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国家政权的强势力群体之一，中国古代侠士与俄罗斯哥萨克自诞生其便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各自母国的国体文化，二者兴盛于大动乱、大变革之际，在各自国家的政权角逐与动荡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但细究根本不难发现，基于不同文化精神和生存方式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比他们的雷同之处显得更为本质与深刻。
关键词：汉代中国；沙俄；游侠；哥萨克；文化差异；
在社会大治，君权控制有序且社会尊卑等级泾渭分明的文化环境里，以暴力和游离在法律边缘的非常规手段对包括君权在内的社会传统规范发起挑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从春秋中后期开始，礼崩乐坏，周王室衰微，成为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诸侯封国僭越等级礼数，擅自滥施兵燹，至战国，诸侯国为了加强自身自身综合实力，合纵连横之余大肆收揽“宾客”，伴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级制度的剧烈变革，宗法制下的等级制度逐渐瓦解，凭借一技之长的侠客应运而生，他们摆脱了旧有的血缘宗法制度的捆绑，他们或寄宿于权贵之下，为主人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或仗剑扈侍，为主人提供安全庇护保障，或行侠仗义，游弋四方，或打家劫舍成为官府的心腹大患，或与上层勾结成为门阀豪族… …至汉初，历时七年战火，国家破败，万民疲弊百废待兴，汉高祖、吕太后、汉文帝、汉景帝等最高统治者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倡导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加之民间固有的崇侠尚义的风俗，使得汉代游侠大兴，侠文化孕育而生。
强有力的政权往往也能催生出强有力的副产品，与汉代侠士的形成轨迹略同，作为活跃在东欧平原上的“马背上的侠客”们，俄罗斯哥萨克频频出现在俄国南征北战的侵伐以及充溢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里。作为一种非常态的民间力量或政治势力，汉代游侠和俄罗斯哥萨克在某些方面有着巧合性的雷同。其一，侠士中的“轻侠”、“豪侠”以及剑客型游侠在某些生存方式与哥萨克或有类似。他们同样都是依仗武力生存，大多崇尚暴乱，孔武有力，都在刀口上讨生活，残忍凶悍是他们的本性，首先他们都是一支民间武装，在民间有很强的威望和震慑力，如汉初“豪侠”剧孟，“剧孟以侠显。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孟死，家无十金之财。而符离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瞷氏、陈周肤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毋辟、阳翟薛况、陕寒孺，纷纷复出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剧孟传》第3184页，中华书局2017年3月版]；俄罗斯乌拉尔河流域哥萨克首领普加乔夫曾任职俄军陆军上尉，后被俄政府流放于西伯利亚，其后逃回故乡，“一七七三年辗转至乌拉尔河畔，自称为彼得三世，以煽惑乱民，自为首领，于是乱民群起附之，未几而从之者达二万五千人… …其所持口号为‘土地和自由’，故深得民心，沿途百姓及教士均欢然迎迓”[何汉文：《俄国史》第143页，东方出版社2012年5月版]到一七七四年，“政府派往征剿之军队，均告失败，其时又以土耳其及波兰战事未终，兵力均受牵制”[何汉文：《俄国史》第143页，东方出版社2012年5月版]，从以上资料不难发现，作为民间实力派的古代中国侠士和俄罗斯哥萨克，其威望号召力以及所拥有的隐实力是极其巨大的。除却国家机器之外，任何个体或团体擅自动用暴力都会被视为非法，即而“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韩非子五蠹》]，其次，他们都是半官方的民间武装力量，即“群侠以私剑养”[ 韩非子：《韩非子五蠹》]，双方中央政府对待两者的态度同样是多加警惕利用兼恩威并施。侠士和哥萨克骑兵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却同样可以用以维护地方秩序或充当战争的急先锋，沙俄多次利用哥萨克骑兵南征北战，在俄土战争、大北方战争、俄波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等诸多对外战争中经常可以看到哥萨克的身影。《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3174页，中华书局2017年3月版]，《汉书·昭帝纪》：“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 班固：《汉书·昭帝纪》，第231页，中华书局2016年3月版]颜师古注：“恶少年谓无赖子弟也。”所谓“恶少年”也正是侠士中“轻侠”的一种，他们作奸犯科，屡屡触犯法律，为人不齿，属于民间力量之一。