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历史性转换的前奏——美学转型问题研究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前奏论文,美学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学转型的多元取向和多种建构
在国内90年代美学转型的多声部大合唱中，我们认为最有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对“实践美学”的反思提出来的“改造完善实践美学取向”、“超越实践美学取向”以及与关于实践美学的论争既有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的“审美文化取向”、“中国古典美学取向”和“辩证和谐美学取向”五大取向。其中任何一种取向，都包含着倡导者对现有美学状况的反思和对原有观点体系的估价、对所取方向历史和逻辑的论证、对该方向发展的初步设想或整体建构，有的还涉及其他取向对该主张的评论或批评。下面我们循此思路择要予以述评。
（一）“改造完善实践美学取向”
这是在关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出现的代表性观点。讨论初期可细分为坚持派和改造派。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坚持派也注意到了“实践美学”的缺陷，提出发展、修正的看法，两派认识趋于合流。有鉴于此，我们依据最新的相关言论的相似方面，把这种观点概括为“改造完善实践美学取向”。
该派认为，“实践美学”在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开始发韧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80年代的美学热中则进一步聚集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力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美学体系和蔚为壮观的宏大气势。究其原因，是由于它找到“实践”这一联系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中介环节，找到了沟通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真正桥梁，从而得以超越是对象决定主体还是主体决定对象的二元对峙局面，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主客观统一论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正因为此，“实践美学”是迄今为止国内最有理论价值，也最有发展前景的一派学说。该派也承认，已有的“实践美学”成果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甚至较为严重的问题。如有的指出：“在实践的性质上过多地强调主体的群体特征而忽视其个体的独特价值；在实践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理性的必然法则而忽视其感性的偶然作用；在实践的结果上过多地强调历史的积淀功能而忽视其现实的突破意义。”（注：参见陈炎《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6期；《改造并完善实践美学》，《光明日报》1997年7 月12日；《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有的认为：论争中学者们“对‘主体性实践美学’与‘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本身就隐含着逻辑上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积淀说’背后日益滋长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片面强调审美活动中的理性、群体性、人类性的批评，都是切中要害”的（注：朱立元《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修正实践美学》，《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有的指出：“实践美学存在种种结构上的缺失。”（注：王德胜《实践美学需要发展而非超越》， 《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然而这些学者在指出上述缺憾的同时， 又一致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实践美学”的内部，即在“实践美学”的根本基点上和总体框架内加以纠正，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诸如“生存”和“生命”等前实践范畴内得到解决。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实践美学”也许终将被更高的理论形态所超越，但这种超越必须建立在更高的哲学背景上，而在此之前，改造较之超越更为稳妥。
如何改造完善“实践美学”呢？该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初步设想。有的从宏观上提出：第一，为其确立真正的实践本体论（而非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基础；第二，对“实践”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不局限于物质生产实践，而是人生实践，即人在世界中的全部生存活动及方式；第三，在人生的实践基础上展开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即审美活动的方方面面（注：朱立元《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修正实践美学》，《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 有的在强调对“实践美学”的主要命题进行必要的清理和重新厘定的同时，着重论析了“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对重建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意义：“它既不是从经验出发，用有限的现象来描述或囊括无限的本体；它也不是从主观幻想出发，用超验的幻想来解释或界定存在的意义；它要真正抓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环节，从‘实践’入手而将破碎的世界重新统一起来。由实践而造成的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体之间的逻辑鸿沟，也只有通过‘实践’，在现实上观念上和情感上加以填平。而‘实践’既是群体的也是个体的，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承继历史的也是面向未来的……真正的实践本体论绝不应是一种外在于感性个体的文化宿命论，而是与‘此在’的‘在世结构’密切相关的文化承继论和文化发展论。正因如此，‘实践美学’的最大意义不在美学本身，而是从美学角度为实践本体论所提供的支持。”（注：参见陈炎《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6期；《改造并完善实践美学》，《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
