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深化改革、创新体制的不竭动力——学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论文,深化改革论文,体制论文,不竭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三个代表”》一书，汇集了江泽民自2000年春天视察南方发表“三个代表”重要谈话以来直至今年“七一”讲话等10多篇讲话文稿，反映了“三个代表”思想从提出到逐渐深化、初步形成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这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它的科学内涵、全面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在去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对它如何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一直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它与深化改革有没有关系，包不包括改革精神？更为人们关注。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两者没有内在联系，“三个代表”就是“三个代表”，哪里涉及什么改革不改革！《论“三个代表”》一书的出版，对这个问题释疑解惑了。在新发表的“讲话文稿”中，江泽民对“三个代表”与改革的关系有不少论述。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三个代表”思想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存在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呼唤
江泽民在2000年6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他继续说道：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而奋斗。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改革的深化、体制的创新也跟随进入新的一轮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已经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伟大思想和党的十四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龙头的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深入到一个几乎是全新的层面。由此，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要从根本上转变体制和机制的极为艰难的攻坚阶段。在历史进入新的千年世纪，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相当不少的国有企业脱困之艰难，与旧体制的政企不分、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过多、公有产权实无主、领导责任很难明等一系列弊端的密切关系，更加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要求各个方面改革的深化，必须促进具体制度进一步创新。江泽民指出：目前企业改革和管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到位，攻坚破难的任务仍很艰巨。要把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在新世纪，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大力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而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形成自主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结构调整必须紧紧依靠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江泽民提出的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全党在新世纪的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江泽民讲的体制创新，不仅是指经济体制继续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而且还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要有创新。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这个“坚”，不完全是经济体制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政治方面的某些体制和机制。如江泽民所指出的：“进一步加快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这是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当然，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不仅限于此。如果不适时地改革某些方面的政治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党和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阶段性的明显成效。但是，揭露出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江泽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党已经拥有六千三百万党员，这么大的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总的形势是很好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进步不能低估。但对腐败现象，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切不可掉以轻心。谁都会看得到，腐败现象在由经济单位向党政机关扩大，由个人作案向群体作案演进，由下层机关向上层机关蔓延，由非执法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由县处级领导向省部级领导侵蚀，甚至由个别领导干部“下水”向以第一把手为首的整个领导班子蜕变发展。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为什么腐败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仅仅是放松了对干部的教育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从改革开放之初起，邓小平就一再告诫全党，要反对特殊化，整顿党的作风。陈云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在80年代中期还进行了整党。但是，党风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尽管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但在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近几年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初步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反腐败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样，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但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很艰巨。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体制事实上在不断强化。一方面权力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对过分集中的权力又缺乏强有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制度建设跟不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难以得到巩固。江泽民分析“官本位”的危害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都有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无数事实证明，教育不是万能的，它只对愿意接受教育者起巨大作用。思想教育是自律，制度建设是他律。这两者不仅缺一不可，就是一手硬、一手软也不行。无论哪一手都不能软。要像抓两个文明建设那样，“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有同样的硬度。最近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积极探索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子。这就是说，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这样的决策非常正确。
WTO组织加入在即。这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不仅仅是经贸关系，还包括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政治的多极化趋势、经济的全球化走向、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化的相互激荡和渗透，都会通过加入WTO组织后更加直接地反映出来。WTO组织的“游戏规则”更多地有利于起主导作用的发达国家，不利于像我们这样的后加入国家。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无疑有压力、是考验。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江泽民指出：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也是严峻的考验，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企业经营机制、经济运行规则和环境等，都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事实上，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千方百计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而且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的体制和机制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强化综合国力，从而在异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赢得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江泽民在2000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说：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不改革，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他具体指出，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毫无疑问，继续推进上述改革，难度会更大。因为每进行一次重大改革都要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改革的不断深化，更会深刻地触及既得利益问题。因此，改革会更困难，工作会更艰巨。正因为如此，江泽民表示：“我们必须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绝不能有畏难情绪。”（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这表达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心声。
历史的发展在呼唤着深化改革和体制的继续创新。就此而言，“三个代表”思想也可以说是回应历史的呼唤而适时诞生的。
二、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三个代表”思想内含之意
“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伟大的理论创新。但这绝不是一个被一些人称之为“天马行空”的孤立的、抽象的理论观念。
“三个代表”思想的三个方面的先进性，必然要求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这是它的内在逻辑所使然。