各种民间力量通过不同的途径参与和影响地方政治，中央政府对其加以利用、打击、限制。民间力量也始终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二者在地方政治运作中形成一种“权力一元，权威多元”的格局。而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绝不会允许侠士实力膨胀到形成“权力一元，权威多元”的格局，汉武帝时期征徙地方豪强于关中茂陵致使大侠郭解亡命天涯的事件可见一斑；而观之沙皇政府则出台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镇压哥萨克，比如取消阿塔曼的民主选举权、禁止村社接纳自由人加入，还把部分哥萨克强制迁移到其他地方，佐证两国统治着统治术的异曲同工之处。最后，古代侠与哥萨克的归宿也较类似，二者同样身处国家政权的对立面，皆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他们诞生背景都是社会大动荡后，动荡的岁月，是武艺高强的刺客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两汉之际，盘踞在陇地的隗嚣和控制蜀地的公孙述都曾派遣刺客刺杀不从己命的名士或地方大将”[ 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第14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东汉政府军最终攻取两地。苏俄内战期间，俄国当局经常利用哥萨克人镇压人民革命。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萨克人自治性质的村社不再起行政单位的作用。待国家元气恢复，实力，集权力量雄厚之余便会对之进行制裁、收编、融合，甚或武力翦除，汉代游侠和俄罗斯哥萨克的最终归宿也只能是融入主流社会。
形似而神不似，是比较古代中国侠士与俄罗斯哥萨克差异性的总结，首先两者的人员阶级构成以及源起方式截然不同。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古代中国侠士的人员构成相对复杂，以该群体的经济地位、社会政治地位、生存方式为基准可以大致将之分为政治性游侠，如曾经秦昭王之任命赴咸阳为相，其后又仕魏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公伐破齐”[ 司马迁：《史记•孟尝君传》，第2352页，中华书局2017年3月版]的孟尝君田文，也有来源于六国旧贵族和反秦、西楚战争中崛起的新贵的豪族型游侠，还有没有官爵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常以“任侠”行为示人的平民型侠士；更有傅介子类以勇、信、义及慑人魄力著称的刺客型游侠，其人员构成庞杂，成为侠士的动机也不尽相同；而俄罗斯哥萨克人员结构相对简单，成因也较清晰，大约在公元十五至十六世纪时，由于地主贵族的压榨和沙皇政府的迫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鞑靼等民族中的一些赤贫农奴和城市贫民，因不堪忍受沉重的压迫，被迫逃亡出走气候相对温和的南俄地区。其二，两者生存方式差异巨大，前文提到汉代侠士分四类，政治型侠士、豪族型侠士与上层建筑关系紧密，亦或其本身就是封建统治秩序中的一员，虽其行侠义之事，其生存模式定然殷实丰沛，在政权建设中发挥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平民型游侠如田仲、赵王孙、陈遵等也多可实现自给自足，刺客型游侠多寄食于事主，他们效忠于主上，常隐没于夜色，行事如政治暗杀、仇杀报复、情杀等，是典型的恐怖主义力量。相较于古代中国侠士，俄罗斯的哥萨克的生存方式更为粗暴，近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强盗生活，哥萨克人时常劫掠来往行商，或袭击黑海、里海、亚速海沿岸的城乡贸易点。他们用鱼类、牲畜、皮货与其他战利品去换取他们生活所必须的粮食、伏特加和武器。具有难以被驯服的天性。某种意义上说汉侠堪称“侠”，俄罗斯哥萨克近乎“匪”。
其三也是极重要的区别便是两者之间判若鸿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职责。哥萨克源起于俄罗斯农奴，其先祖在不堪罗斯上层的压迫被迫逃往至南俄，陷于贫困境地的下层哥萨克具有与生俱来的强烈反抗性。他们为追求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这种刚烈的价值取向既包涵反抗专制统治的内容，也明显带有极强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因而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多有冲突。18世纪哥萨克人被俄国逐步正规化，他们在名义上归顺了沙皇，但保留了较大的自治权与独立性，并因此与俄罗斯中央政府龃龉不断。中国的侠士起源相当复杂，其继承了古代氏族遗风中互助精神，或源于儒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源于神话原型、或源于刺客和民间，现今中国和日本史学界最流行的观点则是“游侠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分途之后的武士阶段。”