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①学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行动上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学术活动空前活跃，学科建设成就显著，各类人才层出不穷。田野调查内容广泛，有价值的民族志著作不断问世。理论探讨百家争鸣，创新性的论著屡见不鲜。应用研究形式多样，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国际的学术交流也日趋频繁，合作调查研究不断增多。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年，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本文主要就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来的主要成就做一简单回顾，并就未来的发展做一展望。
一、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体系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一些学校开设了民族学课程，培养出一批民族学科研和教学人才，许多学者都参加过民族学调查并从事民族学研究，但“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未得到承认，而且还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受到批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学被取消，教学和科研被迫中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科，并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
1.重建和新建民族学与人类学学术团体。1934年12月16日，旧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1949年，该学会迁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间，未成立自己的民族学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成立了四个与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的学术团体，分别是1980年10月成立的中国民族学学会(后下设汉民族分会、回族学分会、影视人类学分会、民族服装分会、昭君文化研究会)，1981年5月成立的中国人类学会，1981年11月成立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以及1992年6月成立的中国都市人类学会(2007年更名为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除了全国性的民族研究学会之外，不少省区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了地区性的民族研究学会。
2.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机构发展迅速。为了更好地研究民族问题，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于1958年成立了民族研究所。1962年，两个研究所合并，以“民族研究所”作为并所后的所名，并于1977年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民族学研究室”，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以“民族学”命名的研究机构，在筹建中国民族学学会及规划全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此外，大多数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也设有民族研究所，有些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扩大的，有些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民族学研究是这些省区民族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
3.恢复、新建高校的民族学与人类学教学机构。1983年成立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建立的民族学系，1993年该校成立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9月改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于1978年成立，设有民族学与人类学专业，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起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3月，是一个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的机构。中山大学于1981年4月正式成立人类学系，设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厦门大学于1984年成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于1987年在历史系内建立人类学本科专业，1997年10月成立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1999年人类学独立建系，2006年又成立了民族研究院。中南民族大学于1988年在民族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民族学系，2003年成立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大学于1978年10月在原民族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民族研究所，2002年成立民族研究院。湖北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于2006年8月正式成立。此外，还有不少民族学院(大学)和一些综合性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或民族研究所，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
4.编写了一批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科书。编撰教科书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得到恢复，需要编写一批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基础理论和方法为内容的教科书。很多老一辈的民族学家担当了这一重任，把自己积累多年的研究成果编写成书，以满足民族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其中主要有杨堃的《民族学概论》、《原始社会发展史》和《民族学调查方法》等，林耀华等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通论》，梁钊韬的《中国民族学概论》，李绍明的《民族学》，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黄淑娉、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容观瓊的《人类学方法论》，宋蜀华等主编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近十多年来，中青年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也主持编写了十多部教科书，为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5.研究对象和领域日益扩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学界主要调查研究各类社会形态，如原始公社制、家长奴隶制、奴隶主占有制、封建农奴制等，对其他方面的研究较少。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研究少数民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均呈日益扩大的趋势，既研究少数民族，也研究汉族；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注重应用研究；既注重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关注现代化和全球化研究。此外，如社会性别、海外华人、文明间的对话与冲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适应、族群建构、民族认同等，也都成为新时期的讨论主题。
6.分支学科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只有研究文化的民族学和研究体质的体质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均未出现。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新的分支学科被引进，如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医疗人类学等，有些分支学科还专门成立了学会，如都市人类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等，形成了多个分支学科并存的新局面。许多学者都参与了有关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教科书和学术专著。
