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战论文,观念论文,春秋时期论文,战争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阶段，具有动态性、过渡性以及多样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嬗变过程，这在军事领域也不曾例外（注：参见拙著：《春秋军事史·绪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又可以春秋中期为界，将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划分为前后不同的阶段。这在战争观念上，就是对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的逐渐突破。即由“以礼为固”向“兵以诈立”的过渡，由重“偏战”（各占一面相对）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演变为“出奇设伏、兵不厌诈”。在作战方式上，则是由春秋前中期车战的全盘逐渐向春秋晚期步战的重新崛起演进，车战战术日趋复杂多变，军阵趋于成熟并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古典“军礼”传统的延续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与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史记》等文献所提到的“古司马兵法”，便是记载、保存有关“军礼”（亦称“军法”）的主要载体。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已遇到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尖锐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舅犯（即狐偃）就曾认为“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子鱼也强调：“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注：参见《韩非子·难一》、《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但是从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这里可先看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
在公元前597年爆发的晋楚邲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注：《左传》之《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六年》。）。当两军阵上致刃交战之际，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方的一番奚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是太不合乎情理了。然而在当时，这恰恰是战场上贯彻“军礼”的必有之义，并不怪诞。
又如，在公元前575年发生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楚、郑联军战败，晋军实施战场追击，“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弗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注：《左传》之《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六年》。）。晋军将领韩厥、郤至等人在交战中，都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而让敌手逃逸。不仅如此，郤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注：《左传》之《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六年》。），回报以礼物和慰问。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并不是郤至等人道德境界高尚，而不过是他们忠实地遵循“军礼”的规范行事而已。《国语·周语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下，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指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总的来看，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的温和一面。即便是在铁血残酷较量那类战争中，也并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这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象（注：《孟子·离娄上》。），是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当时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注：《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其本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震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敌之法的理论总结与升华（参见拙文：《孙子“伐交”本义考》，《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1辑）。）。换言之，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当时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战争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方式。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他在位43年，参与战争20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基本上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他品德与功业的缘由（注：齐桓公“重战”而不黩武的行为方式，合乎儒家“义战”的理念，故孔子表彰他“正而不谲”，孟子对他亦推崇备至，云：“五霸桓公为盛”。）。
应该说，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例子：如《左传·隐公元年》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隐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又如《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子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再如《左传·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其他像公元前770年，屈瑕率领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当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注：《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而任何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为是违背“军礼”的行为：“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曰：“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可谓是对春秋前中期战争指导基本特征的很好的概括和揭示。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当时指导战争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
