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功起飞的奥秘（上）——1.中国特色的赶超模式——2.结构演变催生发展动力——3.正确战略激发生产潜力——4.制度变革与大国优势——5.后发优势更显风流——6.定位、松绑、护航、加油：政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7.行政改革助推经济腾飞——8.文化：为经济竞争注入生命力——9.赶超优势的社会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势论文,经济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 经济学解读
中国特色的赶超模式
▲过去28年，中国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赶超发达国家模式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
▲速度、结构、开放、体制、科技赶超五大效应促进中国经济积极发展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成功的现代化赶超模式
在整个世界中，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相互融合、相互竞争及共同发展的过程。虽然一些国家起步较晚，但仍然追赶上甚至超过了领先国家的发展水平。
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有四个成功的赶超典范：美国用43年时间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赶上了英国；前苏联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赶上了美国；日本从1950年代初开始用了40年追赶上美国，被认为是在“赶超游戏”中最成功的国家；广为人知的“亚洲四小龙”，它们用了30年时间追赶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是一个典型的后来者，产业化起步较晚而且起点也很低。如果说欧洲和北美是从1750年开始工业化，中国则晚了100至200年，也就是说，中国正式开始进入工业化是在1950年，并且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国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差距。
中国经济自1978年起开始起飞，极大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的差距，显示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赶超发达国家模式。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快速增长。
一言以蔽之，过去28年是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见证了经济最快速的发展，但也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和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步伐。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情况是千年所未有的。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TFP的大幅度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特点：第一是增长率非常高；第二是波动性很大。所以，中国经济不光要研究可持续性问题，还有稳定性问题。
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TFP(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TFP是衡量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官方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之间，实际上资本的增长率不仅没有高于改革前，反而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1/3。而世界银行的估算结果还要高于这个数字，达到43％。
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我们再用另一种方式来构建一种增长模式，这是一个全面而广泛的框架，包括资本、劳动、知识和体制变革。
第一，人均产量增长的一半左右来自人均资本增长。在此期间，人均资本增长率为8.5％，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驱动效应。
第二，人均产值的1/3来自体制变革。这反映了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或者说改革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期间体制积累的增长指标是5.2％，这是相当高的体制变革推动速度。
第三，人均产值的1/5来自知识发展。这表明，知识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知识积累指数在这期间增长率为3.7％，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知识创新、引进、吸收、推广和应用速度，无疑证明了大国效应。
这种方法更好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有利于将来为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明确的政策，即通过改革促进体制变革，通过开放和科技创新推动知识进步。这意味着中国应该将科技和知识，而不是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而1995年之后，由于就业增长大幅下降，相反资本存量却大幅上涨，TFP也下降了2—3个百分点，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显示，在1995年至2001年间经济增长源泉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资金投入、低劳动力投入和低劳动生产率。
五大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横向效应”，是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仅靠资本投入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二是“速度效应”，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经济体制所产生长期增长效应。“横向效应”是短期效应，而“速度效应”能发挥长期作用。“速度效应”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显示了包括五个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的重要影响。
速度效应。即在某一时间内，工业化进程中的后起国家实现了比发达国家还要快的经济增长。如果说“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历经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工业革命后欠发达国家最高和最持续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那么，中国同样打破了纪录，创造了奇迹，其最大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发生在一个占世界1/5的人口的国家。
结构效应。即在某一时间内，后来者的结构性变化的指标超过先进国家。日本花了80年时间才将其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由70％减为50％，美国花了50年时间(1820年至1870年)，前苏联用了33年时间(1917年至1950年)，中国只用了17年(1978年至1995年)实现了这一目标。1978年至2003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加速增长可能刺激劳动力流向高水平生产部门，结构变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开放效应。实施对外开放，落后国家参与经济一体化要比发达国家速度快。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走向开放，由与世界经济完全切断联系的发展模式过渡到部分开放的发展模式。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1.1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年均增长超过16％。这标志着中国已经从一个部分开放的国家过渡到一个全面开放的国家。
体制效应。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显示，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得到深化和加强，包括建立和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立市场体制和实施细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科技赶超效应。虽然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但引进技术的成本却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从而缩短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在很短时间内缩小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相当成功的例子；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正在成为第二代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典范。
那么，中国的技术从何而来？按价值计算方法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直接进口或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货物等，如进口高科技产品。另一种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引进新技术。还有一种是中国企业直接融资和研究机构技术创新的研发开支，主要体现在研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此外，中国也通过电信网络和因特网获得和传播了各种知识、技术和信息，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科技交流和科技人才的交流获取了新知识、新技术。
