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全面小康增长”的实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阶段性论文,途径论文,全面小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后十年，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经济运行比较平缓，因此出现大量经济周期已经消失或者被医治了的论断（注：Schlitzer.G.，Have economic fluctuations been dampened？New empinical evidence from Italy，Open Economic Review，1995，6，pp.387-397.）。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经济以遭受“9·11”恐怖袭击为起点的衰退引发了新一轮世界经济波动。现实告诉我们，经济周期就是经济周期，就像经济周期的称谓那样，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一种波动和轮回当中，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我国经济自从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后，虽然经济周期的分界变得模糊，经济周期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注：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仍然存在，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仍然需要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给予充分关注。由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以增长型周期为本质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和变化方式。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发展出现了在诸多领域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并存的基本格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正在阶段性地展开和持续（注：刘金全、刘志强：《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运行趋势判断》，《经济学家》2002年第5期。）。为了在未来18年当中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从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增长阶段性等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实现预期目标的具体途径，探讨以需求管理为主的经济政策战略和以长期稳定经济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实现“全面小康增长”提供必要的经济环境和政策保障。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基本态势的转变
在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波动过程当中，经济周期的模式和类型发生了几度变化。首先，我国的经济周期已经实现了由古典型经济周期波动向增长型经济周期的转变；其次，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波动型经济周期向稳定型经济周期的转变；第三，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的转变。我国经济周期态势的转变不仅同我国经济的市场条件和体制条件密切相关，也同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存在着必然联系。
图1给出了1953年以来我国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利用竖线进行了对应的经济周期划分（注：1995年前的经济周期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2000年作为经济周期转变点的划分，参见刘金全：《我国经济波动中的长尾特征》，《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初步统计值）。图2给出了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轨迹，其中柱形所表示的经济波动成分是利用H—P滤波脱离趋势后得到的（注：H-P滤波方法参见：Hodrick.R.J.and Prescott.E.C.，Post-War U.S.Business Cycles:An Emperical Investigation，Worlaing Paper，Camegie University，1980。）。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经济周期波动，都显示出明显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基本的经济周期形态保持大约5年左右的长度，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周期模式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图1 1953年至2002年的经济增长轨迹
图2 1953年至今的经济增长波动
首先，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古典经济周期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当中间或出现经济增长绝对水平的下降，导致经济增长率正负交替，而且增长速度的落差十分明显。从图2中能更清楚地发现，1976年之前，经济周期当中具有显著的收缩阶段，1960年代经济出现过20％的负增长，表明经济在较低规模时所出现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增长型经济周期模式，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出现高低起伏，但是经济总量仍然保持持续增长。增长型经济周期是长期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特征。由于我国增长经济周期具有平均高位的特点（1978年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49％），这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
其次，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波动性中展开的，1978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个百分点，如此幅度的经济波动导致了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应对性和应急性，无法有效地提高生产和投资效率，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变得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当中，随着宏观经济总量的逐渐增加，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1978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个百分点，经济波动性的降低幅度达到原来的71.3％。我国经济周期所具有的稳定性特点，不仅导致新世纪以后的经济周期分界模糊，而且出现了经济周期弱化的现象。
第三，在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了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注：关于我国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大跃进”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0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围绕着8％左右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这是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左右或者影响的正常波动范围。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8％的高位上出现了稳定性进一步增强的态势，这不仅降低了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作用，而且奠定了我国实现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性划分
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是时间长于经济周期、市场条件和生产要素供给特征比较稳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总量关联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经济发展阶段。任何长期经济增长过程必然由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组成，而经济周期的态势变化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转变密切相关。当前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周期态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多是因为经济增长所处于的阶段性发生改变所致（注：Ramsey.R.and Ramsey.V.A.，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pp.1138-1151.）。
如果仅仅所分析的范围局限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后，那么经济增长轨迹可以由图3更为清楚地得以描述。在图3当中，我们利用阴影将时间区域分为了三个基本阶段，即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2002年。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1年，我们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在此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波动标准差为3.39％。显然，这些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比较明显，样本波动的半距5.7％达到了标准差的1.68倍。在这个期间当中，我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大约三个比较完整的周期，并且经济周期的形状和性质是基本相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等一些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导致了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注：张守一：《我国经济周期的特殊原因与波动格局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这些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周期波动的开始和完结都归因于短缺形成的供给释放和消失。这个阶段以卖方市场为特征的总供给驱动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始过程，经济增长方式大多以供给驱动为代表性特征，这是社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扩张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阶段。
图3 1978年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划分
图4 1996年后经济增长的长尾态势
