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保护和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现代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遗产论文,藏传佛教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738(2007)02-067-06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又是一种具有一定内容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一直是人类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与宗教文化的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我国的藏传佛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在藏族传统文化中逐渐居于核心地位，不论是在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人文社科领域，还是在建筑、印刷、医药、化学、天文历算、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藏传佛教都曾发生过广泛、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并留下了独特而丰厚的宗教文化遗产。因此，本文从保护与利用藏族文化遗产的视角，拟就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
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体系，或一个多层面的文化复合体，从其内涵而言，可以大别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两者可谓一物两体，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藏传佛教文化。具体而言，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藏族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其不仅具有独自的语音系统和句法结构，而且拥有十分丰富的词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的语言文字经历了一个不断趋向于成熟、完善、丰富和规范化的过程，对藏族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弘传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又反过来极大地刺激了藏族语言文字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研究成果表明，早在松赞干布以前藏族就确已存在文字，这种早期的文字就是古代藏文的前身——象雄文，而象雄文最初的发展是依附于辛饶的苯教即“系统苯教”或“雍仲苯教”，因此可以说藏族始有文字，是缘于苯教的形成与发展，只不过这种文字的使用范围较小，且很不规范[1]。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出于加强统治，治理朝政的需要，派遣大臣土弥桑布札赴天竺等国研习文字，返回吐蕃后，以梵文为蓝本，对原始藏文加以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创制了一种适用性更为广泛的新藏文。藏文新创之后，随着佛教的弘传，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为藏文，藏文被广泛地用于梵文、汉文等佛教典籍的翻译。这样，通过大量而持久的佛经翻译活动，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和融摄，为藏语文带来了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概念、新词汇乃至新思想、新理念，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藏语文的知识体系，同时，也使藏语文在经过多次“厘订译语”的规范化运动之后，日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客观上为藏语文的不断推广做出了贡献。
(二)文学。藏族文学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品数量浩繁，门类众多。以其创作主体而言，可以大别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而以其表现形式和作品体裁而言，则既有韵文体、散文体和散韵结合体，也有小说、诗歌、传说、故事、诗史、神话、谚语、寓言等等。所谓作家文学，其实是指僧人、特别是高僧大德在阐发佛教教义或义理过程中借用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因此，作家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僧侣文学。出于宗教的目的，佛经中相当数量的佛经文学作品以及本身就具有相当文学价值的佛经的大量翻译、刊刻和流布，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给以僧侣文学为主体的藏族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如12世纪以来出现的藏族作家诗诸流派中的“格言体”、“道歌体”、以及“四六体”等，就是受印度文化背景的佛经文学作品的影响而形成的。至于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后出现的许多富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藏戏《诺桑王子》、说唱文学《赤美滚登》、《白马文登》、《云乘王子传》、《格萨尔王传》，文史名著《巴协》、《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颇罗鼐传》等，均可见佛经作品中某些元素或题材的影响。所谓民间文学是指由大众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题材广泛，生动活泼，是大众最为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也是藏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打上佛教的烙印，藏传佛教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人物故事等往往成为民间文学创作的素材，如《迎娶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传说》、《修建大昭寺》、《朗达玛灭法被杀》、《莲花生的传说》等等。简而言之，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传播，一方面为藏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新的文体，同时也为藏族文学的未来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三)寺院教育。历史上、特别是11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和日趋壮大，藏族的文化教育也逐渐为寺院僧侣贵族所垄断，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事实上也成为文化教育的中心。著名的寺院，如西藏格鲁派的三大寺、青海的塔尔寺等，除设有显宗经院、密宗经院以外，还设有两个学院性质的医明经院和时轮经院。入寺僧人不仅在显宗经院和密宗经院接受佛学教育，主修佛学经典，学习佛教仪轨，而且在医明经院和时轮经院学习藏族传统的天文、历算、医药、工艺、音乐等知识。不少学僧在成为一名合格的宗教职业者的同时，也兼有知识分子，如医生、历史学者、语言学者、天文历算学者、画家等角色。虽然寺院教育主要服务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也造就了许多社会性的人才，如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翻译家仁钦桑布、五明学者萨班·贡噶坚赞、元帝师八思巴、历史学家蔡巴·贡噶多吉、佛学家布敦·仁钦珠等。可以说，寺院在致力于宗教事业的同时，也起到了推动藏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