在整个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包括知识赶超和经济赶超，这两个步骤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今后，中国应该尽快实现从资本驱动型经济到科技驱动型经济的转变。
(此文由英文原稿编译而成。翻译：人民论坛记者康培)
结构演变催生发展动力
20多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始终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与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城乡、体制、内外)变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源泉
马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中国经济在20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质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甚至大起大落，以及经济结构和体制结构的重大变动，都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深刻影响和挑战。因此，评价和判断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应特别注意社会经济结构、体制结构方面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农业和轻工业成为经济快速增长部门。1984年以后，农业产出比重开始下降，以轻工业消费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反映在工业增长体制结构方面，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工业由1978年的20％上升到1989年的46％。
在消费结构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抵消了农业产出比重下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保证了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旺盛。1980年代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不足的若干迹象已经出现。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经营不断恶化，乡镇企业发展势头也逐渐趋弱。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社会就业矛盾日益突出，而且使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像80年代那样支撑经济快速增长。不过，大规模对外开放进展迅速，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外需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和境外直接投资的数额逐年上升。有关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只要出口增长在两位数以上，整体经济增长都保持了较快的速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下滑就与出口增长的迅速走弱直接相关。
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外贸易和境外投资进一步扩大，外需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重化工业进入快速扩张时期。在消费需求方面，经过长期准备和1997年以来政府“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和改革，特别是1998年以后以住房、汽车、电子通讯为代表的新型家电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三大需求的强势增长，使中国经济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低迷状况，呈现了强劲增长趋势，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迅速增长。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仍在继续，但其可持续性和相关判断却存在争议。实际上，这种争议主要还是源于对体制结构影响的不同判断，而体制结构的影响恰恰是经济转型时期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结构的体制分析
中国20多年高速增长是在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中实现的，这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也是短期发展中不断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原因所在。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分析和判断常常出现严重分歧，其根源也在这里。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需和投资，短期内难以过渡到以消费需求为主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是人们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失衡的忧虑所在，关注的焦点也相对集中在汇率、土地和收入分配政策方面。
就消费需求而言，如果不能从体制上扭转分配关系失衡，就难以缓解和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消费需求就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扭转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最主要的是打破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体制性歧视。随着农业产出份额逐步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国内需求不足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要努力形成劳动者集体谈判的有效机制，改变在劳资关系中过于向资方倾斜的做法；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基本住房补贴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逐步扩大分享的覆盖面和分享水平；从体制上抑制行政性垄断部门转嫁经营成本和攫取垄断超额利润的行为。这些方面是增长动力结构向消费需求为主转换的关键。
就内外需失衡方面，关键是给予境内外投资以平等待遇。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特征是“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占重要比重，境外投资(包括投资品)的进入与出口增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境外投资在内地享有政策优惠，可以避开内地企业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如融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在境外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开放早期延续下来的重外资、轻内资(特别是轻民营)的做法，形成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
中国的投资增长最具有转型时期的特征。尽管从GDP总量结构看，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经超过国有部门，并且在1990年代末已经占有2/3的份额，但在社会总投资的份额却远未达到这一水平。这种状况表明，国有部门的投资在总需求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资金密集领域。国有部门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政策的体制性“倾斜”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但约束机制主要来自行政层面而非市场，由此往往造成市场信号的扭曲和投资波动过大，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国有部门投资除了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外，在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领域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当经济结构演变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之后，大规模的基础产业投资，与国有部门投资增长是直接相联系的，1998年之后这一趋势逐渐加强。投资增长的这一特征，使得政府宏观政策组合中，行政手段往往是必需的，甚至是关键性的。
总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现象，是短期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所致，特别是城乡二元、内外二元和国有与非国有(民营)二元的体制结构性倾斜所致。所谓“低成本扩张道路”、出口的高速增长、过度投资以及融资体系风险和分配关系扭曲，无一不与这种体制性二元分割相关联。
中国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孕育了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而转型中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结构的变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在平稳度过经济短期波动的同时，通过改革适时促进中长期因素向有利方向发展，是经济潜力不断得到释放的关键。
