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183;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大系论文,文学论文,赤道论文,回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初，两本以文学史视野编撰的马华文学评论选问世。一本是旅台的马华新生代作家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的《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以下简称《回声》)，收录了1990年至2003年的马华文学论文39篇。另一本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谢川成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评论》(以下简称《大系》)，收录了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文学论文48篇。有意味的是，其中只有一篇是同时被收入两本书的，如果由此展开比较分析，我们会感受到两种文学史视野的差异。而恰恰是不同的文学史视野的交叉，才会更深邃地呈现马华文学的历史本相。
《大系》的34位作者，都属马来西亚籍，29位居于马来西亚，4位旅台，1位寓居香港；而《回声》的27位作者中，10位现居马来西亚，9位旅台，4位属中国台湾籍，3位属中国内地籍，1位现居新加坡。从作者构成看，《大系》更多呈现的是马来西亚本土视野，而《回声》则力图呈现出多元视野(27位作者中17位有着台湾教育的背景，主编者也都供职于台湾，所以其多元视野中台湾“影响”会更多些)。本土视野中有外来接纳、交流，多元视野中有侧重、倾向，交织呈现出马华文坛历史、现实的关注所在。从文章构成看，《回声》自觉贯彻了陈大为《序·鼎立》所表达的文学史视野。“鼎立”之意指马华文学的整体性，东马(砂劳越和沙巴州)、西马(以吉隆坡为中心的马来半岛)和旅台作家，构成马华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然而历来的马华文学论述以西马为中心，于是，东马在马华文学版图上消失，旅台作家群也多少被误读(他们的特殊身份也使他们徘徊于马华现代文学和台湾现代文学之间)。所以，陈大为表达的是一种去中心的马华文学观，东马作家有“丰硕的婆罗洲雨林”和“砂共事迹，多元种族文化等创作原料”，全方位地“书写婆罗洲”会构成东马文学的独异空间；“西马独享六百年的殖民地历史资料，既可回溯城乡发展下的社会、文化结构之变迁，又可发展潜力无穷的(都市)地志书写，当然也可以直探难度最高的族群和政治问题”，而“旅台作家一向以台湾文坛为根据地，发展出另类的马华文学面貌，他们至少创立了：历史反思、雨林传奇、南洋叙述、边陲书写等突出的文学地景”①。东马、西马、旅台，鼎足而三，没有从属关系，但都构成着马华文学不可或缺的“地貌”。
在陈大为的马华文学整体视野中，隐含着他的价值尺度。在他关于马华文学三大版块的描述中，他对旅台文学全方位检阅(整篇序中论及旅台文学的字数超过了对西马、东马两大版块文学的论述)，对东马文学充满了希望，对西马文学则不乏忧虑。这中间反映出，陈大为不仅立足于旅台文学呈现的前瞻性、“先锋性”、异质性来审视马华文学的整体格局，而且是以“旅台想象”颠覆了“以西马为中心的‘马华’论述”。《回声》所收12篇作家个论中，5篇论述旅台作家，3篇论述留台而又返马的作家，论述东马、西马作家的各两篇。在其他部分，还有3篇分量相当厚重的东马专论，其中两篇出自东马作者之手。《回声》确实以一种崭新的学术格局，使“婆罗洲”不再“陆沉”，也使旅台不再被误读，从而建构起多元互动的马华文学整体观。
尚值得进一步努力的，一是一些重要的议题综论，如马华文学跟国家文学的关系、中国影响的历史和现状、马华当代文类的演变等，如何体现出鼎立中的整合，也就是说，“鼎立”的马华文学史观如何真正体现于马华文学的整体审察、把握中，而不是分述，乃至割裂地呈现东马、西马、旅台的各自风貌。二是评判东马、西马、旅台文学价值尺度的沟通和变通，东马、旅台的浮出历史地表，在《回声》这样全面深化马华文学研究的读本中，不应造成西马的被遮蔽，乃至某种新的缺欠。这也许需要进一步去探寻如何从马华文学的历史存在去建构“严苛”的文学价值尺度。
总起来看，陈大为的“鼎足”观，不只是马华文学书写史的一种祛蔽，更是文学生命整体意识的一种呈现，其影响会在日后更持久显现出来。