(四)艺术。建筑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宗教性建筑——寺院则是这种艺术的典型体现。藏族的寺院建筑就其结构而言，一般由佛殿、经堂、活佛府邸、僧舍、佛塔、转经轮房、大厨房等组群而成；从建筑风格来看，可以大别为两种基本形式，即平顶式和歇山式。平顶式又称藏式，是一种碉楼式的建筑形式，见于大部分藏区，是寺院建筑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形式。歇山式也称汉式，是一种汉地常见的庑殿式建筑形式，以组群建筑为主。另外还有一种汉藏合壁式的建筑形式，体现出了汉藏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从建筑布局而言，则可以分为依山式和平川式。[2] 前者以西藏布达拉宫、甘丹寺、哲蚌寺、青海瞿坛寺、甘肃拉卜楞寺等为代表，建筑组群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巍峨壮观，后者则以西藏大昭寺、桑耶寺等为典型，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两者无论是在建筑的选址、整体的设计，还是建筑的技巧、色彩的运用、装潢的手法等方面，均表现出了杰出的工艺水准和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同时，由于历史上受印度、尼泊尔以及内地文化的影响，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通常又体现出一种多元合一、圆融东西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绘画、雕塑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极其独特的内容，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众多的寺院，特别是名刹古寺，如西藏的三大寺、布达拉宫、大昭寺和青海的塔尔寺、瞿坛寺等，可以说就是一座座神圣而瑰美的艺术殿堂。绘画的种类很多，从形式上而言，主要有壁画和唐卡(卷轴画)等。壁画是指直接绘于或用于墙壁上的画，是寺院中最为主要的一种绘画形式，具体又可细分为壁面画、布面画、木板画三种。壁画内容丰富，多取材于佛经故事以及佛、菩萨、尊者等内容，画面恢弘博大，重彩工笔，层次分明，风格别样，具有浓郁的宗教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唐卡则是一种绘制于布面或纸面上的卷轴画，题材多为佛、菩萨和各种护法神像，具有构图饱满、装饰性强等特点，不少画作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另外，作为唐卡艺术的一种延伸，堆绣也是闻名遐迩。堆绣一般分为平剪堆绣和立体堆绣两种类型。平剪堆绣是将剪裁出的各色棉布、绸缎等图案，精心堆贴在构思好的白布上，形成画面，最后再以彩线绣边而成。立体堆绣则是在绣像内垫上棉花和羊毛，使画面凸起，从而增强立体效果。其构图大致有单幅和联幅两种形式，单幅堆绣多表现诸佛、菩萨、罗汉、护法、密宗金刚、度母等形象，联幅或多幅堆绣则多取材于佛经故事。著名者如塔尔寺的巨幅佛像堆绣，画面之宏大，绣工之精湛，是公认的堆绣艺术珍品。
雕塑主要有泥雕、酥油雕、木雕、石雕、砖雕等种类。泥雕主要用于诸佛菩萨等神像的造型，运用最广，数量最多。酥油雕又称酥油花，是一种油塑工艺，是以酥油为主要原料而形成的一种特殊造型艺术，其作品表现力强，色泽鲜艳，生动形象，且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大凡佛教故事、历史传说、诸佛菩萨，无所不包，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堪称高原之奇葩、艺术之瑰宝。木雕主要用于寺院建筑如殿堂、梁柱等局部和细部的装饰性雕刻，以及佛具、佛像的雕刻，作品多工艺精湛，表现力强，再施之以华彩，更是典雅富丽。石雕的种类很多，既有石雕的佛像，也有石雕的佛塔、动物造像等题材，但最多见、也是最令人称奇的是俗称为“石经”和“嘛呢石”的石板或石块雕刻作品。此类作品，主要是藏文经文、六字真言以及佛像、装饰性图案的阴刻或浅浮雕，雕法技艺娴熟，线条流畅，字体工整，其中不乏艺术品之佳作，如位于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和日寺后山梁的石经墙，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雕刻精美，被誉为世界石书艺术之最。而位于玉树州结古镇东新寨村的嘉那嘛呢堆，则有世界第一大嘛呢堆之称。值得一提的是，金、银、铜等金属造像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塔尔寺的银塔、色拉寺的文殊菩萨铜像、扎什伦布寺的班禅罗桑益希铜像和强巴佛镏金铜像，……或精巧典雅，或高大华美，堪称金属造像艺术的典范之作。
(五)藏医药学和天文历算。藏医药学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佛教结缘颇深。藏传佛教的许多高僧大德不仅精通佛教义理，而且在藏医药学方面也颇多建树，如萨班·贡噶坚赞、达布拉杰·索纳仁钦等等。特别是寺院内医明经院的设置，为藏医人才的培养和藏医药知识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传佛教对医药学的重视还体现在佛经中对医学著作的大量吸收，如在丹珠尔中有医方明部译收医籍七部，即龙树的《瑜伽百法》、《寿命经》、《阿缚药仪轨》，月喜的《八支医方心要释》、《八支心要释句义月光》，父奴的《八支心要集》和《八支心要医方释》。此外，丹珠尔藏中工巧部和杂部尚有多部医药类书籍，如龙树的《和香法》、《王妃丸药》和《根本藏大药次第》等。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大藏经》中无上瑜伽部的经、疏、论、轨等四密典。密典以即身成佛，证得共同殊胜两种悉地为要旨，其关于脉、风、明点的理论体系，后成为指导藏医医疗实践的不二学说。而其八大共同悉地中关于炼制丹药、眼药、丸药的方法也为藏医所承袭。至于藏密中各种修行法在医疗实践中的特殊效果，则更是引人入胜，是有待以科学态度进行探究的神秘领域。