（二）“超越实践美学取向”（后实践美学）
这种取向萌芽于80年代初对“积淀说”的批评，初显于80年代末对“积淀说”的“突破”，深化于90年代初重评“积淀说”和“突破说”的讨论，渐成声势于1994年《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论文的发表。虽然前后历史语境、具体观点和表述形式均有较大变化，但理论核心和基本倾向并无实质区别，这就是：从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探寻美的根源，超越理性主义，还人以个人的感性的本体。总起来看，该派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实践美学”有其历史功绩和合理性。它与“改造完善说”的最大不同，在于认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观点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不可能在其学派或理论体系的范围内真正解决，因而必须打破“实践美学”体系，彻底超越“实践”这一核心范畴，确立诸如“生存”、“生命”、“存在”等新的逻辑起点，建构超越乃至取代“实践美学”的新的美学形态。具体分析，该派各代表人物对“实践美学”的基本估价和提出的具体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较大差异，下面分别论列。
1.“生存美学”认为，“实践美学”存在着在其体系内不可克服的十大缺陷：残留着理性主义的印记；具有现实化的倾向；强调实践的物质性（物质化倾向）；强调实践的社会性（非个性化倾向）；未消除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在实践与审美关系上的决定论模式；实践与美的实体化、客观化倾向；实践范畴导致审美片面的生产性、创造性，忽视消费性、接受性；缺乏解释学基础，只有实践本体论基础；以一般性命题（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代替审美的特殊规定性。这诸多方面的缺陷，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克服，应当以“生存”作为美学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本体论基础，并由此推出整个美学体系。在人的三种生存方式和对应的三种解释方式中，只有超越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式才是审美，因而审美的本质就是超越。这样，审美就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它是超理性的；是超现实的；是纯精神的；是个体性的；是消除了主客对立的；是具有自身的性质、规律的；是自我创造的；是生产与消费、创造与接受的同一，具有了本体论与解释学相统一的哲学基础；而“超越现实的自由存在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式”的命题，则提示了审美的特殊本质，或者说审美的特殊本质就是超越（注：参见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走向后实践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答朱立元同志》，《学术月刊》1996 年第2期）。
2.“生命美学”的基本观点，早在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中就已有较为系统的表述。近年来又有所补充和深化。“生命美学”认为，美学的重建应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开始。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表现在由理性主义的思路所导致的把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应拓展美学的指导原则即把实践活动的原则扩展为人类生命活动原则，实现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即从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差异性入手，以人类超越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生命活动作为逻辑起点，在人类生命活动的地基上开始美学的历史性重建（注：参见潘知常《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学术月刊》1994年第12期；《美学的重建》，《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 《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或1995年修订版）。
3.“存在论美学”认为，20世纪的哲学从以“我思”为中心的认识论转向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存在论，因此，走向以语言为中心的存在论美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语言中心的存在论是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以现象学为出发点的基础存在论。把立足点转移到基础存在论上来后，存在论美学与传统美学相比，就从二元论转到一元论，从形而上学转到了现象学，从认识论转到了存在论，从而把美与审美纳入另一种理论视野，具有明显的多方面的理论优势和传统美学所不具有的诸多新作用（注：张弘《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
