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明震与“《苏报》案”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俞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08)05-0048-03
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民气为之大壮”[1](P236)。此案中，清政府的腐朽颟顸暴露无遗，革命志士的高风亮节充分展现。但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与勾结，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与误会，导致案情异常复杂，并且极富戏剧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案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仍有些问题没有圆满解决，究其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当局人物——时清政府派往上海查办该案的“大员”俞明震。正是由于他在办案过程中的运筹和安排，才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因此可以说，解读“《苏报》案”，俞明震是关键。
一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确士），号觚斋，晚年号觚庵，浙江省绍兴县斗门镇人。俞明震1890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甲午中日战争后曾任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与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00年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监督，后为江苏候补道兼陆师学堂总办，以“开明”著称，培养了鲁迅、章士钊、赵声等学生。1903-1906年为“两江总督委员”，因与张謇整理厘金、税务，触犯官贵利益，被参劾。1908年，出任江西赣南道，任内与德国侵略者严正交涉，收回赣南西华山钨矿。1910年任甘肃提学使，次年署甘肃布政使。在辛亥陕甘独立时，对革命党人多有庇护。入民国，为中华民国“肃政史”。晚年寓居杭州西湖，与陈三立、陈曾寿、程颂万等人诗词唱和，1918年病逝。生平诗作经陈三立主持搜集整理，编成《觚庵诗存》（四卷），另著有《台湾八日记》和 《觚庵漫笔》等。
1902年，章士钊考入江南陆师学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2](P84)，成为俞最为“赏拔”的学生之一。但到了1903年，章士钊加入了爱国救亡的行列，废学到上海参加了爱国学社。从此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还结识了俞明震的公子俞大纯。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编，立即着手对该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为突出《苏报》特色，他“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3]。被夹印二号字样的多为与“满清”、“康有为”、“革命”、“亡国”、“奴隶”等有关的语句。其次，改变《苏报》的舆论方向。章士钊入主《苏报》之后，欲借《苏报》“于万籁无声之中陡发此天空大震之霹雳”，“唤醒我四万万同胞以救中国”[4]。邹容的《革命军》，销售逾百万册，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章士钊、章太炎均与有力焉[5](P135-138)。章士钊盛赞《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6](P28)。并在《苏报》上为《革命军》刊登广告：“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7]。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名篇。1903年6月20日，章士钊便在《苏报》上为其刊登售书广告：称此文“足以破满人之胆。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8]。6月29日（苏报）刊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把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清政府对此十分惶恐，向右督抚发出密电，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9](P408)并由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统筹全局，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魏光焘分别坐镇武昌和南京指挥，由上海道袁树勋和候补道俞明震负责查办，“《苏报》案”发生。
二
俞明震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与工部局交涉，力争清廷“自主”办理此案。二是查拿以《苏报》为中心的革命党人。第一项不难，他常以“沪上刑出多门，异常棘手”[9](P415)，制造托词，搪塞朝廷。第二项却十分棘手，因为要捉拿之人，恰是自己非常欣赏的学生章士钊，《苏报》馆主陈范是“旧熟人”，并且大部分革命党人都是其子俞大纯的同志。如果没有这些关系，捉拿他们到案并非难事，可是他对这些年轻志士深怀保护之意、爱惜之心，他没有这样做。当然单凭爱护之心，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俞明震思想与朝廷“有抵触”[10]，俞明震就去全力救护革命党人，这于情于理，确难令人心悦诚服。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历来被人们所忽视：一，俞明震的进步思想倾向；二，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和两江总督李兴锐的孙子李茂侦，不仅与革命党有联，而且也是革命党或倾向革命的年轻人。
