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产新要素的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CGSS的实证分析_农民论文

农民新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 CGSS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生产要素论文,状况论文,因素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而资本、技术和市场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相对较少。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会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掌握、拥有和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状况。农民生产经营活动中要素需求和使用状况，并非简单的行为选择，而可能受到不仅来自于经济系统、而且还有社会与文化系统的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学实证研究视角，来考察当前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新生产要素使用行为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一、农民经济行为：理论、问题及意义

      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要素的行为属于经济行为的范畴，既然是经济行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理性原则，即亚当·斯密提出的任何理性人的经济行为选择都是为了追逐自我收益的最大化。①根据这一逻辑，农民的经济行为也就不会例外，同样会遵循着理性选择的原则。

      然而，一些经济人类学家则提出，人类经济行为存在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大转型”，传统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之中的，因为生产要素的使用都与社会关系和文化法则密不可分，而现代经济组织已经从初级社会关系中分离和独立出来。②波兰尼的转型论命题引发了经济人类学关于小农（peasant）经济行为的实体论与形式论的争论，③实体论主张小农作为传统社会里的经济行为主体，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性质上是有别的，因而他们的经济行为的逻辑也是有别的，小农经济行为会受到小农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制约，而非简单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而形式论则认为，小农经济行为与市场经济主体并无本质上差别，他们的经济行为只存在形式差异，而本质上同样遵循着理性选择的逻辑，即经济活动的行为选择也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

      小农的道义经济学观点是实体论的典型代表。斯科特（J.Scott）在对东南亚小农经济及抗争历史和经验的考察后，提出传统农民的经济行为遵循着安全第一和生计伦理或道义至上的逻辑。小农不是个人利益至上者，而是道义至上者。他们的经济行为主要是为了生计和消费，农民在小群体的范围内，必须尽量保障家庭的生存和生计，这是他们生活中的基本道义和伦理，追求安全和避免风险是最主要的。④这与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传统农民的行为主要遵循礼俗规则的解释比较相似。⑤

      “理性小农”的观点则是形式论的典型代表。珀普金（S.Pokin）同样在对越南的小农经济研究中，得出了与斯科特截然相反的结论。珀普金指出，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行为，一样受市场规律的支配，他们和资本主义的公司组织一样理性，瞻前顾后，仔细权衡长期和短期的收益，最后才作出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且在政治方面，农民也进行着理性的投入。⑥舒尔茨的“收入流价格”理论也主张传统农民是理性经济人，农民的经济行为也遵循着理性选择的逻辑。舒尔茨提出，一般观念似乎总认为农民维持着小规模的、按部就班的小农生产，是因为农民的保守文化和观念，他们因担心风险而不愿作出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事实上，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之所以要维持低收入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追求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因为农民的生产活动受到“收入流”供给和价格的制约。那些能给农民带来收入增长的“收入流”也就是新的生产要素，由于新要素的价格非常高昂，农民一般情况下很难支付得起，所以农民难以进行生产投资。⑦

      关于农民经济行为的实体论与形式论之争论，如斯科特“道义小农”与珀普金“理性小农”之间的观点对立，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分歧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之上来讨论农民经济行为的性质。正如李特尔（Daniel Little）所总结的那样，斯科特和珀普金的小农范式之争，主要在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农民的行为。理性小农理论是建立在对农民个体行为特点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而道义小农则是从制度、社会关系和集合行动的层面来总结农民行动的整体性特征。⑧此外，理论观点之争也是学科方法论不同的一种体现。微观经济学更多地是从微观的、具体的行为的视角来理解农民经济行为；而社会学人类学则主要从韦伯式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理解农民行动的类型。⑨

