、戏曲(乙)(吴梅)、杂文(吴虞)、外国文学书之选读(周作人)、戏曲史(吴梅)、词史(刘毓盘)、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普通音理及和声学初步(萧友梅)、中国古声律(吴梅)。另有二、三年级生补修之科目：文学史概要(甲)(朱希祖)、诗(甲)(黄节)、戏曲(甲)(吴梅)、小说史(甲)(周树人)。(61)
这还不算计划中随时准备增设的科目：如文学概论、小说、诗史、小说史(乙)、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等。这里的“甲”和“乙”，应该是同一门课，分上下两学期讲授的意思。如此选修科目，已经是有模有样；可最为完善的，还推1925年9月改订的《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摘要》，其附属的“本年度课程指导书”让我们了解到那时北大国文系教学的专业化程度。
“本系学生所修科目，除外国语另有规定外，本系功课至少须修满四十四单位，他系功课得选修二十单位，合计须满六十四单位。”不过，这章程是刚刚通过的，此前入学者“不受必修之拘束”。更重要的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分A、B、C三类，A类语言文字，C类整理国故之方法，B类则“关于文学者属之”。(62)如此设计，是为了让学生“修课有一定之系统”，尽早确定专业方向。(63)
那么，1925年秋季入学的北大国文系学生，假如对文学(而不是语言文字或整理国故)感兴趣，其共同必修科目为：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沈兼士、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附作文，洪允祥)、中国文名著选(附作文，郑奠)、中国文学史概要(朱希祖)、文学概论(张凤举)。至于选修科目(括号中为教员名字)，那可就精彩了：
毛诗(黄节)、阮嗣宗诗(黄节)、陶渊明诗(沈尹默)、词选(刘毓盘)、词家专集(刘毓盘)、戏曲(许之衡)、小说(俞平伯)、晚周诸子(林损)、秦汉诸子(刘文典)、汉魏六朝文(刘文典)、唐宋以降文(林损)、词史(刘毓盘)、戏曲史(许之衡)、小说史(周树人)、英散文选读(周作人、张凤举)、中国修辞学研究(郑奠)、普通乐学/普通和声学(萧友梅)、应用和声学及作曲法初步(萧友梅)、中国曲律(许之衡)。
另外，因周作人改讲“英散文选读”，课程指导书不忘提醒：“欧洲文学史一科，本学年仍暂阙，诸生欲习英、法、德、俄及东方之国别的文学史者，可分向各该文学系选修。”(64)
以1925-1926年度的课程为标杆，看看此前此后的状况。必修科目差不多，有变化的是选修科目。1924-1925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里，沈尹默讲“唐诗”，吴虞讲“宋诗”、“晚周诸子”和“汉魏六朝文”，周作人讲“欧洲文学史”，洪允祥讲“史传文”。(65)至于1926-1927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里，值得注意的是：A类课程请陈寅恪讲授“佛典译文研究”，并有长篇说明文字；C类课程请陈垣讲“校勘学实习”。至于文学类的选修课呢？黄节的“毛诗”及“阮嗣宗诗”不开了，改回原先的“汉魏六朝诗”；周作人不讲“英散文选读”，改开“日本散文选读”。取消的课程则有陶渊明诗(沈尹默)、小说(俞平伯)、小说史(周树人)、中国修辞学研究(郑奠)。(66)其中最为遗憾的是，鲁迅南下厦门，北大国文系从此再没有这么叫座的“中国小说史”。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发布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京城学界风声鹤唳，第二年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捕杀李大钊等革命志士，政治情势进一步恶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1927年秋天起，找不到北大国文系课程表，因那时的北大，正惨遭肢解，面临关门改制的困境。一直到1929年秋天，方才恢复原校名，续出《北京大学日刊》。1929-1930年度的《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八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概要》，值得关注的是：范文澜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赵万里讲“词史”、俞平伯讲“词家专集”和“小说”、黎锦熙讲“文法研究”、余嘉锡讲“目录学”和“古籍校读法”、吴承仕讲“三礼名物”、陈垣讲“校勘实习”。至于郁达夫答应讲授“小说论”和“文艺批评论”两门课(67)，最后因病未能实行。1931-1932年度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共同必修课科目没变，变的只是教员，“中国文学史概要”一课改由冯淑兰(沅君)讲授。比较有趣的变化是：周作人开“近代散文”、傅斯年讲“中国文籍文辞史”，还有两门重要的课程“小说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暂停。至于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担任计划组织的“文学讲演”，计划每周或两周一次，不计学分。(68)
30年代的北大，还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如1929年底北大学生集会，驱赶“把持校务，黑幕重重”的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国文系主任马裕藻(69)，以及1934年胡适以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断然解聘林损和许之衡等(70)，都曾引起很大的风波。但就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而言，大局已定，此后只是小修小补。
谈论“文学教育”，单说“课程”还不够，必须兼及“教员”，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相得益彰。比如，早在1920年，北大国文系就将“文学概论”列为主要课程，先后由周作人、张凤举、严锲和徐祖正等人讲授。但讲这门课吃力不讨好，因随着文学观念的普及，以及大学国文系专业化程度提升，无论教师还是学生，“论一般文学之内容及形式”(71)，会被认为没有学问；因而，这一时期“大部分正式高校都不设置文学概论这种讲授文学基础概念和知识的课程”(72)。这当然是一种偏见，“文学概论”照样也能讲得“很学术”。读《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录《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发现“通科”课程的“文学概论”，后有一说明性质的括号：“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类”(73)。这才恍然大悟：当初刘师培、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实就是“文学概论”。难怪当年国文门学生杨亮功日后撰写回忆录，直截了当地称：“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74)1919年秋，黄侃转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文心雕龙》时，“所印讲章全据北大原本”(75)；而1923年在武昌作题为《讲文心雕龙大旨》的演讲时，依旧保留当年北大的授课思路：
凡研究文学者所应知之义，略举其目有如下方：文学界限，文章起源，文之根柢及本质，书籍制度，成书与单篇，文章与文字，文章与声韵，文章与言语，文法古今之异，文章与学术，文章与时利风尚，外国言语学术及文章之利病，公家文，日用文，俳俗文，文家之因创，文章派别，与政治人心风俗，历代论文者旨趣不同，文体废兴，文体变迁之故，摹拟之伪讬述作，文质，雅俗，繁简，流传与泯灭。凡此诸文，愚所解释，大抵因缘舍人旧义，加以推衍，其刘所未言，方下己意，会于《文心雕龙》义所易了即亦随文陈说，必有奥啧，当别具札记以授诸生。(76)
探讨“凡研究文学者所应知之义”，这不就是“文学概论”吗？至于“大抵因缘舍人旧义，加以推衍，其刘所未言，方下己意”，说明作者并不满足于钩稽与笺释，而是根据自家的文学理想，多有引申发挥。实际上也是如此。即便限于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刊印的二十篇，《文心雕龙札记》之大段引录阮元《文言说》、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还有《乐府诗集》十二类叙说源流之辞等，明显不是笺证体例。这一点，对照1914级国文门学生范文澜日后所撰《文心雕龙讲疏》(77)，很容易明白。倒是这种借名篇选读，来讲授“文学概论”的思路，日后在另一个弟子程千帆的《文论要诠》中，得到精彩重现——讲的是“文学理论”，但并非搭个空架子，再往里面塞例证；而是选择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在笺证中阐释。比如，通过笺证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来“论文学之界义”，通过笺证章学诚的《诗教上》来“论文学与时代”，通过笺证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来“论文学与地域”，通过笺证陆机的《文赋》来“论制作与体式”等。(78)
同一门课，不同教员讲授，可能“黯然死去”，也可能“魂兮归来”。比如，鲁迅离京，小说史先后请马廉、孙楷第担任；吴梅南下，曾追随前后的许之衡接棒。(79)很明显，这两门当初很叫座的课程，风光不再。能否请到合适的教授，对于大学来说，至关重要。谈论1917-1927年间北大的文学教育，有八位教授值得特别关注。按照进入北大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1913-1931年任教北大的朱希祖(有间断)(80)
1914-1919年任教北大的黄侃(81)
1917-1919年任教北大的刘师培(82)
1917-1922年任教北大的吴梅(83)
1917-1937年任教北大的周作人(不算伪北大时期)(84)
1917-1935年任教北大的黄节(有间断)(85)
1919-1927年任教北大的刘毓盘(86)
1920-1926年在北大兼课的鲁迅(87)
前七位是北大专任教授，最后一位则是兼课的讲师。鲁迅作为教育部官员，除在北大教“中国小说史”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另外七所大学及中学兼课(88)。
