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治理难度空前加剧，国家治理的时空境遇和历史场景均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为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与战略重构提供了重要政策杠杆和强大政治动力。我国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虽然整体上适应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但其现代性不足的羁绊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跃升。同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内在地决定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既不能简单套用和移植所谓的“普遍模式”，亦不能盲目拒绝世界各国治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合理元素。因此，探索一条既尊重现代性价值又彰显本土化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是当前我国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 一、准确把握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机遇 被视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国家制度现代化或政治现代化。具体而言，构建现代国家和成长现代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现代国家建设，即构建一个兼具强大治理能力和可问责性的民主法治国家，强调跨部门、跨地区政府间的有机协调以构建整体性政府。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中关注国家功能的实现方式，充分动员市场和社会力量以便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合作性行动，重视和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强调以共识愿景、认同信任、平等协商、制度建设、公民参与、多元共治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政策，并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国家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奇迹，国家治理现代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首先，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核心内涵的“时代性”和现实国情决定了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权衡与抉择，而经济增长所铸就的物质成就可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年均增速。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且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14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0%以上，雄厚的物质财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提高，开始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12年起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速最快和最富活力的，而且由于总量基数高，GDP增量不断提高，我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为国家有效治理现代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具体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增长速度让位于经济增长质量，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是追求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积极培育新增长点，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中，有效的国家治理创造了伟大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经济发展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则为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市场化改革催生了国家治理的新力量，孕育了国家治理的新结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格局逐渐稳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特质，就是国家力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主导地位，通过主动引入现代经济与生产要素，在发育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现代社会，最后形成国家一社会良性互动、共同推动转型与发展的战略格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公有企业、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为重点的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民间资本逐渐进入基础性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出现了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民营化热潮。社会组织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得到发展，各种环保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传统媒体以及新兴媒体形成的“公共舆论空间”既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者，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深刻改变着传统国家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可持续的动力源泉。此外，公民能力是构筑国家治理现能力的基石，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群体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涌现的新兴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阶层率先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强烈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尤其随着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日益提升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青年一代的政治参与愿望和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1]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塑造着国家治理的生态条件，而且催生了大量的新兴经济社会力量，孕育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多元共治的国家治理新结构，以及执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良性互动、有机衔接、相得益彰的国家治理新格局。 再次，新信息技术正在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传统现代化模式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性特征，而在当今时代，信息化和全球化成为现代化的标志性特征，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具有显著的政治属性，是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参与互动模式的重要力量，并对政党与选举、社会运动、地方民主、公共机构和全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2]24-41。互联网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样式和政治参与模式，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各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潮流。新信息技术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主要体现在：(1)在金融、交通、教育、卫生医疗、居家养老、民政救助、社会治安、公共资源、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搜索引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新型社交媒体等)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互联网+”已成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新兴力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权力运行方式、改善政府间关系和官民关系等的重要政策工具。(2)现代信息技术不仅改变和优化了政府履职履责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导致国家治理结构的扁平化、精干化、弹性化与网络化，有利于有效治理虚拟的、全球性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社会。(3)互联网时代开辟公众参与新通道，有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互联网(包括政府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互动媒体)和信息高速路的蓬勃发展，架设起上达中央下至寻常百姓的无障碍沟通渠道，实现各个部门、各类机构、各种窗口随时随地与公众互动交流，通过网络完成调查研究、决策咨询和监督诉讼等各种工作，为民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与载体。