      中国农村改革之后，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基本经营制度，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内以非雇用劳动方式进行。恰亚诺夫把这种农业生产组织视为“家庭农场”，并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解释了家庭农场的生产活动的特征，提出作为传统农业的经营主体，农户在作出经济活动安排时，利润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家庭的劳动力及消费需求特征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决策。恰亚诺夫还运用经验数据对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家庭农场对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使用，与家庭结构特别是家庭年龄构成有着显著相关关系，“年轻家庭”由于劳动力较少，而消费人口比例较大，使得他们会减少对土地耕种的需求。⑩

      农民所使用的新生产要素，需要从要素市场上去购买获得。因此，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状况，实际上也是农村要素市场发展状态的反映。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要素市场的出现是经济史中的重要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因为市场就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和生产资料的制度。（11）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农村新的要素市场的出现是由单位间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所诱致的。当农户之间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出现差异时，就可能会诱导农村土地流转和技术市场的出现。林毅夫对农民使用杂交稻技术的经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12）

      综合上述理论，可以发现不同理论对农民经济行为所关注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经济行为的性质；二是农民经济行为的动机与逻辑。就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行为而言，要理解这一行为的性质，首先必须把握一定范围的经验事实。而要认识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动机和规律，那就需要考察究竟有哪些因素支配或影响着农民的行为选择。鉴于此，本文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当前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行为处于何种状态？主要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行为选择？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察，主要目的是通过经验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揭示现实社会究竟有多少农民在经济活动中会使用新的生产要素，由此可把握当前中国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真实状态，并可以了解到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资本、市场和信息的使用状况。对现状的把握和了解，是我们理解农民与新要素市场关系及性质的经验基础。与此同时，关于农民新生产要素使用行为的任何理论解释，其实都离不开经验事实之基础。

      对第二个问题的探究，主要是要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农民新生产要素使用行为的结构特征及形成机制。实证经验分析所揭示的农民使用新要素行为与行动者个体及家庭社会经济因素之间关系，将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和具体经验中去认识和理解农民的经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行为的理论解释。基于经验分析而形成的理论解释，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行为规律的认识，为农村要素市场的培育和改革实践提供理论参考，而且也会为认识农民经济行为的性质和逻辑提供一种理论视角。

      就现实意义而言，农民的新生产要素使用问题与现代农业发展及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密切相关，因为现代农业实际上就是新要素或现代要素在农业中的普遍应用。所以探寻和掌握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的规律，有助于推进旨在促进农民更多地获得和使用新生产要素的政策安排和改革措施。

      二、农民新生产要素使用的现状和特征

      农民新生产要素使用行为是相对于农业生产中传统要素——土地和劳动，以及传统小农的要素使用方式而言的，主要指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对现代农业技术、金融、资产和市场机制的运用。本文对当前农民新要素使用状况的考察，主要是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CGSS），该调查采用标准概率与规模相适应（PPS）的分层抽样方法，最终获得有效农村样本4519个。

      在2010年综合社会调查的“农村模块”中，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询问农民在生产中的新要素使用情况。第一个问题是：“您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情况如何？”三个选项是：“从来不用、偶尔用和经常用”。第二个问题是：“请问您在农业生产中是否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种植或养殖结构？”也有三个选项：“从来不会调整、偶尔会调整和经常会调整”。通过这两个问题可把握农民对两个重要新要素的获得与使用状况，也就是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技术和信息之为新生产要素，在于农业技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市场信息则是提高经济效益和转变生产方式的基础。

      

      从图1的描述统计可见，在现代农业科技使用方面，经常使用的农民占25.8%，而从来不用的有33.9%。也就是在作出有效回答的被访农民中（n=2258），三分之一的农民从来不用现代农业科技，四分之一的农民则经常使用现代农业科技。在市场信息的运用方面（n=2244），44%的农民从来不会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自己的生产结构，仅有18.6%的农民经常会使用市场信息。