这八位教员中，任教北大时间最短的是刘师培，不到三年；其次，黄侃和吴梅各五年，鲁迅六年，刘毓盘七年；至于黄节和朱希祖、周作人，则可称北大文学教育的“元老”了。只是后两位所讲课程，并不限于国文系。还有同样任教北大国文系、且有专门著作传世的，为何不纳入讨论？或因其著述远离文学(萧友梅著《乐理教科书》、《钢琴教科书》；许之衡刊行《饮流斋说瓷》、《中国音乐小史》)，或因主要业绩在其他方面(刘文典以《淮南鸿烈集解》名世，郑奠以“中国修辞学”研究著称，更接近今人所说的“古文献”或“语言研究”)。
就像“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既有良好的互动，又有尴尬的分裂；北大国文系的课程改革与八位教员的人生经历之间，既交相辉映，又各自独立(我们无法将黄侃、吴梅的学术业绩，仅仅限制在北大范围内)。1934年1月18日，正积极谋划北大国文系改革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感慨遥深的大白话：
改订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及哲学系课程。此事颇不易。有很好的课程表而无相当的人去施教，也是枉然。(89)
描述1917年深秋北大国文门的课堂上，刘师培、黄侃、周作人、吴梅、朱希祖等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或者悬想1926年的春暖花开时节，朱希祖、黄节、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又是怎样在沙滩红楼讲授诗词小说戏曲，这是个迷人的话题。只是这么一来，我们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尽可能寻找当年的老讲义，以及借助老学生们的追忆，努力“复原”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课堂。
三、从课程讲义到学术著作
谈及这八位国文教员在北大的讲学生涯，不能不提及其编纂讲义。因为，照周作人的说法，这是教中学与教大学的巨大差异：“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忙的工作了。”(90)编讲义对于北大教员来说，到底压力有多大，若能找到当事人的日记，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很可惜，刘师培、黄节、刘毓盘没有留下日记；朱希祖日记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但用不上。(91)至于公开刊行的《黄侃日记》和《吴梅日记》(92)，没有北大讲学部分。能用得上的，只有《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翻阅周氏兄弟日记，确有好多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和《欧洲文学史》讲义的记录，甚至哪天完稿，何时校订，我们都能找到准确的记载。(93)
周作人晚年撰《知堂回想录》，提及其1917年初到北大教书时，编写讲义的巨大压力：
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94)
教过书的人都明白，所谓编写讲义，第一年确实很辛苦，以后修修补补，花多少时间，那就看你的良心和见识了。鲁迅在京时，主业是教育部的官员，北大教书属于兼职，每周二课时，压力并不大；到了厦门大学，属于专任教授，情况又如何？请看1926年9月22日他给许广平的信：
教科也不算忙，我只六时，开学之结果，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了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了。其中只有文学史须编讲义，大约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我想不管旧有的讲义，而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95)
可见鲁迅厦大教书，同样是游刃有余。此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义，曾分篇陆续刻印，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定名《汉文学史纲要》。如此讲课压力，不无好处。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1917年9月22日上午开始起草讲义，到1918年6月7日晚上完稿，再到同年10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其实是很顺利的——甚至可用“神速”二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1920年8月接到北大聘书算起，到新潮社刊本(上册1923年、下册1924年)问世，也才不到四年时间。如此宏大题目，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且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著，确实很幸运。
这就牵涉到晚清以降大学教员编写讲义的制度性设计。1898年，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主张“编书宜慎也”。以教科书的编纂比附王安石的“创为三经新义，颁行学宫”，以为会导致“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96)，孙大臣明显误解了西式学堂里教科书普及知识的功能。1902年，张百熙执掌大学堂，重提教科书的编纂：“然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故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97)依此思路，京师大学堂除采用编书局所译之教本外，也要求各科教习自编讲义。国人编纂的大学堂讲义，历经岁月沧桑，现在存留下来的数量不多(98)。但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也有不只使用于校内，还传播到全国各地，如国文科教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的原刊本难得一见，而1910年武林谋新室的翻印本则流传甚广。
大学教授到底需不需要编写讲义，其实很难一概而论，与各自讲授的课程有关。有的坊间已有通用教材，有的以言传心教为主，这两种情况，都不必另编教科书。更何况，有了自编讲义，教员若照本宣科，听众必定昏昏欲睡。(99)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专门谈及讲义问题：
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100)
如此“改良讲义”的计划，在具体实践中，碰到很多障碍。1917年12月1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评议会公函，希望教员向书店定购公开发行的教科书，上课时不另发详细讲义，但话未说绝：“专门科学及其他高等学术，无适宜之教科书或参考书时，可由教员随时酌定印发讲义。”(101)十天后，文科学长陈独秀致函全体教员，称：
鄙意大学印发讲义实非正当办法，文本科业已有数种学科，由教员口授，学生笔述，未发讲义，亦无十分困苦难行之处。(102)
大概教员反弹激烈，校方态度略有反复(103)；于是，1918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开学典礼上重提“废讲义”，理由是：“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104)有鉴于此，自下学期起，预科采用教科书，本科则一律改用口授笔述。
但这个规定没能真正实行，如1920年鲁迅到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照样是每周提前寄送讲义，以便工友缮写石印，上课前发给听讲的学生。1921年2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本校纪事》称，教务会议已通过“讲义限制案”：“凡寻常教本可从书店购得者，不得发讲义”；“凡教员本人已有著作可用为教本者，亦不得发讲义”。可这照样行不通。请看1929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出版部启事》：“本校各种讲义，为谋平均出版起见，特编周期表四种，自本月十一日起轮流付印。惟当此改组之始，第一周之丙丁二组，稍有延缓，请原谅为荷。今将各表列候。”如甲组之“词家专集”(俞平伯)，每周2学时，每期应出版10页，排定在11月11日、16日、21日、26日、30日付印。而1928-1930年在北大旁听的两位日本留学生、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和吉川幸次郎(1904-1980)，都曾在回忆录中饶有兴致地介绍北大这一课前发放讲义的制度。(105)
给不给学生发讲义，争执的双方，着眼点都在学术：或因学问高深，没有合适教材，不得不自行编写；或因担心学生“恃有讲义”而“惰于听讲”，故最好是口授笔述。其实，还有更实际的考虑，一是学校财政情况，二是教授口授能力。很少采纳通用教材，而喜欢临时印发讲义，这是老北大的一个传统。这么做，随意性强，符合强调独立性的北大教员的趣味；可此举成本高，校方试图纠正，却总在是否有利于学生打转，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
只是由于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大学实在难以为继，1922年10月，新学年开学，由北大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如此一来，校方立场与学生权益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竟闹起了新一轮学潮。考虑到当年北大学费低廉(相比其他大学)，加上办学经费短缺，需要共度时艰，征收讲义费，有其合理性。但经历五四运动，学生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先是“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后又包围校长室，“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106)，平日温文尔雅的蔡校长，这回真的动怒了，甚至称要跟闹事的学生“决斗”(107)。事情闹大了，校长以下职员纷纷辞职(108)，学校顿时陷入瘫痪。在内外压力夹击下，学生们只好在《晨报》上刊出《全体学生宣言》，公开认错：