(4)新信息技术也带动了电子政务的发展，节约行政成本，有利于形成高效、便捷、环保的办公环境，提升国家治理的微观效率。(5)新信息技术有利于党和政府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社会思想动态和民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及时发现社会问题，进而做出有针对性和快速灵活的政策回应，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它也有利于强化各级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动态监控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水平。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我国的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环境和治理基础，新信息技术既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引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利器，也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好机遇和重要推力。 最后，现代国家制度体系逐渐成熟和定型，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不断提升。政治制度居于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对于构建充满活力且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卢梭看来，一国的人民只能是其所属的政体打造而成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应该能够培育出有德性、开明、有智慧的人民。[3]一切国家治理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和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机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运转是否灵活高效。经过60多年的国家建设，我国的现代制度体系基本成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不断发展和巩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法律法规、治理制度、公共政策、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程度显著增强。我们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断深化司法体制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引领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新常态，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和丰富民主形式，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程度稳步提升。基层民主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协商民主成为多元社会背景下协调政府与市场、公民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新机制，激活了民主协商的制度功能，提高了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能力，丰富了基层治理的民主内涵。尤其是十八大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法治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及布局国家外交和全球治理，我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和顶层设计已基本定型，为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并相应催生出各种现代治理力量的勃兴，孕育出国家治理的新结构，成为推动我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社会化与民主化的基础性力量。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高效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是有效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中，面对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急剧变革，为了有效应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党和政府以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为着力点，稳步构建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现代治理结构，在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优化治理体系，有效回应了社会和公民的治理需求。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开拓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具有极其广阔的舞台与空间。 二、深刻洞悉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寻求“跨越式发展”的努力必然使得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历时性解决的问题，而我们只能选择共时性地解决。有学者把我国经历的这种赶超式的现代化称之为“压缩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4]在现代化的中国境遇中，市场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共时性地作用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现代化所引发的治理难题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中，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体制机制建设的整合速度。经济社会转型诱发的大量秩序危机和治理风险，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对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不高与合法性不强。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是其能够满足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偏好与需求，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社会群体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有效输出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以实现其基本功能的程度。合法性则是指治理体系获得人们内心认同和政治支持的程度，体现为一种能够使人们坚信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的制度的能力，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治共同体、基本制度和权威当局的信任感与认同度来具体衡量。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存在四个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即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文化结构和价值结构的紧张。[5]目前，政治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仍有相当的市场，民众对政治依然存有一种疏离感和冷漠感，公共权力的运作品质仍然亟待提升，官员“四风”问题与腐败问题仍然存在，政治体制不健全与治理机制僵化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时，经济发展乏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举步维艰，行业、城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普通百姓购买力不强，彰显了经济治理问题的严重性；另外，社会心理结构失衡，民众的焦虑、浮躁、不安全感、不满和怨恨情绪常有发生，普遍感觉幸福度不高，社会危机在大规模向个人心理危机转移，心理疾病非常严重，社会治理问题依然严峻；在生态上，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得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美好幸福生活本身的关心，单纯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破坏和生态灾难等一系列负面消极后果，加强自然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端紧迫性。社会不公正性成为当前我国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诱发国家治理危机与风险的制度根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有效性不高的集中体现。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稳步推进，我国传统的全能主义政府治理模式显示出管理成本畸高且效率相对低下的弊端，各级地方政府统揽社会事务的同时也导致政府深陷社会矛盾之中，直接耗损政府权威和合法性基础。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威信和公信力面临挑战，社会治理能力呈现不同程度的危机。 其次，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仍然滞后，且发展极不均衡。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偏低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正规的科层组织取代或废弃了所有的传统组织形式，中国成为一个各种资源和社会生活机会几乎全部由全新的、大规模的组织所垄断的社会。