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1996年，我们称其为“经济增长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1.96％。这个期间仅仅维持了一个周期长度。经过改革开放13个年头的经济发展和资本累积，我国经济的供给终于克服了“瓶颈制约”，实现了社会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促进。这个期间我国经济当中的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活性均比较活跃，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均具有显著效果，它们共同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双因素驱动阶段的周期模式是：消费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由于实现了需求扩张和供给扩张的双重循环，使得经济增长的双因素驱动阶段具有快速增长的特征。由于在这个期间我国经济出现了加速的通货膨胀，而且对于高通货膨胀的预期不足，因此在被迫的紧缩过程中，这个经济增长的双因素驱动阶段过早地结束了，现在总结起来确实有些令人惋惜和回味。
第三阶段是1996年至今，我们称其为“经济增长的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这个阶段至今的平均增长率为7.84％，最高速度为8.8％，最低速度为7.10％，波动标准差仅为0.57％。这些数据表明，进入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以后，经济增长围绕着8％左右稳定地徘徊，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惰性和稳定性，这种增长态势不仅带入了新世纪，而且将在新世纪初期持续下去。我国经济“软着陆”以后，供给的全面过剩和总需求持续不足，预示着经济进入了以买方市场为标志的“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此时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价格水平的轻微通货紧缩，还是“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都具有刺激和扩张总需求的政策取向。总需求驱动阶段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在该阶段虚拟经济的泡沫成分开始降低，以价格和利率等名义变量作为工具的政策效用也显著降低，虚拟经济和实际经济出现了双重稳定和彼此和谐的经济态势。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多都要经历上述三种发展阶段，在没有发生严重外生经济冲击（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些发展阶段性不具有重复性和可逆性。在上述阶段性划分假说下，对于我国经济趋势的分析，就要在“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的大背景下展开，这时经济周期模式变形、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化、货币政策弱效性和投资乘数降低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从反周期调控的持续性和名义经济活性降低等角度给予新的解释和检验。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高位长尾形态和增长持续性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高位上的稳定性，2001年和200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5％和7.3％（初步统计值），2003年的预期经济增长速度为8.0％。从这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呈现在8％左右的稳定性。为了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增长长尾的基本态势，我们利用图4描述了1996年以后实际GDP月度同比增长率的轨迹（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个别数据进行了月度分解和季节调整），并给出了H—P滤波表示的趋势水平，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经济实现“软着陆”后，经济增长速度拉出了一条长尾状轨迹，并且在1999年出现尾部拖平的现象，在2001年开始出现了轻微的上翘。如果上翘以后的经济周期波动将重新出现周期分界，那么2004年左右将出现新的增长高峰（9％左右）。这些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正是我国经济增长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和我国现阶段市场规模和资源条件的具体体现。
我国经济增长路径所呈现的拖平甚至上翘的长尾性质不仅蕴涵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预示着经济增长在8％左右水平上的持续性，这为实现“全面小康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增长性和稳定性的基础。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我国经济已经处于总需求单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这使得经济“软着陆”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持久的干预影响，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将在一轮“软扩张”过程中实现
我国在1996年实现的经济“软着陆”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促使膨胀的虚拟经济规模和攀升的价格水平回落到较为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仍然保持了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一种非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成功干预经济运行的成功案例。但是，应该注意到，一些紧缩性的政策干预影响在经济“软着陆”以后继续产生滞后作用，特别是出现了价格调整粘性形成的持续轻微通货紧缩和买方市场条件下的总需求不足。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导向开始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由追赶式经济增长向可持续经济增长转变，由政策促进型的经济增长向市场调节型的经济增长转变。这些转变过程恰好同总需求，单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相吻合，因此导致了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调整期的惰性和惯性，稳定性的经济波动导致了较弱的波动“溢出效应”（注：Caporale.T.and McKieman.B.，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volatility and growth:evidence from post war U K date，Scottish 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43，pp.229-236.），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在平稳的态势下出现了拖长的增长型长尾，在这样平稳长尾上的经济增长必将出现与经济“软着陆”对应的“软扩张”阶段。
2.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拖平长尾的高度是我国目前市场条件和资源条件可以维持的“自然”增长水平，这同当前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和调控方向基本相符，我国扩张内需和外需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长期化趋势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稳定态势和增长水平，是近年来方向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调”结果，带有市场条件和资源供给条件的一些“自然”增长属性，目前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可以认识是经济增长自然率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的体现。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坚持“微调”的操作方式，但是在政策力度、取向和期限等方面更具有规则性和透明性，不仅保证了经济行为个体正确预期的形成，也有利于经济个体行为的渐进调整，显著地降低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需求管理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期限和稳定的政策工具，因此应该在一段时间内扩张总需求和培育总需求，兼顾、扩张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并重，这势必要求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继续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并且应该对一些经济政策工具补加长期化的内容（例如调整国债和国债投资项目的期限结构、增加利率的市场化成分等）。在总需求单因素驱动经济增长阶段，我国将努力扩大内需和积极培育需求作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确实是一个正确和务实的选择。
3.我国已经实现的“初步小康增长”为“全面小康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全面小康增长”是“初步小康增长”的必然升级和自然延续，“全面小康增长”目标的实现势必要求我国经济增长在目前的长尾水平上稳定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周期波动的稳定性和经济增长轨迹的长尾特征将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必须保障。如果在未来18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当中，我国能够实现年均8％的实际增长速度，则实际GDP的增长倍数将达到：（1+8％）[18]=3.99。这意味着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将实现翻两番的预期目标。审视图4所显示的增长趋势，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已经在正确的起点和方向上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轨道。如果分析与此相伴的其他经济条件，例如我国虚拟经济和实际经济比较和谐的相互关系、持续和稳定的高水平投资率、不断增加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升级和扩容的行业和市场规模，以及加入WTO后带来的“经济增长趋同”带动（注：Barro.R.J.and Sala-i-Martin.X.，Convergence，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pp.223-251.）等诸多因素，都预示着我国在目前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态势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中展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稳定方向表明，我国经济完全具备了实现“全面小康增长”的有利条件，在未来18年的快速稳定增长过程中，不仅综合国力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将完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长达40多年的增长型长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利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实现了“初步小康增长”，我们将再用大约20年的时间实现“全面小康增长”，然后我们将继续利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民族复兴增长”，那么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位（假设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这是历史赋予和未来留给中华民族的机遇和使命。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和过程已然明了，但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仍然需要漫长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