(二)科研工作硕果累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调查报告，发表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
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1979-1985年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民族学学者大多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编写和修订工作。20世纪80—90年代，民族出版社组织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人员编撰的《民族知识丛书》，以介绍各民族的文化为主，每个民族各写一本。1992至1995年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民族学研究人员撰写《中华文化通志》中的《民族文化典》，共10本，约400多万字，以文化志的形式编写。1991年起，国家民委组织编写《中国民族文化大观》丛书。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组织撰写《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云南25个4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为对象，每个民族各成一卷。
除了集体性著作外，还出版了一大批个人学术著作，其中不乏高水平的著作，作者中既有老一代的专家学者，也有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由于著作太多而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理论和方法多有建树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民族学学者突破各种禁锢，对摩尔根模式进行反思，根据中国各民族的资料，积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敢于挑战经典著作提出的理论或观点。例如，在“民族”概念、民族形成、人类社会的起源、原始社会分期、母系向父系的过渡、亲属制度的起源、早期婚姻家庭形式、宗教起源、原始宗教等方面展开多侧面、多角度的讨论，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理论、新观点。从90年代初起，许多中青年学者对其他学派如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
在研究方法方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主要运用苏联的研究模式进行调查和研究。近30年来，随着大量西方人类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中国民族学界对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及研究方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尤其是90年代以后，新一代民族学学者逐渐走向学术前列，他们大多数都具有在国外学习和交流的背景，在吸收和介绍国外方法时，积极进行学术反思，推进方法上的更新，旧的研究模式被打破，新的研究模式被引进。有不少中青年学者运用新的方法从事调查和研究，并根据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选择不同的方法，有的从结构的角度从事研究，有的运用象征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有的则融中西方法于一炉，用以分析一种文化现象，既注重实证，也注重理论分析。众多学者运用同一种民族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时代已不存在，方法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四)田野调查成果显著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和人类学最具特色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研究人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发展要求，进行了多种类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国性的民族学调查主要有以下几次：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为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而进行的补充调查，许多民族学研究人员都参加了此次调查。第二次是1991-1993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调查。第三次是1993-1998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第四次是2000年国家民委主持的对10万人以下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进行的社会经济调查与研究。第五次是2003年云南大学组织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区域性的民族调查主要有“六江流域”调查，②“六山六水”调查，③“五沿”调查，④西藏地区调查，云南、四川地区调查，中东南地区调查，内蒙古、东北地区调查，西北地区调查。在众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一大批颇有价值的调查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⑤
(五)国际和地区间学术交流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之后，民族学人类学界打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许多学者到国外进行访问或从事学术研究。费孝通于1979年后多次访问美国和加拿大，1980年赴美接受美国应用人类学会1980年度的马林诺夫斯基奖，1981年赴英接受“赫胥黎奖”。林耀华于1982年4月至5月间，应邀到美国访问和交流。陈永龄于1980年6月至1981年1月间，应邀赴加拿大考察访问。宋蜀华于1981年10月应邀访问澳大利亚。1983年8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秋浦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学学者首次组团参加重要国际会议。此后，历届大会中国都派代表团参加。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许多学者通过各种方式赴国外留学、进修、访问或参加学术研讨会，交流人员逐年增多。其中，不少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学者访问中国的也逐步增多。1982年5月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贝尔绍应邀来北京访问。在北京期间，他先后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多家单位。1984年2—3月间，美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组派人类学与社会学家代表团来华，先后访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厦门、广州等地。1984年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曾多次到北京、西安、厦门访问并作学术报告。此外，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学者也于80年代开始与中国同行进行频繁交流。1989年10月，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邀请了苏联、美国和南斯拉夫学者参加。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中期会议在北京举行，数十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一些大学和民族院校也邀请许多外国学者参加会议或讲课。除了学术访问之外，美国、日本等国不少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还与中国学者密切合作，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民族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频繁，曾先后共同举行过多次两岸三地民族学人类学学术会议，许多港澳台学者到内地或民族地区访问和考察，许多大陆学者也到港澳台地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访问考察。
二、学术热点
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围绕学科建设及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