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蔡校长感于激烈分子的暴动而辞职，我们非常失望。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议决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如有再行捣乱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109)
此次讲义风潮，有党派斗争，有人事纠葛，在校方则是希望借此杀杀学生的锐气与傲气。看看《蔡校长辞职呈文》：“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110)，不难明白校方之所以“小题大做”。针对五四运动后大学校园里风潮不断，北大校方此举属于杀鸡儆猴，希望借此整顿学风。(111)一个多月后，北大纪念建校25周年，蒋梦麟、胡适、李大钊等纷纷发表感言，强调“教育破产”，要师生们多关注学术(112)，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此次风潮的回应。
学潮是压下去了(113)，可讲义问题并没有解决。学术上的理由(学生恃有讲义，听讲时心不在焉)，其实不成立——否则，为何要求教员尽量使用书店出售的教材？关键在于，学校经费实在窘迫。1926年，蔡元培校长在上海发表演讲，谈及北大经费如何短缺：
即如讲义，需费甚多，一门功课，总要印详细讲义。我们究有无方法，使大学生用功时多，在讲堂时少。学习功课何必定用讲义，何必如此呆板。中学尚讲道尔顿制，大学为何还要讲义。(114)
20年代传入中国的道尔顿制，突出学生自习，减少课堂讲授，属于理想型的设计，日后难以为继。(115)大学需要多少课堂讲授，这可以探讨；但因“需费甚多”而否定讲义，明显属于经济考量。教学方法与金钱压力之间，本就有很大的缝隙，再加上错综复杂的校园政治，使得北大课堂上到底需不需要发放讲义成为一个敏感问题。
1915年进入北大哲学门的冯友兰，以及1935年进入北大国文系的柳存仁，谈及老北大时，都对发放讲义一事记忆犹新：
学校四门一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116)
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他参加过修《清史稿》。他讲湖南话，一开学就可以拿到他的讲义，一本订好的，不用钱。他讲的内容如果用心看书也可以明白，都差不多的，不过有时讲课会举点例子。(117)
对于学生来说，这“免费发放讲义”的制度实在太好了；可校长则另有苦衷。
大学课堂需不需要讲义，还必须考虑地域性因素。陈独秀说不用发讲义，因为他是安徽人；而当年北大文科教授中，占绝对优势的是浙江人。大学教授若方音严重，师生之间的交流便多有障碍。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第一回听众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除了世人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118)。1932年4月20日下午，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据周作人追忆：“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119)谢兴尧《读书有味聊忘老》提及章太炎这一次演讲，也说到章的余杭乡音大家听不懂，幸亏有人翻译，做翻译的是魏建功(120)。考虑到周作人根据日记，而谢兴尧则是晚年(1994年)追忆，应该以前者为准。再说，参照风雨操场的另一场公开演讲的架势，弟子钱玄同担任翻译的可能性更大些：“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121)
讲话别人听不懂，在章太炎是趣事，在弟子则相当尴尬。周作人称：“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122)此话当真。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当年曾结伴在北大旁听，日后回想起朱希祖之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不约而同都谈及其浓重的方音。在《中国语五十年》中，仓石武四郎是这样回忆的：
那时北京大学的老师，大多是江浙一带的人，如要学习浙江的方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浙江方言充斥你的耳膜。不过，要想明白它的意思，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希祖的老师，听说他后来在战争中去世了，他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胡须，被人叫做朱大胡子。聊起这位老师时，我们就把手横着贴在胸前，表示胡子已经长到那里了。他教授文学史方面的课，但他说的话实在是太难听明白了。……不过我又想，中国的学生们怎么样呢？就问了问旁边的同学，他回答说完全听不懂。……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使用课堂资料，但这位朱希祖老师却不用，上来就讲，所以学生们都听不太懂。不过，“完全听不懂”却还如此镇定自若，我真是十分地惊讶。(123)
而在《我的留学记》中，吉川幸次郎也提及浙江海盐这地方语言之难懂：“当我对旁边的同学说，我只听懂了1/3，旁边的同学说：朱大胡子所说的，我也听不懂。”接下来，吉川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北大的“排朱运动”，起因正是“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交出讲义，而其讲话又难于听懂”。(124)早年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因“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不好意思再拿出来；而预告中的“新编文学史”，又一直没有完成。学术兴趣早已转向史学的朱希祖，对“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大概有些敷衍，这才会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
教师讲课时“都使用课堂资料”，可以减少因方音严重而产生的误读与不快。这是个取巧的好办法——假如不考虑经费的话。刚从南开转来的预科生田炯锦，一开始很不适应北大课堂，可很快就听出好处了：
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讲入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125)
讲课时随意性很大，但编写讲义用心用力，这是当年北大国文系的教学特点。1936年蔡元培为《刘申叔遗书》撰写《刘君申叔事略》，特别提及：
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原原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126)
不仅是刘师培，“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127)。作为大学教授，口才不好或方音严重，这本来是个缺陷；但转而努力编写讲义，不仅能够得到学生的认可，还可能由“讲义”而“著作”，未尝不是大好事。
当然，不是所有老北大的“讲义”都能发展成为“著作”的。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确是传世之作，但藏于法兰西学院的另外两种讲义(128)则显得漫不经心。《中国文学》(内文《文钞》)一书的目录页，后有“右文百三十五篇，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此略依时序编次，讲授则依照便宜为后先”字样。《文式》包括赋颂第一，论说第二，告语第三，记志第四等，规模颇大，目录后有曰：“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讲授次叙从便宜进退之。”不管是《文钞》还是《文式》，都属于作品选，而非个人著述。沈尹默的《学术文录》，目录和正文差异甚大，体例也颇为杂乱，大概是临时写印，日后杂凑而成。这册文录，依次收有章太炎《文学略》、《韩非子·显学》、《礼记·礼运》、陆机《文赋》、《史通·模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章学诚《诗教》、《庄子·天下》、《史记·游侠列传》、《礼记·中庸》、《典论·论文》、《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检论·儒侠》、《国故论衡·论式》、《孔子世家》等，与陶希圣晚年的追忆相当吻合(129)。此外，还有吴梅的《词选》(内文《诗馀选》)等，也都属于教学辅助材料，连注释都没有，谈不上“著述”。
除了作品选，当年北大教授编纂的讲义大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事先写好，到北大后，因开课需要而刊印的，如黄节《诗学》(130)；也有当初只在课堂上讲授，日后方才修订成书的，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131)。作为北大讲义，有一锤定音的，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也有不断修订逐步完善的，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1920年秋冬，鲁迅到北大兼课，开始编写讲义，并由校方油印发给听课的学生(132)。此后，鲁迅在油印本基础上大加增补，扩充至26篇，题名《中国小说史大略》，由北大印刷所铅印，依旧作为讲义，发给听课的学生。1923年12月及1924年6月，修订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分上、下册由新潮社正式出版。(133)此后的各种版本多属小修小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从最初的课堂“讲义”，演变成传世“名著”，其间油印本、铅印本、初刊本、修订本等，一路走来，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像《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理想的例子，实不多见。不过，教授们编写讲义，大都十分用心，不满足于只是充当辅助资料，而是历经周折，最后修得正果，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著。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馀讲义》(日后改名《曲学概论》，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等(134)，因常被学界提及，这里不赘。需要寻幽发微的是黄节、刘毓盘、朱希祖所撰三种讲义，因其不太为人关注。