跟《回声》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回声》中有多篇力作系“根据预设的文学史蓝图所需”新撰写的，还有相当多的篇幅为适合《回声》的编辑理念而作了修订、整合)不同，《大系》是以“旧文照录”来反映“这32年来马华文坛的评论状况及其发展的大体轨迹”，其价值尺度要求“编者就必须放弃个人的偏嗜、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兼容并蓄”，“选稿只考虑作品之内容、原创性、思想及学术水平”，不以任何字辈为选择框限②。34位作者中，三字辈(即1930年出生)5人，四字辈8人，五字辈11人，六字辈7人，年长者中有生于1918年的，年少者则有出生于1970年的，相距半个多世纪，称得上马华文学的“四世同堂”了。但东马作者大概只有两位，如果说“西马中心”心态真的“存在于众多评论家的潜意识里”③，那么《大系》所辑录的“历史”恐怕就很难避免遗忘东马，也难免“误读”旅台，是否有这种危机，我们还是从两书的具体比较中去考察为宜。
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比较一下《大系》的第一部分《总论》和《回声》的卷一《重要议题》(以下简称《议题》)。《总论》中除一篇发表于1986年外，其余都刊于1990年，跟《议题》所辑之文的年代大致相同，反映出1990年是马华文学整体性最受关注的年代。《总论》的8篇文章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马华文学的整体审察。第一方面是侧重回应“国家文学”的建构观念来探讨马华文学的本质的。(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论述和实践构成整体文学生态的内核，制约着马华文学的生存状态，因此，对“国家文学”的回应，最能反映出马华文学自身的定位和追求。)方北方的《马华文学与马华社会的密切关系：从“马华文学”、“国家文学”、“华文文学”说开去》(1986)的回应朴素而有力，开门见山立论：“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文学结构的重要基石，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海外整体华文文学的一个主要环节！”以“一个种族的文学怎么可以代表三大民族组成的马来西亚文学”挑战于独尊马来文写作的“国家文学”，以“国家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不能脱离“时代动向”、“社会环境”、“精神面貌”来证明“如是本着马来西亚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论用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或英文所写的作品，都是‘国家文学’”。方北方的文章缺乏理论建构，但他恰恰是用文学民间的朴实回应直接沟通着马华文学跟马来西亚社会的联系。黄锦树的《“马华文学”全称：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1990)以“把‘马华文学’的全称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修改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建议”拆解了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以单一的马来语文为标尺的基石。跟方北方的论述相异的是，黄锦树是从检讨马华文学自身内在的“歧途”来颠覆现行的“国家文学”政策的，当他揭示“马华文学”的潜藏歧义性从而揭示文学的“族群语言中心”倾向的“荒谬”性时，他事实上也就消解了马来学界“国家文学”的论述场域。
《总论》的第二方面是侧重于从马华文学和中国影响的梳理来探讨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林春美的《近10年来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1997)细致讨论了“中国情结”投射于马华文学的多个层面，而作者认为，“近10年来的马华文学中，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是不相抵触的”，“中国情结并不一定就是‘马华情结’的对立面，也未必一定与‘本土意识’相冲突”。同时作者也认为，同一年代的作家，也有了“迥异的心态与价值观”，因此，“在未来的马华文坛”，“‘中国情结’是否会逐渐解开，抑或结得更紧”，“难以预测”。林春美的文章是用对马华创作的“在地”考察支撑起全文结论，没有理论建构但仍不乏厚实。张锦忠的《马华文学：离心与隐匿的书写人》(1991)着重“陈述马华作家受困于政治化因素积淀而成的文化情结”，即在官方“离心化(decentralize)华文文学，压抑中华文化意识、消淡中国历史与民族记忆，企图迫使华族逐步无条件融入以马来文化为核心的马来西亚文化”的压力下，马华作家身份被隐匿的文化属性危机。作者认为，马华作家难以割舍“历史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大传统，但也体认到：“在‘中文文学’的文化脉络里，马华文学到底有别于中国内地及港台的‘中国文学’。”