4.“修辞论美学”认为，目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修辞论美学所要达到的修辞论视野。即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这种新的综合过程就称为“修辞论转向”，这种新的美学就是“修辞论美学”（注：王一川《走向修辞论美学》，《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对“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初始集中在“生存美学”上，以后扩展到对“生命美学”、“存在论美学”以及“后实践美学”的整体性批评。概括来看，批评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超越美学”对“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有很多误解甚至曲解（注：参见朱立元《“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张玉能《坚持实践观点，发展中国美学》， 《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第二，“超越美学”提出来用以取代实践范畴的生存、生命、存在等等难以成立，取代不了也超越不了“实践美学”。如有的指出：生存等范畴含有理论上的主观设定的任意性和理想化，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明（注：王德胜《实践美学需要发展而非超越》， 《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有的认为：如上前三种美学的理论基础即生存哲学，或是强调生存自由的无意识性如“超越美学”，或是强调存在表象的经验性如“存在论美学”，或是强调生命自由的理想性如“生命美学”，都不过是强调生命、生存、存在的某一非本质方面，并非生命、生存、存在的基础（注：杨恩寰《实践美学断想录》，《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第三，“超越美学”以生存、生命、存在作为本体论基础取代“实践”，是一种倒退。如有学者指出：“后实践美学”不是对“实践美学”的真正超越，而恰恰是一种后退，因为所谓“生存”或“生命”，不仅无法区分知情意或真善美的不同，甚至无法区别人与动物的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后实践美学”，有着从马克思退回到费尔巴哈之嫌（注：参见陈炎《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6期；《改造并完善实践美学》，《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有的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说到底，‘超越美学’不过是一种回归或还原美学，一种回复到原始感性的生存美学。这绝不是对‘实践论美学’的超越，而是一种倒退。”（注：杨恩寰《实践美学断想录》，《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
（三）“审美文化取向”
审美文化研究是美学转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向。
国外审美文化研究起步较早。前苏联学者至迟在50年代已开始使用“审美文化”概念，并取得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成果（注：金亚娜《苏联的审美文化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在西方，审美文化研究是随着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由现代文化思潮向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发展而产生的。但西方学者往往不直接使用审美文化概念。国内首次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是1988年出版的《现代美学体系》。但审美文化真正成为重要的学术问题乃至美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取向，则是90年代以来，围绕着美学的困境和出路的讨论而形成的。几年来，热度不断升高，取得较大发展。特别是中华美学学会于1994年成立了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更有力地推动了审美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
近年来的审美文化研究涉及到审美文化的概念、对象和范围，审美文化研究与美学学科和美学史的关系，审美文化的作用、理论建构和发展前景等诸多问题，这里只能勾勒几个问题研究的轮廓。
关于审美文化概念的界定，根据界定的方式、角度等的不同，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侧重从审美文化的范围构成概括的，如“所谓审美文化，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注：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也有人认为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审美层面，是指人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各种文化产品时出现的一种精神现象（注：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侧重从审美文化与文化的联系和区别概括的，如认为审美文化是文化与美的结合，是对于文化高标准的要求（注：蒋孔阳《杂谈审美文化》，《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侧重从历史发展角度概括的，如认为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此时艺术与审美已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并起支配作用（注：聂振斌《什么是审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原则进行概括的，如认为“审美文化是现代文化的主要形式，也是高级形式，它把超功利的愉悦性原则渗透到整个文化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注：聂振斌《什么是审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在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上，围绕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焦点，形成了相互抵触的不同观点。