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传统与日军慰安妇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日军论文,慰安妇论文,传统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术界对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着眼于战争角度。其实，这一制度的形成与日本社会传统密切相关，研究者大多忽视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有所提及，但总体看来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注：例如，马振犊先生在《日本军队对被害国妇女实施性暴行及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日军的性暴行与日本人的思想观念、性意识及民族历史习惯密切相关。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展开分析。）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讨日军慰安妇制度与日本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以期引起各位方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问题的提出
二战期间日军建立的慰安妇制度，规模庞大、组织严密，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无耻的一页。关于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一般认为有这样几点原因：即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维护军纪、防止大规模强奸事件的发生，预防性病流传、保持军队战斗力。（注：参见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1、35、36、36—37、35页。）毋庸置疑，这些解释显然都是合理的。但我们认为，仅仅从战争的角度解释这一制度形成的原因，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日本是迄今惟一为满足军人性需要而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就连其法西斯盟国德国和意大利也都没有这种制度。历史上，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有些国家的确曾经实行过军妓制度，但这与日本大规模强征妇女为性奴隶，性质完全不同。性冲动和性需要是人的本能，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会给人的情绪和健康带来很大危害，也会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都会对交战国官兵的精神、意志造成极大影响。然而，针对战争中军人普遍存在的性需要，只有日本建立了慰安妇制度，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因此，探讨日军这一制度建立的原因，就不能仅仅考虑战争因素，还应当从日本社会内部寻找答案。
日本作家田村泰次郎（1911—1983年）的小说《雾》，曾经描写过二战日本士兵活着的两大理由：既同敌人战斗，又追逐女人，自己才尝到了活着的滋味。（注：引自赵鑫珊、李毅强《战争与男性荷尔蒙》，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同敌人战斗”，是军人的使命所在，无可厚非。而把“追逐女人”作为活着的两大理由之一，足见性生活对于日本士兵的特殊意义，其人生的价值观念也可见一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同敌人战斗，又追逐女人”，完全是日本社会传统的产物。前者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后者则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写照。正是由于日本社会传统中的诸多特殊因素，才造就了日本军人特殊的性观念和性需要。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则在客观上满足了日本军人的这些需要。离开日本的社会传统，就无法全面、科学地解释这一制度形成的原因。
日本社会传统与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一）日本人的性观念
男性性生活的放纵和社会对这一现象的认可与接受，是日本人性观念的重要特征。
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军人郭歧，对日军的强奸暴行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地说：“我真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好丑，群来发泄兽欲”。（注：郭歧：《陷都血泪录》，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在南京大屠杀中，几乎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个个都是色情狂，这的确让性观念相对保守、含蓄的中国人无法理解。其实，日本士兵的这种表现不是偶然的，恰恰是真实地体现了日本男性随便和放纵的性观念。这种性观念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日本是典型的男权主义国家，男性在社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他们养成了随便和放纵的性生活习惯。
日本长期盛行父家长制和长子继承制。男性特别是长子，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日本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地位，在各方面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明治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扩张，军人的社会地位，更是又明显高于其他男性。明治时代日本家长择婿首选多是大学生，而到昭和时代，首选则是军人。
与此相适应，日本男性在性生活方面也处于支配地位，性生活较为放纵。嫖妓和养情人，作为日本人公认的生活“常识”，成为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男人能力和荣耀的象征。明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曾被男人们视为“惟一的英雄”的伊藤博文，就是当时公认的“色男（色鬼）”。寻花问柳、“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是他“高雅”的乐趣。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60多岁时死在了妓女的怀里。二战时被视为日本海军“军魂”的山本五十六，死后骨灰的一部分由其情人保存，足见日本社会对情人的接受与认可。被日本人公认为英雄的大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人“逛妓院就像上厕所”，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2.男性生殖崇拜，使男性性生活更具优越感。
日本男性性生活上的支配地位，不仅源于经济原因，还源于日本社会的男性生殖崇拜观念。生殖崇拜是世界许多民族中常见的社会习俗，日本早就有男性生殖崇拜的传统。特别是明治以后，在日本的路旁道侧，到处供奉着被日本人奉作神明的各种尺寸和造型的阴茎，成为一大景观，连外国人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注：老唤：《日本人的背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56、21页。）日本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祭”，其中就有很多体现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