张锦忠的视野开阔深邃，马华文学显在的、潜在的、外迫的危机一一被解剖，但只是寄希望于“马来西亚的教育与语言政策有所改革”似乎又阻碍了思考的深入。林建国的《为什么马华文学》(1993)是唯一被《大系》和《回声》同时收录的，这篇文章有着“断奶论”的背景，自然表现出跟“中国性”的彻底决裂。“中国文学的命运便在它之不断远离‘源头’，不断指涉和进入与‘源头’不相同的历史情境，甚至丧失中华性/中国性的历史情境”，“当中国‘文字’居住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里使历史成为可能时，它再也不是‘中国’文字；中国‘文字’的命运，于是成‘马’华文学的命运”，表达的就是一种决绝的“断奶”意向。然而，全文通过“‘马华文学’怎么来”(“‘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中文作者在解释他们的历史情境时产生的概念”，“是马来西亚部分人民记忆(popular memory)的具体呈现”，其中，“马华左翼文学的贡献却无可替代”)、“马华文学哪里去”(“马来文作家与马华作家共享一个历史情境”，“可是因为官方的操作”，这两者被割裂对立，因此，需要寻求“空间上”“可与其他语系文学”(如马来文学)重叠，并能指涉不被任何一元论所接受的他者(如簔簔文学)，使‘马华文学’成为异质性空间”)、“为什么马华文学”(不仅追问大马“历史”如何“透过主体、符表和指涉(如土地)之间的运作”而表现为马华文学，也“检视了马华文学研究者主体性的由来与历史位置”)的层层追问，思考指向了“如果中国文学是未完的、进行中和保持开放的传统(这是事实)，则马华文学当然‘属于’这一传统，但是同时也以自己的诠释视野与传统对话”这样一种开放性空间，决绝的“断奶论”是要在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间的“诠释文学上的对话关系”中丰富“华”文学传统。林建国的理论前卫姿态显示了关注马华文学前途的前瞻性。陈应德的《马华文学定义的商榷》(1992)言简意明，强调马华文学的“白话华文”属性，而其赞同的“双重传统及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表明了其对于马华文学与中国影响关系的基本看法。
《总论》的第三个方面侧重从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本土特色等)来展开论述。尽管关于“马华文学的本土性”的论述也被人讥为有会“消除马华文学众声喧哗的可能”的“八股味”④，但“本土性”的确是探寻马华文学“为什么”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林水鏫的《论马华文学地方色彩的形成》(1996)之所以“值得仔细阅读”，是因为作者谙熟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他用具体作品的解读，来印证“马华文学无论在题材、语言及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具有地方色彩”，“不但开出了具有当地情调的花，并且也结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果”，这结论并非“八股”推论，而是马华历史孕蓄的，它需要拓展，但不宜忽视。吴岸的《砂华文学的独特性》(1991)是出于对马华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的低落”和“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的逐渐丧失”，乃至其“独特性，却又悄悄被另一种‘殖民文学所取代’”的忧虑而写，所以他强调“马华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反映了南洋地区社会现实的发展和变化，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本地区的乡土色彩”，而他倡导的“把文学根植于砂劳越本土”的“乡土文学”则并非“将回到一种纯粹本土和失却优良传统与民族性的文学”，而是要了解吸收包括砂劳越原住民民族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学养分。在他的理据中，有一点颇有意味，就是他从“多年参与马华文学的活动中”发现，“西马作家，对砂华文学的独特性，有一种认同和赞同”，这不仅道出了东马、西马文学间的可沟通性，也意味着马华文学内部在其独特性上有着多元性、分合性。
整体上看，《总论》视域覆盖了马华文学的重要课题，眼光清明，平实朴讷，但“马华文学的总论或整体论述只有区区8篇文章而已”，跟它的论述对象丰富而多元的形态相比，还是显露出了某种单一、贫弱。
如果讲《总论》侧重于实录过去，那么《议题》则较多地表现出前瞻未来。《议题》的9篇论文跟《卷二：文类综论》、《卷四：现象与史料》构成某种互援格局，其前瞻性就显示得更加明显。