第一，战争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云：“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司马法·仁本》云：“兴甲兵以讨不义”。上述例子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注：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
第二，军事行动有“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注：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都是本“礼”宗“仁”的意思。郤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注：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重要原则之一。覆按史实，信而有征，《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晋士匄侵齐，及
，闻丧而还，礼也”。
第三，战场交锋的正大不诈原则。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许多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在《司马法》、《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中均有相当具体的反映。《司马法·仁本》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司马法》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谷梁传·隐公五年》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谷梁传》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著。故《淮南子·汜论训》有言：“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服而舍人”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即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臣服于自己。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这在《左传》等典籍中有着充分的反映。《司马法·仁本》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层意思。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行动纲领就是《司马法·仁本》所说的：“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注：《左传·昭公十三年》。）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真切含义（注：《论语·尧日》。），终于藉此而昭白于今了。
历史表明，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就是在“军礼”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军事领域中的旧“军礼”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无可避免地要一步步走向式微。
二、“诡诈”为特色的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旧礼制的束缚，使战争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首先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的根本性进步。
新的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范围尚较为狭小（注：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方面所动用的兵车仅七百乘而已。于此可见春秋前期战争规模之一斑。），战争的胜利主要靠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进入春秋晚期之后，随着“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军队成分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与此同时，战争地域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流域，加上弓弩的改进，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故使得作战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演进，具体表现为步战的地位日渐突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带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以著名的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情况、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即是形象的描述。
但春秋晚期战争上最大的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的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用班固的话来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又刘向《战国策书录》亦云：“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诡诈奇谲为特色的战争指导现象，在春秋前中期的一些战例中即已露出端倪。例如郑卫制北之战中，郑军正合奇胜打败燕师，就既是迂回作战，也是兵分奇正而用的先例。又如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庄公善察敌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虚弱之处，赢得作战胜利。再如晋借道灭虢吞虞之战，晋以“借道”为名，行攻伐之实，一石二鸟，兼并对手。另外像郑抗北戎之役中的设伏诱敌，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军的后发制人，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军晦日用兵，出其不意，先敌列阵，夺取主动等等，都无不充满了作战指导上的诡诈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大量“军礼”笼罩下的军事行动相比，这类战争指导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的地位。
到了春秋晚期，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诡诈作战遂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南方地区吴、楚、越诸国之间的几场大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一）公元前570年，楚令尹子重遣邓廖率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进攻吴国。吴军利用楚师轻敌疏忽的弱点，进行截击，大破楚师，擒获邓廖，并乘胜进击，夺取驾（楚地）。
（二）公元前560年吴楚庸浦之战中，楚军诱使吴师深入预先设伏地区，突发伏兵，大破之。
（三）公元前548年吴楚舒鸠之战，楚军运用诱敌推进，尔后进行内外夹击的战法，战胜吴军。
（四）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爆发。吴军初战失利，吴王乘船“余皇”落入楚军之手。吴公子光为夺回“余皇”，先派人潜伏在“余皇”附近，夜间派人袭击楚军并高呼“余皇”，潜伏者轮番呼应，造成楚军大乱，吴军乘势发动全面进攻，大败楚军，夺回“余皇”。