      通过这一数据结果，我们可大体了解当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现代科技和市场机制的状况，从中亦可理解到农民与现代农业、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既不算亲近，也不是完全隔绝，多数农民还是或多或少地使用着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由此我们也会发现，当下的中国农民群体，与理想类型中的“传统小农”并非一样。或许这也表明，在传统与现代、小农与现代农民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边界，而更可能是逐步演化的过程。（13）农民与科技和市场的关系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在发生变迁，这在当代农村现实中，也得到充分体现。目前，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实际上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包含现代科技的种子及相关农艺。

      此外，在调查中也还有涉及农民对土地流转市场和资本两种新要素的使用状况。对农民这两种新要素使用情况调查主要是通过询问农户财产性收入、土地流转收入和银行贷款情况而进行的。因为土地流转收入情况反映的是农民利用产权和市场机制这些新要素而获得的收益，财产性收入和银行贷款反映的是农民利用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

      

      表1是农民在土地流转及金融资本使用情况的小结。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为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平均为74.88元，在家庭总收入所占比例仅有0.33%，可谓微不足道，表明农民在资本投资仍涉足很少。相对而言，农户在土地流转收益方面要多一些，土地出租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平均为0.89%，总体来看水平依然较低，在农户的经济活动中的份额和地位并不算重要。如果从范围角度看，仅1%不到的农户有财产性收入，5%不到的农户有土地出租收益。由此表明，使用资本来获得收益的农民在农村依然是非常稀少。

      农民向银行借贷无论是为生产投入还是为生活需求，都反映了农民运用金融资本的基本情况。按照理论推论，银行作为现代金融机构，传统小农通常难以接近，获得银行贷款更难。然而，现实中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推进，其中就包括金融政策对农民农业生产的支持，所以农民向银行贷款也会时常发生。从调查情况看，农户的银行借贷平均水平为5494元，银行负债水平在家庭年收入中的比例为24.4%，即占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然而，农民向银行的借贷行为，在农户之间差异很大，有81.7%的农户没有银行贷款。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将农民新生产要素使用状况概括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新要素的使用范围很小。无论在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的使用方面，还是在资产投资和金融使用方面，目前在农村依然只有很小比例的农户会使用，范围很小。特别是在资产性投入方面，涉足的农民微乎其微。

      第二，新要素的使用水平较低。从农民在家庭收入、财产性收入、土地出租收入的平均水平可以看到，目前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农民使用新要素所得到的收益在农户总收入中只占非常小的份额，意味着新要素的使用依然没有对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地位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和贡献。

      第三，新要素使用的差异性很大。农民家庭收入、财产性收入、土地流转及银行贷款等变量的标准差远远偏离均值，反映出新生产要素的使用在农户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农户之间的差异性意味着农民的分化，即农民群体已经不是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传统小农，不仅有大量农民流向城镇从事非农经营，而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中，也逐渐出现懂得运用现代生产要素的农民。

      三、影响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的主要因素

      既然新生产要素使用情况在农户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如果能找到形成差异的原因，也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会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的新要素使用行为，进而可以理解农民经济行为的逻辑及变迁规律。

      为了分析农民在使用现代农业科技和运用市场机制方面差异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分别以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现代农业科技和运用市场信息情况作为因变量，并选择农民的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个人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等人力资本因素，家庭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特征及消费支出等家庭经济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农民在使用现代农业科技方面，主要表现出：（1）农民个人的性别因素对农业科技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女性更倾向于使用农业技术；（2）农民的学历层次和职业收入水平对农业技术使用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反映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因素与新要素使用行为呈正相关关系；（3）家庭人均承包地规模、农业劳动力人数和有收入人口数等家庭要素配置因素对农业技术使用行为呈现出显著影响，其中家庭人均承包地和有收入人口与农业科技使用行为显示出负相关，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数则对农业科技使用有正向影响；（4）家庭的经济特征对现代农业科技使用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状况越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户，越倾向于使用现代农业技术。