《议题》的前瞻性首先给人印象至深的是其理论资源的前卫。王润华的《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1999)以后殖民理论去“思考同族、同文化、同语言的移民者殖民地”所发生的“殖民霸权文化”，在我看来，这种发生于“创造双重的传统：进口与本土”进程中的“殖民”，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殖民”，隐而不见。对它的发现，既孕成作者切身的体验，也得力于后殖民理论提供的思辨视角。又如，张锦忠近年的一些论述一直在“复系统”的理论框架中进行，他的《(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复系统中的马华文学》(2002)在“复系统”视域中考察“马华文学的‘中华属性’与台湾文学的‘中华属性’他乡相遇”，由此“视马华文学为‘流动的华文文学’、‘跨国华文文学’及‘新兴华文文学’的例子”，对当代马华文学的认识构成了一种突破。1970年，旅台马华作家第一个提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之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作家、留学台湾而又返回大马的作家、定居台湾的马华作家，这三部分作家创作呈现的“中华属性”的相异，已经表明了马华文学内部跨文化因素的出现。将马华文学视为“流动”、“跨国”的华文文学，正是在拓展马华文学多元生存空间中，揭示了马华文学的“复系统”特征。也许马华文学不应只是在争取“国家文学”的身份认可中求得发展，它更广大的空间也许恰恰是在突破“国家文学”的跨国界流动和“复系统”的构建中。
《议题》的前瞻性引人注目，尤其给人某种振聋发聩的，是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黄锦树的《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1997)⑤探讨马华文学的现有限度，归旨仍在为“大马华人在家国之外”，找到“更为广大的取资空间”。黄锦树的建设性姿态，常“藏”在“不孝之子”的“举动”中。本文所断言的“马华文学其实和‘传统中华文化’是不相容的”，所揭示的“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也在毫无反省、警觉之下让老中国的庞大鬼影长驱直入”，“极易沦为古中国文学的感性诠释”，都学术气势咄咄逼人，而黄锦树恰恰是要在“‘传统中华文化之创造’其实是很难具有多少‘创造性’的”历史危机中突围。当他从马华文学的历史限度中一一剖析内在的、深层的危机，呼吁要将以往“被当成敌体的他族”文化都消纳为自己的文化资源后，他才回到“中国性可以是一种负担，但也可以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这一价值尺度上来，其中包含的建设性不仅对马华文学的未来极有助益，而且对马华文学论述的学术构建也颇有启迪。张锦忠的《南洋论述/在地知识——他者的局限》(1992)探讨如何从“历史与政治性”深化“将自己置身他者之间”的“在地知识”立场，正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张锦忠强调“实证地探讨华裔大马人的精神品格、民族经验、工作风格、道德伦理、学术理念、生活模式及文学表现等记录文化”，认为“尽管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或即将)在南洋没落，华裔大马人仍(应)能建立自己的民族气质(精神面貌)与文化特质(包括运作宗教、文学、哲学、教育、艺术、政治、经济活动)的方式”，这种建立“应(能)摆脱‘家国、社群、语言是文化面临存亡绝续危机的悲剧’的象征符号与意识形态”。张锦忠这种建设性的立场是要突破“‘狭义的’马华文艺及‘独特性’的封闭系统”，在“华族的语言、文学、文化与国语、国家文学、主体文化之关系”，“并非水火不容”的新视野中去提升马华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何国忠《马华文学：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变奏》(1999)的建设性集中体现在马华文学要“多一点的‘文学’，少一点的‘马华’”这一呼声上，就“马华文学”而言，“马华”不管是指马来西亚华人，还是指马来西亚华文，其强调的都是民族性。然而，马华民族性的历史和现状，都跟马来西亚社会的政治格局、经济形态等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承受着文学难以承受的压力。所以，当作家力图以文学去维护民族性，乃至以文学去争得民族权益时，文学自身不可避免会受到某种损害。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某种萎缩就是这样发生的，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多一点‘文学’，少一点‘马华’”的建设性就具有了特殊意义。上述的建议性都以强烈的批判性为其前驱，所以给人震撼之余也难免使人难以完全接纳，而这中间也许正包含了“议题”的前瞻性。
