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地方候补文官的职事收入及其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官论文,晚清论文,后果论文,收入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职事就是指官员从事的公务活动。官员履行和完成公共职能后会得到法定或者已成惯例的收入，这就是职事收入。实任地方官员的职事收入主要由俸禄和额外收入组成，但候补文官获得俸禄则是有前提的。晚清地方候补文官的职事收入少而不稳定，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候补文官的极度贫困；当投机钻营，得到署缺或差使的机会时，巧取豪夺为常态，正所谓低薪难以养廉。朝廷内外深知此弊，惟积重难返，终清之时，均无济于事。学界关于晚清文官的收入、俸禄的问题已经有一些成果，但对候补官员俸禄与收入的专门研究阙如①。
一
地方候补文官是指试用期满，经过地方督抚的甄别，留省补用的官员；或者奉旨差遣到省委用的非实任官员；或者捐纳分发到地方补用的文官；或者经过保举，在地方省份补用的文官。候补文官一般通过署缺、差使两种形式从事各类事务。同治中兴以后，新旧事务大增，地方大吏差委牌示十分频繁，差委名目也众多。从事这类事务的官员，通常被称之为“委员”。
在传统时代，士人以读书、科考为本，一旦获得功名，即通籍为仕，从此非农非商也非工，终生“以官为生”。外官的俸禄由俸银和养廉银组成，俸银以品级为准，文职官一品一年的俸银为180两……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②。养廉银则以职位的重要程度和事务的繁简为依据，数量从几十两到几万两不等。从总体来看，清代的俸禄是非常低的，“官俸之薄，亘古未有”③，而且还常常由于减成发放、扣俸以及捐俸，到手的俸禄比额定的要少，还不考虑物价变动导致的单位购买力下降的因素。
对于地方候补文官来说，按照规定，在地方试用、候补期间，没有法定的俸禄。只有在署缺时，依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俸禄，这一规定在清前期乾隆年间即已实施。试用、候补官员在署缺时期，官俸和养廉银的有无和多少，要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如户部议奏，“各省将试用、候补人员委署无员之缺者，照例准其支食俸银外，其暂行委署出差员缺者，嗣后概不准其另行支给”，至于养廉银，“其试用、候补暂行委署之员，无本任可支者，专支署任一半”④。也就是说，试用、候补人员如果署无人之缺，能够得到全额官俸和养廉银；试用、候补之员暂行委署，如“无本任可支者”，可支署任官员的一半养廉银，但无俸银。当然，署缺的候补官员与实缺的官员一样，还有大量的额外收入，如“火耗”、“陋规”等。
一些候补文官经过地方大员的差委，在地方局、所任职，这些职务当然也不是经制的实缺官，没有正式的俸禄。只是参照实任官员的俸禄标准，他们得到一些地方上的开支。这些开支是朝廷许可的，主要来自地方大员控制的厘金收入。难怪孙宝瑄说：“食厘金之利者，外官之候补者也；食捐纳之利者，京官之候补者也。”⑤ 候补文官如果在军营当差，按照规定，例支一定数量的俸银。如，随营文员道员月支34两，知府31.8两，同通、州县24.8两，佐杂16两。同治二年（1863），俸银有所增加，即道员月支100两，知府70两，同通、州县32两，六品以下佐杂18两⑥。而厘差一直被视为优差，有所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⑦ 之说。但是，仅仅从额定的月薪及其津贴看，各项候补人员的待遇并不是很高，它的正式薪水并不比一般的局、所多，他们的待遇一般按照官阶的高低而递减。“若在物价高涨时，甚可说是难于维持生活”。如，同治年间的江苏省，各局卡委员的待遇分为三等。江苏省总局（候补道）的待遇不详，候补知府级月薪为50两；同知、通判、知州和知县等级的月薪为36两，至于佐贰杂职等，则为24两。又如湖南省，各局卡专办、会办、帮办、襄办等委员的月薪为36000文至100000文，合银约为20到60两，稽查委员月薪为6000文到30000文不等，合银约3到16两不等。湖北沙市牙厘局委员月薪为50两。江西湖口总局委员月薪为50两，帮办委员为16两；文案委员为12两。山西各厘卡委员候补知府的月薪为36两，候补同知、直隶州为28两，候补通判、知县为20两，佐杂为12两。山东厘金总局总办一人，月薪为300两，会办一人，月薪100两，另有夫马费60两，文案48两，收支委员为46两，津贴银18两，收支与缉私委员月支24两，核对委员18两。但是，除正薪之外，各人皆另有一些收入。例如，总办委员可从公费内获取，委员、巡丁等可以摊分罚款。每遇年终及新年开放“恩关”时，各局卡皆得减价收税，此项收入大部分皆由局中人匀分。总计局中各人一年额外所得合法与非法收入，常超过薪金数倍和数十倍⑧。所以，厘金作为优差，主要在于其额外的收入多，而不是额定的多。任职新式局、所的候补官员的薪水，也依官阶而不同。如四川省的候补文官在局、所差委时，一般由候补道充任总办、会办，其月薪在100－300两不等。提调一般以候补知府、知州充任，月薪在50－100之间。委员以候补知县等充任，月薪为三四十两左右。