恢复和发展中国民族学，首先必须明确“民族学”的定义、概念、研究对象和范围。在1978年至1981年期间，老一辈和中青年研究人员纷纷参与讨论，在学术刊物或在全国性的民族学研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学主要研究历史上和当代民族的社会形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也有其他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凡是研究民族的都叫“民族学”，包括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文字、民族现状；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划得太宽，民族学与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是姐妹学科的关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必须以文化作为研究的核心和主线，因为民族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区别是文化。关于民族学的研究重点，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是研究少数民族和后进民族；有的认为是研究原始民族和史前史；有的认为，既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主要研究民族现状，特别是社会主义民族的发展规律和如何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至于民族学是什么学科，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民族学是政治学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历史科学；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是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关于民族学学科建设的较大规模讨论有过五次。第一次是1991年7月中国民族学学会在延吉市组织召开的“中国民族学学会学科建设研讨会”，第二次是1994年5月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处主持召开的“在京中青年民族学工作者座谈会”，第三次是1995年9月在大连举行的“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学术讨论会，第四次是1997年1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举行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研讨会，第五次是在湖北恩施举办的“民族学与21世纪”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此外，中国人类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等也曾就学科建设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经过多次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学习和借鉴西方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先进的研究手段等学科建设问题达成了共识。讨论的焦点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学科体系问题。长期以来，国家教委、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单位对民族学学科的定位、分类各不相同，这种情况不利于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加以规范化、统一化。第二是理论体系问题，其中又包括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如何借鉴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如何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吴文藻等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提出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大量引进，“民族学中国化”或“民族学本土化”问题又日显突出。两岸三地许多学者都参加了“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在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上，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人类学需要与国际接轨，掌握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中国化。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民族与社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有自己的研究任务，没有必要与西方接轨。第三种意见认为，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不要过分相信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借鉴和修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创立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用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1999年9月，广西民族学院举办“人类学本土化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70多人就人类学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二)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
社会形态研究是民族学传统的研究课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社会形态研究是中国民族学界的主要研究项目，同时也是当时激烈争论的热门课题。不少学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不迷信权威，以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形态资料，参加了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与经典著作不同的新观点。
原始社会的研究，是传统民族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民族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对摩尔根和经典著作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根据中国少数民族的资料提出不少新的理论和观点。讨论的焦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原始社会的一般问题，如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原始社会史的开端和原始社会分期问题等；二是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的性质问题。⑥
关于家长奴隶制、奴隶制和农奴制问题，民族学界也曾于80年代展开激烈的讨论。经典著作认为，家长奴隶制源于战俘，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家庭奴隶并非起源于战俘，而是起源于对收养者的奴役；有的学者认为，家长奴隶制的产生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关于四川凉山彝族奴隶制性质问题，争论也较多，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奴隶论”、“封建论”和“并存论”(即多种制度并存)的理论。改革开放后，对此又做了重新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的阶级关系，基本上是以等级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的学者认为，作为统治者的黑彝家支具有政权组织的性质和作用，不过，它是由父系氏族组织蜕变而来的；一些学者则认为，黑彝家支的结构是复杂的，血亲关系很难说是一种政权实体。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黑彝统治的最大特点是分割或割据的单力统治，不是群力统治。⑦至于西藏和傣族的封建农奴制，不少学者也提出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傣族没有经过奴隶占有制，而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⑧
(三)关于婚姻家庭的讨论
学术界一般根据经典著作的论述，认为血缘家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家庭形态。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血缘婚和血缘家庭是不存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以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来证明血缘婚和血缘家庭的存在。
纳西族摩梭人的婚姻家庭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探讨较多的问题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出版了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著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和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和严汝娴、宋兆麟著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两书，并出版了多本调查研究报告集，发表了许多论文。有些学者认为，永宁纳西族摩梭人的阿注婚(又称“阿夏婚”或“阿肖婚”)属于初期对偶婚，其家庭形式有三种类型：一是母系家庭，世系和财产由女性继承，男子没有继承权；二是母系、父系并存家庭；三是父系家庭。有些学者认为，永宁摩梭人的母系“衣杜”不属于家庭或家族的范畴，它实际是“小氏族”，应该称之为“母系亲族”。有些学者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纳西族的“衣杜”应是一种“母系家庭”，而不能定名为“母系亲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纳西族摩梭人男不娶、女不嫁的婚姻制度不应该称之为“阿注婚”或“阿肖婚”，而应该称之为“走婚”。“走婚”这一形式属于婚姻范畴，并非不婚。摩梭人并非“知母不知父”，摩梭人的母系制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模式，并非原始母系制的“活化石”，它经历了母系——父系——母系的演进历程。它是摩梭人的一种适合于他们生存环境的生存方式，是摩梭人的一种生存和文化的选择。⑨