（五）公元前508年，楚囊瓦率军伐吴，进至豫章（今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淮南、江北一带）。吴军伪示怯战之意，故意将大量船只集中于豫章南部江面上，示以守势；而同时暗将主力潜伏于巢（楚邑，今安徽桐械、安庆一带）地附近。囊瓦中计，误以为吴军尽在江上，对陆上方向松懈戒备。吴军乘机从侧背突袭楚师，大破之，并乘胜攻占巢城，俘楚大夫公子繁。
（六）公元前482年，吴越姑苏之战进入最后阶段，是役中，越王勾践同样是采用战略突袭的手段，乘隙蹈虚，一举攻克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的。
其他诸如吴楚鸡父之战、吴越槜李之战、吴越笠泽之战等等，亦多运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在这里已很难看到过去中原争战中所经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敌君必下、“免胄而趋风”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而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不仅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建树方面。这方面孙子、伍子胥、范蠢等人的有关战争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主要的代表。《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立，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郑友贤有言：“《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注：《十家注孙子遗说井序》。）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高度概括。
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子基本相一致。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注：《左传·昭公三十年》。），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范蠡主张“随时而行，是谓守时”，提倡“得时无怠，时不再来”（注：《国语·越语下》。），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观念。它们来源于春秋晚期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同时进而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晚期的军事活动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
三、车步作战战术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车战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步兵的重新崛起阶段。与这一作战方式演进的历史趋势相一致，当时的战术也不断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幼稚走向成熟。这主要表现为车战战术的发展、军阵的进步和独立步兵灵活战法的推广。
1.车战战术的发展
车战是春秋时期作战样式的主流，在前中期尤其如此，它作为典型的阵地作战，特别适合于当时争霸战争的中心地带——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从《左传》等典籍所反映的史实来看，一场车战一般经历四个过程：（一）次，或称军、舍，即敌对两军，先扎营驻军，准备约期会战。即《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合军聚众，交和而舍”。（二）致，或称致师。即以单车或少量部队对敌进行挑战。（三）阵，即列阵。即所谓“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四）战，即两军展开决战，以定胜负。交战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先敌发动进攻，迫击敌阵；二是固守阵形待敌来攻，长勺之战中鲁军的作战指导即如此；三是双方同时发起攻击。通常来说，当时的车战时间持续并不长，几个时辰，最多一天就见分晓。只有极个别情况是当天未决胜负，夜间暂行休战，以等待次日再战。
但这仅仅是车战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车战战术在春秋时期是有相当的进步的。
首先，车战阵形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不但表现为交战双方已较普遍地采用了三军阵、五军阵，而且也表现为军阵内部车、步兵力配置，战术协同，武器装备配置，实施机动等方面日益合理化。这保证了战斗力的充分发挥，使车战战法进入了新的更高层次。
其次，由于阵形的发展，部队交战时的机动性增强，反映在进攻的方式上，就是速度加快，攻击力加强。具体地说，即由原来的保持阵形，徐缓推进，所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注：《尚书·牧誓》，亦见于《史记·周本纪》。）；“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注：《司马法·天子之义》。），向快速进击的方向过渡，出现了“疾进师，车驰卒奔”、“车骤徒趋”的局面（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周礼·夏官·大司马》。）。
其三，出现了初步的野战防御方法。在这一时期，次军（军队屯驻）已设营垒。这些营垒一般都设有障碍物，能够阻碍或迟滞敌方战车的冲击，即所谓“深垒固军以待之”，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使己方避免不利条件下交战的防御作用。
其四，战术观念逐渐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早期战争重信轻诈的传统遭到一定的冲击，“不鼓不成列”的惯例开始受到怀疑，并趋于没落，乘对方尚未列好阵形就发起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点，前文中已论及，兹不赘述。
其五，战车阵地战逐渐开始运用多种较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包括有迂回侧后，攻其不虞；出其不意，晦日进兵；欲取先予，乱敌阵形；避实就虚，由弱及强；诱敌冒进，侧翼夹击；巧妙设伏，大创聚歼等等（注：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11页。）。
2.军阵的进步
春秋时期的各种大的军事行动无不与阵联系在一起。所以要知道当时战术的发展，不能不考察当时军阵的有关情况。
所谓“军阵”，就是指军队在投入战斗时，根据地形条件、敌我实力等具体情况而布置的一定的战斗队列和队形，从最基础的一卒、一伍、一列开始，一直到全队、全营、全军，都做到“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注：《司马法·严位》。）。这种一定的排列与布置，就是一定的“阵”。要言之，军阵就是各种战斗队形的排列和组合。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阵，或以自己的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