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江泽民同志的许多论述，充分说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体制创新是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江泽民近些年讲得较多的一个思想，就是创新。在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他讲话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概念，从国外来说，最初主要讲的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问题。因此，江泽民讲创新，最早也是讲的科学技术的创新，赞同中国科学院提出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但是不久，江泽民就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使用创新概念，强调为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经济和企业的管理要提高创新能力，基础产业和国防事业要利用技术创新走信息化道路，作为科教兴国战略基础的素质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并在各行各业广泛提倡创新精神，从而形成全社会争相创新的局面。在此基础上，2000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讲话，对创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他提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在他看来，理论创新决定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创新；随着理论的创新，也要求有相应的体制等方面的创新。对于体制创新，他强调：“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这个各方面的体制，指哪些方面呢？江泽民讲得也很清楚。一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来看，使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这个新的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达到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状况，“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二是从经济的发展格局看，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使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机制有新的突破，发展规范的统一的全国市场等，“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三是从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来看，经济技术竞争和合作机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等，“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不难看出，上述改革的深化，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还涉及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及其他体制。可见，在新世纪，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相当深刻的。它将使攻坚的任务进入更深的层次。
（二）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内在要求。
“三个代表”思想是在体制创新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不可能提出这个思想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我们国家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党的队伍自身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加强党的建设，如何进一步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我们国家而言，20多年最具有决定性的、也是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于体制创新，实行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才使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活动形式、工作就业方式、物质利益关系和收益分配方式等的愈益多样化，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这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给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江泽民在2000年6月9日的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今年2月，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感到，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这‘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最近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也指出：“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样，党就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背景。
“三个代表”思想，一方面，是在体制创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要求继续深化改革、进行体制创新，以体现它的先进性要求。改革不是一次性的，体制创新也不是一次性的。江泽民说得好：“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注：江泽民《“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提出“三个代表”，就包括了要深化改革，继续进行体制创新的要求。也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很多，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自觉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部分的问题。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注：江泽民《“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在另外一次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注：江泽民《“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最近中央关于加强和改革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也强调要把继续改革体制、推进制度建设，作为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全面落实“三个代表”思想要求的关键。在所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每一项任务中，都贯穿着一抓教育、二抓制度这个指导思想，论及了怎样建立、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的问题；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江泽民对此指出：这些年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解决党内作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收到不小的成效，但有些问题相当顽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他还说：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文化、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党内教育、管理、监督的制度，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加以完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也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建设。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新鲜经验，也要靠制度来坚持。全党要不断总结和探索有利于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新办法新制度。
这些都说明，“三个代表”思想决不仅仅是抽象空洞的理论观念。它要求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实实在在地去贯彻、去体现。不断深化改革，努力创新体制，是贯彻、体现它的根本之途。
三、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具有决定意义
“三个代表”思想，使我们对党的本质和先进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毫无疑问，这是由实践到理论的认识飞跃。但是，按照《实践论》的观点，这个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提出理论去解释世界，而在于用这个理论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因此，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所产生的理论认识的飞跃，对于党的建设来说，还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即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还要将它贯彻到实践中去，使之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即实现“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说，使“三个代表”思想实现“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进行体制创新。由于“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是全方位的，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纲，因而它要求对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是全方位的。就党的建设来说，也有一个制度建设即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问题。从严治党，首先必须严格党的制度。“对党内已经确立的制度要严格执行，同时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健全各项制度”，“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以保证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对党员干部真正实行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注：《论“三个代表”》第23、101页。）再就人们普遍关注的反腐败斗争来说，要通过依靠体制创新来抑制腐败现象。正如江泽民所强调的：“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注：《论“三个代表”》第115页。）根据这些年开展反腐败斗争摸索的经验，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因此，坚持教育、法制、监督相结合，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进行体制的创新。这就是说，“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注：《论“三个代表”》第114页。）江泽民的这些认识，应当说是一针见血之论，抓住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坚决地贯彻落实到实践，反腐败斗争的成绩一定能够获得老百姓满意的认可程度。
加强党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党的改革问题。这里讲的党的改革，是指的各种具体制度的改革，而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各种具体制度，包括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服务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运作机制等等。凡是不能体现“三个代表”先进性要求的，统统都需要改革。在《论“三个代表”》中，江泽民强调了这样几点：