国外如何看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因为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国内储蓄和外国投资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公共教育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私立教育也在逐步发展。
——墨西哥《纪事报》
自从1979年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征服了世界，不过用的并非军队而是工厂。中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9％，逐渐崛起为一个贸易大国。数以亿计的低收入工人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促使贸易飞速发展，对全球石油、矿产、货币和股票市场产生了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经济增长比想象的好。一是“稳”，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二是“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都快速增长；三是“平衡”，进口明显加快，减少了与出口的差距，还有国内消费需求越来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紧。
——德国国家电视台评论
中国成功之道首先是培养良好的经商环境，最主要的因素是公共机构和政府政策。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优势是不断适应。改革进程也促进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协调。随着中国的商业环境的迅速变迁，政府角色也可能发生改变。
——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和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Tenev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能力。中国政府提拔重用年轻有为的人才，有勇气通过开放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现在到了韩国放下架子虚心向中国学习的时候了。
——韩国延世大学经济系教授李斗元(海洋、晓燕编辑整理)
正确战略激发生产潜力
▲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有效整合生产要素和资源
▲对外开放带来大量的外资、技术和进出口贸易额
▲新的工业化战略增强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
▲政府积极的干预政策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马晓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制度创新可以给经济带来新的发展。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诸如农村土地、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的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由传统体制控制的超经济均衡，使得生产要素配置由以政府为主转为以市场为主，技术创新以政府为主导转为以市场为主导，商品生产由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转为所有制多元化，商品价格、消费由计划决定也转为由市场决定。可以讲，由体制改革引起的这些制度变迁，使得参与经济发展的各种主体，能有效地组合生产要素和更好地使用资源，这为经济加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与此同时，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使得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过去2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14219亿美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不足10％，而到了去年这种影响达到64％。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
采取新的工业化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了长期压制消费、用高积累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采取了与传统工业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第一，尊重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先让以消费品为主体的轻工业优先发展，再用轻工业带动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战略安排，遵循了经济结构演变的渐进性，既降低了经济发展对资本品的需求，明显扩大了就业空间，同时又延长了产业链条，增强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第二，改变了由国家集中发动工业化的方式，实行了分散式工业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打破了国家垄断之后，出现了几股新生工业化力量。他们分别是农村乡镇企业、城镇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三股新生力量同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展开了竞争，按照市场需求纷纷扩大市场供给，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政府采取积极干预政策
28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增长，还得益于政府积极干预的政策。分析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增长，实质上是市场和政府双力推进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虽然充分发挥了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干预政策，而是以积极方式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比如当经济出现波动时，政府利用经济、法律以及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当亚洲金融危机出现时，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等。在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过程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政府的本意是试图为经济快速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财政、税收、贷款、土地、审批、进出口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支持经济增长。
当然，不断迅速增长着的市场需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动力。从1978年到2005年，国内社会消费品市场需求规模由1558.6亿元扩大到67176.6亿元，名义增长42.1倍。旺盛的市场需求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制度变革与大国优势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劳动、资本、资源禀赋等传统的优势以外，制度变革的神奇力量和大国优势更加不容忽视
邹东涛，中央财经大学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传统优势促使经济增长
传统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增长=[劳动+资本+资源禀赋+企业家才能]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都可以在以上因素中找到原因和动力。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为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居高不下，促进了资本的快速和规模形成；中国通过贸易解决了大量资源不足问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水平，深化了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国企业家队伍也快速成长了起来，比较有效地组合着资源和创造着市场。
制度变革的神奇力量
但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释的是，同是中国这一片国土，同是中国这些人民，为什么在过去很多年没有能够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没有为全社会生产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来。这说明，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以上因素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在以上因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或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增长。