天文历算即算学明，在藏族传统“十明”中属于“小五明”的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的天文历算总是与宗教纠结在一起，寺院内时轮经院的设置大大加强了天文历算在僧俗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藏族曾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天文历算学家，如“山洞算法”派的鼻祖木雅·坚参白桑、《星算综合论》的作者噶玛饶迥多杰、《旦孜》和《算学智者欢喜》的作者布顿·仁青智等，尤其是15世纪以来，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天文历算学家，如扎琼·云丹嘉措、藏琼·曲扎嘉措、普巴·伦珠嘉措、解·诺桑嘉措等等，他们博采诸家之长，融会东西，著书立说，代表性的著作有《白荷教诫》、《央恰释解》、《美丽的训诫》等。进入17世纪，天文历算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期，五世达赖甚至亲自撰写天文历算著作，名曰《算学问答太阳之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第巴·桑杰嘉措撰写的两部著作《白琉璃》和《除垢》，有拉萨、德格和拉卜楞等不同版本流传。此后又有许多著述问世，如《解释金质本》、《敏珠林历书》、《格言宝珠》、《德格历书》、《算学智者珍宝》、《算学亮光之精》等等。这些著述，不仅充分总结和继承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而且有所发明和创新，对于藏族天文历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藏传佛教文化遗产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关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所应恪守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不过，由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人文社会等多方面背景的不同，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自然又具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一)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传承和保护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基础。藏传佛教文化发祥于雪域高原，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是藏传佛教文化赖以生生不息、绵延传承的生态环境基础。因此，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生态环境实施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显而易见。不过这里强调的生态环境，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不仅是指自然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包括人文社会的或文化的生态环境，这是一种两义性的、完全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概念。显然在这种生态环境系统中，文化与自然是最为基本的构成要素，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缺一不可。毫无疑问，由土壤、空气、植被、川原、湖丘、山峦等要素有机构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繁衍的第一条件和天然基础，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作为文化的生态环境系统内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选择，不仅规定着文化的生态环境系统本身的基本态势，同时也会对自然的生态环境产生强有力的反馈作用。藏传佛教文化遗产作为自然与文化的“大生态”环境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生态环境的保护，无疑是传承和保护的最自然、也是最为先决的条件，但文化的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及其内部各子系统或各大功能体之间，如宗教文化与经济文化、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本民族文化与异民族文化、主体文化与边缘文化、母体文化与衍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等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协调，往往是藏传佛教文化遗产得以自然传承与有效保护，乃至健康发展的最为有力的决定因素。同时，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传承，同样取决于自然与文化的生态环境系统的多样性保护，脱离了自然与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藏传佛教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扬弃之道是传承和保护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辩证法。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的自觉选择，是不断适应藏族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的产物，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不断扬弃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藏传佛教文化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不断扬弃、不断创新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以历史的观点，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佛教文化在青藏地区的一种地方变体，其丰富的内涵，博大的体系，不仅是对以苯教为核心的本土宗教文化以及内地文化、外域文化因子创造性融摄与吸收的产物，同时也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现实需要，对这些文化加以理性的扬弃，有所取舍，不断整合的结果。正是得力于历史进程中这种辩证的、理性的扬弃，才最终造就了今天意义上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因此，目前要妥善地解决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问题，扬弃之道的历史经验或许可资借鉴。换言之，对于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不加分析和辨识的全盘接受，而是要结合本民族的客观现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加以继承和保护。