尽管生殖器崇拜的习俗在各国并不少见，但像日本这样随处可见、形象化并经常举行隆重仪式作“祭”的，实在少有。日本男人就是靠着这一神话、头顶着“金精明神”（即阴茎的尊称）的光环君临女人，（注：老唤：《日本人的背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56、21页。）使他们在两性性生活中扮演了天然主宰者的角色的。韩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尹贞玉女士曾指出：“很早以来，男性就以他们生理上的优势支配着女性。但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端，就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军队慰安妇。”（注：尹贞玉《关于朝鲜妇女充当“挺身队”（慰安妇）的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慰安妇”这一称谓本身，即明显体现着男性对女性占有和主宰的性意识。
3.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民族心理。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日本文化的特点是“耻感文化”，（注：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4—155页。）其表现是：个人特别注重别人，尤其是团体对自己行为的认同程度，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以不被认同而感到羞耻。这种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是：个人行为的约束力来自集团或社会，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突出表现为外在的彬彬有礼、循规蹈矩和内在的极端自我放纵，个体一旦脱离集体的约束，便变得放荡不羁。色情业长期泛滥，与日本人的这种性格有直接关系。因为进入色情场所大家都互不相识，不用怕别人说三道四，关起门来尽可以无所顾及地寻欢作乐。另外，日本人又缺乏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教条的束缚，性行为的自我放纵也就在所难免。
以上几点，促成了日本男性随意和放纵的性观念。而日本男性这种放纵的性生活习惯，决定了他们根本无法忍受性生活的长期缺乏。这就使得长期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生活极为枯燥难熬的日本军人的性需要问题特别突出——这就是导致慰安妇制度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日本军人对性生活的迷信心理
日本军人在性生活方面有很多迷信观念，慰安妇不仅满足了其生理需要，也满足了其心理需要。日本军人不仅认为吃人的生殖器可以增强生殖力，（注：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9页。）而且深信强奸处女能在战斗中更加有力。他们甚至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制成的护身符，相信这样就有了魔力而不会受到伤害。（注：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9页。）尹贞玉女士还指出：“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注：尹贞玉《关于朝鲜妇女充当“挺身队”（慰安妇）的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日本军人的这种心理，其实是一种“辟邪求生”心理，这对于朝不保夕的士兵们来说，无疑有着异乎寻常的精神作用。日本老兵水野靖夫也说道：“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注：参见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1、35、36、36—37、35页。）既然认为“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那么性生活对于战争中的军人来说，就是绝对的需要，越是第一线的部队就越需要；仗打的越激烈就越需要。这也就是二战时期哪里有日本军队，哪里就有慰安妇的原因。
日本人还有一种迷信心理，叫做“生的确认”，即男人通过与女人的身体接触，得到女人的抚慰，特别是与女性性交来体验和感受生命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日本，竟然有80多岁的老人乐于通过一种叫做“援交”的方式，和少女发生性关系的怪事。其理由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并且可以回味年轻时代的美好时光。持这种观点的日本人并不少见，很多日本男人就是靠着买淫才感到生命的存在。（注：老唤：《日本人的背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56、21页。）
这种通过女性身体来体验生命存在的心理，在二战期间朝不保夕的日本士兵当中表现的特别突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验证存在”心理。1939年3月在浙江长兴，遭到袭击后活着回来的几个日本士兵，一回到兵营便心急火燎地敲开慰安妇们的房间，抱住慰安妇。他们这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活着，以减少战友死亡的刺激，并乞求慰安妇对他们的恐惧的心灵给予抚慰。（注：参见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1、35、36、36—37、35页。）
千田夏光在《从军慰安妇》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几个遭到袭击侥幸逃脱、深夜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冲入慰安所，第一个士兵把慰安妇庆子推倒在床上，迅速撕开庆子的上衣，然后发疯地吮吸着庆子的乳房，一边还呻吟道：“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不会死了！”（注：参见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1、35、36、36—37、35页。）
一个在中国战场从军5年又被征集的日本军官写道：“在这里，似乎只有淫乱一件事在维系着人们的生命。骗人的、唯心的证据，像军人敕谕和战阵训之类，大大小小有很多，但唯一证明我们还活着的（着重号为作者加），可能就是我们心中蠕动着的淫乱的情感和这种情感的发泄。”（注：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这说明，日本军人需要慰安妇，不仅仅是为了解除寂寞和满足性欲，还希望能够在战斗中保住性命，感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证明自己还活着。这对于稳定他们的情绪、防止发生过激行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慰安妇制度建立的又一重要原因。日军高层在建立这一制度时，就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让士兵们依偎在女人的胸脯上，与女人亲近，有利于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设立慰安所能暂时缓解士兵的恐惧心理。（注：参见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1、35、36、36—37、35页。）
（三）日本女性客观上的支持