(四)关于“族群”问题的讨论
关于“族群”问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ethnic group”的中文译名问题，二是“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Ethnic group”是国际人类学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运用的术语。台湾学者首先把英美流行的“ethnic group”翻译成“族群”。在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族群”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传入，大陆学术界就“ethnic group”的汉译发生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反对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而主张翻译为“民族”。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阮西湖，他认为，“‘族群’是指那些尚未发展为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在国外人类学文献中，“ethnic group”的涵义是“民族”，而不是“族群”。⑩第二种观点认为“ethnic group”与国内使用的“民族”概念不能完全对应，“ethnic group”含义可大可小，大可指华人群体、族别，小可指民系。“族群”常与社会的和文化的标准相关联，不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毫无例外地译成“民族”。(11)第三种观点则认为，“ethnic group”是外来概念，不可与中国古代或现在的“民族”等同。有些学者还认为，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和“民族”更接近于英文的peoples。(12)迄今为止，学界关于“ethnic group”的汉译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由于民族学界认为“族群”与“民族”概念差异较大，因此，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族群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中，以语言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于一国之内；而民族就是“民族和国家”，适用于各国之间。有的学者则认为，在中国，“族群”概念适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适用于民族的政治含义。有的甚至认为，从本质上说，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情感—政治共同体。关于如何使用这两个术语，学者们也提出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提出“置换说”，即主张在中华民族这个层面上仍然使用“民族”，而对56个民族则用56个族群来代替；有的学者提出“兼用说”，主张在学术研究中使用“族群”，而在制定政策时使用“民族”。
许多学者都参加了关于族群问题的讨论，其中有阮西湖、郝时远、马戎、周大鸣、石奕龙、纳日碧力戈、张海洋、陈建樾等。郝时远曾发表五篇关于族群研究的系列论文，分别题为《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认同群体”与Ethnic group》(《世界民族》2002年第4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Ethnic group的实证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和《中文语境下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这几篇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既有对于“ethnos”和“ethnic group”的语义考证，也有对“ethnic group”一语藉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考察；既介绍了国外对“ethnic group”的各种不同诠释，也考察了“ethnic group”在西方社会中的实际应用状况。作者对中文语境中的“族群”概念做了比较全面的辨析，同时指出了“族群”概念应用中的片面性和泛化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五)关于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民族学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应用学科。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民族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重视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的研究。1982年在青海西宁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即为“民族学与现代化”，许多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86年下半年，学会又专门举办了以“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为题的笔会和座谈会，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学研究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注重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93年10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以“民族学与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举办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认为，民族学研究应结合各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进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1995年9月在大连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也是重要议题之一。不少学者认为，民族学为现代化服务，一是要积极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二是要扬长避短，加强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研究；三是要创立民族学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现代化学说。2000年5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与吉首大学联合举办了以“民族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调适，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01年5月，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举行西部大开发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西部大开发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生态经济系统的建立、人力资本理论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01年7月，中国民族学学会等单位在兰州举行“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学面临的任务”研讨会，学者一致认为，西部地区的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开发中一定要把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摆在重要地位。多数学者认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关键；保护生态环境是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应高度重视；各民族都有一套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传统知识，应该继承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使其为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新的作用。