俞明震在晚清以“开明”[11](P453)著称。出仕以来，对民生疾苦深表同情，“蒿目时艰，好作苦语”[12]，如他的《鸿嗷叹》[13]，颇具杜甫风概。他支持维新变法，曾对叶德辉反对维新的来信不予理睬”[14](P177-179)。尤其是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更令他痛心疾首，“我政府处于中立之地位，而人民实受切肤之祸”。《辛丑条约》后，他对荒乱清廷已经失去信心，对官场黑暗更加痛恨，“电报邮政之不能克期，租界裁判权之丧失，纳贿舞弊之差役，颟顸因循之官吏，皆足偾事于垂成，亏功于九仞”[15]，所以他认为“清室颠覆为不足惜”，“未必以清室之覆，为天维人纪坏灭之巨变”。这些都足以说明，俞明震的思想具有进步性，对革命党采取同情态度，势所必然。
俞大纯，字慎修，为俞明震独子。1903年时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党人，并且还参加了实际革命活动。“俞大纯者，前陆师卓堂总办俞明震之子，余（章士钊）以为陆师生故，与之契合。彼不安于留学日本，假借义勇抗俄，返国从事革命，数年间东南动荡，无役不从。乃翁明震，今见其所为如是。辄阴纵之不加非难”。他所参加的革命活动，不仅是鼓吹宣传，而是与杨毓麟、陈独秀等一起研制炸药，参与更为激烈的暗杀活动。1904年夏，俞大纯、章士钊等谋划在南京下关刺杀铁良，“诸凡资金调度、用品设置、射手之履帽服装、潜伏地及出入路线之防卫引导种种”，都由章、俞负责。蔡元培也赞扬俞大纯“热心而能办事”。“《苏报》案”后，避走海外，到德国留学，是留欧革命党人中骨干成员[16](P134)。
李茂桢，是时两江总督李兴锐(1827-1904)的孙子。李兴锐1903年任闽浙总督，1904年任两江总督，旋病死。其孙李茂桢倾向革命，革命党人特别注重与他保持关系，以为革命创造便利条件。
如果俞明震彻底追查此案，到头来势必引火烧身，势必牵连到同僚李兴锐，因此，他救护革命党人，实际上也不排除他有个人的利益在内。在办案过程中，他别无选择，只有全力救助革命党人，才能使革命及其自身一举两得地平安无事。这样一来，俞明震一方面要向上交差，一方面又要救护才俊，他处于不能为外人道的两难境地之中，所以办案必须十分小心谨慎，特别要讲究救护策略。
首先，他要应对来自清廷和上司的巨大压力。先是，1903年6月21日，清廷下发各省督抚电，诬蔑学生“猖狂悖谬，形同叛逆”，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苏报》案”发生后，清廷下令：“如各犯解归宁办，必有优奖”[9](P449)。在抓获六人之后，清廷又迫不及待的指示“严饬速筹解宁惩办，勿任狡脱，以儆狂悖”[9](P423)。端方称：“此事关系太巨，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9](P446)。张之洞称：“务须设法即日将五人点交上海道解宁，勿稍迟缓，致令狡脱”[9](p413)。半月之后，张之洞又催端方：“格外重托所延律师，据理申辩，事成后逾格酬谢，亦所不惜，务将六犯索归中国自行审办”[9](P428)。催迫之急，压力之大，显而易见。对此，俞明震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但又不能让上司发觉，因此他在给端方等人的电报中，一面说工部局强横，“步步紧逼，恐难合拍，未敢激切”，“容再婉商”，一面虚应故事，保证“徐图办法，虽无把握，竭力维持，不敢稍松”。
其次，他在查拿的“要犯”名单上费尽心机。起初，清政府对于本案中所牵扯的革命党人并不十分清楚，于是俞明震就给清政府提供了这样一份名单：陈范、钱允生、龙积之、陈吉夫、章太炎、周荣（邹容）。其中陈范为馆主，章太炎和邹容的名字见于《苏报》，确定这三人为“要犯”，势不能免。而对于《苏报》的主编章士钊、吴稚晖以及其他参与办报的革命志士如蔡元培、何梅士、章陶年、张继等10多人，则只字不提，在他给魏光焘的电报中却称：钱允生、陈吉夫皆《苏报》主笔，这是一个策略，它转移、迷混了清廷的视线，清廷信以为真，这就给俞明震救护革命志士提供了机会和方便条件。
俞明震为此确定了三个步骤：先是给革命党人通风报信。他曾亲自到报馆找陈范，“惜未遇”，复派大纯招来吴稚晖，说明形势，让吴通告同党，立即设法走避。然后派员第一次到报馆佯装抓人，实际上也是通风报信，抓到人后带到公廨，“亦即示意使诸人会意而走，并无严拿之意”[9](P373)。待他们全部离沪后进行第三步，煞有介事地去报馆抓人，届时必定空无所获。即使抓到了，也是账房、伙计一类无关紧要之人，通过保释，即可平安无事。后来陈吉夫果然以五千元担保获释。即本案中，俞明震“不过想拿陈吉夫一人，使余者皆逃，则报馆自然关门，可以销差。其公文则曰：‘馆主已逃逸，故捕到司账一人，讯无知情帮同撰述情事，故将报馆发封，陈吉夫具保释放’”。然而，事情并不像俞明震设想的那样顺利，三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致使章太炎被捕下狱。
首先，吴稚晖没有把俞明震的情报告诉其他革命同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章太炎和吴稚晖之间，因为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关系问题发生争执，彼此不睦。据吴讲，他认为自己和俞明震的接触是“一己之私”，不必“向素不相识之人告，枚叔（章太炎）在社中，亦与弟（吴稚晖）不甚讲话也”，所以没有告知章太炎。至于为什么没有告知其他同志，吴稚晖也辩解说：“当时我实有为难之情状，我若百忙之中先讲历史，恐话未说明，伊等即群起，以为放了您（蔡元培），倒拿我等来出气，或逼我与俞君交涉。我尤为难”，他承认他当时“即猛想着俞君之苦心”，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传达俞明震这一宝贵信息，使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一点吴稚晖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实我之过”。