相比较之下，庄华兴(1962-)的《叙述国家寓言：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颉颃与定位》〉(2003)的建设性视野更开阔、深远一些。文章从马来学界国家文学“压制性”论述来双向审视马华文学和马来文学各自的盲点。在马来学界，无论是“马来(语)作家和马英作家在五十年代初期即已开始针对建构‘国家文学’进行深入而缜密的思考”，而“华文文学仍停留在族群内部的矛盾之中”，从未“对超族群的国家文学概念发挥建设思考”，因而“自然地华文文学被排除在国家文学论述场域之外”的历史回顾，还是关于华文等“外来语文有自己精深博大的文化与文学传统，运用有关的语文写作，无形中‘我们’将活在外来文化的阴影中，并且无法自由地以自己的语汇塑造自身的文化，亦遏制了个人的创造能力”的理论阐释，对马华文学都有明显的排斥性、压制性。但是，“国家文学”从滥觞至今几十年中，“其名目之更替，内涵之逐步具体化，理论之积累与推陈出新”，都表现出不断建构的理论态势。然而，“面对马来学界的理论构筑工程，马华文化人能做的仅仅是诉诸直接的情绪宣泄，或消极地摆出战斗性姿态”，因而难以从“敌对”论述中获得“启发意义”——“比如如何处理马华文学与中华传统的距离，以及文学主体性问题”。同时，“国家文学”论述内部症结与盲点不仅压制了他族文学，也使得马来文学在1980年后逐步“堕落”为“伊斯兰教条主义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七十年代末的辉煌已不复见”。文章一方面以这样一种“双重损害”揭示了“国家文学”论述的病症；另一方面则立足于马来西亚文学的多元发展，提出“土生性马华(文学)”(indegenous Mahua literature)以取代“本土性/地方性”，“土生性的宗旨是开拓马华诗学，它是艺术创造的过程(creativity process)，一种心灵归向，一种跨文化资源的取舍与融合，一种独特的语言结构与叙述方式，最终成为具体的艺术形式(artistic form)，那便是作家特有的文体，而它又能形成一种普遍的美学标准，在传统中传布”。为此，“马华文学首先应跨出本族圈子，去书写广大人民与广袤的马来西亚天地，用彼等的方式思考，以他们的感情创作，这并非关于写实或什么主义，它是马华文学人民性的基本内涵，也是马华文学对国家文学的想象。”庄华兴的这种思考，实际上是希望马来“国家”文学与马华文学都能摆脱权力运作的束缚，回到文学最本质最可贵的层面上来，其中包含的建设性自然是开阔而长久的。
然而，《议题》的前瞻性中也存在着历史无奈性，乃至困境、危机。
杨宗翰的《从神州人到马华人》(2000)将“马华旅台文学”既视为“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也视为“马来西亚文学史的重要部分”，是力图指陈马华文学的非纯然性，也想使马华文学更拥有开放性，而当他呈现马华旅台文学的记忆时，他“带”出了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八十年代中、后期起带有台湾民族主义色彩的各式论述在文学场域已渐成主流”，“它们勤于清算自身过往历史的‘中国性’’，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旅台的马华作家们也深刻反思着自身与大马土地间的紧密关联，并开始检讨旅台前行代的不归，其与大马文坛的疏离、‘中国’之血缘霸权等等问题”。台湾民族主义论述对“中国性”的清算在本质上不同于马华文坛对“中国性”的反省，但后者还是在前者的影响下发生了，两者的共鸣在哪些层面上，又怎样发生了共鸣，这对马华文学论述的前瞻性是会有某种制约的，甚至关涉是否会构成马华文学清算中国性视野上的某种限度，即“为他者的目光所限”。
钦佩，甚至兴奋于《议题》作者们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及其包含的思辨穿透力，并且深知这些议题对马华文坛的未来至关重要之余，我们也更希望它能更多地发生于马华文学的“本土”。在寻找、开掘“家国”之外的更广大的资源时，似乎也不应抛弃了“家国”传统的资源。我们会发现，马华文学论述对峙阵营有时却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例如，马华文坛的“老现实主义者们”曾一再担忧“‘马华文学’的特征显然地悄悄被另一种‘殖民文学’所取代”，这显然是指台湾文学这一“外来影响”对马华作家创作的冲击。但后来，马华文坛的“老现实主义者们”的创作也被视为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内地文学霸权影响下的“移民殖民地文学”。自然，马来学界的“国家文学”论述更陷入了“帝国霸权的陷阱”，那么，将来马华文学走出本族圈子，更多地融入马来西亚文学(例如用华马双语写作)，是否又会被视为置于另一种霸权影响下？因此，马华文学论述应该对“反霸权”的思路有所警惕了。