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尚远未达到理性官僚制的水平，正式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化程序被有意识地加以拒绝或无意识地被忽视，在官僚组织中通行的并非法理型权威和普适性的、非个人化的规则体系，且官僚体制内部严重的条块矛盾、机构重叠与职能交错等一系列体制性缺陷，直接制约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当前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1)公共决策中仍然存在“拍脑袋”、“一言堂”现象，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不高，决策能力不强；(2)在社会监管方面，从事前抑制到事中和事后监管，没有实现监管理念的现代转型，且由于长期习惯于事前抑制，因而缺乏事中和事后监管经验，国家的监管能力较弱；(3)在政绩型体制、压力型体制、干部任期制和“一票否决”为基础的责任追究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地方政府主要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选择性忽视公共服务的供给，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羸弱；(4)由于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技能的缺乏，各级政府在虚拟世界难以有效治理网络舆情事件，在现实世界中则难以有效应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较差。同时，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极不均衡，具体体现为：(1)执政党和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较强，而市场主体、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较弱，体现出明显的“强行政、弱治理”的非均衡格局；(2)就国家治理的特定领域而言，政治、经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治理能力较强，而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尚有很大提升空间；(3)就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而言，我国的秩序维系能力、资源汲取能力、社会动员能力较强，而协调监管能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合法化能力等方面问题较多；(4)在转型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培育的独特视野下，党和国家驾驭变革浪潮的能力、构建未来愿景与塑造改革共识的能力、调和价值与利益冲突的能力、设计优良的制度与机制的能力以及推进治理转型与优化治理结构的能力均有待加强。 最后，虚拟网络空间正在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国家治理提出严峻挑战。网络社会是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既有传统风险(但也会在互联网条件下被无限地放大)，也有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非传统风险。一个数量庞大、非常年轻、底层化的网民群体活跃在社会分化、制度转型和矛盾问题多发的发展中大国，深刻地塑造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生态条件，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网络治理危机，具体表现为：(1)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交互性，突破了地域、空间、身份的限制，各种信息具有空前的共享性。信息的共享性意味着治理工具的公共性，国家不再全面控制一切，而是向社会和市场分权，这既是国家的网络化，也是对传统国家的权威和中央控制模式的巨大挑战和冲击[6]。在网络虚拟世界中，任何一个节点上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国家的监控，社会各阶层的观点、情绪和诉求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集聚并相互交流，其行为很容易超越传统的国家界限并造成国家难以控制的影响，容易引发重大舆情危机，加剧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2)网络社会的虚拟特征在增加违法机会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违法成本，近年来高发的网络诈骗、网络传销、个人信息泄露、金融商业数据窃取、黑客、恶意人肉搜索、网络骂战等，不仅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安全的大局，对国家的法治能力和执法水平提出了新挑战。(3)我国缺少根域名服务器严重影响我国的网络安全。主要用来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根服务器目前全球只有13台，美国占有1台主根服务器，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有9台在美国，2台在欧洲，1台在日本。[7]从规模上说，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网络大国，但我们还不是网络强国。互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节点，互联网世界的规则权、话语权还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我国在网络世界还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随时有可能存在网络安全的隐忧。(4)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影响社会稳定。曾有学者断言：“网络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8]一方面，网络的匿名性弱化了道德责任感和约束力，导致网民规范自我行为的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因相似的观点或利益，网络虚拟空间容易形成群体内部同质与群体外部异质的强烈反差，为网络极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而政治极端主义往往是群体极化的产物。社交网络之所以能够作为极化机器运转，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证实，从而放大人们以前就持有的观点。如果互联网上的人们主要是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行讨论，他们的观点就会仅仅得到加强，因而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9]103-104现实中的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被网络负面言论迷惑，网民一旦轻信网络舆论并从网上走到网下，容易造成网络暴力和网络失序，进而发展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现阶段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危机多发，既与当前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且容易发生摩擦与冲突有关，也与一部分人利用新媒体的匿名性和便捷性特点进行非理性表达有关。在2012年度所发生的典型群体性事件中，13.3%的群体性事件把微博作为人员组织工具，此外，利用网络论坛和即时通讯的均为4.4%。[10]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形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即组织方式多元化，互联网很容易就把彼此不认识的人聚集成利益群体，推动群体性事件的爆发。(5)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习惯性地被质疑、被解构，我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备受挑战。网络具有天然的自组织性、非中心性、非权威性，具有强大的解构、颠覆功能。基于人们的接受心理和网络传播特点，非权威的、另类的、负面的、批判质疑性的信息更容易在互联网空间传播，正统的、官方的、权威的、主流的、传统的信息和思想文化价值不断受到质疑、恶搞、嘲讽、抨击，传统道德、历史文化、红色经典、主流思想、核心价值持续地被消解、扭曲和颠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剧增，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国家治理面临巨大的、基础性的挑战。同时，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网民的言论往往具有明显的情绪化、片面化、极端化、负面化甚至一边倒的倾向。我国的舆论舆情具有明显的民粹化、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倾向。网上言论喜欢上纲上线，习惯于把什么事情都与政治制度、政治体系联系起来，将任何矛盾问题都归因于政治，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直接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11]互联网将给我国社会政治带来多重危机，比如信任危机、信仰危机、舆论危机、管理危机和安全危机，给我国的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国家治理造成严重的挑战。 伴随经济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人口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均发生了急剧的分化与变迁，社会阶层、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成为社国家治理的一种新常态。然而，我国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依然不足，专断性和强制性的权力运行方式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而且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性依然不够，虽然政府治理体系强劲有力，但其他治理主体的自主治理能力依然羸弱，“强行政、弱治理”的失衡格局依然难以撼动。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通过制度建设、体制调适和机制创新以培育现代政治力量，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信任、合作与协调的互动机制，就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愿景。 三、积极探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口号，必须在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治理实践中践行，在解决具体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具体问题的过程中稳妥推进。