1935年，朱自清为《中学生》杂志撰写《论诗学门径》，专论对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应注重吟诵与体味。介绍过古人诗话，接下来便是：“黄节先生《诗学》要言不烦，只是已绝版。”文中称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是“很好的一部诗史”，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值得推荐。(135)虽说也提及自己的老师黄节所著《诗学》(136)，没有太多的论述，只是感叹其早已绝版。
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印行的讲义《诗学》，除引言外，分诗学之起源、汉魏诗学、六朝诗学、唐至五代诗学、宋代诗学、金元诗学、明代诗学七章。以下这段文字，开宗明义，大体代表此书的论述风格：
《诗序》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为揄扬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虽然诗之义存乎三百，而辞则与世而移。……是故学诗者于三百求其义，于《楚辞》以降求其辞，由是引诸吾身，以称情而出。经学所说诗，求其义者也；兹编之讲习，求其辞于后世，而衰其义于三百者也。刘梦得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文。呜呼，诗教寝微，国故垂绝，愿与邦人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废者欤。(137)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云云，出自唐人白居易(772-846)《与元九书》，而不是同年出生的刘禹锡(字梦得，772-842)。前辈撰文多凭记忆，偶有差错，不算大的瑕疵。倒是以传统中国的“诗教”笼罩一切，乃作者毕生追求；而这一论述主旨，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显得有些“陈旧”。全书的架构接近刚刚引进的文学史，而述学文体则类似明清诗话：
总而论之，有唐一代作者，其力足以转移风气，起衰救敝者，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四人而已。
观乎唐一代之诗，初唐有陈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关乎一代文章风气者。至晚唐而阙然，则风气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见矣。(138)
强调诗文兴衰与时代风气之关系，这本身无可非议；只是作者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证。只下大判断，不屑于“斤斤计较”，与现代学术的“条分缕析”，趣味相去甚远。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的朱自清，研究中国诗歌，更接近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或陆侃如的《中国诗史》，称黄著“要言不烦”，表彰之中，其实蕴含某种批评。
1931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推出216页的“北京大学教授刘毓盘遗著”《词史》(加上弟子查猛济、曹聚仁的序跋，共220页)。全书十一章，从“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之分”，讲到“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乃名副其实的纵观千年的“词史”。书前有作者1922年所撰《自序》，评点过各家词论，而后称：“夫取法其上，仅得乎中。爱古薄今，必求一当。综其得失，以识盛衰。或略或详，在所不计。知我罪我，尤非所知已。”(139)作者是著名词人，有《濯绛宦词》、《掓禽词》等传世，曾对弟子“口出狂言”：“我‘文’不敢自信；‘诗’也不过是第二流的作者；‘曲’暂且放弃给我们学生吴梅(瞿安)去‘称皇作主’；讲到‘词’，那是老实不客气了。”(140)如此高视阔步的词人，其所撰词史，确有自家体会。当然，名曰“词史”，不能不更多关注历史发展线索，而不可能像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或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那样，凸显自家的观点。全书的结论是：
词者诗之余，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翦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千三百余年以来，其盛衰之故，类能言之，其详则博考而得之。(141)
既然是撰写“词史”，重点不在个人的“体味”，而在是否真的能够“博考”。对于刘毓盘的考据功夫，创办《词学季刊》的龙榆生等显然不太认可。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1、2号上，有秋蓬的《词籍介绍》，先是褒扬赵万里辑《校辑宋金元人词》，同时批评刘毓盘校辑《唐五代辽金元名家词集》(北大排印本)“真赝杂糅，未为精审”(142)；后又称刘书“网罗至博，而校覈未精”，“然阐微搜佚，开后来王国维、赵万里、唐圭璋诸氏之先河，其功固不可泯也”。(143)对于刘辑词集“真赝杂糅”之类的批评，弟子查猛济很不以为然，挺身而出，去信《词学季刊》的编辑，要求其“重加品题”——先师志在辑佚，故“网罗放阙，有美必搜”，无可非议。(144)而《词学季刊》在刊登此抗议信的同时，发表查猛济的《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也算是一种补偿。
其实，秋蓬在批评《唐五代辽金元名家词集》“校覈未精”的同时，也承认：“《词史》之作，前无成规；刘氏此书，实为创制。”故对该书的具体观点，虽有若干批评，还是赞扬其“征引之繁博，文笔之清丽，则尤非时流之浅尝者所能企及。故为表而出之，为学者参考之资学云”(145)。此书本来就是作者执教北大时的讲义，不够专精，但有利于后学，此乃课堂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负责校刊该书的弟子曹聚仁称：“《词史》都一卷，刘师讲学北京大学时之手稿，先后刊印数次，随刊随有更定，此其晚年定本也。”(146)作为中国第一部词史，此书的讲义本(油印或铅印)，目前没有发现。
有趣的是，原本不太被学界关注的《词史》，二十年前，竟因同事鲁迅的关系，重新被提及。1925年3月20日的鲁迅日记称：“午后往北大讲。刘子庚赠自刻之《濯绛宦词》一本。”(147)就这句话，引起了鲁迅研究专家林辰的兴趣，专门撰文评述刘毓盘的《濯绛宦词》，连带提及《词史》：“刘著虽然还有不少缺点，但由于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部较为可读的词史，所以它一直流传至今。”(148)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研究者，谈论20世纪中国的词学研究，一般都会提及此书的开创之功。
一般人心目中，朱希祖是著名史学家；这自然没错，其对北大历史系的贡献，至今仍被称道。可查看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本科现行课程》，不难发现，朱希祖给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给二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给英国文学门一、二年级学生开“中国文学史要略”，就是没在中国史学门开课。1919-1920年度《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中，朱希祖所开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要略”，2学时；“中国文学史(一)”(欲专习中国文学者习之)，2学时；“中国诗文名著选”，4学时；“史学史”，1学时(149)。只是在1920年出任史学系主任后，朱希祖所开课程，方才逐渐转移到史学方面。可查1924-1925年度、1925-1926年度、1926-1927年度的《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150)，作为“共同必修科目”的《中国文学史概要》，主讲教师一直都还是朱希祖。
新文化运动时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朱希祖，对文学革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还专门选录了朱希祖刊发于《新青年》6卷4号的《非“折中派的文学”》和《白话文的价值》二文。前者称：“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两种相反对的主义，一时断不能并行的”；后者除再三辨正白话文的价值，更着重强调输入新词语的意义：“若打破古例，输入外来的新语，则文学的思想界，正如辟了救国的新疆土，又添了救国文学上的新朋友，岂不有趣？”(151)这话由留日学生、且又是章太炎高徒、北大教授的朱希祖说出来，自然很有分量。
虽同属新文化人(152)，比起胡适或同门周作人、钱玄同来，朱希祖的文学观念受章太炎影响很深，显得比较传统。他在1917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153)
可见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朱希祖仍在骈散之争那里打转。而到了1919年初发表《文学论》，则是另一种境界：
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154)
这也才能理解，1920年刊行《中国文学史要略》时，朱希祖必须澄清自己已经变化了的立场：“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155)
单就已刊讲义而言，朱希祖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就是不提小说，文学观念未免过于守旧。那是因为，该讲义虽刊行于1920年，实际上早在1916年便已成稿(156)，因此，作者必须在《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朱先生关于文学史的“新义”到底怎样，不得而知。因为，就在刊行讲义的那一年，作者转任史学系主任——这本“要略”，对于作者来说，大概属于“雪泥鸿爪”(157)。