(三)开放式的交流与互动是藏传佛教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活力源。历史与现实明证，任何文化现象的存在与延续都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便是作为“遗产”的文化事象也是如此。一般而言，人类文化的传承与演进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的纵向传递，即随着民族或种群的绵延和社会的变迁，为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和需要，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发扬，较之比较活跃的新的文化因子，其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传统的、比较稳定的内容；二是文化的横向传播，即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不同民族或不同区系之间展开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三是文化自身的主体演变与革新，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进行文化主体的更新、整合与重构。其中不同时空条件下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最为突出的影响。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故步自封，拒绝面对和接受异文化，回避来自异文化的冲击、碰撞，缺乏与异文化应有的交流互动、融摄和涵化，都不可能实现质的飞跃而与时俱进。大凡最有活力的文化同时也是最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自身更新与重构的过程，更是不断借鉴和吸收众多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历程。在藏传佛教文化的博大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众多异文化的因子，如印度的文学、天文历算和医学，伊朗的医学，尼泊尔的工艺美术和医学，以及汉地的中医学、天文历算、工艺美术和文学等等。实质上从宗教发生学意义上而言，藏传佛教文化本身就是外来的佛教文化与当地以苯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在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又互相吸收和互相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地方化、民族化的宗教文化形态。而在曾经一统天下的所谓本土的苯教文化体系中，其实也有颇多中亚文化特别是伊朗祆教文化的成分。虽然藏传佛教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与诸多异质或异系文化的交流方式或途径多有不同，其中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自觉的也有被动的，但佛教僧侣的积极传教求法以及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却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媒介形式。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从而大大丰富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内涵。历史表明，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得益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历史也会再次证明，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同样离不开其开放性与包容性特质的坚持。一个自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有生命力，更不会有前途的。
(四)强化立法是传承和保护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制度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进步与和谐的根本保障，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立法的保护。只有加强立法工作，科学地制定法律法规，并根据地区情况和民族特点制定一系列相关的具体保护措施，才能真正将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当然，有了法律的依据，重要的还在于贯彻执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做，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其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同时也必须看到，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除了政府的主导与全社会的参与之外，更有赖于本民族的自觉，因为他们毕竟是这一文化遗产的主体。因此，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培植民众的自觉保护意识，形成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导向和良好氛围，使遗产保护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则是实现藏传佛教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利用
藏传佛教文化遗产具有博大的体系，丰富的内涵。就像其他文化遗产一样，藏传佛教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丰厚的文化资源，也具有价值与利用价值的双重性。价值越大，其利用价值也就越大。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利用其价值，即如何将价值转化为利用价值，却是一个有待探讨的新课题。下面就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体现及其开发利用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历史价值与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是藏族人民辛勤与智慧的结晶，它客观地记录并真实地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形成与演化的过程，蕴含有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说是一种底蕴极其丰厚的物化的、具象的历史资源。因此历史价值无疑是其最为本质的、根本性的价值所在，脱离了历史价值，其他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具体而言，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又相应地体现为宗教史、文学史、建筑史、美术史、医药科技史等多方面的价值。这些价值的体现，既是保护的意义所在，也是合理利用，适度开发的资源依托。然而由于其历史价值的特殊性和根本性，对于历史价值的判定和利用当有别于其他价值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对于历史价值的最完整的保护本身就是最好的利用，虽然保护与利用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可以相辅相成，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任何一种价值的存在，唯有在利用、哪怕是号称最为合理的利用中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当然，利用的方式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价值形式的保护，因为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永远都只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难有终结，对于历史价值的认识尤其如此。换言之，对于藏传佛教文化遗产中某些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要素，应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坚持保护就是最好的利用原则，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使历史价值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以留存于世，光照千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价值体现，就是不加改变的存在本身。当然，如果将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理解为一种纯粹史料学意义上的借鉴或利用的话，也未尝不可。但这应该与其他价值合并考虑才会更加有意义。