      在市场机制运用方面，我们可以发现：（1）农民个人的年龄因素对市场机制运用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越长的农民越不倾向于使用市场信息；（2）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收入水平这两个反映人力资本的变量显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农民，更倾向于在农业生产中运用市场机制；（3）家庭要素配置中的人均承包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两个变量对农户市场机制运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家庭的经济地位与市场机制运用行为之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反映出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倾向于在农业生产中运用市场机制。

      为了考察农民资本投入、土地流转和金融使用等行为的影响因素，我们将农户的财产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出售财产收入）、出租土地收入和银行贷款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自变量除了上面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使用模型中的所有自变量外，增加了农户银行存款这一变量，以反映农户的经济基础状况。通过回归分析（见表3），我们可从结果获得这样一些经验信息：

      

      首先，农民在资本投入方面的收益，年龄这一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银行存款这一家庭经济因素显现出正向的显著影响，表明农民年龄增长和经济地位提高会促进农民资本投入收益的增长。

      其次，在土地流转收益方面，仅家庭存款这一变量显示出影响具有显著性，但与土地流转收入之间也只有非常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在有些经验研究中，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兼业会影响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14）而在这里，农民外出打工和家庭的耕地及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户土地流转收入并未显现出显著影响。

      此外，农民在金融使用方面，有三个变量显示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们是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个人收入水平和家庭食物消费支出。受教育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可以说是个人人力资本情况的重要反映，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收入水平越高，对金融的认知和运用能力也会相应提高，从而会有更多的人使用金融资本；家庭食物消费支出变量代表着农户的消费需求，消费支出越高，意味着农户消费需求相对更高，需求越高的农户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可能也会相应增多。

      通过对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行为的实证分析，可以将影响这些行为的主要因素总结为：第一，个体性因素如性别和年龄会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响农民使用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以及资本投入，而土地流转和金融使用则不受个体性因素影响；第二，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如学历和职业收入对农民使用农业技术、市场信息和金融资本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民的资本投入和土地流转没有显著影响；第三，农户的要素配置因素包括人均耕地、农业劳动力、人口等对农民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使用行为具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影响到农民的资产投入和金融使用行为。第四，家庭的经济状况因素包括消费需求、地位和基础等对农民的技术和市场机制运用，以及金融和资本的使用行为都有一定的影响。

      四、嵌入性：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的理论解释

      统计分析呈现和检验了农民新要素使用状况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社会学经验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数据或“符码”进行“破译”或“解码”，也就是析解数据背后的深层意义。揭示经验事实的深层意义，实际上也就是要构建出一种理论解释，以有助于人们去认识那些事实的性质和原因。

      那么，对于当前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的经验现实，可以作出什么样的理论解释呢？究竟是用“理性小农”论来解释这一现状，还是将农民现代要素使用行为纳入到“农民道义经济学”范畴之中，还是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原理来对农民现代要素投入行为加以解释。（15）如果用这三种理论来解释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实际上只是从个体、家庭和制度三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农民现代要素投入行为，那么这就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局限：将农民的生产活动纯粹化为微观经济行为。

      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新要素使用行为虽属于经济活动范畴，但是这一行为不同于相对独立经济组织所作出的经营决策行为，即并非纯粹的微观经济行为。如果是纯粹经济决策行为，那么行为选择就自然遵循理性选择的原则。农民经济活动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嵌入于社会生活之中，因而嵌入性（embeddedness）是农民经济活动的重要特点。（16）所以，从嵌入性社会行动的理论视角，来理解农民现代要素使用行为，将有助于我们对农民这一行为的性质和原因加以整体性的（holistic）认识，而不是“盲人摸象”式解释。