有的是内部讲义，有的则公开出版；有的弟子出钱刊刻，有的则打着“北京大学丛书”旗号，传播效果当然不太一样。好在历史自有公道，诸多当年的讲义，虽出身不同，历经沧桑，能传得下来的，必有其道理。现代中国学术的草创时期，筚路蓝缕，北大竟能开设那么多选修科目，这得益于教授们的一心问学，锐意创新。(158)对于那些口才不好或方音严重的教员来说，努力编写“讲义”，日后不断修订，以至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著”，可谓“因祸得福”。至于因课程讲授需要，围绕某一学术领域(或专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系统论述，无意中改变了“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大都只是语录、札记或文章结集的尴尬局面(159)，更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讲义”毕竟不同于“著作”，其最大特点是，曾生气勃勃地“活在讲台上”。这一点，使得其评价标准必须兼及学术史与教育史。正因此，在史家眼中，那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是我们必须努力发掘并格外珍惜的“共同记忆”。
注释：
①参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
②参见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
③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④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⑤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故本文有时称“国文门”，有时称“国文系”，取决于论述对象。
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外文系(英文系、西文系)讲授文学课程的教授先后有胡适、陈源、温源宁、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潘家洵、张欣海、王文显、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艾克敦等，阵容相当强大。
⑦有志于创作的李健吾，1925年考入清华：“我报的是中文系，分在朱自清先生的班里，他认出了我，劝我改读西洋文学系”(参见李健吾《自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册，第33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赵萝蕤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起改学英国文学，也是因为授课教师的动员：“既然酷爱文学，就应该扩大眼界，不应只学中文。”(参见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语言学家王力还是认定：“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参见朱自清《关于大学国文系的两个意见》，《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1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⑧参见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⑨周作人称：“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订正三版，第111页。
⑩《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11)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1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9—110页。
(13)参见《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14)《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4日。
(15)据说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这与经常在课堂上辱骂新文学的黄侃不同。参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16)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58页。
(17)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58页。日后追忆其执掌北大的经历，蔡元培特别标举三事：一设研究所、二开放女禁、三变更文体。蔡心目中的“变更文体”，是“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因“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可”。参见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中央周报》第406期，1936年2月23日。
(18)胡适：《白话文学史·小引》，《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
(19)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54页。
(20)参见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艺术与生活》，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4—65页；《〈燕知草〉跋》，《永日集》，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8页。
(21)《北京大学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初刊《教育公报》第四年十期(1917年8月)，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1—3192页。
(22)《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第1163—1165页。
(23)《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3日。
(24)《清华中国文学会有史之第一页》，《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2期，1928年12月17日。
(25)朱自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初刊《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向导专号，收入《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7页。此文开篇就是：“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26)朱自清1929年春开始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1933年以后就没再教过这门课程，参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及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第73—133页。
(27)1931年1月，胡适由沪返平经过青岛大学时，曾约请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等来北大任教；在当年的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提及请杨回北大事。约略同时，在致梁实秋信中，提及杨振声“始有此魄力整顿国文系”。参见季剑青《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一章“大学文学课程与文学想像”。
(28)《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一年六月)，《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
(29)1931年9月10日，周作人致信俞平伯：“近因胡老博士之提议，经马二先生之核准，国文系中‘新添’新文学试作一项，令不佞计画之。”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1页。
(30)《国文学系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25日。
(31)《国文学系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10月2日。
(32)此一过程，沈卫威在《大学张力：校长、刊物与课程》(见氏著《“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一文中有所论述，请参阅。
(3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34)初到北大，周作人辞教国文，险些因此而南归。参见《知堂回想录·北京大学》，《知堂回想录》，第361—362页。
(3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东方文学系》，《知堂回想录》，第522—523页。
(36)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21页。
(37)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4页；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见氏著《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5—321页。
(38)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39)参见陈平原：《假设与求证——胡适的文学史研究》，《学人》第五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此文后改订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五章“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
