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列宁东方理论的中国化_毛泽东选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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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7-0085-05

列宁东方理论,是列宁关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东方理论的中国化,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俄两国国情相似以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指导,使得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东方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一、毛泽东把列宁东方理论同近代中国国情相结合,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鸦片战争后,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曾进行过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中国革命应由谁来领导?前途在哪里?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就不能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前进。毛泽东将列宁东方理论中的民族殖民地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一,毛泽东把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任务的思想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明确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是革命胜利的前提。列宁曾经指出:“要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更确切地了解:可以同谁一起战斗,谁是可靠的同盟者,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①而要分清敌友,又要首先认清本国国情。“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②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列宁指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与此相适应,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就国内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③同时,民族殖民地国家人民还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些国家在反对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因此,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依据列宁分析和研究民族殖民地革命任务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正确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④毛泽东指出,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对中国国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主要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种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官僚资本主义,它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既然中国革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一般的资本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由于中国革命发生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⑤这样,毛泽东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近代革命一般地划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种形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毛泽东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运用这一理论指导民族殖民地的革命。他认为,在民族殖民地的整个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⑥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去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⑦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⑧在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曾出现过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错误地认为,既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阶级自然是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⑨这种错误政策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⑩但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同资产阶级的争夺中实现的。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11)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第三,毛泽东把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前途的思想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革命的前途问题主要是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对此列宁指出,民主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切不可把二者混淆起来。同时,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12)民主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巩固民主革命的事业。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3)毛泽东把列宁这一思想正确运用到中国具体国情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步走”战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两个革命阶段又是紧密联系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两步走”战略,是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战略。

二、毛泽东把列宁东方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通过何种途径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面临的—个新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列宁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一,毛泽东把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同当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适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经济落后国家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不一定必须按部就班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落后国家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走向社会主义。“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15)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6)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部队和镇压反革命,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加上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提前完成和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援助,我国已具备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前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7)与苏联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改造相比,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第二,毛泽东把列宁合作社理论同中国农业实际相结合,顺利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对此列宁指出:“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18)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6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始终在85%以上。如何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难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致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18)如何消灭农民的个体经济,实现农业的社会化?“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创造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顺利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毛泽东把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把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对于如何剥夺“剥夺者”,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过暴力没收与和平“赎买”两种方式,并认为如果能用“赎买”剥夺资产阶级,“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20)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最有利的事情,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选择了国内战争的反抗方式,和平“赎买”未能实现。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不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曾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有合作共事的传统。经过“三大运动”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提前完成,我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了强大优势,再加上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等因素,我国已具备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条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研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时,反复研究和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21)经过深入的思考和总结,最后确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成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在中国变成了现实,而且在实践中创造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种逐步过渡的方法,坚持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并发明了“四马分肥”和“定息”的赎买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三、毛泽东把列宁东方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如何建立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在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怎样实现党的团结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把列宁东方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第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把列宁建党原则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列宁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早在酝酿建党时期,毛泽东就赞成中国应建立一个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党。1920年八九月间,旅法的蔡和森看到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张中国“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24)对于蔡和森的提议,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25)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6)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斗争任务异常艰巨,“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7)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来看,不管是党的名称的确定,还是党的活动方针的确立,处处体现着列宁建党学说的基本精神。

第二,毛泽东把列宁关于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次充分论述了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28)“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9)革命的工人政党应该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用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同列宁时期的俄国有很大不同,工人阶级虽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但人数较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体和工作重心都转向了农村,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到中国共产党中来。这些人在加入党组织的同时,也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同时,“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30)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把列宁关于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他指出,在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要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使它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责任,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党的队伍,“而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31)“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2)注重从思想上建党,首先要使党员从思想上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33)因此,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党组织后,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思想改造,使他们在思想上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4)“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35)

第三,毛泽东将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强调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不仅较早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概念,而且把它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36)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又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条件,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37)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严重缺乏民主传统,而独裁专制的思想却是根深蒂固,因此,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就需要一个过程。“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38)为了使这一制度早日在党内推行开来,必须加强民主生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39)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才能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党的集中制才能在正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40)他强调,没有民主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为了实现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做到:(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只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把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41)

总之,分析和研究毛泽东与列宁东方理论的中国化,总结毛泽东推进列宁东方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自觉性,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⑤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559页。

⑥⑦(12)(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6、564、279页。

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14)(15)(16)(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278、778、769-770页。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9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21)李维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22)《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39页。

(2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2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2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28)(2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312页。

(3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31)(32)(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1094、875页。

(34)(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29页。

(35)(4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358页。

(36)《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5页。

(3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38)(4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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