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3)02-0058-10
一、学术史史学史的考察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它的兴起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但对这一学科的起源，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人做过专门研究。本文即拟从学术史史学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作一初步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在中国，“上古”、“中古”、“近世”与“近代”都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但把它们用来指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则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在1902年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中，已有“外国近世史”一门（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8月15日），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1页。）。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代新史学家梁启超、夏曾佑等开始尝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夏曾佑在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主张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阶段。所谓上世史，指自黄帝以迄秦统一的历史；所谓中世史，指秦统一后至清乾隆末年之历史；所谓近世史，指乾隆末年以后之历史。也有的学者主张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或者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划法还很多。这样的划分，显然是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在西方，“近代”的概念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它是随着近代意识本身的发展而出现的。它第一次使历史的图景获得了进步的外貌。但中国人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或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的四分法，却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间接输入，特别是日本史家桑原陟藏及其所著《支那史要》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民初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注：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第113号，1918年4月17日。桑原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
无疑，按照西洋的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是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科兴起的前提之一。然而，在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偏好古史，对近代史研究存有很多偏见，或受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朝史事；或以现代事迹为不足研究，而集精力于考古。梁启超称这种“专喜挦持扯残编，不思创垂今录”的现象是乾嘉学派的遗传，学者藐视近代史的研究，“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7页。）梁启超的这种推论虽然过于简单和武断，但却反映了当时史学界的一般趋势。进入192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开始进入大学课堂，但其内容极为幼稚，课程名称也不稳定。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于1917年设立史学门，其中必修课中就有“中国近代史”，但当时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自唐至明亡”一段，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近代史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近代史”之外，另设“清代史”。（注：《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1917年12月2日。）可见其指导思想，仍未脱传统史学范围。1920年后，史学系的课程有了改动，本科史学系中设有“中国近世史”一门，预科中还设“中国最近世史”，其目的是“讲明中国最近百年之史事，使明中国现在之大局由何因果而来。”（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民国九年十月），《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其所谓“中国最近世史”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近代史”相仿佛。1923年，北大史学系课程再做调整，本国史与外国史并重，分设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史，并以“现代史为尤要”，安排在本科第二学年。其课程指导说明称：“盖史学之目的，在认识现代社会之来历，以谋未来之建设，故现代史在史学中之位置尤为重要。兹将本国外国之现代史排列在第二学年。其所以不排在第四学年者，欲使教授与学生，讲习此课完了之后，仍年年继续采集现代史之材料以成史，至第四学年毕业时止，则教授与学生时时留意搜集史料，造成史书，作为一种实地练习功课，盖一举两得者也。其所以不排列在第一学年者，以史学基本科学未习，则搜集史材，尚无判断之能力耳。”（注：《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但这一课程计划只推行了二年。1925-1926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就取消了“现代史”课程及相关说明，本国史课程改设为上古史（自上古迄周末）、中古史（自秦汉迄五代）、近古史（自宋至明）、近世史（自明中叶迄民国）。（注：《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779号，1925年10月12日。）至1930年，北大史学系又新设“中国近百年史”课程，分民国前及民国两部分，“皆非专重讲授，兼以练习搜辑史料为主，新发生之史实，并练习组织之记载。”（注：《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年至二十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2470号，1930年10月16日。）总之，在192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已进入北大课堂。但其名称凡三变，且均强调以搜集史料练习编纂为主，可见中国近代史这一学科尚处于萌生阶段，还没有成熟。
清华的情形与北大相似。清华原为留美预备学校，课程设置素重西史而轻中史，甚至是有西史而无中史。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次年筹设历史系，其时即决定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史并重，并立志要以十年之功编出中国通史及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各一部，“上可比剑桥之盛举，下亦不失吾国史界之威权”。（注：陆懋德：《筹办历史系计划书》，《清华周刊》第383期，1926年6月。）可惜由于世事及人事的变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在1927年制定的学程大纲中，历史系在第二学年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第三学年又设有近世史课程，可见其时对近代史之理解仍不成熟。1929-1930学年度清华历史学系改设“中国近百年史”课程，课堂讲授仍偏重专题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注：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88页。）