(六)保护文化多样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民族学研究密不可分。中国民族学学会曾在20世纪80—90年代举行多次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学术研讨会，探讨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和方式。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要继承和弘扬，糟粕应清理和摒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讨论更为热烈，历届全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讨会都有不少论文专门研究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保护和传承边疆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中国民族学界的共识。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年8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与云南大学共同举办“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国内外的1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主要围绕各民族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进行文化保护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的保护有多种形式：一是博物馆式的保护，二是以“文化村”的形式进行整体式的保护，三是引导性的保护，即鼓励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觉的保护，使其得以延续发展。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宣传这一公约，同时也为更好地保护我国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中国民族学学会与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举办“文化遗产与民族服饰”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2006年11月，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有500多位国内外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人类创新和创作的源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此外，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也曾多次举行研讨会，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
三、反思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也存在不少问题。总结成绩，可以增强自信；找出差距，可以弥补不足；反思过去，记取教训，可以少走弯路。
(一)完善和发展学科体系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目前还不成熟，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偏重介绍，缺乏分析和批判，更缺乏深入的研究。西方各学派均有其优缺点，如不加以分辨，就容易盲从。二是有些研究人员不考虑时代性和地区性，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三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学术传统不够。四是融会贯通不够，一些研究人员不知如何把西方的优秀理论和方法与中国传统优秀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五是有些人唯西方是从，西方学者做什么，自己也跟着做什么，不考虑中国的需要，有的甚至以当前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来衡量国内的有关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六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够，有的甚至拒绝借鉴，认为如果借鉴其他学科就会模糊学科的界线。
完善和发展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体系，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理论和方法既要“中国化”，也要“国际化”。笔者认为，“中国化”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必须先进入西方人类学者已开拓的园地，了解其优点与不足，然后再走出来，加以中国化；二是借鉴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将其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方法结合起来，以分析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三是对西方理论和方法进行修正或改造，使之更适合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四是在中国各民族历史和当代社会文化基础上，在世界众多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与西方不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使之既适于研究中国人及其文化，也适于研究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国际化”也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多参加国际会议，并邀请国外学者参加我们的会议；二是加强合作研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三是加强学术对话，对西方的各种理论、方法或观点进行批评或商榷，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四是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把中国学者提出的各种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与人类学，既要重视引进，也要注重输出，两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提高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
此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建设必须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学科既不可能得到发展，更不可能提高本学科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纵观国内外的大学者，大多是兼通多门学科的，不少大学者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21世纪，各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线将会越来越模糊，学科间的交叉将会越来越普遍，相互影响将会越来越大。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是21世纪的要求。只有掌握丰富的知识，具有博学的基础，才可能走在21世纪学术界的前列。
(二)提升田野调查的科学性
近30年来，田野调查虽然成果显著，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调查者在调查前准备不足，未搜集、阅读有关文献、信息及前人的调查研究成果，对调查点各方面的情况不熟悉，所写的调查报告有的甚至不如前人写得详细、系统。有些调查者在调查前没有设计调查方案、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到调查点后不知如何调查，收集的资料不全面、不系统。有些调查者只满足于访谈和观察，不愿做问卷调查。有些调查者只重视收集当地的县志、镇志或村志和有关统计资料，不重视了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些调查者走马观花，浮于表面，只满足于了解表层的文化现象，未能深入当地人的深层心理和思维模式，未能深入了解各种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及象征意义等。有些调查者收集的资料可信度差，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甚或不真实的。有的调查者甚至不择手段，把前人的调查成果当作自己的调查成果。
如何使田野调查更加科学化，也是当前民族学与人类学面临的重要问题。田野调查的目的是收集大量可靠、科学的第一手资料。西方传统的调查方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调查无文字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民族志式的访查方法。现在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时代不同，调查对象也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旧的调查方法。我们既要重视民族志式的调查，更要注重区域比较调查、专题调查和跨文化比较调查；既要继承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的优良传统，也要借鉴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科学的调查方法；既要重视回答“是什么”的描述性调查，更要重视回答“为什么”的探索性调查；既要了解前人的调查资料是否真实、可靠，更要调查前人没有了解到的新材料、新现象；既要调查当地熟悉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也要了解当地人意识不到的深层次的结构、模式、功能及意义等。