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极低，她们不仅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在客观上支持了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长期以来，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男主女仆、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她们的权利、尊严得不到保障。（注：关于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可参考李卓《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载《日本研究》1998年第1期。）二战时期，日本政府鼓吹“举国一致”，号召人人都要为战争作贡献。为此，大批日本妇女志愿加入到慰安妇的行列。当时，男子的爱国是为国捐躯，妇女则是为军人献身。为了天皇的“圣战”，男人献出的是生命，女人献出的则是肉体。女人用自己身体去抚慰流血牺牲的将士，既天经地义又无上光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失去自我的日本女性对慰安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纵容和支持的。最早成为慰安妇的，就是日本妇女。其中除一部分妓女外，更多的则是良家妇女。她们大多是抱着效忠天皇的美好愿望而志愿成为慰安妇的，虽然其中不乏被蒙蔽和欺骗的因素。自身地位低下、缺乏独立意识，再加上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都使得日本妇女成为这一野蛮制度最早的受害者。这不仅是日本女性的耻辱，更是极大的悲哀。那些怀着美好愿望成为慰安妇的日本妇女，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成为了性奴隶，更没有想到在战争发动者的眼里，她们只是“战略物资”而已。（注：1941年10月18日，二战罪魁祸首之一、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质，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质。”（见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这其实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慰安妇的看法和主张。“不仅仅是中国妇女、朝鲜妇女，即使是日本本国妇女，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都只能是‘战略物质’”。（注：卞修跃：《慰安妇问题与日本战争罪责》，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四）长期的历史渊源
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实际就是日本传统娼妓制度的延伸。
日本的娼妓业一向很发达。早在11—12世纪的封建时代，当时的大名（即诸侯）割据争雄，跟随武士出征的，除战败一方的将士的妻女外，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百姓的妻女也沦为娼妓，来慰籍武士们的灵魂，她们大概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慰安妇。到江户时代，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年）为了削弱大名的势力，不惜采用“游廓（妓院）政策”，目的是用女色消磨大名、武士的斗志，耗尽他们的财力。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的淫风更盛，所谓的“慰安”便从那时起逐渐成为一种常识。（注：老唤：《日本人的背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56、21页。）日俄战争期间，近百万日军进入我国东北，就有大批日朝妓女接踵而至，成为随军娼妓。1918—1921年，日本为干涉苏俄革命，再次派兵十余万进驻我国东北，又有大批军妓随行。二战时期日军最早的慰安妇1932年在上海出现，她们就是从日本国内征集来的妓女。因此，正如吴天威先生所指出的，慰安妇制度实际上就是“日本传统娼妓制度之延伸”。（注：吴天威：《日军史无前例的强暴中华妇女》，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与日本社会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具有历史根源。有学者认为：“日本并没有因吸收中国文化而中国化，也没有因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化，倒是把吸收的文化都日本化了。”（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事实正是如此。“脱亚入欧”和“文明开化”后的日本文化，既不同于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印度等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这就使得日本人的性观念，既没有受到禁欲主义思想的束缚，又摆脱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与矜持。色情业泛滥、两性不平等和男性生殖崇拜等因素，使日本男性的性生活极为随意和放纵，性生活的缺乏则是他们难以想象和忍受的。这就使得长期在外作战的日本军队所面临的性需要问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突出。另外，对性生活的迷信心理，就更使得女人和性生活对日本军人有着特殊的精神作用。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屡屡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的重要原因。对于日本军队来说，性欲能否得到满足，不仅影响官兵情绪，更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尽量满足官兵的性需要，对于日本军方来说，既十分紧迫又绝对必要。这样，为了稳定军心，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也就成为必然。而日本社会传统娼妓业的泛滥，则使这一制度的出现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第二，为慰安妇制度辩护的观点完全是日本人的逻辑。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经过无数人证明的、无法抹杀的铁的事实。然而在日本，就像有人极力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责任一样，至今也有人在积极为慰安妇制度辩护。他们或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或说慰安妇制度是商业行为，慰安妇是志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日本士兵是付了钱的等等。且不说这些狡辩是怎样的歪曲历史和荒唐无耻，单就这些所谓理由的提出，就充分反映出少数日本人灰暗、无耻的心态。
上述说法既不新鲜也根本不值一驳。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将侵华日军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列为战争罪并加以惩处。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谷寿夫就一再辩称：设立慰安所系向当地长官商量，并征求慰安妇女之同意。对此，检察官陈光虞在军事法庭上公诉时就说过：“（然查）我国妇女及社会风尚，向无以肉体作慰劳之习惯，即本国行军，亦不能使其同意牺牲色相，况为敌军。且就其在南京强索妇女不遂杀人观之，尤足证所谓征其同意为虚饰。”（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2、593页。）谷寿夫早已得到应有的惩罚，可直到今天，竟然还有人死抱着谷寿夫之流的狡辩不放。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朝鲜等国妇女的性观念，而完全是根据日本社会传统经验，按照日本人自己的逻辑，先入为主地想当然。在他们看来，慰安妇就如同日本的娼妓一样，得到钱就会同意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东中野修道，对日军在南京的强奸事件，不是也说过“跟日本人去或许能发财……女人们都是志愿去的……”吗？（注：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第三，日本妇女也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日本慰安妇对此不应再保持沉默。二战时期成为日军慰安妇的，不仅有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家的妇女，也包括大量的日本妇女。与其他国家的妇女一样，日本慰安妇本质上也是任人蹂躏的性奴隶。对此，曾经充做过日军慰安妇的日本女性，应当有着清醒的认识。韩国、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慰安妇已经坚决地行动起来，向世人揭露慰安妇制度的真相，并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那么，同样是受害者的健在的日本慰安妇，再也没有理由继续保持沉默。由她们起来揭露慰安妇制度的罪恶，会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