严格说来，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因为，在193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史著作，（注：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以“中国近代史”为题的书有三部，它们是：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及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1938）。另有以“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为题的著作10余本。）这些著作无论在取材还是体例上都较20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著作要科学而且完备。更重要的是，它们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宗旨、问题到研究方法都为之一变，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典范”。这一典范深深的影响到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形成的。
从学术史史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主要是由于（一）新材料的发现，（二）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试申其义。
二、新材料的发现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科兴起的，则是清内阁大库之明清档案的发现。
清内阁大库是两座库房的总名，位于紫禁城内之东南隅。（注：《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二：“内阁后门东为红本库，又东为尊藏实录库及书籍表彰库，俱北向”。）内中所藏，“书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案卷则有列朝之硃谕，内外臣工之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然而，“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注：王国维：《库书楼记》、《观堂集林》卷23，《王国维遗书》（二），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第601页。）宣统元年，因大库屋坏需要修缮，部分旧档乃开始出库，先存文华殿之两庑，又移学部，再迁国子监，库中所藏渐为外人所知。民国二年，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于午门，贮存清宣统间由内阁大库移出之部分档案。民国十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就将零星散乱的档案，装九千麻袋，计十五万斤，以四千元的价格，出售于同懋增纸店，为造还魂纸之料。其事为罗振玉所知，遂以三倍之利收回。罗振玉收购旧档，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其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好成立，主任沈兼士乃与马衡、陈垣、朱希祖等共商以其劫余收归研究所。1922年5月，北大校方向教育部上了一道公函，请求将现存博物馆而尚未卖掉的档案拨归北大代为整理，其最重要的理由，即是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其言称：
“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正广搜材料，用科学方法，作新式之编纂。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的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为快。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虽经该馆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尅期成功。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尅期编成公布于世。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注：蔡元培：《请将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5.12)，《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9页。）教育部同意了北大的请求，将旧档拨归北大整理。1922年7月，北大接收档案完毕，并制定了整理计划，第一步是分列朝代，第二步是摘由，第三步是分类整理。（注：沈兼士讲，魏建功记：《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337号，1923年11月10日。）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也加入了档案整理工作，史学研究的风气为之一变。一方面是过去那种偏好古史的风气开始转变，另一方面是史学研究一改从前那种徒托空言的风气，渐而采用实证方法。沈兼士指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资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开一新途径。良以档案为未加造作之珍贵近代史料，固等于考古家之重视遗物遗迹也。”（注：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1935年1月），《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页。）可见旧档直接改变了学者对近代史的观念。
罗振玉购得旧档后，曾延招十数人，排日检视，大致分类，并择其要者，刊行《史料丛刊初编》。他原想永久保存旧档，独自整理传布，终因财力不继，于1924年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将旧档转让给当时寓居天津的李盛铎。四年后，李氏亦感其艰，即由马衡介绍，又以一万八千元的价格转让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史语所得到这批档案后，即决定以此“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第294页。）据史语所历史学组民国十八年度报告，“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本组之集众工作，自九月末开始工作以来，已经初步整理之档案，约占全数十之八，其余再经两月，即可蒇事。”至于研究，“关于近代史方面，此时尚勤于材料的取得，研究论文约得两篇”。（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第225页。）可见，近代史的研究也因明清档案的发现和整理得以在史语所中占据一席之位。
清内阁大库档案除流出（后经罗振玉、李盛铎之手辗转归至中研院史语所）及拨交北大的部分之外，未经移出之档案为数尚多。1924年11月，溥仪出宫，办理清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设文献部，收集宫中档案。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奏请国务院将原存在集灵囿的军机处档案归其保管，国务院同意了这项请求，博物院遂将军机处档案移至大高殿保存。不久，国务院又以该项档案于今日政治史事息息相关为由，要求收回，但博物院拒不交归，理由是该项档案“裨益于近世史者实非浅鲜”，且自档案移交故宫博物院后，该院即派员着手整理，“现当工作未竣之际，如遽移归保管，则前功尽弃，殊为可惜”。（注：单士元：《清代军机处档案》，单士元著：《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6页。）1927年10月，故宫博物院开放大高殿，展览军机处档案，许多学者前去翻阅抄录，蒋廷黻就从中抄录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件，并据此编辑出版《筹办夷务实录补编》。（注：《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台北，1987，第193页。）故宫档案的开放，特别是筹办夷务始末稿本的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场革命，从此学者渐渐注意中外史料的直接探求，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蒋廷黻在评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史料价值时说，“此书中大部分的奏稿都是新的材料，……在学术界完全是新的东西，还有那些外交照会，虽然很少，也都是中国学者从未看见的，杂类文件也都是新的材料。”