制度经济学家早已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纷纷提出了“制度最重要”、“制度高于技术”、“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资本、资源、企业家才能等都被严重压抑了，这是中国过去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使中国的资源配置方式、产权的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充分调动了全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得财富遍地充分涌流。这是改革和制度变革的神奇力量。
因此，传统经济学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就必须修正。
即：经济增长=[劳动+资本+资源禀赋+企业家才能]·有效的制度
在这个函数式中，有效的制度并不是与劳动、资本、资源、企业家才能等相并列的因素，而是影响和决定劳动、资本、资源、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
大国优势不容忽视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关系问题。一个企业，经济增长率无论多高，但如果企业的规模很小，其经济总量不可能做大。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如新加坡、科威特，其经济增长率无论多高，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中国却能够成为第四大经济体。这就是大国优势。
今日我们分析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必须考虑中国的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具有巨大的储蓄从而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投资；由于有巨大的市场，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具有抗衡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中国目前的人均经济规模虽不大，由于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任何小的人均经济集合起来，就成为庞大的经济体。
中国如果仅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大国优势，要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永远不可能的。而由于大国优势，只要中国改革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再过若干年，向着世界第三、第二……经济体攀升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大国的优势只是潜在的，而不是必然的。无论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确保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后发优势更显风流
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制度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概念所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并启迪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上经济成功之路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后发优势：站在前人肩膀上发展
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国家及其企业可以通过借鉴和学习先行的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加快经济增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譬如，以经济总量翻一番的时间计，英国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1987年仅仅花了9年。为什么越是后来的国家增长越快呢？当然就是因为“后发优势”的发挥，说白了，后来者能够更显风流，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然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存在后发优势，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呢？答案是，后发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还需要其他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和平的环境、开放的经济、市场化以及尊重产权等等。没有和平的大环境，外战抑或内乱会让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永远沉沉睡去；有了国内和平的大环境，但对外经济不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足，信息闭塞，不能很好地向先进国家和企业学习，后发优势同样难以发挥。为什么印度是民主国家，俄罗斯搞了休克改革，但经济发展都不如中国，国际上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印度和俄国的开放不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了和平，经济也开放了，但是国内市场化进程步履缓慢，对私人产权缺乏尊重，那么国内企业仍可能得不到发展的良机，相反国外资本可能乘虚而入，主宰民族经济(典型如“拉美化现象”)，令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得畸形、难以持续增长。
所以，和平、开放、市场化、对产权的尊重缺一不可，它是使得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大显身手，后来居上的先决条件。
比较优势：“看不见的手”之外
开放、市场化、尊重私人产权，所有这些加起来其实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看不见的手”理论正确但过于简单。为了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尚需要进一步思考。
这个问题曾经让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绞尽脑汁。现在，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猜想，可能有三个因素成为胜负的关键变量：一是要素成本，包括劳力、土地、能源等经济要素的价格。这一条决定了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的比较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供选择的技术路线和发展战略是什么。二是组织和制度费用，也就是把经济要素组织起来的规则与制度的确立、执行和运行费用。这一条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能否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优势。第三，经济要素的质量，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技术和知识水平。这一条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就是成本与能力的竞争。给定其他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制度费用下降较快，而要素质量又能得到稳定的提升，就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均土地等自然资源大概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3到1/5，而人均资金也不丰富，因此中国比较优势就是密集的劳动力资源。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在中国的企业(包括中资、外资以及合资企业)很好地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据估计，人力资源数量的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高达25％。为什么中国越来越成为新兴的“世界工厂”？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密集的制造环节。
制度优势：释疑计划经济时代的困惑
当然，劳动力并非是唯一决定成本的因素。一些经济学家曾问道：光凭劳力便宜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资最低，却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呢？答案是当时的工资成本虽低，但制度成本高昂，因此抵消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所以很显然，中国企业要打造国际竞争力，在劳力便宜的基础上，还必须时刻想办法降低制度成本，才能赢得最大的国际竞争力。这一方面是政府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变革不断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通过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以及技术创新来降低企业组织资源的成本。
人力资本：贡献1/4经济增长
中国的人力资本的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极其明显的。据估计，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25％。发达国家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1990年人均社会总财富大约为42.1万美元，其中24.8万美元为人力资本的形式，占人均社会总财富的59％。其他几个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德国、日本的人均人力资本分别为15.5万美元、31.5万美元、45.8万美元。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对人力资本积累也提出了巨大需求。
专家点评
袁钢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宏观经济室主任)：