如发审局的坐办为40两，正委为30两，副委有20两，学习的试用官员12两。采访通省中孝节义总局的总办，一般以候补道充任，月支银100两，会办50两，委员20到30两。通省厘金总局总办月薪200两，会办100两，提调50两，各所委员三四十两不等。通省防军营务处总办200两，提调50两，委员三四十两。省城保甲总局总办月薪100两，提调50两，正委30两。滇黔官运盐务总局总办300两，会办200两，委员四五十两。机器局总办200两，会办100两，提调50两。经征总局、清理财政局总办的月薪为300两⑨。从这些非经制的局、所看，候补文官都有固定的收入，以品级为依据，由地方发放月薪。以同级别的实任知县和“委员（候补知县）”作比较，知县年薪45两，养廉银从400－2259不等；局、所“委员”月薪以平均40两计算，年薪近500两。以额定的合法收入计算，在局、所任职的候补文官的平均年薪大概稍少于同级实缺文官的年薪。
候补人员任临时短差时，更没有法定收入，只是地方官员送给他们一些车马费和“程仪”。“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⑩。可见，候补文官每年例行差使，在收入上也有所得。“每次每员或行三、四处，乃至七、八处，所到之地，除供给夫马费外，当须馈程仪数十金，多者或百金……故赋闲人员，每岁但得短差一次，亦可资助需次之用”(11)。
在晚清时期，候补官员人数十分庞大，机会不多，他们署缺很难，得差也不易。所以，相对实缺官员，地方候补官员的职事收入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低，二是十分不稳定，他们的人均收入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二
候补文官生活状况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有无差使、署缺的机会以及如何花费。一般而言，署缺和差使所得的收入，对候补文官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养家糊口，应该不成问题。“需次人员所负之累，因轮委有定，恒恃轮委得缺时清偿。又是时各属夫马局未裁，需次人员自同通以迄佐杂，但得短差一次。所至各地，除供给夫马外，兼例馈程仪，可得盈余数百金。每年但得一、二次，俭朴者亦可度日，不至负累”(12)。不言而喻，在署缺和有优差时，候补官员的生活状况是最好的。例如，汪康年的父亲在有优差时，收入很高，并有节余之费，汪父便购买了大量的图书。但从总体上看，由于（1）家庭开支过大；（2）有大量的候补官员无事可做；（3）候补官员数量庞大，署缺和差使有轮委、酌委之名，任职一定时期，必须回省城待缺、待差。收入有限，而开支无限；收入有时，而开支时时。所以，大部分候补官员，在多数时间内仍然入不敷出，有的甚至穷困潦倒。有大量可信的资料反映候补官员这种生活状况。根本的原因是候补官员的数量相当多，递补上一个实缺极为不易。而当了候补官，大小总是一个官，因而需要维持官场的体面排场，如雇佣长随，酒食征逐，交际应酬，都少不了花钱。尤其是下级候补佐杂官员，即使有差有缺，收入也不高。无以养家和贫困是他们宦海生涯的伴生物。
清人欧阳昱亲见亲闻一些候补官贫困不堪的状况。他说：“予在署中，见佐杂上衙门时，面多瘦而黄，头多俯而下，帽靴多十年前物，袍褂多三十年前物。严寒无一人服皮服、绵袍、棉褂，亦或补缀值冬月杪，忽有一候补巡检禀辞，时雨雪，我辈被皮衣，围火炉，犹觉冷甚。而某员身仅一破夹袍，外加一纱褂，两袖与前后开无数缝，内用黑纸粘住。戴破凉帽，顶乌色，无靴，鞋亦破。寒极而颤，两足立不稳。方伯问何往，不觉涕泗长流曰：‘一身饥寒已极，妻子又冻馁将死，无路可生，止有求死一法，欲禀辞往阴府耳。’说毕，眼涕鼻水滴须上，已成冰。方伯悯怜之甚，先慰之曰：‘俟有差事出，即当委汝。’旋发银二十两，命仆随至其家观之，见住一破屋中，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衣破单衣，饿已两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其苦可谓极矣。”(13) 这是欧阳昱所见的情形，那么“未经闻见者尚不知多少”。还有一位低微的候补巡检，同样穷困。“己巳（1869）冬月，宋得查某铺抵绅差，每月十二千文，来谒余。予出见之，望良久，予见宋衣单无棉，而外罩一奇坏之巴缎褂如亮纱，予曰：‘兄即无棉袍褂，岂并无棉小袄乎？’宋见问，大哭曰：‘卑职已饿三日矣，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内皆食红薯七文而已。今早得差喜甚，本谒至此，时尚枵腹也’。哭甚哀，予时已早饭，遂留之食，伊愈泣曰：‘其如妻子何？’予遂以青蚨一千赠之，令速买食，伊博颡而去。数日后，予代求刘甲三廉访，得调一委员差，则每月二十千也。”(14) 众多文献显示，上述地方候补文官的生活苦楚绝不是个案，而具有普遍代表性。