因此，战略路径的选择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应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以解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突出问题为出发点。不应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而应注重可操作性，集中力量抓住重点和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寻求突破，注重实现的手段、机制和方法的有效性。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日益突出的新矛盾、新问题，应找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有效路径。[12]通过渐进持续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依然是我国面对社会经济转型重大挑战的重要策略。在维护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适应性民主改革和责任型政府体制改革才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主要内容。[13]有效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具体包括： 第一，以现代国家建设为重点，切实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环节，而国家自身的深刻转型和制度变革则是权力调整最终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国家治理可能的发展路径是以政党—政府组织为核心纽带，通过内外关系的重新塑造，在执政和施政的双重层面优化国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设计，以增强国家治理在复杂性条件下有效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责任与绩效。[14]那种通过持续地对话来建立互信合作机制的治理，本质上只是补充市场交换和政府调控之不足的。要有效地避免治理失败，由无国家主体组成的治理体系本身也需要治理，即对治理体系的治理需要由国家来行使它的“元治理”职权，政府有必要及时地建立适当的宏观组织架构，以处理影响深远的组织间关系变化，并在战略上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管理。[15]29-45因此，国家不是治理现代化的障碍或者对立面，而是有效治理的必要保障，很多重要领域的治理都必须依赖于具有专业化优势的官僚机构和具有组织化优势的科层体制。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并未以自组织的方式形成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现代国家在组织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和中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同时，国家自身所具有的结构弹性，使之能够因应时势的变化，调整权威中心的运作方式以对不同的治理机制做出适应性地调整。[16]毋庸置疑，着力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在优化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仍然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选之路。其核心环节则是建设一个能够有效驾驭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变革浪潮、兼具回应性与调适性的现代执政党，以及一个兼具强大治理能力和可问责性与回应性的现代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稳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第二，以培育现代政治力量为突破口，不断优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与战略格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培育能够支撑现代治理体系有效运作的主体力量，具体包括具有开阔视野、公共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政治精英集团；具有高超管理技艺的现代技术官僚；能够有效运作现代制度体系、权利与责任有机平衡的现代公民；以及能够通过组织化力量制衡国家与市场专断权力的公民社会组织。事实上，多元复杂社会的治理需要积极动员各种治理资源和主体力量。当下的中国亟须变革传统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治理结构，培育和发展更多的治理主体，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信任、合作与协调的互动机制，以应对社会转型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转型危机和治理风险。关键是政府的自我限权、有效放权和制度化分权，以职责清单和权力清单制度为基础，真正形成政府—市场—社会职能边界清晰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分权协同”的现代治理格局。一方面，需要在政府体系内部形成一个上下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跨界性”合作网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构建整体性政府。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公民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激发市场体系的治理活力，在强化政府监管责任的背景下稳妥推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实现多中心的合作治理。因此，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组织的治理技巧和组织资源，构建一个由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组成的平等、合意、互信互利的网络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和战略格局，将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三，以制度建设为战略部署，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轴心原则的现代政治秩序。制度质量是衡量和决定国家治理现代性的关键变量，制度属性与现代国家治理制度的变迁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有序推进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我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是通过民主法治的治理方式增进国家能力的同时，确保国家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规训，构建驯化各级政府从“攫取之手”到“扶持之手”的制度约束框架。具体举措包括：(1)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效缓解公民的“预期革命”与“参与压力”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全面冲击。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逐步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老百姓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公共权力真正关在“人民权利”编成的制度笼子里。(2)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提升现代国家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手段和可靠保障。法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构成要素，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法治秩序，是积极稳妥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突破口。(3)公平正义是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制度理性的本质属性，更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公平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一个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的存在，并在一个开放的民主宪政制度框架中，通过各种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共同参与、平等博弈、权力制衡、公共协商和理性妥协而得以实现。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为重点，着力构建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为核心的依法治国格局，大力培育市场、社会主体和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在推进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稳步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核心原则的现代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持久稳定而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第四，以体制调适为优选之路，实现发展型国家到监管型国家的重心位移。体制调适既是我国国家建设最为鲜明的时代主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器。体制调适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变革不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体制安排，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治理资源，以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来解放社会生产力。我国长期延续的是一种国家权力统摄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结构，这种国家治理体制虽然具有惊人的资源动员能力，但也出现了诸如经济发展活力窒息和社会内生秩序遭受破坏等严重的不良后果。逐渐改变高度集权的治理体制，有效激发各种治理主体的活力，形成高度民主、法治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政绩型体制内生的激励偏差是GDP主义和社会民生问题长期遭忽视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绩效取代政治忠诚成为干部晋升的关键标准，政绩成为决定各级各类干部职业生涯的基础性指标。