以上是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的不同解读。
胡鞍钢的这篇文章用强调技术创新的生产率增长要素模型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关键在于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作者采取对全要素生产率作广义理解的框架进行分析，支持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只是包括科技创新，更重要的包括体制变革所带来的结构调整效应、开放效应等五大效应的重大作用。
用体制结构的变化来说明增长主动力的变化，探测了影响增长动力的体制深层原因。这是马克研究员全文的主旨。作者认为，80年代农村经济市场化和乡镇企业发展支持了消费需求旺盛及经济的快速增长；90年代以后出口高速增长支撑了经济增长；2000年以后消费、投资和外需三大需求同时扩张带动重化工业，支持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的各种扭曲无一不产生于城乡二元、内外二元、国有与非国有二元等体制二元分割。实施针对问题的改革，是使经济潜力不断释放的关键。
马晓河的文章集中强调改革在市场化、进出口贸易、工业化模式、政府干预四个方面的进展，给中国经济带来强劲的增长动力和良好的增长效果，这样归纳并无不对。如果能够深入揭示一些问题文章就会更加客观丰满。
邹东涛一文强调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说理有力。在同一片国土上，资本、劳动、资源基本不变，改革前后经济增长发生了巨大变化，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不主要是资本、资源、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而是发生了巨变的制度。
赵晓的文章指出了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在于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中国作为后发优势国家，借鉴学习先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形成比较优势。另外，改革开放创造的安定环境和市场化制度提供了充分保障，降低了制度运行成本，开发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有力支持中国经济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
中篇 政治角度解析
定位、松绑、护航、加油：政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龚维斌，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我国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发展为经济建设确定了应有的位置，为经济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二是为经济发展清除了观念、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三是加快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四是鼓励人们创新和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与我国政治发展密不可分的，政治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简单地说，我国政治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定位、松绑、护航和加油的作用。
定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十年“文革”，我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人们热衷于讲政治斗争，很少讲经济建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革”以后，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政治体制高度集权，人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面对这一状况，是按照旧有的传统模式继续走下去，还是果断地走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人民必须做出的选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转变，是我国经济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开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人们认识的深化，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总结了14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与政治逐渐相对分离，经济建设获得了应有的位置，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松绑：清除各种障碍，调动人们致富热情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似乎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人们想富而不敢致富。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从思想上消除了人们致富的疑虑，充分调动了人们致富的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对个体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的看法有着相当大的分歧。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此后，党和政府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最初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后来认为“在法规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对于所有制问题的正确认识，为非公有制经济争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政治发展为经济的松绑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上，还表现在承认和着手进行生产关系改革上。国家承认并且完善和推广农民自己发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改革国有企业，改变政企不分的模式，尊重群众的生产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农民、国家与工人的关系，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工人从单位制中走了出来，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使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的诸多束缚，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流动的资源逐渐增多，有利于人们创业和创造潜力的发挥。
护航：创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多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明确提出要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从1970年代末开始，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此后我国政府进行5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城乡基层组织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同时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也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国家还陆续和重新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律。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走向国际化创造了合法和宽松的环境。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2004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财产权和人权进入宪法，是我国政治重大发展的标志，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加油：改革分配制度，保护非公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从而把其当作进行收入分配的唯一原则。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坚持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下，逐步放松了对其他分配方式的限制。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国家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分配方式、新社会阶层的定位以及保护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重大的政治发展，这种发展为我国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20多年来，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促进了政治发展。但是，也并非没有代价。过度投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趋势，就是地方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改革进程带来的一些弊端。腐败机会丛生，也是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的一个后果。进一步看，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增长，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政治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特别是要深化以民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促进和保障经济快速增长，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国家的富裕、民主、文明、和谐与稳定。
