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思想的比较_邓小平文选论文

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思想的比较_邓小平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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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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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1-8182(2004)02-0007-04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解放前经济文化的发展非常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极致力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思想和理论观点。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提出的思想观点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学习和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地位:从毛泽东经济工作是民族地区的主要工作到邓小平民族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对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意义一直有深刻的认识。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1949年10月,毛泽东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8页。)以后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衷心祝愿西藏日渐繁荣,人民生活日渐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益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注:《人民日报》1952-12-08。)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新疆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在新疆主要工作是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8页。)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后毛泽东热切关注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0世纪60年代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工作是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工作的思想。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基于他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毛泽东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93页。)“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注:毛泽东:《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

在毛泽东经济工作是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工作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切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的民族工作不可能真正的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并没有能够摆脱贫困。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邓小平发展民族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他号召全党在新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民族工作中,邓小平也始终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1980年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强调:“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注:《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他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哪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中,明确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把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现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邓小平在党的民族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真正地实现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经济工作是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工作的思想并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说的好:“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关键。”(注:《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途径;从毛泽东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到邓小平的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实行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

近代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剥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贫穷落后,各少数民族更加落后,呈现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有步骤的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面对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后希望和全国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和愿望,毛泽东提出了要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帮助少数民族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毛泽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5页。

)“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页。)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主张,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9页。)在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方针、原则的指导下,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采取和平的方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剥削压迫制度,从不同的社会形态,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极大的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以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了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提高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民族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为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1938-1965)第164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时代的脉搏,科学地分析并及时地回应了时代主题转换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并以此判断为基础提出了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制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社会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并反复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改革与开放是密切相连的,改革与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在谈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途径时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975-1982)第91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比汉族地区严重得多,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必须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各民族通过对内对外开放,相互学习,向先进的民族学习,以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邓小平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并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1938-1965)第167页。)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实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间,民族地区的变化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工业生产平稳提高,重点工程捷报频传,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三、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政策:从毛泽东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到邓小平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毛泽东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毛泽东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页。)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过去的反动统治、历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文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9-240页。)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体现。毛泽东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毫无疑义地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用特别的努力来改善各少数民族的地位,帮助各少数民族的自治,努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促进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注:《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对各民族自治地方,从财政、物资、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和帮助,如:给少数民族地区巨额财政补贴,发放各种贷款、救济贷款和补助费,调拨和供给各种产品、设备等生产和生活资料,对于特别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无偿发放农具、种子、粮食等生产和生活用品,从内地派遣大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支援建设。同时,还在基本建设投资、财政税收、发展贸易、收购土特产等方面采取予以照顾的政策。所有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始终强调这样一个思想,“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2页。)并且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5页。)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做过贡献,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创建了新中国。总之,各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在现实生活中各民族已经水乳交融,谁也离不开谁。毛泽东的结论是:“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316页。)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思想,继续贯彻落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的党的一贯政策。邓小平说:“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页。)在实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带动贫穷落后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政策的制定,改变过去那种采用抑制东部地区发展来帮助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办法。原先那种吃“大锅饭”的做法,既延缓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又没有使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通过以东部地区的优先发展带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讲求效益,从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东部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关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强调国家要从各方面特别是物质上予以帮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关心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例如,设立多种专项基金,实行包干定额补贴政策;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对口支援,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实行优惠等。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使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不断翻番,建成了一大批包括国家重点项目在内的工业企业,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不仅坚持了毛泽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观点,而且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国家的帮助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国家的帮助必须与少数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才能改变落后面貌。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繁荣,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身生产力的提高。邓小平说:“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975-1982)第91页。)少数民族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既要利用好国家的帮助和扶持的各项政策,又要以生产力为标准,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互利互惠,把发达地区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地域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繁荣。邓小平以生产力为标准,强调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是对毛泽东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思想的重大发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特色。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基础源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这一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关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思想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各少数民族经济状况极端落后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改变少数民族人民缺衣少食的生活状态;邓小平则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论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所以,他着重强调的是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总之,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理论,邓小平则进一步把毛泽东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200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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