新生代对马华文学传统的颠覆直指马华文学的定义。黄锦树将马华文学扩展至大马华人文学，当然不仅是为了涵盖更大面，因为即便“视马华文学为一包含白话中文文学、古典中文文学、簔簔马来文学、英文文学、马来文学的复系统”，其现实的涵盖面也未必有多大扩展，因为在这一马华文学复系统中，“簔簔马来文学早已终止运动”，“古典文学则在二、三十年代渐渐退居边陲”，而“马华英文文学始终在主流之外”，在马华文学建制空间“当道”的只有“以白话文为主的现代中文文学”⑥。黄锦树论述的前瞻性是有学术深度的，但这里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多少提醒着我们，当马华文学论述的现实覆盖力并未有多大拓展时，其跟创作实践就还未能充分展开对话。事实上，“议题”的许多重要思想在后面各卷的文体论、作家论中尚未得到全面体现也说明，“议题”所开启的马华文学论述，需要跟马华文学现实创作状态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就整体感觉而言，“综论”侧重于“历史的实录”，“本土传统性”强一些；“议题”更多地焦虑于马华文学的未来，“旅外创新性”更鲜明，这从《大系》和《回声》各部分的展开可以得到充分印证。以诗歌和小说评论为例：《大系》的17篇诗评，16位作者除1人旅居香港外，其余都定居于马来西亚，被评的13位诗人也无一旅居在外，两人为东马诗人；《回声》的8篇诗论出自6位作者，其中仅两人定居于马来西亚，论及了约34位诗作者，其中六字辈及其后的诗作者几近一半。《大系》的16篇小说评论，15位作者，4人旅居在外，被评的16位小说家中，也仅1人旅居在外；而《回声》的10篇小说论出自9位作者之中，其中仅两人定居大马，所评重要作家中，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梁放、张贵兴、黎紫书，也都是在《大系》中“缺席”的。两者的差异，动态地呈现了马华本土和旅外文学间的互补互动，但同时也表明，马华文学的历史和前景之间也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矛盾，“议题”的前瞻性如何对接于“综论”的历史性，可能会是一种十分艰难的过程。例如文学语言问题，《大系》着重看到的是华文教育如何成为华人维护民族权益的最后一道不可退让的“防线”的历史，看到在华社艰苦卓绝的努力“致使马来西亚至今成为了全世界除了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之外，拥有最为完善华文教育体系的一个国家”⑦中孕蓄的民间活力，看到“至今仍有80％以上的华裔子弟就读华文小学”⑧这样的事实显示出来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所以其关注的主要还是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这样一种历史存在。而《回声》在整体上更注重寻求“使‘马华文学’成为异质性空间”、“成为更广延、更具动力和颠覆力量的概念”⑨的新架构，所以他们或诊疗不同语族作家的共同病灶，或揭示华文写作中的文化属性危机，其指向都会抽掉华文在马华文学中的基石作用，而寄希望于华马双语创作或华裔多语创作并存局面的出现。显然，上述“历史”和“未来”的差异太大，两者的内在沟通和对接甚至存在着根本性伤害的危险。
无论就历史空间还是现实构建，马华文学无疑都是极其独异而丰富的，如果缺少了它，世界华文文学的丰富多元性甚至会受到一种根本的损害。正因为此，我格外期待着，马华文学的“历史”和“未来”，能进行更多的建设性对话。
注释：
①陈大为：《序·鼎立》，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6、17页。
②谢川成：《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序》。
③陈大为：《赤道回声·序·鼎立》。
④何国忠：《马华文学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变奏》，陈大为等主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2页。
⑤谢川成：《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序》。
⑥张锦忠：《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赤道回声》，34页。
⑦安焕然：《马华文学的背后——华文教育与马华文化》，《赤道回声》，574页。
⑧安焕然：《马华文学的背后——华文教育与马华文化》，《赤道回声》，574页。
⑨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赤道回声》，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