“我们研究中国外交史者，始能中外材料参用。”（注：蒋廷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清华周刊》第37卷第9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得此空前丰富的资料，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发现及其整理，开启了史学界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1928年中山大学设立近代史料征集委员会，向全国征集近代史料，内容涉及政治、国际交涉、秘密会社、革命运动、政党、社会生活六个方向。（注：陈功甫：《征集近代史料意见书》，《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34期，1928年6月20日出版。）清华大学历史系则自1929至1934年间陆续收购了清末北京各衙门档案五万余件，并准备继续收集私人及地方的史料。（注：吴晗：《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5月。）禹贡学会也收藏有光、宣两朝档案三、四万件。这些档案虽非源出大库，但其作用及与近代史研究之关系，则与大库所出诸档相同，其重要性也与内阁档案相当。
在注意收集国内档案的同时，学者也开始注重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英、美、德、法、日、俄各国的政府文书、外交档案及时人纪录均在搜求之列。罗家伦1926年游学欧洲时提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实即就是一个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收集计划，其所拟收集种类及收辑方法有：(1)可以设法购得的原本史料（如林文忠亲笔所批档案）；(2)不可购得而可照像或钞写的史料（如伦敦、巴黎等大图书馆所藏之重要中国史料，如洪杨文件，景善日记等）；(3)尚可得到的绝版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如当年耶稣会士论中国事的书信，讲鸦片战争的“Nemsis”等书）；(4)随时购买新出的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如前德国庚子联军大将瓦德西所出回想录Denkwuerdigkeitendes Grafen von Waldersee等）：(5)尚可得到，但是已绝版的中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钞本附买）；(6)随时购买新出的中国文的史料。（注：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出版。）上述计划中的(2)、(3)两项，曾由陈寅恪、赵元任向清华当局建议，拟即筹款委托罗家伦在欧洲着手搜集，后因清华教务长更迭，无人负责而停顿。英国的外交文书及档案方面，萧一山曾购得英国外交文书150余件，并编有《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Catalogu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apers on China.)（注：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005页。）此外，萧一山还于1932年游英国时遍阅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的中国写本，得程学启、崇厚等书翰15通，李鸿章批札11通，吴煦、黄芳照会3通、鲍超公文封套一件。后以《戈登文书》之名编为一卷，并在《国闻周报》上择要发表。（注：萧一山：《戈登文书》，《国闻周报》，第14卷第17期，1937年5月。）蒋廷黻于1934-1935年间赴欧搜集未出版之史料，并将英国外交部1835年至1885年有关中国而前此未发表的文件择要抄录携归，打算根据所得史料撰写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稿。（注：《蒋廷黻研究计划书》（1935年），清华大学档案。）德国方面，王光祈在从事音乐著述之余，间亦拔冗从德国外交文件中翻译有关中国的外交史料，介绍给国人，如《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西藏外交文件》、《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瓦德西拳乱笔记》。此外，王光祈还译有《李鸿章游俄纪事》、《库伦条约之始末》、《美国与满洲问题》等。（注：王光祈：《与邵循正书》，《王光祈旅德存稿》，第681页，中华书局，1936。）这些材料，颇足补正史之缺略。俄国方面，1922年开始发行《红档》杂志，专门公布历史档案，其中有不少是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蒋廷黻将有关甲午战争期间的俄国外交及帝俄对蒙古的阴谋的秘密外交文件择要选录，并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其价值诚如蒋氏所说，“这是在中国方面不能见到的新史料，对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有绝大贡献的。”（注：蒋廷黻选，张禄译：《帝俄与蒙古》(1913-1914)，《国闻周报》第10卷第45期，1933年11月13日。）
当然，从国外获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成绩最大的当属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由于清廷以贼寇目太平天国，故太平天国的遗文遗物，多被清人毁灭殆尽。自从日人内藤湖南1925年发表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太平天国史料之后，国人始知太平天国文献尚多保存于海外。先是刘半农印行《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继而程演生自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录得太平天国原书8种（1、天命诏旨书，2、颁行诏书，3、4、天父下凡诏书二部，5、太平诏书，6、天朝田亩制度，7、建天京子金陵论，8、贬妖穴为罪隶论），合刊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之后，萧一山于1932年到英国，又录得太平天国原书22种（1、天父上帝言题皇诏，2、旧遗诏圣书，3、新遗诏圣书，4、天条书，5、太平诏书，6、太平礼制，7、太平军目，8、太平条规，9、太平天国癸好新历，10、辛酉十一年新历，11、幼学诗，12、太平救世歌，13、诏书盖玺颁行论，14、天朝田亩制度，15、天情道理书，16、御制千字诏，17、行军总要，18、天父诗，19、醒世文，20、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21、钦定士阶条例，22、幼主诏书。）加上中央图书馆在扬州所得的一种（英杰归真）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时人评论称：“此书实一太平天国本身原料之总汇。凡研究太平史者，将因是集而得其大概情形也。”（注：谢兴尧：《读“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书后》，《国闻周报》第13卷第34期，1936年8月。）此外，俞大维、张菊生、王重民等人也均有新史料发表。这些史料之发掘与利用，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新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出现成为可能。
三、新思想、新方法之输入与中国近代史写作模式的确立