围绕着文学艺术在审美文化中的地位，形成了艺术中心论和反艺术中心论的分歧。“艺术中心论”认为，审美文化应以艺术为中心、主体（注：周来祥《东方审美文化研究·前言》第1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或主导（注：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反艺术中心论”则认为，审美文化概念表现了审美——艺术活动向日常生活的泛化，这个转换是审美文化的基础，也是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区别点（注：肖鹰《当代审美文化的界定》，《学术季刊》1994年第4 期）。生活与审美同一、生活与艺术同一是当代审美文化最关键的观念（注：潘知常《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围绕着审美文化适用的时限形成了强调当代性、现实性、当下性和主张可广泛运用到人类文化始终的分歧。前者认为：审美文化是历史运动的产物，是对当代文化的规定性表述（注：见马宏柏《审美文化与美学史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后者则指出：审美文化概念不仅适用于现当代，也适用于古代（注：朱立元《审美文化只适用于现当代吗？ 》《深圳特区报》1997年7月9日）。围绕着审美文化在当代的横向领形成了其是否等于大众文化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当代审美文化就是指大众文化（注：见马宏柏《审美文化与美学史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一种意见认为审美文化不等于大众文化（注：滕守尧《大众文化不等于审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关于审美文化研究与美学学科的关系，有两种主要看法。一种意见从学科分化交叉的角度，把审美文化研究视为美学与文化学的结合，是美学和文化学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已有的“审美文化学”著作大都持此观点。另一种意见从层次关系的角度，借用结构主义的话语，认为审美文化研究与美学的关系类似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前者是抽象理论层面的概括，后者是具体实存的现象层面，是指以文学艺术为核心，具有审美价值的具体文化形态，两者不能截然对立（注：见马宏柏《审美文化与美学史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
在审美文化理论的建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基本倾向。一种倾向主张与西方理论批评化接轨，主要把审美文化研究看作直接介入现实的话语方式，看作一种特定形式、特定层面的文化批评，因而不注重系统理论的建构。另一种倾向则主张把审美文化研究视为一门学科建设，因而往往提出种种初步的理论构想。
审美文化之所以受到全社会和美学界的高度重视，是与它多方面多层次的功能效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审美文化的功能包括审美文化本身的功能和审美文化研究的功能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学者们对它们分别作出了各有特色的概括和阐述。关于审美文化自身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它具有满足我们的爱美天性，满足情感交流的需要，满足自我表现的需要三种功能（注：蒋孔阳《杂谈审美文化》，《文艺研究》1996 年第1期）。有学者则把审美文化的功能概括为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两种（注：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审美文化研究的功能包括社会功能和学科发展建设功能。关于前者，学者们普遍强调了在世界文化冲突与融和、国内市场经济确立与发展的条件下，审美文化的人文导向功能，与科技文化的融合互补功能以及促进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功能。关于后者即审美文化研究对美学学科发展和转型的作用，学者们分歧很大。有些学者认为审美文化研究代表了美学转型的方向，是美学新的生长点、新形态，它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经典美学话语和理论形态的终结。有些学者则认为审美文化不能代替当代美学的全部，美学的提高主要还得靠基础理论研究，过于强调审美文化的意义，只会导致美学的消解。有的甚至根本否定使用“审美文化”术语的必要性。
（四）“中国古典美学取向”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症”和“话语重建”成为热门话题。何谓“失语症”？如何“重建”？众说纷纭。一种代表性意见认为，“失语症”是一种文化上的病态，它主要表现在中国当代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每当我们开口言说的时候，使用的全是别人的也就是西方的话语系统。这种情形由来已久，自“五四”反传统浪潮肇始，就造成了我们原有的几千年的完整而统一的传统的断裂和失落，使我们失去母语，陷入失语状态，从而丧失了在中西对话上的对等地位。要消除这种“病态”，就必须恢复断裂的传统，找回失落的话语体系，直接发扬光大。“中国古典美学取向”的出现显然与这种刻意回归传统的倾向有相互呼应的密切关系。总起来看，这种取向反对以外来文化、美学作为构建中国美学体系的基础，强调重视中国传统美学和审美文化自身的特点，以中国传统美学、审美文化为依托，建构美学和审美文化体系。但具体看法各异。