有一篇《穷员文》从多个方面描写了候补官员的面相，如哀求之相、生活之窘和心理之态。候补文官的时相刻画入微，跃然纸上，揭示官员贫穷的深层原因。“员以穷称官之误人也。夫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奈何？既称员而仍穷耶，则官之误人也。实甚闻之。官久自富，此为实缺之员言之，而非为候补之员言之也。且为他省之员言之，而非为湖北之员言之也。湖北之员实缺者，大都不免于亏累，而候补者并有数年不得一差，室比磐悬，难供食指。官如匏系，徒筑债台，吁可慨乎”(15)。汪康年父亲的仕宦经历是千千万万地方候补官员的缩影。1860年秋，汪康年的父亲汪曾本被任命为浙江景宁县教谕。但景宁地处浙、闽、赣的交通要道，两年内三过太平军。他家时常逃难，生活十分不安定。参加两次会试均名落孙山，迭遭打击。由于家庭负担沉重，他只好又借债捐纳盐课司大使，指分广东候补。进入壮年，七个孩子又相继降生，经济重负压在他的头上。汪曾本无心应试以博取更高的功名，只好挤在候补官员的行列里，长时间地等待补缺。盐大使补缺不到，只能期待上官给予某种临时的差使，以便得到一些收入。在二十年内，汪曾本得到过四种差使，短如缉私差，只有六个月，长如盐务公所差使，不过二、三年而已；还补过一次为时一年多的缺；两次在做小官的世交长辈处临时帮忙；靠关系，在海关谋到一事。其余候缺，候差的日子，只好凭借贷质当为生。他曾经两次准备加捐花样，早补一缺，以改变仕途和经济的困境。但第一次让经手之人卷款而逃；第二次总算捐升知县，算是正七品，但没有实缺，依然到地方补用。汪康年把父亲仕途坎坷的原因归结为“谨守书生本色，故不能得志”。宦海的不顺，直接影响下一代。1878年，汪康年首次回杭州参加考试。临行之前，他父亲除了船资以外，给了他20元零用钱和一部《通志堂经解》，让他回杭后卖书换钱……以后，汪康年每次回杭参加各种府县乡试，几乎都要靠卖书和借贷来筹集川资(16)。候补官员家庭之贫寒，由此可见一斑。
三
当时人们有一个共识，即地方候补官员是败坏的，且是群体性的。正如光绪十年（1884）六月，吴寿龄奏称的那样：“吏治之坏，坏于现任人员者半，坏于候补人员者半”(17)。如果分析其原因，候补官员的收入低廉是主要的一个方面。候补官员或许借债捐官，而且多数候补经年，为支付各种开支，许多人靠借债过日，已经负债累累。“在此年余间，而署中之公私用度自不必言。前此之债累须清，后此之浇裹且备，不取诸民又取诸谁？夫以年余之委署，当筹前后十余年之食用，难乎其难。故秉公者，日形其窘迫，几有束手待毙之虞，而营私者，日见其充盈反有心广体胖之荣，人又何为秉公而不私也”(18)。由于候补官多于差、缺额几倍、十几倍，按轮委之章，循资以进，在短时期内，得到署缺和差使机会的可能反而更小。即得委署一缺，不过年余，便要更换，以后得到委署，又“属茫茫无期”。所以，既要通过差委得到收入，还清旧债，又要为将来的生存考虑，可谓既要“瞻前”，又要“顾后”。于是，候补官员在署缺、差使时，拼命掠夺，谋得利益。“至于十余年而得署事一年，此前十数年中衣服饮食之资，养家应酬之费，皆须于一年署事中取偿，而后十余年中衣服饮食之资，养家应酬之费，又须于一年署事中预蓄。置犬羊于饥虎之前，而欲其不搏噬，虽禁以强弓毒矢，而势固有所不能”(19)。这种残酷的“差委短缺”客观形势常常逼良为娼，正如朱采所说：“非其人皆无良也，势驱之也。”(20)
厘金制度通行不到十年，到同治初年，厘务已是弊端重重。厘差必须是有人脉关系的候补官员才能得到。“厘金在当时既为利薮，则在一省主政之人为市惠下属计，自不能不令其属吏分润其利，并为朋比分肥，杜绝一般官吏作非分之窥羡计，乃定出调剂资劳人员之例案。实则无奥援之人，大半是勤劳累年，而不得一税差。若为大吏夹带中之人，则仅须回翔数月，即可得差。各省当局既以厘金税差为赏钱荷包，得差之人又以其为聚宝盆，厘金之弊焉得不丛生”(21)。反过来，“总督巡抚有权从一大批候补官员中指派财政管理人员。这些候补官员得到优先安排而对上级感激涕零”(22)，于是言听计从，形成利益集团。厘差人员得到大吏的庇护，共同分肥。厘务最主要弊端就是负有管理责任的候补官员以及差役的中饱，以至“每年千余万之厘金，归国家者十之三，饱私囊者十之七”(23)。这些候补官员、绅士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为个人谋取利益。“夫国用不足，取之于民，即盛世亦所不免。苟能涓滴归公，名实相副，则虽捐于民，犹利于国。即为弊政，亦何从滋议。无如所抽之捐国所得者，不过十之三四，余皆半归私囊，半归浮费……前岁浙省大吏严饬各厘局将浮费缴出，每年骤多数十万金，尚未竭泽而渔而已，多至此数，可知数十年来彼所侵渔者，不可胜计”(24)。
新式事务包括近代实业也是候补官员“掠夺”的场域，也是吏治最败坏的集中之地。大吏视近代事业为私家领地，滥用私人，朋比分肥。官办工业有亏无盈，“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25)，终至赔完而后已。官督商办，则官掌大权，商认吃亏，“其名曰官督商办，是民之事而主之于官也”(26)。所以，晚清的多数企业“若云官办，则实招商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27)。处于尊贵地位的管理官员，以控制企业的权力实现一己之私(28)。他们把经办新式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安插亲信，挂名支薪。福州船政局“岁糜数百万币金，徒供千百委员开支中饱之用”(29)。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蠹币病公，钻营趋避现象尤为严重。捐纳人员的腐败不仅为顽固官僚提供了攻击洋务的口实，而且也使洋务企业的经营腐败。这些不但不能兴利，且多亏损，大多数企业最后沦于失败。