20世纪的前三十年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时期，这种转变固然是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变有关，但也是由于受到了西方史学思想、史学方法输入的影响。那时的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及其对西方史学的理解，把最新最流行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朱希祖1921年时提出要把美国的学说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以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注：朱希祖：《新史学序》(1921.8.10.)，转引自《何炳松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就典型地反映了时人在选择和接受西方史学思想时的普遍心态。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主潮也正发生重大转变，实证主义史学普遍受到质疑和批判，相对主义史学悄然兴起。有的学者指出，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本身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开始影响中国，（注：参见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结果形成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界庞杂和混乱的现象。一方面是19世纪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兴起的带有反实证史学倾向的各种新史学思潮。中国史家所宣称或追求的新史学往往揉合了二者。（注：何炳松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方面翻译介绍美国新史学代表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并以此作为他在北大讲授历史研究法的教材。一方面他又根据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郎格诺瓦(C.V.Langlois)及塞诺波司(C.Seignobos)的著作写成《历史研究法》。）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出现，就是这种混合型新史学实践的结果。
首先是进步史观的输入导致中国近代史“近代化（现代化）叙事模式”的确立。“进步”是一个晚起的概念，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都受循环历史观的支配。“进步史观”的出现可以说是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一大贡献。在中国，进步史观是随着进化论的输入而出现的。1898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进化论传入中国。进化论的输入，导致进步观念在中国的产生，并进而导致史学思想的变化。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暗示，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变迁是朝着可以预期的方向前进的。同时演化的后期，又必然较之前期复杂而且优越。受进化论影响，梁启超、夏曾佑开始提倡一种新史学，把进化论与经今文学揉合到一起，使传统的中国史学开始转型。到胡适，史学完全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独立。（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2页。）胡适的史学思想是建立在存疑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的。二者也都是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的。所以简单说来，胡适的史观也是一种进步史观。
自从进步史观来到中国后，就不断有人用它来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并逐渐形成了一种“近代化的叙事模式”。1923年梁启超撰文，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从鸦片战争爆发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为止，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甲午中日战争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民国六、七年之后为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的这种逐步加深是中国进化的一个表现。（注：梁启超：《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实际上，到193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层，“就是觉得认为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注：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于是“西化”或“欧化”一词渐渐被“现代化”或“近代化”一词所取代。（注：罗荣渠：《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近代化”或“现代化”也就成了史家的观察、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蒋廷黻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页。）
在蒋廷黻看来，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也即是近代化的历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实现近代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50页。）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注：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自序”，第3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他还说，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因为它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的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因而它“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而义和团运动则因它的反西方性质而被认为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08、109页。）
蒋廷黻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1930年，史家尽管思想方法不一，政治倾向各异，但在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包括洋务运动的、戊戌变法在内的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上，已大体取得共识。（注：参见林被甸、黄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种新的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建立起来了。
其次是重视史法的倾向导致中国近代史编撰模式的转变。192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视史法的倾向。（注：参见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二、三十年代讨论“史法”的著作大量涌现，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北京武学馆1920）、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5）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0）、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1935年再版）、吴贯因的《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1930）等。同时，西方史家谈史法的著作也大量译介到中国，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与塞诺波司(Charles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1933年再版），何炳松根据塞诺波著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写成《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0），而德国史家伯伦汉姆(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以及美国学者弗领(Fred Morrow Fling)据此删改而成的《历史研究法》则有两种译本，一是薛澄清翻译的《历史方法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一是李树竣翻译的《历史研究法》（北平立达书局1933）。