其次，章太炎对于此事，缺少革命者应有的警惕性。1903年前后，清政府、租界工部局经常骚扰报馆，一年数次，章太炎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认为这次也是一样，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工部局第一次派人到苏报馆捉拿了账房，这其实是俞明震发出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系拘一账房，使其余者逃去”，“此事必系俞明震所为”。但是章太炎等人，对此“冷笑”，看到陈范辗转避走、同志纷乱紧张的情形，便骂他们是“小事扰扰”。
第三，俞明震的这些举动已经引起清廷和端方的注意，他们开始怀疑俞明震。清廷派在上海的密探在给端方的电报里指责俞明震“恐不肯深求，而于此案未见格外才力”[9](P414)，却称赞与俞明震一起办案的上海道袁树勋“办事不遗余力，极有步骤”，就连主持此案的端方也对俞明震狐信狐疑，他在给魏光焘的电报中称：“俞道明震之子大纯，现游学日本甫归，闻大纯在日剪辫入革命军，悖逆无人理，俞道深恶其子，然不可不防，请密饬沪道一电，随时留心，俞道办事认真，方之所言，近于过虑。但事体重重大，既有所见，不敢不陈”[9](P453)。这封电报是闰五月十二日发出的，而二十五日，俞明震被调“回宁，闻南洋另委员来沪会办”。可见清廷已经对俞明震完全失去信任，另调俞明震从上海回到南京帮顿整理厘金事务，用这种方式把俞明震撤换下来。不过此时案情已基本明朗，吴稚晖、蔡元培等已经离开上海，章士钊安然无恙，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俞明震就顺势回到南京。对于章太炎的被捕，他已无能为力，不过心里对此事始终抱有相当的遗憾，据王允中说，他“前与俞明震赌骨牌为戏，微及苏报案事，明震亦于邑有自悔状”。[9](P399)
三
现在看来，此事不能圆满，俞明震没有任何责任，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自然是有责任的”[17]。在严酷的环境中，他身为朝廷命官，在当时清廷上下纷纷以革命者的头颅和鲜血染红自己花翎顶戴的时候，能够深明大义，逆势而上，救护革命者，实属难能可贵。但却由此引起了一桩章、吴之间围绕“通情与献策”而争吵不休的历史公案。
1907年3月，章太炎在《革命评论》上发表《邹容传》，在谈到吴稚晖晤见俞明震一节时说：攻击吴稚晖出卖了章太炎和邹容。由此引起了“通情与献策”的历史公案。其中吴稚晖“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已经被断定是章太炎“想当然”的说法[18]，毋庸再议。
应该说，对于章太炎入狱，吴稚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他难以洗净的污点。章太炎因此气愤，骂得他狗血喷头，实属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他用想当然的“事实”来攻击吴稚晖，就不是理性之举了。因为这样做，不仅于他本人无益，反倒会招致两个必然的后果：一是难以令人信服；二是给吴稚晖留下了话柄，他必定抓住这一破绽不放，拼命反击。事实正是这样。吴稚晖很快对此做出回应。章、吴二人“在巴黎与东京之间，三问三答”[19](P149)，杂以其他陈年旧事，詈骂之声不绝，争吵不休。到1930年后，吴稚晖身居国民党元老地位，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为向蒋介石邀功，在章太炎去世之后，又旧事重提[20]，攻击章太炎不遗余力，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但是质诸史实，他的谎言和伎俩是不难戳穿的。
现在看来，所谓的“通情献策”纯粹是子虚乌有之事。而造成这一历史公案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革命党人，包括章太炎在内，一直把俞明震混同其他贪残酷劣的清廷官员，把他当成是捕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作为对立面来看待，而全然不知俞明震在此案中的良苦用心和巨大功劳，因此一直把革命党人与俞明震的接触看作“鬼蜮之事”，吴稚晖也正是由于这一心理作祟，“外作狂疏，内贪名势”。“对立面”既然存在，与“对立面”接触就有“通情献策”的嫌疑，争论也就自然产生，因此章太炎指责吴稚晖“既见明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实在情理之中。其次，既然俞明震站在革命党人一边全力救护他们，实际上就根本不存在所谓“通情献策”的情况。正如章士钊所说：“山阴俞君（指俞明震），与愚有素，特置不究。吾兄后以此节疑吴稚晖，真乃太冤”。[5](P136)其次，吴稚晖在革命危难之时，对于俞明震透露出的宝贵情报匿而不报，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党人谴责他，他也难辞其咎。“《苏报》案”中，他小肚鸡肠，私而忘公，是他永远的污点。
综上所述，“《苏报》案”中，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家的浩然正气和崇高气节，令人景仰，令人感奋；吴稚晖肖小卑劣，昧于大义，知情不报，坐视同志身陷囹圄，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其污浊自贱的下流行径将永远为人所不齿；然而如果没有俞明震的古道热肠、运筹奔走，可以断言，革命将遭受更大的挫折和损失。在俞明震的帮助下，革命力量才最大限度地得以保存，免遭牢狱之灾的革命党人，如蔡元培、章士钊等才能够死地后生，继续活跃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之上，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俞明震是一位辟世孤往、幽独自负的幕后英雄。
收稿日期：2008-06-15
标签：章太炎论文; 章士钊论文; 吴稚晖论文; 俞明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革命军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