这种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自下而上的晋升竞赛基础上的政绩型体制，外加压力型体制、干部任期制和“一票否决”为基础的责任实现机制，往往导致一系列的激励偏差和任期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通过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获取短期的政绩，大量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反复出现，地方政府和官员选择性忽视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社会民生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分化导致我国阶级阶层关系的重大变革，旧有的结构性契合被打破，各种社会抗争事件显著增加，发展型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不平等、国企垄断、腐败、环境恶化、公民权利保障乏力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最终都发展成为变革国家治理体制的外在压力。近年来，在“全球监管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在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制度上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监管能力，改善法律体系、监管制度、公共政策、技术和安全质量标准等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要素，国家治理体制的重心出现了从“促进发展”向“加强监管”的位移。我国出现了一种在保持发展性的同时，逐步走向监管型国家的显著趋势。因此，更多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采用包括经济奖惩、特许制度、技术标准、信息提供、界定产权、财政补贴、绩效标准等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实现从发展型体制向监管型体制的转型，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向。 第五，以机制创新为关键议程，稳步实现利益协调机制和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转型。通过国家治理机制创新激发治理活力和拓展国家治理空间，为形成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性、回应性与调适性、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坚实的机制支撑，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程。根据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利益协调机制和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治理机制创新的重中之重。利益矛盾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利益协调是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生命线，利益协调机制是抵御社会风险、化解治理危机的保险机制。现阶段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分配差距拉大，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凸显。在一个利益大分化的转型时代，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合法有效的利益统筹与调节机制、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以及强而有力的利益矛盾调处机制，更多地通过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社会协商对话、民意测验、信息公开、办事透明、开门决策等方式优化公共政策过程，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实现政治控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需要：强化法律控制的主导地位，尤其要加强政府行为的法治化，从而使政治控制主体具有较高的权威与可信度；政治控制应以保护和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为先决条件，重视社会活力和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稳妥增强政治开放性，实现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合理引导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构建政治秩序；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控制方式，综合利用道德、文化、教育、经济、社会等多种控制手段，以便为政治控制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实施条件，以积极的方式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动态发展。 第六，充分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大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境界与水平。全球范围内，数据已经被视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正成为时代潮流，大数据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支撑。目前，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大数据技术有望成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境界与水平的历史契机。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将发展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大数据技术必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因此，树立大数据治国意识，重视真实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数据相关关系的科学分析，加快建设数据强国，释放技术红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当务之急。重视大数据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施“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和决策机制”，实现大数据预测结果与政府决策输出的有机衔接，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政务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治理体系的运转效率，提高制度的执行能力，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应用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我国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对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的现代化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国家组织一直主导和推动着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是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与战略重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成为一个高度多元复杂的社会，转型与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多重制度的共时性变革和阶段性演化，共同导致了我国改革议程的多样性选择，增加了转型的不确定和复杂性，也使得形成改革共识的难度空前增大，需要执政精英根据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环境约束，合理安排改革议程，以避免陷入秩序混乱的改革陷阱之中。因此，以有效的民主化与法治建设战略提升我国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调适能力，不断增强执政党和政府回应社会需求和满足人民政治期望的能力，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选之路。当然，现代国家制度要获得扎根于社会、规范公民行为的强大力量，不仅必须使制度所蕴涵的价值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实施程序与规则，提升各级政府的制度实施能力和政治行动能力。 四、基本结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不仅包括“维护稳定和秩序”这样的初级目标，而且应该包括激发社会活力、扩大人民民主、实现社会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这样的终极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互动与和谐共振，具体的战略路径是通过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提升国家治理的回应性与调适性，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跃升。目前亟须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为先导，以人的现代化为战略支撑，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化、体制调适和机制创新，稳步实现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与战略重构。当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制度建设、体制调适和机制创新必须互相呼应、相互补充、相互衔接和相互协调，才能稳步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伟业。构建“国家—市场—社会”功能互补、和谐共荣、互惠共生和“制度—体制—机制”相互衔接、相互支持、互动协调的发展格局，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标签：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