其时谈论史法的大多以德、法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为依归，其特点是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工作，并把它视为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傅斯年甚至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最鲜明地反映了德国兰克学派对傅斯年的影响。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和整理史料，其中明清两代内阁大库的档案史料的整理由陈寅恪负责。（注：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1页。）其实，德、法两国的实证史学一直是1920-1930年代中国大学“史学方法”一课讲授的重点。1925年李璜在北大讲授“历史学”课程，“陈述近今欧洲历史学家之历史研究方法，使治史学者了然历史材料的搜集、批判及综合工夫”。他所开出的二本参考书，一本是法国学者朗格诺瓦和塞诺波司合著的Introduction anx etndes historiques，另一本则是德国学者伯伦汉姆所著的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c。（注：《北京大学日刊》第1779号，1925年10月12日。）1934年姚从吾从德国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史学方法课，其讲述的内容，主要还是兰克和伯伦汉姆的治史方法。（注：姚从吾：《致萧启庆函》(1952.11.6)，载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一期，第47页。）陆懋德二、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都曾主讲过史学方法，其内容也都取材于德、法两国的实证史学。1945年他将早年的讲义《史学方法大纲》整理发表，其时他仍认为“德人柏尔汉谟氏及法人塞音奴朴氏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国前人所及。”（注：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自序》，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1页。）
史学界重视史法的倾向，影响到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编撰模式。当时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都特别重视近代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认为这是撰写中国近代史的前提。罗家伦即指出：“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在写史书以前，史料丛书的编辑是必经的阶段”。“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世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我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他把中国近代史史料分为三类，一是中国文的史料，它包括档案、官书、禁书，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专家的著述、定期刊物、图画等。二是外国文字的材料，它包括除禁书外的上面所列的各类外文材料。三是专题研究的结果。在罗家伦看来，那些不是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上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是“营业性的”，“学术界却不能认为研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必须“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除本国的而外，向外国文字里去找材料”。（注：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台湾，国史馆，1976年版，第51-76页）二、三十年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位学者陈恭禄也指出，“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简单言之，首先搜集原料，及时人记录”。至于取材的范围，则“须打通中西之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页、第847-848页。）
严格按照先编史料再写论著的模式撰写中国近代史的是蒋廷黻。蒋廷黻对史料的看法多有创见。他认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记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就材料的范围而言，则应该打通中西，不能把眼光只局限在中国。“甲午以前，我们当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有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学者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注：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卷，自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页。）蒋廷黻对史料的重视，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受的史学训练有关。哥大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怎样判别和利用史料。（注：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第8卷，第3号，1966年3月。）蒋廷黻回国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外交史料，作为他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准备。1931年和1934年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由他编辑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这成了蒋氏后来写《中国近代史》的基础。蒋氏所编的外交史资料出版后，学术界反映不一，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注：洪煨莲认为蒋廷黻编辑的《资料辑要》，其按语准确、清楚而且引人入胜，他对中西在地名、人名及日历上的差异作了对比考订，使读者用起来特别方便，因此该书为以后类似著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Book Review,By William Hung.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January 1932,No.4,p620-622.对蒋氏的批评来自夏鼐，夏鼐认为，蒋廷黻以“新不新为取材的标准是不妥的，因为对于一部史料辑要而言，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到一个“要”字，至于新不新不必十分注意，因为即使没有新知识的贡献，而在一部用了新眼光来编辑的书中，旧材料也会发生一种新的意义。又编者对于中日战争以前的史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也不妥，甲午以前的史料，也应该中外兼收才是。夏鼐：《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一卷第六期，1933年。又此前陈寅恪称“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似也针对蒋氏而言，因蒋氏所编资料辑要在未正式出版之前，已有油印本行世。见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但蒋氏强调研究历史应从原始材料入手，强调要建立一种“多元档案”、“多元语言”的中国近代史写作标准，仍然不失为史学研究的正当途径。