候补官员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为自己获得利益。如署长汀县知县候补通判李风翔勒索各牙行洋行银200到数十元不等，而且审问案件，也大肆营私。曾向恩贡生张琴治勒索契税银500两不遂，于是诬陷张包庇案犯。“是其日夜之所营营者，无非以搜刮人民财货为事”(30)。有的候补官员做得更出格。1882年，直隶候补道周金章，领了赈灾银17万两，赴安徽办理赈灾事宜，他只拿出2万余两充赈，其余的统统“发商生息”，填饱私囊(31)。捐纳出身的候补官员更是贪得无厌。光绪二十二年，陈兆文奏称：“彼以官为贸易者，往往因本求利，每署一缺，补一官，只计出产之肥瘠，而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不遑顾问。故钱粮所入，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数，即令严察重究，而所侵之款已归无着”(32)。这些异途候补官员在职事期间，只求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和百姓利益抛在脑后。
对于地方候补官员存在的这些问题，朝廷和地方督抚通过一些途径予以解决，如考核、培训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光绪认为“流品冗滥，以候补人员为尤甚”，令宪政编查馆会同吏部详定章程。三个月后，宪政编查馆拟定《切实考核外官章程》六条上奏(33)。该章程变通考试旧例，规定捐纳、保举的试用、候补正佐官员先入学堂学习，毕业后到省考试，合格者才予以差委。地方政府按照要求也确实进行了考验。如湖南省1909年考验候补官员计298人，然后分别等第，或留差委、或入学堂各班学习(34)。对于那些入学堂学习的地方候补官员，政府也给予一些补贴。但是，在新政时期，政府已经注意到官俸问题，并在中央和省级层面作了一些改革，但未来得触及候补官员的职事收入改革。由于清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地方候补官员的法定收入仍然未能提高，“其庸下者鲜耻寡廉，淟涊以求活；其高明者，轻世肆志，潦倒以终身”(35)。同时候补官员的数量依然庞大，求差缺而奔竞与得差缺后豪夺的现象也未能改变，澄清吏治仍然是一句空话。
收稿日期 2009-10-11
注释：
① 学界关于清代包括晚清时期文官俸禄及收入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例如，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05年再版）是关于俸禄制度的专题研究成果，有专章论及清代的俸禄制。吴吉远的《清人论职官俸禄与廉洁之补正》（《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赵慧峰与杨爱琴的《清代的职官俸禄与廉政》（《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彭南生的《晚清外交官制及其俸薪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李志茗的《清代官俸制度及其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论清代俸给制度的嬗变》（《史林》1998年第1期）、李传斌的《清季俸制变化初探》（《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鞠方安的《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等从不同的角度梳理了清代俸禄制的发展演变，概括和论述了清代俸禄的特点、晚清俸禄制改革的必要性与不足，阐述了俸禄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
② 嵇璜：《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四》，北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6年，第5244-5245页。
③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l，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页。
④ 《治浙成规》卷1《藩政》，第57-62页，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共8卷，收录了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五年浙江省的成规。
⑤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70页。
⑥ 郭嵩焘：《妥议变通报销章程疏》，见杨坚校：《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03页。