充分利用现代化和信息化工具是田野调查科学化的一个方面。在当代世界，几乎每一个行业都离不开现代化和信息化工具，田野调查也一样。信息化工具可以在调查前后发挥重要作用。利用信息化工具，可以用较小的成本获取大量准确可靠的信息。
(三)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30年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著作，其中不乏精品，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民族志式的研究多，综合比较研究少；研究特殊性、个别性的论著多，探讨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论著少；描述性的成果多，争鸣性、探讨性、创新性的成果少。有些成果研究深度不足，未能从历史到现状、从表层到深层做出客观、深入的分析；有些著作空谈理论多，研究问题少；有些应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分析和科学根据，往往就事论事；有些著作方法单一、陈旧，未能采用新方法或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有些著作不是把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易懂，而是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使人越看越糊涂；有些学者对所研究的情况不熟悉，对前辈或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不了解；有些人治学态度不严谨，急功近利，东拼西凑；有些人抛弃中国传统的文风，喜欢模仿西方的文风。
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高水平人才，撰写一大批高水平的著作，提出高水平的理论、观点、建议或意见。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一篇论文，一本专著，如果没有新的材料、新的分析或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就没有价值。应当鼓励在占有大量科学资料基础上的创新，反对没有科学根据的标新立异。创新必须用科学的理论分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用科学的材料论证。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或做出新的分析，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必须经得起推敲。这样，在没有发现新材料之前，别人就无法驳倒，这才是真正的创新性成果。
应用研究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地区现代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分需要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人员从事相关的应用研究。应用研究也包括多种形式：一是对策性研究，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而所做的研究；二是预测性研究，主要回答“将怎样”、“会怎样”的问题，它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研究；三是制定政策和法规等的研究，主要为科学制定各种政策和法规服务。从事应用研究，应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夸大事实，不危言耸听，不隐瞒真情。
(四)普及民族学人类学知识
一些学者认为，几十年来，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做得不够。其他学科的许多研究人员对民族学一知半解，以为民族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政策的。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清楚民族学与人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由此在分类上造成混乱。在西方国家，人类学和民族学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应用学科，受到普遍重视。不但政府的行政、外交、对外开放机构聘请人类学家参与其事，而且卫生、教育、精神健康等机构也聘请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为顾问，甚至主持其事。中国地域辽阔，人口、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就无法理解其他地区、其他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会由于误解而引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往发生的许多因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的事件，大多是由于不理解民族风俗而产生的。这些都与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普及不够有关。
民族学与人类学知识和理论，对于扩大人的视野、丰富人的知识、提高人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和谐社会、保护文化遗产具有积极的作用，对外交、外贸和军事也具有借鉴意义。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普及民族学人类学知识。
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学都把民族学人类学列入大学本科必修课程，此外还有不少一流大学设有人类学系或人类学专业。在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大学均开设有人类学概论课程，而我国大陆只有民族院校和几所大学的人类学系或社会学系把人类学概论作为基础课，普通大学均未开设人类学概论课。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十分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知识。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呼吁教育部在适当时候把人类学概论列为普通高校的必修课，在全国普及民族学人类学知识。
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恢复、重建和发展的30年，是成就显著、人才辈出的30年。在全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一定会在21世纪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并对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作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民族学与人类学”，是指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相当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英法等国的“社会人类学”。
②“六江流域”是指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区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六条大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地区，又称藏缅语族走廊。
③“六山”是指贵州省境内的乌蒙山、雷公山、月亮山、大小麻山、武陵山；“六水”即贵州境内的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舞阳河。
④“五沿”即沿山、沿江、沿道、边境沿线、沿湖等地区。
⑤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50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303页。
⑥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50年》，第318—324页。
⑦参见周锡银：《凉山彝族家支问题研究概述》，《民族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
⑧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50年》，第324—330页。
⑨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50年》，第330—337页。
⑩参见阮西湖：《关于术语“族群”》，《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
(11)参见石奕龙：《ethnic group不能作为“民族”的对译》，《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
(12)参见纳日碧力戈：《问难“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和“民族”》，《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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