最后是普遍史的倾向导致中国近代史内容的更新。把史学从帝王家谱转变为普遍的、国民的历史，并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是新史学所致力的目标。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时，即批评旧史学“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根本不能反映国民全体之经历及进步。（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也都对旧史学作过类似的批评。不过，这类批评大多含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借批评旧史学来批评专制政治，并希冀通过改造旧史学来达到改造政治的目的。（注：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绝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主要是或者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书中涉及到极广泛和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其中主要包括：政权的基础与合法性、政府（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和民族的关系，文化学术与民族的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原因以及与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责任感和全体国民素质的关系等等。梁启超试图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总结和探求政治斗争的经验，寻找新的救国道路。见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民国以后，学者渐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反思旧史学的缺失，提倡一种普遍的历史，即摆脱过去政治史的模式，将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溶为一炉。这种普遍史的倾向，就其思想而言，仍然来自西方，其中尤以美国“新史学”派对中国影响最大。以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把“制度”而不是过去的政治事件当作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制度”，“是就广义而说的，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注：鲁滨逊：《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新史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海斯(Carlton J.H.Hayes)努力在他的著作中贯彻这一主张。在他所著的《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一书中，他宣称“本书之所致力者，在冶政治史与社会史于一炉”。（注：海斯：《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上卷，“原序”，第3页。）在由他和穆恩(Parker Thomas Moon)合写的《近代世界史》一书中，他们仍然不忘提醒读者，“我们虽然注意于政治，我们并没有忽略社会和经济的要素，任何一章，不论它的题目如何偏于政治的方面，但总有一些社会的解释存于其间”。（注：海斯、穆恩合著：《近代世界史》，“作者原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3页。）新史学的这一倾向影响到中国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取舍，在1920年代出版的李泰棻、孟世杰的近代史著作中，已经加进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不过政治社会与文化仍分为二个独立的部分，我们仍可以看出旧的史学编撰模式对他们的影响。（注：李泰棻把辛亥以前的历史按照皇位的更迭而分为“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等，对辛亥以后的历史也同样以当权者的更换来划分时期，而且政治与文化分开叙述。见李泰棻：《中国近百年史》（上、中、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孟世杰则依政体的更替而把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把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称为“变政时期”，而把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共和时期”，内容上先叙内政外交，再述政治组织与社会状况，见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4册），北京文化学社1925年。）但1930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著作，不论在分期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一种新的面貌，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内容浑然一体了。
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中国史家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更大。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史学出现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的新趋势。德国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倡导的“新型文化史学”及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反映了这一趋势，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史学与社会科学会通，重视人的意志及群众心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倡一种“综合的历史”。这种综合史观传到中国后，被时人认为是“最重要、且足以表现新历史之精神”。（注：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一些史家开始改变自己的思想转而服膺这种新史观。（注：梁启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1921年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对1902年写的《新史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自我批判。）各大学历史系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力图反映出这种“综合史观”。北京大学1923年史学系课程指导书称，“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注：《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坦言，北大史学系的课程，主要是根据德国学者兰普勒希特的学说而定的。（注：朱希祖：《新史学序》，见《何炳松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清华史学系也要求学生多学其它人文学术，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用当时的系主任蒋廷黻的话说，“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注：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受此影响，史家力求对中国近代史作出多角度、多层次的解释。例如陈恭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就从地理环境、人口、土地、社会心理等方面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其中他反复对近代中国士大夫心理及其影响进行了描述与评价，典型地反映了心理史观对他的影响。蒋廷黻也同样受了这种新的史学趋向的影响，例如他在解释鸦片战争后中国没有出现大的改革的原因时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6-17页。）
综上所述，在西方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宗旨到内容到方法，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种新的中国近代史的“典范”，建立起来了。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
［收稿日期］2003-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