[ 【日本】曾渊龙夫：《汉代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弘文堂1960年。冯友兰：《原儒墨》，《清华学报》1935年第2 期。]他们大多信奉道义、讲信重情、轻财好施、仗义为人、勇毅强悍，看重名誉和尊严，极富浓郁的人文情怀，汉代侠士自登上历史舞台后便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来支撑、规范和约束。相对于哥萨克群体，侠士是非常松散的武人集团，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可以成为侠士，“侠”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和官方给予的荣誉称呼，且群体复杂，并不象哥萨克一样多由逃亡青年农奴组成，而是良莠并存，善恶两极，其存在的动力是古士们的人格魅力以及对诺言、忠诚、除暴安良、个人或集团信仰的尊奉，侠的内部缺乏统一的道德规范和管理模式，相比之下哥萨克多信仰东正教，其行为举止却是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整体则属于半军事化或正规军麾下的统一管理体制，尽管其数降数叛，难以约束，终究属于游牧型军事集团。
其四，古代中国侠士和哥萨克选择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不同。汉武帝时期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伴随着对诸侯势力的严酷打击，与地方势力关系千丝万缕的侠士也陷入了被清剿的结局，大多数侠士选择了三种基本走向，第一，主动投诚并参与政府公务，成为统治秩序的一部分，例如杜陵游侠陈遵由县令拜为校尉，多次述职太守，最终受封嘉威侯。[ 班固：《汉书游侠传陈遵》]齐国任侠楼护官拜谏大夫、天水太守、广汉太守，最终荣封息乡侯。[ 班固：《汉书游侠传楼护》]第二，主动向官府示好，虽不为官任职，却也与官方关系密切，成为地方豪强势力，最终成为了望族名门。第三，继续行侠仗义，与官府对立，这也是三种汉后期侠士中数量最少的一支，其最终隐没山林，蜕变为匪盗。政治结构的变迁是左右侠士兴衰的风向标，向政治积极靠拢并最终官僚化、豪强化也是其生存的必须或是时代的需要。而俄罗斯哥萨克的融合过程则显得更为血腥和残酷，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也随着沙皇俄国分崩离析。其中大部分不服从苏维埃管束而跟随邓尼金、弗兰格尔、高尔察克等旧沙俄军官加入白军阵营，少部分下层哥萨克则加入列宁、托洛茨基阵营的红军，有的则在家乡独立建国。随着俄国内战的结束和入侵波兰的失利，哥萨克开始迎来了自己的黄昏。哥萨克人的数次起义引来了苏联政府的镇压，最终导致了哥萨克自治体的消亡。尤其是在争夺激烈的乌克兰地区，哥萨克们首当其冲，成为了红军南下的首要目标。同时，他们也必须随时面对白军残余和新独立的波兰人。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大部分哥萨克人的历史被永远定格。二战时期，约50万哥萨克人在原苏联中将，被俘后投降德军的弗拉索夫的煽动下投靠德国的成立“俄罗斯解放军”枪口倒转指向了自己的同胞，与苏维埃政权对抗。
作为哥萨克人的最后一搏，二战中的伪军“俄罗斯解放军”一度规模庞大。但伴随着纳粹的迅速败亡，魁首弗拉索夫被苏联政府俘获后立即执行绞刑，以哥萨克人为主的仆从军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清算。现而今，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仍旧有700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自称哥萨克，尽管其血液中依旧流淌着古哥萨克人的野性，其实无论是在族群精神继承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亦或在地域分布和族群构成的方面，这些自称哥萨克的后裔和历史上的哥萨克已经产生了明晰的断层。20世纪90年代两次车臣战争以及2016年的叙利亚内战中，哥萨克后裔官兵在格罗兹尼巷战、阿勒颇战役中与车臣叛匪和叙利亚反对派，恐怖分子鏖战的表现中依旧英勇无敌，战功卓著，却已经放弃了历史上对本国中央政府时服时叛的墙头草行为，彻底融入了俄罗斯当今社会。换言之，纯粹意义上哥萨克人的历史已经彻底完结。
结语：尽管汉代侠士和俄罗斯哥萨克形神较似，却无法逾越其文化鸿沟、精神差异、国别、民族信仰、群体生存方式等诸多硬性因素。强权之下必有反抗，汉代游侠和俄罗斯哥萨克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在国家政体不断完善，统治秩序更加合理有序，文明程度愈加高级的趋势下，两者的境况只能是顺应时代需要融入当下社会，然而其对各自母国留下巨大的文化财产和无畏的精神财富是永难磨灭的，汉代大侠剧孟、朱家、为民仗剑除害，夏伯阳挥舞哥萨克钢刀驰骋草原的雄姿永远定格在了两国的英雄墙上… …
简介：李良臣（1992.11-）男，汉，河南省永城市，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
论文作者:李良臣
论文发表刊物:《青年生活》2018年第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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