行政改革助推经济腾飞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国家人事部人事人才研究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如果只让用一个理由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奇迹，我认为那就是改革。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通过28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基本适应的，各项改革措施是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是在不断创新的。“适应性”、“有效性”、“创新性”，这三点对我国28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8年来，我国一直不懈推动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经济的发展创造着良好的政治环境。
放开不该管的，管住该管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究竟哪些应该管，哪些不该管？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取决于社会、公众的现实和长远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政府的功能主要是实现社会目标。所以政府必须从资源配置的领域中退出来，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根据这个原则，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紧抓住政企分开，下放权力，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和监管，加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强公共管理职能，加强服务职能。政府转变职能的巨大能量至今还远远没有释放，转变职能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表现为政府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存在着“越位”现象，市场监管的职能存在着“缺位”现象，社会管理的职能存在着“不到位”现象，公共服务的职能存在着政府“不让位”现象。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还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的能量，催化经济的升级。
节约管理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精简机构，精兵简政，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1980年的时候，国务院工作机构101个，到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到29个，整个工作机构加在一起52个，是26年前的一半。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机构减少了近一半。在这期间虽然有“精简—膨胀”的循环，但回潮的幅度小于改革的幅度，机构和人员总的数量从较长期的阶段观察还是呈下降趋势的。行政管理审批制度改革近几年力度很大，审批项目从总量上看已经减少一半。这些措施节约了社会管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创新管理方式
全国各级政府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公务员制度逐步得到完备，多种形式的“一站式”服务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效率，许多地方开展了便民活动、便捷服务。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地方政府建立的政务服务大厅有4000多个，为企业和公众到政府办事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场所。电子政务建设步伐迈得很快，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有效地促进了政府办事效率和管理透明度的提高。现在再也听不到为批一个项目要盖100多个图章，跑一年多时间的事情了。前不久，著名的《IBM政府评估报告》公布的各国政府效能状况排名结果显示，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十九名，首次进入前20名行列。
政府决策和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含量不断提高
政府决策和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含量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得到有效的借鉴和吸收，一系列现代管理制度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到应用，取得了很好效果。如，专家咨询制度、决策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民意调研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基层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制约了政府的权力，使各级政府逐步适应现代社会新的治理方式，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水平得到提升，传统的经验型、“长官意志”式、“三拍”式(决策拍脑袋、论证拍胸脯、问责拍屁股)的政府管理逐步淡出舞台。近些年来，在重大决策方面的失误率大幅降低。
加大国家政府间合作，获得国际有力支持
加大国家政府间合作，在国家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的部分管理职能正在向超国家的国际组织让渡。我国政府成功地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为世界的和平、和谐、稳定作出贡献。加入WTO，积极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个国际组织的决策，以及申办2008年奥运成功，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我国的经济发展由此也获得了有力的国际支持。
政治和经济，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函数关系，在政治适应经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其变量呈正相关性；在相互不适应的时候，呈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政府如果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工作方式乃至工作作风适应了经济的要求，这时就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反之，就会成为“绊脚石”和“拦路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了政治进步，这一事实，可以说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可以作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政治学释义。
专家点评
黄恒学(北京大学公共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导)：龚维斌与高小平两位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政治对经济的助推作用。中国的经济成功与行政系统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它激励地方官员与快速、市场化经济发展紧密联系。新的体系将各级地方政府转变成了一个真正赞成市场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在28年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历程中，中国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始终发挥着先锋和主导作用，而市场化改革，也必然加深和加速了中国政治民主和法制化进程。从政治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到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方式变革，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渐进过程。从全面的社会封闭和完全的保守主义，到思想解放，技术、资本、管理、文化和全方位的市场开放，充分表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胸怀。
下篇 社会、文化解读
文化：为经济竞争注入生命力