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的数量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这表明，在交战中，整齐而适当的队形是将士们相互依托作战的基本要求，勇敢者或怯懦者都不能独自前进或后退，它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军事家都高度重视军阵的布置和运用，提倡“阵而后战”，强调军队在行军、作战时均要严守既定的阵形，以充分保障整体作战优势的发挥。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这一客观形势使得当时的“军阵”日趋进步。这表现为“军阵”名目繁多，形式复杂，实战效益突出，遂成为古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一，从军阵的基本形式看，春秋时期的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车兵，基本上都采用“三阵”或“五阵”。所谓“三阵”，是指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分相配置的宽正面横向阵形，一般以中军为主力，以两翼相配合。繻葛之战中，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注：《左传·桓公五年》。），就是一种典型的“三阵”。其他像《左传·文公十年》载楚子与宋公、郑伯田于盂诸，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楚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晋国原轸、郤溱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将下军，其采用的阵势也都是“三阵”。到了春秋晚期，“三阵”仍相当流行。如吴国在黄池之会上列三个万人方阵，越王勾践在破吴笠泽之战中“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注：《国语·吴语》。），就是明显的例子。
所谓“五阵”，是由“三阵”发展而来的。这在春秋期间也趋于不断的完善过程之中。最早它当属于是一种行军阵法，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名曰“荆尸之阵”，“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即系一个由开路的先锋军、保护兵车的右军、搜寻粮草的左军、主力中军和殿后的精兵所组成的“五阵”。其他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载的齐军行军队形，也明显是以“前、后、左、中、右”为结构的“五阵”。
但据现存史料分析，“五阵”在春秋中期以前并不流行，它在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军队形，而并非作战阵形。它在春秋后期的发展，主要与步兵的重新崛起有关。魏舒毁车以为行，大败无终戎及群狄于太原，其采取的步兵军阵就是“五阵”：“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注：《左传·昭公元年》。）这可以说是“五阵”实际应用于作战的重要标志。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军阵”，有一个从“三阵”独盛到“三阵”、“五阵”并行的演变过程，而它又与步、车战的递嬗相同步。
除“三阵”和“五阵”以外，当时也有仅以左、右相配置的阵形。如公元前704年速杞之战中，楚军即仅排列左、右两阵。至于最基本的单一阵形，在此时期的小型战斗中仍有使用。但它们都不是当时军阵的主导形态。
第二，在传统的上、中、下（或称左、中、右）“三阵”内部，也根据客观战争状况的变化，而有了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从而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了军阵的实力。繻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可见，其阵是以25辆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居后。这就是在“三阵”框架内的车步配置的局部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其他如以15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50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其基本特征是，逐渐抛弃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将步卒分散在战车的两侧和前后方，以加强步卒掩护战车和在四个方向上机动作战的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战车多采用疏散的队形，方阵作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这样就增强了抗击敌军进攻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战车调动，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快速进攻和追击创造了条件。用于追击的战斗队形在这时也产生了。它通常是在追击中迅速将军阵展开成“角”的形式，从两侧对敌军战车和步卒实施包抄，阻止敌军逃逸，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三阵”为基本形式的条件下，军阵内部的结构（战术编组）是处于不断的演进改革过程之中的。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概括总结，指出随着历史的进程，车阵的进攻战术有了很大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初期，这时的进攻队形是大正面的密集方阵；第二阶段是春秋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兵人数剧增的疏散方阵进攻；而第三阶段则是春秋末期的纵队进攻了（注：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野战进攻战术的发展”节，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这一勾勒的大体脉络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第三，从军阵的战术特点看，春秋时期的军阵主要可分为方阵和圆阵两大类，而从军阵的作战方法分类，则当时的军阵还可以划分为立阵和坐阵两种。
《李卫公问对》卷中指出，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所谓方阵，乃因其呈方形或长方形而得名，这是春秋时期（也可说是整个古代）阵法的最基本形态。因为军队中各级建制单位都有自己的行伍队列，排列整齐时总是呈示为方形或长方形。繻葛之战中，郑军的“左拒”、“右拒”，也就是“左矩”、“右矩”，即两边呈矩形的方阵。关于春秋时期的方阵，尚大量见于有关典籍的明确记载：“万人以为方阵”，“方阵而行”（注：《国语·吴语》、《吴越春秋·吴王夫差内传》。）。其主要特点是“前后整齐，四方如绳。”这大多是进攻型的阵式。
所谓圆阵，乃因其呈圆形或半圆形得名。它是方阵的变形，车队首尾连成环形，步卒紧挨战车以接敌，这大多是防御型的阵式。其特点是将疏散的队伍收拢为密集的队形，消弥易遭敌人攻击的翼侧，即把防御正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从《孙子兵法·势篇》所提到的“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的情况来看，在春秋时期，圆阵不但已广泛应用，而且曾在防御作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军阵”，如果从作战方法和姿式上分类，则可以分为立阵和坐阵。所谓立阵，就是采取立姿作战的战斗队形；所谓坐阵，就是采取坐“跪”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就现存史料考察分析，立阵与坐阵基本上与步兵作战相联系，当属步兵重新全面崛起后的产物。其中立阵当为进攻性阵形，坐阵则是一种用于防御的阵法。它们各有其功能与优势，“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注：《司马法·严位》。），在作战中交相运用，互为补充，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综上所述，以春秋中期为界，当时的战争可以按其主要特点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争观念也存在着一个由崇尚军礼到推尊权诈的历史嬗变过程。这种变化，是当时作战方式演变的必然产物，同时它又转过来进一步推动了作战方式的革新。在这里，实践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时期的确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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