季羡林先生认为，美学的“根本转型就是把西方的那一套根本丢掉”。他在正面回答美学转型转向何处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美学家跟着西方美学家跑得已经够远、够久了。既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死胡同，改弦易张，另起炉灶，建构一个全新的美学框架，扬弃西方美学中无用的、误导的那一套东西，保留其有用的东西。把眼、耳、鼻、舌、身所感受的美都纳入美学框架，把生理和心理所感受的美冶于一炉，建构成一个新体系。这是大破大立，而不是修修补补。这是美学的根本转型， 目的是希望中国学者开创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注：季羡林《美学的根本转型》，《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98年第1期）。
有的学者则提出：由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都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学体系，所以越来越陷入重重困境。有鉴于此，美学研究应该以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美学超越感性和超越理性的悟性思维方式去重建美学体系（注：张立斌《实践论、后实践论与美学的重建》，《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
（五）“辩证和谐美学取向”
“辩证和谐美学”并非90年代提出的，但由于它本身一直处于动态建构之中，其学说体系已包含了美学和审美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而其代表人物目前又积极投入美学转型问题的讨论，并提出有鲜明特色的见解，故将它列为代表性取向之一是持之有据的。
该派学者认为，时下提出的各种转型理论都有局限和弱点。“实践美学”（应为自由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应为生命美学）共同的不足，就是在思维方式上仍停留在对象性思维阶段，都把美归结为单纯的客观存在。前者是主体的物质实践，后者是主体的生物性存在。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美的特殊本质问题。因为并非所有的主体实践的产物都是美的，也并非所有的生命都是美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局限，就是认为只有实践或只有人的生物性存在是本源的、本体性的，而看不到主客体的客观关系也是物质的、本源性的、本体性的，看不到本源性、本体性是有不同层次的。对审美领域来说，主体实践、生命存在都不是本体性的，美的本体已进入主客体的审美关系系统了。让美学转向审美文化理论，这既解决不了美学的困境，也不能建立新型的美学理论，它只不过扩大了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该派学者也不同意直接从东方和古代美学中寻找东西作为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的基础，把现代的美学问题研究简单地变成对传统的反思和寻根。因为古典美学从问题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方面都不如近代美学，简单地恢复到古典美学上去，不可能建立真正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
在“辩证和谐美学”看来，要真正实现美学转型必须搞清什么是型、转什么型、如何转三个问题。“型”包括具有新的范畴，范畴的内在结构模态是什么，这一模态结构在意识形态视野中是什么性质三层含义。解决转什么型的前提是明确美学过去是什么型、现在是什么型、将来又应该是什么型。过去的型是以素朴和谐美为理想、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为代表、包括了由壮美经优美到萌芽崇高历史嬗变过程而趋向近代的古代的型。近代的型在其典型形态上主要指西方而言，它自康德提出崇高这一划时代的概念，打破古代和谐的圆圈模态以来，已完成了由崇高到丑再到荒诞的三部曲。我们应该转向的未来的型是充分扬弃古代、近代的型整合而来的新型的“辩证和谐美学”。美学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要突破古典素朴和谐的美学观念，吸收综合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对立的美学观念，走向一种更高的辩证和谐的美学观念。要完成这一美学的现代转型，克服时下种种理论的缺陷，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突破，关键在于理论家的思维模式能不能转变到代表当今人类思维发展最高水平的辩证思维模式上来。这是心理模式的转型，是整个文化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说也是古代人经近代人向现代人的转型（注：参见周来祥《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美学》， 《社会科学家》1997年第2期；《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突破》，《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
二、美学转型研究的意义、问题和前景
审美鉴赏强调距离感，距离太近会因功利感过强而不易准确评价，太远则缘缺乏深入体验而难以引起共鸣。对学术问题的评价可能也是如此。由于美学转型研究就发生在目前，并且各种观点仍处在动态发展之中，因而很难准确全面地把握其意义和价值。但就已有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可以明确指出的。
首先，美学转型问题的研究，打破了美学由热转冷后的沉寂，改变了80年代后期“实践美学”一枝独秀的格局，尤其是在本体论研究方面，使美学再显生机和活力，初步呈现出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态势。虽然前述取向并非都是反对“实践美学”的，但它们的理论主张显然各有独特之处，即使在本体论意义上，大多也都可备一说。而且这些取向大多派中有派，极为丰富。如“改造完善实践美学”中就有侧重坚持、捍卫和侧重改造、完善的不同倾向。聚集在“超越实践美学”旗帜下的各种观点虽然有共同性，但各自的理论渊源、具体阐释亦不尽一致。“审美文化取向”中至少也有强调审美文化批评和强调审美文化学科或文化美学的不同。虽然这些观点多数仍处于初创阶段，但假以时日，真正有现实土壤和理论生命力的学说定会渐成气候乃至蔚为大观。这就宣告了旧有状况的终结和多元并存新格局的诞生，为美学的再度发展营造了气氛，提供了生机，注入了活力。