      首先，如果把农民要素使用行为的性质视为嵌入性社会行动而非单纯经济决策行为，那么就不难理解目前现代农业要素为何在农村没有被广泛使用、现代农业为何未能普遍推行。农民新要素投入行为是他们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农业经济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于乡村社会生活之中。乡村社会虽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发生变迁，但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等在农村的发展依然相对滞后。17由于农民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所以，经济行动的结构与社会结构是相一致的。在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而未完全转型的过程中，在农业生产中进行现代要素投入的行为也就不会是普遍的行为，但同时农民与现代要素又不是完全隔绝的。由此可见，在农村社会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农民的比例之所以相对较低，用理性选择、道义经济和制度变迁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此种现象的存在实际是农民经济行为与乡村社会结构一致性的表现。

      其次，如果把农民现代要素使用行为的性质视为嵌入性社会行动，那么，就可进一步把农民现代要素使用行为的动因解释为社会情境混合动力机制。经验分析所显示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农户要素配置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因素，对农民现代科技和市场机制运用、资本投入和金融使用等行为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表明农民现代要素的使用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很难用理性选择或安全第一原则等单一逻辑来加以简单解释。例如现实中，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采用现代大棚种植技术，并不完全是效益最大化原则驱动的必然结果，而是与该地区特定时期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密切相关，如村庄内技术能手的引领与其他农民的从众，农户经济基础，农村农业技术推广政策和扶持政策，区域内社会需求特征等，都会对农民的现代要素投入行为产生作用，因为农民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乡村社会生活之中，因而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是相互联动的。

      最后，嵌入性社会行动论和社会情境混合动力机制论为我们认识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视角。如果农民经济活动仍未脱嵌于社会，如果乡村社会维持着传统结构，那么现代农业模式的推广就缺乏社会基础。这样，只能依靠政策去局部推进农业现代要素的投入，而要孤立地普遍推行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将难以达到理想目标。

      五、结论与讨论

      经验调查显示，目前农村的现代要素投入的范围和水平都很有限，这一现实折射出了“三农”的变与不变。尽管当前农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农民尚不普遍，然而至少有一些农民已经开始进行现代要素的投入，这就表明当前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已经在现代化背景下发生了变迁，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小农”。与此同时，农村非常有限的现代要素投入现状，又反映出“三农”的变迁是有限的，尚未完成真正的现代转型，更没有形成所谓的“市场社会”。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的因素呈现出多样性特点。首先，像性别和年龄等个体性因素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农民使用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以及资产投入，而对土地流转和金融使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其次，像学历和个人职业收入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使用农业技术、市场信息和金融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不影响农民的资本投入和土地流转行为；再次，像农户的人均耕地、农业劳动力、人口等要素配置因素对农民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使用行为具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但对农民的资产投入和金融使用行为则无显著影响；此外，像家庭消费需求、经济地位和基础等家庭经济状况因素对农民的技术和市场机制运用，以及金融和资本的使用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实证经验，我们总结出“嵌入性社会行动”和“社会情境混合动力机制”两个理论，用来解释当前农民现代要素使用行为的性质和原因。从性质上看，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行为并不是孤立个体的经济决策行为，而是嵌入于乡村社会生活之中的嵌入性社会行动，因而农民现代要素投入状况或使用行为是与乡村社会结构密不可分的。正因为乡村社会目前尚未彻底完成现代转型，所以农村现代要素使用的范围和水平仍然很有限。

      就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的动因而言，理性选择或安全第一原则并不能全面解释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的动力机制，而“社会情境混合动力机制”理论则把农民新要素使用行为视为在一定社会情境之中由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全面理解为什么有些农民会使用新要素，而有些农民则不会。

      关于农民现代要素使用行为的嵌入性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情境混合动力机制理论的实践启示是，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不宜盲目、孤立地推进，而要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协同推进。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③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④Scott,James C.1976.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Yale University Press.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⑥Popkin,Samuel.1979.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⑦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Little,Daniel.1989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⑨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⑩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0-38页。

      （1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3）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4）李庆等：《农民兼业化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相关性研究》，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3（3）。

      （1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20页。

      （16）陆益龙：《嵌入性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安徽小岗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7）陆益龙：《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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