⑦(17)(32)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51页，第1760页，第3912页。
⑧(21)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见沈云龙主编：《中国金融经济史料丛编》（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8-90页，第86-87页。
⑨(11)(12) 周询：《蜀海丛谈》，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98-316页，第357-358页，第321页。
⑩ 曾国藩：《劝诫委员四条》，见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6《吏政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86页。
(13) 欧阳昱：《见闻琐录》，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6-50页。
(14) 丁柔克：《候补微员困苦》，见《柳弧》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4页。
(15) 《穷员文》，《申报》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四日（1875年9月23日）。
(16) 汪饴年：《汪禳卿（康年）先生传记·遗文》，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35-50页。
(18) 《论整顿吏治须先厚给俸禄事》，《申报》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75年12月22日）
(19) 丁日昌：《条陈力戒因循疏》，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0《吏政类·吏论》，第1076页。
(20) 朱采：《清芬阁集》卷2《海防议》，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31页。
(22) 庞百腾：《沈葆桢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23) 《裁卡增税议》，《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1901年7月6日）。
(24) 《阅报纪拟请免厘因而论之》，《申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902年3月11日）。
(25)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30页。
(26)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见郑大华点校：《何启、胡礼垣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27) 吴佐清：《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俾国家商民均获利益论》，见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户政·理财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6辑），第413页。
(28) Ssu-yu Teng,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114.
(29)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2页。
(30) 见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之四《吏治》卷一《书闽督卞制军奏参李悴索贿疏后》，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58-259页。
(31) 世续等：《清德宗实录》卷16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1页。
(33) 《宪政编查馆奏酌拟定切实考核外官章程》，《政治官报》，折奏类一，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94号。
(34) 《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考验候补人员办理完竣折》，《政治官报》，折奏类一，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第615号。
(35) 《御史徐定超奏更定官制办法十条折》，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