——深化领导制度的改革，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注：《论“三个代表”》第170页。）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建立有效机制，不断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再一个重要问题是，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充分发挥这些部门的职能作用。江泽民强调：通过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注：《论“三个代表”》第172页。）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和方法，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加强人才培养，注意人力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合理性，“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业的社会环境，形成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机制”，并“从制度上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的发生”（注：《论“三个代表”》第173、93、116页。）。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还提出，要推行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任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干部交流、轮岗和回避制度；抓紧建立健全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和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逐步实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度和差额考察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等。这充分表明了第三代领导努力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
——深化监督制度的改革，健全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江泽民指出：“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注：《论“三个代表”》第176、116页。）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健全定期报告工作和廉洁从政情况的制度，建立省部级党的组织巡视制度等；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而使“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上述几个方面的体制建设，在党的建设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行上述几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不能仅仅限于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具体的领导体制和工作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于推进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非常重要。从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个视角看，党的建设可以说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强党的建设，深化对党自身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当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在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治理好了，对于国家的治理来说，就解决了最为关键的大头，也就解决了最核心的问题。因此，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一方面，提出了“治国先治党”的重要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的实施原则（注：《论“三个代表”》第15页。）。这样，“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也就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辟了新的思路。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提出的上述制度建设，就是以期“通过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可视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新路子，有助于开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流行一种说法：在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不是实行邓小平所要求的“同步论”，而是一种“先后论”。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新加坡、韩国，还有我国的台湾，都是在经济起飞之后，再着手政治改革的。对于这些地区的改革应当怎样认识，是这些地区的事。这里姑且不论。就我们国家来说，恐怕不能同这些地区简单类比。
第一，我国是大国。地区差别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起飞的时间不仅不会相同，而且发达省市比欠发达省区、沿海比内地、东部比西部实现现代化的计划时间相差在10年至数十年间。如果要等内地、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现代化后再着手集中抓政治体制改革，那岂不要等数十年之久吗？显然，这是相悖于邓小平的意愿的。因为早在21年前，邓小平就已提出了这个问题：15年前，曾想大力推进，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和情况的变化，这方面改革的思路作了调整。事实上，这些年来，已进行了不少改革。但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的要求看，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的时机正在成熟，动大手术治“本”的共识已经形成。不需要顾虑“先后论”了，那会贻误历史机遇、影响改革的大局。
第二，我国有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尽管早已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也有半个世纪，但封建专制的历史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事实上，它对当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还在发生深厚影响。前面所论及的“官本位”就是一例。因此，不动大手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这样深厚的封建影响是很难克服的。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异常艰巨，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因素。
第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根本任务，决定了它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要同步发展，不能先经济后政治、重此轻彼、厚此薄彼、畸轻畸重。一个时期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除了思想政治教育放松之外，尽管抓了制度建设但很不规范，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第四，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为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有两度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好的势头，都因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使国家经历严重挫折。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针，企业和农村的一些改革有了良好开端。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时进行（尽管那时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对整风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言论，即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没有实行法治而是人治，没有运用法律手段而是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加以反击。这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由政治领域发展到经济领域后，也由于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不健全，三年“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第二次是60年代前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和工交企业的试验，以及农、工、商、科、教、文等诸多方面政策的调整，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出现了活跃景象，自然免不了会有一些混乱无序的状况。这个时期，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专断之风更趋严重。在那时，以对党和国家的形势所作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和对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的认识为基础，形成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错误判断，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由于“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这就造成了十年浩劫。邓小平总结这个沉重教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这是20多年前讲的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它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不仅仅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所进行的改革。这个改革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的。它也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改革，而是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述情况说明，无论是从经济的改革还是党的建设来看，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历史的教训来说，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健全其具体的体制和机制，是需要抓住跨入新世纪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着手进行了。这个改革既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就不能只是细枝末节的，而是带有根本性的，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审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渐进方式向前推进，但这与“先后论”是两回事。
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回应了时代的呼唤。他明确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新世纪的重要历史任务（注：《论“三个代表”》第179页。）。“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契机和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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