(40)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41)沈从文：《文运的重建》，《中央日报》，初刊1940年5月4日昆明，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2页。
(42)参见程会昌(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第3卷第3期，1943年2月；《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第68期，1948年6月。
(43)1917年北京大学初设中国史学门时，努力改革课程，力图将昔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而中国文学门“教员于新文学有慊者，大都改归中国史学门”。参见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1919年12月17日)，载《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29年。
(44)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八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概要》，《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9月25日。
(45)参见《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第1163—1165页。
(46)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代序)，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47)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记北京大学的教授》，《宇宙风乙刊》第27、29、30期，1940年8、9、10月；引文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306页。
(48)参见《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第1163—1165页。
(49)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初刊1932年1月5日天津《大公报》，见《胡适全集》第十二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50)《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第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8—429页。
(51)《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第六卷，第388页。
(52)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三》，《知堂回想录》，第552页。
(53)蔡元培在《欧战后之教育问题》(191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中称：“此后新教育，必将渐改年级制而为选科制”；而在《对于师范生的希望》(1921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中，则强调此种选科制，“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且“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
(54)参见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104页；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55)《文科本科现行课程·中国文学门》，《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
(56)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57)《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第114—115页。
(58)《文科改订课程会议议决案修正》，《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9日及11日。
(59)《文本科第二学期课程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5日。
(60)《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第1085—1086页。
(61)《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3日。
(62)这与目前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文学、古文献的三分天下，有类似的地方；但当初之“整理国故”，包含日后独立成科的考古学。
(63)《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摘要》及《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1925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
(64)《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10月13日。
(65)《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三年至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0月3日。
(66)《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五年至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26年11月20日。
(67)《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八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概要》，《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9月25日。
(68)《文学院各学系课程大纲·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一年六月)，《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
(69)经陈大齐代校长、蔡元培校长再三挽留，朱、马二教授继续留任。参见《史学系主任致院长函》和《院长复史学系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8月5日；《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9月23日；《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和《蔡校长致朱逖先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9月30日。
(70)针对校方解聘林损、许之衡两位教授并免去马裕藻国文系主任的决议，国文系学生及系友会分别组团谒见校长蒋梦麟，表达挽留的意愿。蒋的答复是：“为发展北大国文系计，为同学学业计，不得已而出此”(《北大国文系代表昨再谒蒋梦麟》，《北平晨报》，1934年4月27日)。关于此事的诸多报道，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第1712—1715页，以及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2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1)《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度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10月13日。
(72)“这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中文系以研究学问为首要职能，而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问题不被认为是学问。”参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73)《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第114—115页。
(74)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20页。
(75)《念田后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1页。
(76)黄侃：《讲文心雕龙大旨》，《文心雕龙札记》，第4页。
(77)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称：“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337—338页。
(78)抗战中，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文学发凡”，其讲义包括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起初选文太多，一年讲不完，于是只好重编。讲义没编定，人已经转到了金陵大学；顺理成章的，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1948年，叶圣陶为其易名《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又改成了《文论十笺》。