文化不但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软要素，而且是直接的生产力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如果把一个经济主体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文化则是它的灵魂。21世纪是“经济文化一体”的世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经济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弗朗索瓦·配鲁曾经说过，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正是积淀了几千年并且一直在熏陶着中国社会人生和人心的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在社会转型成功后的中国，焕发出了巨大能量，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它与人力、知识等其他资源一样，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资源，并且深刻影响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工作、行为方式和思想。具体地说，中国文化对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造就了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知识和信息资源主体的知识分子，其状态、境界和德性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之技术人员。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如《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洁身自好的价值观念，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意识，对名利的谦让、淡薄的风骨，清廉自守、不求闻达、视名利如浮云的品格，成为降低经济增长成本、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精神动力。
注入企业文化，培养群体意识。现代经济增长是多种要素综合的结果，企业尤其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作为一种以伦理规范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融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养企业的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提倡世俗伦理，调整社会风气。这种世俗伦理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如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等；同时也表现为在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如家庭生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又如社会生活中的国家与集体、上级与下级，以及朋友、同学、邻里等关系；特别表现为崇尚信义，重视诚信的意识。而诚信恰恰是刚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社会最稀缺的文化资源，弘扬“人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国文化，提倡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的社会风气，抵制和打击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恰巧能够为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和发达商品经济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提供有效的伦理工具。
和谐人际关系，舒展紧张氛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中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矛盾日益尖锐，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更需要一种以提倡“和”作为宗旨的宽容文化，使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舒展剑拔弩张的氛围，而不需要相互报复、相互厮杀的极端主义。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为社会提供了对话、沟通、协调的理性方式来替代对抗、误解、冲突，钝化“竞争”的压力，消磨掉一些“竞争”的锋芒，由此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赶超优势的社会学解读
从历史的视野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立足全球视野分析，中国经济何以能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关键在于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充足而持久的要素供给能力
杨宜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从社会学的角度释疑是什么原因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妨从两个视角来解析，一是立足历史视野，分析改革前后我国经济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其二是立足全球视野，分析中国有什么特殊的优势，能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以如此显著的速度发展。
首先，从历史的视野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结构变化产生新动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有渐进式特点，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这种体制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社会构成的创新上。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是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向经济成份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提高了整体经济的动力、活力和效率。
据有关学者推算，改革开放头十年，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显著，平均为23.6％，尽管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制度效应将会减弱，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会在10％左右。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利益一元化。在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之间缺乏竞争，内部约束机制不强，激励机制不合理等，造成企业效率低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低的部门体制中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高的体制中。非公有制部门的企业预算约束较强，经营机制灵活，市场适应力强，所以在转轨经济中，国家鼓励、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国有部门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明显加大而国有部门相对较小。非国有经济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有利于促使国有企业改制的顺利实施。
利用体制外元素推动体制内改革。国家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度环境，吸引各方社会力量和国外的投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最大的储蓄主体，也是最大投资主体。改革的实质是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充分让企业拥有自主权和经营投资权，企业成为最大的投资主体。同时，政府还废止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出台有利于投资的政策，进行制度创新，为非公有经济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比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历史遗留的产权不明问题的清理，使政企分开，企业的产权关系明晰化，增强了乡镇集体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自我增长机制”。在过去一直高度垄断的某些行业，国家开始降低产业和行业准入制，实现非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平等竞争，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金融业非国有机构的发展问题，银行业中除了过去的国有四大银行，还涌现了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私有制银行，进一步消除限制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障碍，加大对非公有经济的贷款额度。
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的市场准入政策明显地逐步放宽，20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在第一、二产业中获得进入机会，1992年以后，政府实行全国区域的全方位开放，而在我国加入WTO后，完全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规范。此外，政府旨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正试图建立一套较完善的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产业化提供持续不断的激励与保护，这些措施如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防止政府对企业经营投资的不适当干预等等。政府在产权确认、市场准入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刺激了社会投资欲望，扩大了投资规模，在1978—1994年间，私人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增长了32倍，平均每年增长30.6％。到2006年，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