(二)艺术价值与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为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等三个方面。对于艺术价值的利用应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并适应现代的审美情趣和市场要求，以保护性的适度开发和可持续性发展为原则，在保持传统工艺特色的基础上，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努力打造符合时代精神的艺术新品牌，如“热贡艺术”品牌的推出，不仅扩大了影响，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而且走出了一条艺术产业化的新路子。同时，在艺术价值的利用方面，借鉴与吸收相关民族地区的成功经验至关重要，如专题性的文化艺术园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以及艺术人才与文化企业的培育等等。不过，尽管利用的形式和途径可以有多种选择，但都不应偏离保护的大方向。唯有做到真正的保护，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好利用。保护是本，利用是末，急功近利、本末倒置是艺术价值的利用中首先需要克服的问题。其次，产业化的本质是艺术价值开发利用的市场化，但市场化并不等于纯粹的商业化，更不是媚俗化，市场化仍然只是保护性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
(三)科学价值与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集中体现为医药学价值，独特的医药学即藏医藏药的价值是其科学价值的核心内容。目前藏医药学的开发利用可以说是一项比较成功的范例，其独特的理论，神奇的疗效不仅逐渐赢得了人们的信赖，而且它的开发利用也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特别是目前国家对藏医药学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它优先列入了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积极地加以发掘整理，并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从而使古老的藏医药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迄今，先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多种，计有上百万册的医药典籍，其中藏医教材有几十种，如《新编西藏中草药》、《新编藏医学》等，对上千种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分、功能用途、用法用量等作了现代药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分析，促进了藏医药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近年来，在藏医药的研制和治疗方面已经取得突出成就，同时现代化的制药技术的导入，以及研究所、藏医学院的创办，不仅使传统的藏医药学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和继承，而且有所创新，有所发扬，展现出一种时代的新风采，可谓古树新葩，再造辉煌。
天文历算也是藏传佛教文化遗产中独具科学价值的内容，尤其是在关于宇宙的认识、时间的推算、季节的划分、日月食的测定等许多方面，与现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多有相通之处。因此，对之加以批判的继承，有选择的利用，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
(四)旅游价值与利用。雄浑寥远的雪域高原不仅孕育了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而且赋予了其独具特色的旅游价值资源。目前，旅游价值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阳光产业，而以寺院、神山、圣湖为核心的所谓“宗教文化之旅”，也已然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品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如何把握时机，实现旅游价值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使旅游价值的利用开发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乃至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的确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表明，旅游价值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表明，对于旅游价值的过度或无序化的开发利用也将造成不良后果。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体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原生态性，为了保持它的原生态性，就必须在利用开发的同时，坚持以保护为主的原则，走生态旅游的新路子，生态旅游本质上就是一种保护性的开发利用。只有保护好才能谈得上开发和利用，而只有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要处理好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对旅游价值资源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编制长远规划与统筹安排至关重要，而打造特色品牌，实现产业链式发展，则是今后开发利用的基本方向。
以上只是就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体现及其利用问题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其实藏传佛教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价值是相当丰富的，除以上几点以外，还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也将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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