(79)唐圭璋《回忆吴瞿安先生》(《雨花》1957年5月)称：“先生在北京大学时，许之衡也从先生研究曲学。许先生每将平日读曲疑问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到先生寓所，请先生一一解答。如此日久，许先生就写成曲学讲稿，后来就继吴先生后教曲于北京大学。”1925年3月21日至5月底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代售书籍广告：“吴瞿安先生订、许守白先生著《曲律易知》：研究曲学，一目了然，空前奇著，特价一元。”
(80)朱希祖(1878-1944)字逷先，一作逖先，浙江海盐人，早年曾考取官费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学，同时师从章太炎。1913年被聘为北大预科教授，担任过国文系教授、史学系主任(1920-1931)等。朱乃北大史学系的主要创办者，贡献良多，1931年底因派系矛盾等，再次被学生驱赶，于是愤而辞职，黯然离开北大。
(81)黄侃(1886-1935)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1905年留学日本，同时师事章太炎，受小学与经学。1914年进入北大，讲授文学史及文学概论等，1919年秋，因不满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往武昌高师任教。
(82)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幼承家学，1903年在上海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决心“攘除清廷，光复汉室”，遂改名光汉。1907年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从排满复汉转向无政府主义；同年底，向端方告密，充当清廷密探。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1917-1919)因蔡元培校长延请，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课程。
(83)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人，1917年9月应北京大学聘，讲授文学史及词曲；1922年秋，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迁。
(84)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自号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浙江绍兴人，1917年春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新文化运动时期，发表《人的文学》等重要文章，并从事散文及新诗写作，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周作人没有随北大南迁，而是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后曾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85)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广东顺德人，清末参与创办《国粹学报》，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专授中国诗学。后曾担任过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于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教书(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直至去世。
(86)刘毓盘(1867-1927)字子庚，号掓禽，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授云阳知县。早年词作《濯绛宦词》，有木刻本刊行(光绪二十七年)。1919年秋起任教北大文学院，主讲词史及词曲学等。
(87)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始以“鲁迅”为笔名。著作以小说、散文、杂文为主，学术著作以《中国小说史略》最为著名。1920年(8月接受聘书，12月正式开课)至1926年8月，作为教育部官员，在北大兼职，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
(88)鲁迅兼课时间最长的是北京大学：1920年12月至1926年6月；其次北京师范大学：1921年1月至1925年6月；再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至1926年8月。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绘制的《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时间统计表》(1920-1926)，以及北大等各校给鲁迅的聘书，载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4页。
(89)《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第六卷，第295页。
(9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知堂回想录》，第426页。
(91)朱希祖留日期间的日记多见引用，但《癸丑日记》(1913年2月5日—4月15日)所记，乃朱作为浙江代表，赴北京参加国语读音统一会的行程，内容有会务事项、交游、访书等。日记末云：“读音统一会事告终，而大学校教授事方始。其日记录于别册。”这“别册”如今没有下落。
(92)参见《黄侃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吴梅日记》，收入《吴梅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3)周作人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见鲁迅博物馆编：《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753—754页；鲁迅1924年4月1日开始校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清样，6月17日校毕，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501页。
(9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知堂回想录》，第426页。
(95)《两地书》，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123页。
(96)孙家鼐：《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载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8页。
(97)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载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4页。
(98)只有张鹤龄编《伦理学讲义》、王舟瑶编《经学科讲义》与《中国通史讲义》、屠寄编《史学科讲义》、邹代钧编《中国地理讲义》以及陈黻宸编《中国史讲义》等寥寥数种。
(99)张中行《红楼点滴三》提及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学生人手一编讲义，而他走上讲台后，居然翻开讲义“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见张中行：《负暄琐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00)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7页。
(101)《评议会致本校全体教员公函》，1917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
(102)陈独秀：《致文科全体教员诸君公函》，《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2日。
(103)照《本校致全校教员公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8日)的说法，若学问高深，还是可以随时酌定印发讲义。
(104)《本校开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
(105)参见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等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0—212页、233—236页；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1页。
(106)蔡元培在“辞职呈文”(载《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9日)中称：“本月十七日下午，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
(107)参见蒋梦麟《西潮》第十六章“扰攘不安的岁月”，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96—101页。
(108)1922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有《本刊特启》：“兹因本校事务进行上发生障碍，各机关停止办公，本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同时刊出《北京大学全体职员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发表辞职声明的有：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等。
(109)《全体学生宣言》，《晨报》，1922年10月20日。
(110)《蔡校长辞职呈文》，《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19日。
(111)蒋梦麟提及学生被五四运动的成功所陶醉，动不动闹罢课，而且有很多非分的要求，“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西潮》第96页)。讲义风波中蔡元培等之所以格外强硬，近乎小题大做，就是希望遏制这股风气。