其次，美学转型问题的研究，为美学走向更高层次的整合融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美学转型研究中的多元并存的论争态势，促使每个美学流派、每种美学观点都不得不更加审慎地反思自身、审视别人，在相互论争中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例如，“改造完善实践美学取向”在论争初始，除个别学者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实践美学”的诸种弱点外，大多为坚持捍卫“实践美学”原有理论而对“超越美学”的所谓误解和曲解进行反驳，几乎没有承认“实践美学”有什么缺陷，也没有从理论根基上对“超越美学”提出最有力的批评。但随着讨论的深入，随着“实践美学”对自身的冷静反思和对“超越美学”的精心审视，出现了诸多明显变化：由起始集中在对“超越美学”代表人物的指名商榷上，到后期把批评的范围扩大到“生命美学”和“存在论美学”，并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由起始多数不承认“实践美学”有明显的理论缺失，到明确接受“超越美学”的某些批评，有的甚至把“超越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生存、生命等也吸收到“实践美学”中来；由初始重在批评和反批评，到后期更多地提出修正、改造、发展、完善“实践美学”的构想。就连没有直接介入论争的原“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也在近些年的论著中大谈感性、个体、偶然，悄然地调整着自己的理论重心。反观“超越美学”，也有类似情况。“超越美学”的某些代表人物初始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但后期也不得不对“实践美学”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一再表示要以“实践美学”为超越的基础，并在自己话语系统里给实践以重要的地位。至于各种取向间理论术语的互用、研究领域的交叉，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文革”前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四派并存的理论格局，80年代大讨论各派既分立又趋同，最终确立了吸收包含了更多积极成果的“实践美学”的主导地位，那末，这次美学转型研究所形成的多元取向和多种建构，也肯定会相互促进，相互交融，推动我国美学理论在一个新的基点上，实现更高层次的整合。
再次，美学转型研究，推动美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走向现实生活，切入审美实际，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革”前的美学大讨论主要是在美学界、学术界进行的，基本上停留在理论探讨上。80年代的特定历史环境虽然使美学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几度掀起美学热潮，但也主要表现在美学理论的普及和实用部类美学的扩展上，不少美学家仅仅满足于理论的自我完善，而较少真正接触现实生活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审美实际，无论在走向现实生活的理论自觉性上，还是在切入审美实际的具体途径及操作手段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直接影响了美学社会作用的发挥。这既是美学由热转冷的重要原因，也是90年代促使美学转型的主要缘由。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愈来愈明显的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的相互渗透趋向或日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趋向，给予美学巨大的影响。虽然断言目前中国已实现了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的同一尚嫌过早，但生活与审美的互渗趋同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就使转型研究中的各种取向、各种观点都不能不更自觉地考虑自己的理论主张与现实生活和审美实践的对应关系，有些研究取向，如审美文化批评理论，则旗帜鲜明地以强烈关怀现实、直接介入现实生活为主旨，不仅理论的自觉性大大提高，而且介入现实的手段、途径也更为丰富、有效。这就使美学在与现实联系的深度和广度上，均超出以往。
最后，美学转型研究，为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如果说“文革”前和80年代的美学论争，更多是在国内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进行的，那末，90年代的美学转型研究则主要是在世界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跨世纪背景下展开的。论争中，世界文化和美学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是不同论者立论的着眼点或参照系。这样，就必然有利于我们清醒准确地认识中国美学的特点，认识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格局中的位置，更自觉地寻找中国美学自己的声音，建构既能与国际美学沟通，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理论体系。
当然，美学转型问题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言必引经据典和无根据地怀疑指斥同时并存；在对待西方现代哲学文化、美学理论上，笼统否定、绝对排斥和盲目搬用、生吞活剥兼而有之；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理论上，同样存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个极端。至于学风上的不良现象更是有目共睹。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美学转型研究健康深广地发展，是今后应正确加以解决的。
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巨大的世纪性课题，面对如此重要的课题，学者们潜心研究，踊跃参与，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也是一个巨大的世纪性难题，面对如此难解的问题，任何设想都显得不够完善，任何建构都似乎难尽人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是在这百家争鸣之中，就是在这瑕瑜互见之中，却奠定了美学未来辉煌的基础，吹响了其跨世纪历史性转换的前奏。