市场化改革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里我们将更关注在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在计划体制的框架下，生产要素被强制地束缚在特定的生产部门。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了阻碍要素流动的各项障碍，使要素市场渐渐形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可以按照市场所指示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在部门之间重新进行有效配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农业边际生产率低，在画地为牢的阻碍消除之后，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大规模地转移，同时城市中也开始存在劳动力的跨部门、跨行业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表现为两种渠道：一开始即“离土不离乡”，改革期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这一过程被称为“农村工业化”，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成为推动我国上世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力源。另一个渠道即向城市流动，即城市化过程。城市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农民工从土地走向城市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收入，进而刺激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拉动经济增长。
社会观念发生变化。这首先体现在居民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认识问题上，改革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思想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比较忽略经济建设，而且在产业结构上，重视农业疏忽工业，重视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对于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不可能很好地引进与学习。伴随着渐进式的改革，一方面人们树立了正确的发展观，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观。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为国内居民提供了新的消费示范，国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同时也给了国内生产者提供了学习、引进、模仿和再开发的时间和机会。
下面我们立足于全球视野，分析中国经济何以能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
增量革命使得中国已经进入经济起飞的轨道。从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我国2005年的人均GDP是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和日本的1/21。由此可见，我国目前还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国由经济起飞到工业化完成阶段将持续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时期。目前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发展的契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有别于他国的优势。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需求拉动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中国有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庞大的消费市场，13亿人口是个巨大的消费群体。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新的消费领域的开拓，人们的消费性支出不断上升，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其他国家相比不高，但因为收入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较大，各种消费倾向共存且相互影响，因而社会消费欲望强于同等人均收入的其他国家。并且消费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同时，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越过了温饱型的消费方式，转向更高的消费层次，如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住房和汽车等奢侈消费品的拥有量越来越多。
城市化是持续不断推动力。我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这就决定我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投资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很大。首先是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近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不断增加。其次是新兴支柱产业，如汽车等产业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且其形成对投资需求很大。再次是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带来交通拥挤、电力、住房紧张等问题，必然会增加政府对道路、城市地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也带动了城市房地产业的兴旺，这几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房价的高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住房投资需求的旺盛。
储蓄偏好和人口红利支撑高投入。中国较其他国家发展的优势还在于具有充足而持久的要素供给能力。在资本的投入上，因为中国人的消费理念影响，我国居民一直保持储蓄习惯，特别是在目前特殊的转轨阶段，由于人们对制度改革的预期不确定性，使国民为了抵抗未来的风险，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虽然有学者认为储蓄率高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怎样，鼓励高储蓄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原则。同时，因为中国如此大的市场对国外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中国位居世界第二。在劳动力供给上，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成本低廉，不会因劳动力短缺或成本升高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是日本、韩国等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这样不仅可以有助于国内的积累，而且会加大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更加注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经济的发展最终是要与社会的发展目标相辅相成的。在发展上要追求和谐、科学的发展观，切忌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而且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严重，以及下岗、失业等问题，使国民对未来的预期充满不确定性，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都对我们的发展提出了警示，只有社会稳定才能有健康、高速的经济发展，相反的，如果不注意社会发展，一意孤行，一旦社会问题的积累达到或超过临界点，必将导致社会动荡，那么经济的良好发展也将不可实现。
专家点评
袁钢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宏观经济室主任)点评：杨宜勇一文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解析。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经济，打破了阻碍要素流动的障碍，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按市场导向实现了重新配置，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重视效率和创新的新观念、庞大的消费市场、旺盛的投资需求、较高的储蓄率和丰富低廉的劳动力等优势，以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共同推进经济健康高速增长。
唐任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劳动、资本、知识等其他资源一样，发挥着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工作方式和思维，使人们增强社会责任心，焕发竞争精神，保持团队意识，恪守职业道德、崇尚诚信守法，重视人际和谐，塑造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理性社会秩序，从而使珍贵的传统文化体现出难以估量的生产要素价值，发挥出推动现代经济和谐快速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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