(112)参见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蒋梦麟《本校第二十五年成立纪念日的感言》、胡适《回顾与反省》、守常《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
(113)1922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有《蔡元培启事》，宣布重新回校工作。关于北大讲义风潮的来龙去脉，除《北京大学日刊》外，可参阅《晨报》、《京报》、《申报》的追踪报道，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册，第790—801页。
(114)《蔡孑民先生在沪之讲演》(宪章记)，《京报副刊》第429号，1926年3月5日；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第3229—3231页。
(115)美国H.H.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的新教学法，其要点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拟定的学习计划，以不同教材、不同进度进行学习，以便发展其个性。此教学法上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实验，十年后逐渐消亡。
(116)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初刊《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08页。
(117)李怀宇：《柳存仁：做人与做学问，都是中国的味道》，《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13日。
(118)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5页。
(11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章太炎的北游》，《知堂回想录》，第619页。
(120)谢兴尧：《读书有味聊忘老》，《堪隐斋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21)张中行：《负暄琐话·章太炎》，《负暄琐话》，第6页。
(12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知堂回想录》，第403页。
(123)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等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第233—234页。
(124)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49—50页。
(125)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28—229页。
(126)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4页。
(127)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00页。
(128)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的老北大讲义，除黄侃的《文钞》和《文式》，还有吴梅的《词选》、《词馀讲义》、《中国文学史》以及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沈尹默的《学术文录》等几十种，参见陈平原：《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读书》2005年第3期。
(129)参见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4期，1963年10月。
(130)黄节：《诗学》(铅印线装)，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此书底本是1910年黄节执教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时写作的《诗学源流》，又名《诗学讲习所讲义录》，有粤东编译公司印行铅印本。
(131)《文心雕龙札记》初刊1925年的《华国月刊》，1927年集二十篇成书，由北京文化学社印行。此书问世虽晚，却是黄侃1914-1919年在北大讲课时所撰，故被当作《文心雕龙》走上大学讲坛的开山之作。
(132)此油印本现存两件，都是17篇，内容相同，题目略有变化：一为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由常惠捐赠，题《中国小说史》；一为单演义收藏，题名《小说史大略》。参见单演义整理本《鲁迅小说史大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3)参见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134)参见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中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周勋初《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资源》二文；王卫民《吴梅评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章、第三章；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止庵《苦雨斋识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第5—8页。
(135)朱自清：《论诗学门径》，《中学生》15号，1931年5月；见《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83—88页。
(136)朱自清乃北大哲学门1916级学生，选修过黄节的课程；1927年，任教清华中文系的朱自清，因教学需要，“专心于拟唐五代词及汉魏六朝古诗”，“先生拟古诗就正于黄晦闻先生”。参见季镇淮《闻朱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137)黄节：《诗学》第1页上—第1页下，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另，白居易《与元九书》“感人心者”云云，说的是“莫深乎义”，而不是“莫深乎文”。
(138)黄节：《诗学》第7页下、第9页下。
(139)刘毓盘：《词史·自序》，《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
(140)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词学季刊》1卷3号，1933年12月。1卷4号《词学季刊》上刊登吴梅信，辩说自己与刘毓盘谊兼师友，并非其入室弟子。
(141)刘毓盘：《词史》第213页。
(142)秋蓬：《词籍介绍》，《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4月。
(143)秋蓬：《词籍介绍》，《词学季刊》1卷2号，1933年8月。
(144)参见查猛济《与龙榆生言刘子庚先生遗著书》，《词学季刊》1卷3号，1933年12月。
(145)秋蓬：《词籍介绍》，《词学季刊》1卷2号，1933年8月。
(146)曹聚仁：《词史跋》，《词史》。
(147)《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8页。
(148)林辰：《文海片鳞·刘毓盘和他的〈濯绛宦词〉》，《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8期。
(149)《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第1081—1087页。
(150)参见1924年10月3日、1925年10月13日、1926年11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
(151)参见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6—96页。
(152)1919年2月，朱希祖撰《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用白话辨析孔子文艺思想的好处与坏处，而后称：“就以文艺而论，我们现在要创作新文艺，创造新思想，非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艺思想，及西洋自古以来所有的文艺思想整理研究，断不能创作的。”(见《朱希祖先生文集》第一卷，第493页，台北：九思出版社，1979)。此文与上述《白话文的价值》、《非“折中派的文学”》相呼应，可见作者属于“革新派”。
(153)转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54)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1卷1号，1919年1月。
(155)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中国文学史要略》，北京大学刊本，1920年。
(156)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民国五年”：“同时开讲中国文学史于北京大学文科，始编《中国文学史辑要》，后由北京大学排印，流传颇广。”见《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卷，第4211页。
(157)台北九思出版社1979年刊行六卷本《朱希祖先生文集》，其中第一卷“中国文学探源”，包含《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要略》及四篇论文组成的“文学述论”，均粗枝大叶，未见精彩。
(158)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提及选修课制度对于教师的意义：“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07页。
(159)参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1—333页；《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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